琢磨一下“受害者叙事”

学到了一个高级名词：受害者叙事。

俺这个笨人儿，本着“不懂就要学”的精神，仔细查了一下什么叫做“受害者叙事”，为什么有人说它是有害的。

受害者叙事，大概说的是从受害者角度来叙述事情、从而可能失去了全局观吧。简单来说，就是执着于”受害者“人设吧。

隐隐约约地，我感到了另一种对受害者的苛刻要求。

受害者就是受害者，受害者从自我的角度出发来叙事，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受害者叙事的有害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如果ta的受害是由多个人造成的，ta可能会自动排除深信不疑的人，有权有势惹不起的人，或者超出学识范围之外的因素。ta只会抓住ta抓得到的人。ta的归因可能不清楚，ta的谴责可能有失公允。如果ta攻击了不该攻击的人，似乎试图把自己所受伤害转移出去，那只能说，ta本身也应该作为一个加害者，受到别人的谴责。但是ta作为加害者，不能抵消ta所受到的伤害；ta所受的伤害，不能抵消ta施加的伤害。不是ta从受害者转变为加害者，而是ta具有受害者与加害者双重身份。

与其说“受害者叙事”容易让一个人从受害者变成加害者，我倒觉得，被倾听和回应的“受害者叙事”，能帮助避免一个人成为失去了方向感的加害者。相反，对于“受害者叙事”的鄙夷，可能会导致受害者更加失去努力的方向。这是我对随意使用学术名词的隐忧。

以我自身的经历来说，我理解上一辈在一个特殊的时代所受的伤害，以及他们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把伤害向后代转移。他们应该进行“受害者叙事”，同时也要接受他们的受害者对他们进行“受害者叙事”。可怕的是，承认错误本身就需要极大的勇气，而周围的环境却一直极力避免和打压“受害者叙事”。怎么，他们在有生之年就不配继续拓宽自己、做个明白人吗？于其说我痛恨代际伤害，不如说我痛恨这种“不可说也”的病态环境。我曾千万次地亲切问候这些极力维护这种病态的人的全家。

第二，如果一个人总是以受害人自处，会抑制ta自身的发展吗？这个结论需要严格的逻辑检验。首先，受害者通常是某个事件或意识形态的受害者。这个事件的影响或者形态会持续一段时间。比如，有色人种在种族歧视严重的地方和年代，一定是毋庸置疑的受害者。争取权益的路是漫长的。如果以时间长短来论“总是以受害者自处”，恐怕是因为旁观者的不耐烦和厌倦呢？因为懒得关注了，失去了兴趣，又唯恐失去“善良”的人设及心理优势，给对方冠以“受害者叙事”的名头，的确是个很方便且“体面”的手段啊。呵呵。

也许，“总是以受害者自处”的人，在另一种眼光里，就是“为自己所受的伤害不懈地奔走呼吁”的英雄。他们或者就在这种不懈的呼吁中拓宽了自己。作为普通人，我没有精力时刻关注这样的”英雄“，但是必须尊重他们的选择。我甚至很佩服他们的坚持不懈。

另外，某件事或者意识形态的”受害者“，并不是全方位的“受害者”。就像一个有色人，在承受种族歧视的同时，可以是个企业家，可以是个颇有建树的学者，可以是个脚踏实地、拥有稳定生活的普通人。如果因为一个人自称是“受害者”，旁观者就意淫这个人一定方方面面都一败涂地，那就象鲁迅笔下的一些人，看见裸露的胳臂就联想到裸体。究竟是谁有问题，还真不一定。这可能反映了我们太想卓尔不群了，太想找到自己成功的证据了，以至于忍不住通过蛛丝马迹来认定某个以受害者自处的人已经被我们PK掉了。这么端着自己，是僵硬和失败的开端。

