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历史学研究的新方向？

毕业多年，偶尔回归课堂，虽然梅雨季节，上了年纪不免困顿，但是收获依旧颇丰。

不得不说，虽说日本这个民族毛病不少，不过就交际这个问题而言——无论是日常的，还是学术的——在我感觉起来都比欧美人舒服很多。人文学科终究还是很主观的东西，而承认自己的观点并非普世，大概是讨论开启的前提。

复旦文史研究院这个夏季研修班的主题偏向“全球史”，个人兴趣使然，我只听了最后一天。最深刻的印象是羽田正先生讲座结束后的答疑环节，叶文心先生的提问让我突然想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历史学的理论与应用的关系。曾经我是以为历史学没有应用价值的：“以史为鉴”到底是什么意思？为政治与教育服务是历史学的应用价值吗？“工具学科”的价值？坦白说，我对此始终难以苟同——客观真实已经被解构，为现实需求服务的历史学真的有意义吗？

羽田先生倒是很坦诚地承认了这一点。他的根本立场基本可以概括为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线性历史还是横向断面就无关紧要了，只要能够与现实对比联系，就能起到它的作用。也正因为此，他站在全球化时代的需求层面，倒推过去提出了“全球史”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强调特定时间点上不同人类集团和区域集团的联系、特定文化或个体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概括而言，就是由具体节点延展开去，形成发散式的历史，以取代简单的时序发展逻辑。

某种意义上，这一观点与下午场夏德明先生的“微观全球史”不谋而合。只是将关注的点从单体的个人或者事件迁移到变化与联系。

听上去很好理解，连随之应运而生的研究难点也顺理成章——语言的沟壑和知识（思维）背景的差异。

事实上，这是一道天堑。且不论再优秀的翻译也无法百分百传递源语言的文化系统，西方世界从一开始就没有理解他者的意图，他们的目标是自由主义的普世化。于是叶先生从容地提出了“全球史”的实践可操作性，羽田先生也从容地回复了“借鉴理工科的跨界精神”，“尝试合作”。

这个“借鉴”与“尝试”就很灵魂——因为……太不现实了。

这样的“尝试”不仅要求专业水平的翻译，而且要求极高程度的志同道合与相互尊重，难如登天。

然而，可行性思考就在这时忽然提醒了我一件事——羽田先生所做的，是理论研究；能否应用、如何应用，却不是理论提出者的工作。 我读书的时候，对于史学理论一直是个一知半解的状态。陈新先生后来在上师大的一次演讲中阐明，理论研究者，做的是导向性的工作，这本身就是史学理论的价值。

羽田先生所谓的“新世界史”（全球史）是一种非排他性的多元化立场，倡导通过克服语言的障碍，消除智慧与文化的隔阂，达成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相互理解——这是系统性的理论，需要在实践中得到细化，是方向，不是方法；是理论，不是应用指导。

单就这个意义而言，新的理论，贡献永远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