（其实穿过网络的面纱，非要论世俗的资本，比如学历，那谁比谁优秀还真不一定。只是，我已经看到太多的人，因为一开始就端着，就无法再把自己视为普通人，无法平等地说话，无法接地气地说话。这让我更加相信，如无业务需要，在网络的某个地方，剥离世俗中的各种标签，以比较纯粹的ego存在着，不失为一种保持心智健康的方式。）

当然，因为坚持受害者叙事而停滞的人也是有的。走在路上偶尔踩了狗屎，就抱怨因为自己是有色人种才踩了狗屎。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人，即使没有受伤害，也会执意认为自己受到了伤害。比如，目前采取主动独身的人越来越多，无论男性女性。就我有限地看到的，女性一般不会去刻意解读主动独身的男性。但是有些男性会把女性的主动独身解读为仇男，所以他们是受害者。其实，独身是个人权利。世上多的是正式或非正式的尼姑修女，与卿何干？他们也许忧心于这种个人选择会形成普遍趋势，引起很多人跟风。放心吧，没有人是傻瓜，这么重大的问题上，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不会盲从。如果真的形成了普遍的潮流，那我觉得听一听女性的“受害者叙事”，可能会有助于理解这个现象和解决造成的问题。

再反过来，不进行”受害者叙事“就一定是好事吗？未必吧。否认被伤害，选择性遗忘，本身就是病态之一。

再检验一个综合情景。WG结束后，伤痕文学流行了一阵子。我认为是好事。没有充分的受害者叙事，就不足以充分挖掘并理解那个时代的影响。但是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就是在那段时间加害他人的人，也自称“受害者”，认为自己被那个时代影响而荒废了青春。如此，导致所有的人都成为“受害者”，去谴责一个已经成为空壳的“社会”；而没有具体的人，把教训铭刻在社会基因中，去避免重复错误。我想，那些加害他人的人的“受害者叙事”是真实的，他们对于“荒废青春”的痛苦是真实的。但是他们不能逃避自己对他人的伤害。这才是完整的真诚的叙事。而且，也的确有一些勇敢的人，最终向他们伤害过的人正式道歉，哪怕他们伤害过的人已经离世，哪怕他们当年少不更事，哪怕那些人的后代坚决不原谅。但是，他们的道歉是对自己的治愈，他们可以原谅自己。一个道歉就算了吗？可能算便宜吧。但是看看吧，这个世上死不道歉的，抵赖的，掩饰的，假装遗忘的，比勇敢道歉的要多得多。

所以，没有“受害者叙事”的荒诞与可悲，只有不完整的“受害者叙事”。当以一种鄙夷和可怜的态度看待“受害者叙事”时，只会抑制表达。只有通过充分表达和回应才能促成相对完整的叙事。但是，这个重担不可能通过受害者单独来完成。治愈必定是一个充满互动的过程。

作为某个事件或者某个意识形态的受害者，如何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不失去方向感、不停滞呢？首先，你内心可以对施害者进行缺席审判，并且容许自己愤怒。只要你的审判足够真诚（即，充分考虑了自己的因素），就不必追求任何人的认同。当愤怒达到峰值，开始产生消极影响的时候，就是开始消解愤怒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问自己，假如没有这个伤害，你的生活秩序是怎样的？然后就按照这个秩序去生活。就像痛快哭过的人自然而然会去吃饭和睡觉。当注意力转移到了建设性的生活秩序，自然就失去了责备和愤怒的兴趣，这就是原谅。这是Dr. M Scott Peck在他的书中对原谅的描述。这可能是一个需要数次循环的过程，需要勇敢执着地自我追问。发现自己归因过于简单、甚至审判错了人，都是正常的。在下一个循环中承认即可。当有第三方力量参与进来企图打压抑制你的审判和愤怒时，不要客气，把它们一起审判进去，容许自己对它们愤怒。

对于“受害者叙事”的某种鄙夷，或许，也是一种对”完美受害者“的苛求。除了加重受害者不应承担的愧疚和自卑，毫无裨益。真正有助益的做法，是启发受害者的审判、愤怒、和重回生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