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2021年17期“文献”专栏

《南风窗》2021年17期“文献”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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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风窗 2021年17期 字体：大 中 小 打印当页正文

持久博弈背景下美国对外科技打击的策略辨析—日本半导体产业与华为的案例比较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任星欣，余嘉俊 　　本文节选自《当代亚太》2021年第3期 　　当前，中美之间围绕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呈现持久博弈的明确趋势。在这一趋势之下，不仅需要具体分析美国当下的种种举措，更需要在战略层面深入研究美国的长期策略选择。 　　第一，就美国打击日本半导体产业案例而言，现有的三类观点—贸易争端、以半导体协议作为打击手段、扶持竞争者—并未准确理解美国的打击策略，无法解释美国如何使日本半导体产业全面溃败。本文认为，美国对日本的打击，在表面上将倾销和市场壁垒作为主要关注点，以协议的签订和执行为主战场，但这仅仅只是一种掩饰，美国真正的打击策略是“市场压缩”，即在日本企业具备技术领先优势和生产成本优势的背景下，极力避免与日本的市场竞争，转而胁迫日本企业退出市场，压缩日本企业的市场份额，从而摧毁其生存基础。 　　第二，“市场压缩”策略之所以能够实现显著的打击效果，根本原因在于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需要充足的市场空间加以支撑。市场空间的快速收缩将会导致产业收入减少，进而导致研发投入被迫减少，从而在技术快速演进的竞争环境之下丧失优势。这将导致产业竞争实力下滑，市场份额进一步萎缩，如此循环，整个产业体系将走向崩溃。美方正是通过胁迫日本产业退出全球市场，并且胁迫日本产业直接让出20%的国内市场份额，造成日本产业的市场空间急剧收缩，从而进入上述恶性循环之中，最终导致日本整个产业体系全面溃败。 　　第三，当前美国對华为正在从短期打击转变为持久博弈。对策略选择和具体行动的分析表明，美国对华为的打击策略很可能是“技术限制协同下的市场压缩”。对美国而言，短期内卓有成效的供应链打击在持久博弈之下反而存在让对手变得更加强大的可能。因而在持久博弈的背景之下，美国很可能会将打击策略聚焦于不断压缩华为的市场空间，通过多种手段的协同，逼迫华为进入“市场空间缩小—企业收入下降—研发投入降低—研发团队被迫缩减—技术实力下降—市场份额进一步萎缩—最终全面溃败”的恶性循环之中，以此打掉整个产业和积累的技术实力，最大程度打击对手的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科学与想象：对立还是对话？——当代科幻文学视野下的《敬告青年》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李怡 　　本文节选自《文艺争鸣》2021年第6期 　　对读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与鲁迅的早期留日文言著述，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发现“五四”新文化群体在“科学”认知上的丰富与复杂，如果说发掘科学的力量开创现代文化是他们的共同认识，那么如何理解科学的内涵，又如何实现科学的价值，在鲁迅和陈独秀（也包括其他大多数的新文化人士）之间，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意见，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以决绝的姿态宣布了他对科学的确信，以科学为尺度将其他异样的选择予以驱除，包括代表着“想象时代”的“宗教美文”；而鲁迅却透过科学的表象发掘出科学背后的精神力量，就是对这种精神的信仰的力量的认可让他放弃了“唯科学主义”，转而寻求“科学”与“非科学”的深层沟通。 　　如果说陈独秀以对现代青年的“敬告”断裂了“科学”理性与“人文”的“想象”，试图通过强化单一的“科学”思维来否定其他“非科学”的困扰，竭力推进中国社会文化的进步，那么鲁迅却是勉力建立着“科学”与“非科学”等其他精神力量的联系，在多方位的对话中实现人精神素养的整体提升。当然，一个如此关怀人的精神素养的鲁迅也超前洞察了“科学”的畸变，这就是“科学卫士”对权力的滥用，那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所深恶痛绝的！

信与疑之间——民众对医生“反常”信任的实证分析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牛冠朝，刘军强 　　本文节选自《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3期 　　医生群体是职业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典型代表，民众对医生的信任度能够反映出医患关系的和谐程度。虽然医生信任研究兼具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但中国医生信任研究尚存在诸多空白区域。 　　首先，虽然有部分文献使用实证手段分析了中国医生信任问题，但这些文献均关注民众对医生的总体信任，忽略了民众对医生的具体信任。本文在具有全国代表性调查数据基础上，设置了四个变量作为医生信任的代理变量，并使用probit、oprobit、goprobit等模型全面分析了医生信任的制约因素，呈现了总体信任、医术信任、医德信任、公正信任的分布及影响因素，对中国医生信任状况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与刻画。 　　其次，本文推进了对社会制度信任和职业信任关系的讨论，深化了职业社会学理论关于国家和职业关系的认识。本文发现并提出中国医生信任的“制度塑造”说—民众出于对社会制度的信任而产生对医生的职业信任。随着福利社会的建设，许多西方国家逐渐承担了为民众提供医疗保障服务的法理义务。在此背景下，医生职业充当了民众和国家之间“调解人”（mediator）的角色，民众对医生的职业信任成为国家医疗卫生制度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但不同于西方国家“医生信任促进制度信任”，中国社会存在“制度信任塑造医生信任”的现象。“制度塑造”说不但厘清了中国医生信任的来源，体现出中国医生职业化进程的发展特性，也反映出不同社会背景下“国家—职业”关系的异质性。 　　再次，本文深化了对总体职业信任和职业技术信任、职业道德信任关系的认识。主流职业社会学理论将目光聚焦在职业道德和职业技能对职业信任的影响上，认为现代职业化的核心在于专业技能信任取代职业道德，塑造了民众的职业认同。但中国民众对医生的“反常”信任形态表明，高职业总体信任和低职业道德、低职业技能信任可以并存。本文对“反常”信任形态及具体信任塑造总体信任的过程进行了解析。研究发现，社会制度信任能够抵消和替代“职业道德/职业技术”对“职业信任”的塑造力；民众对国家制度越认同，越倾向于形成对医生抽象层面和现实层面（如医术、医德）的信任反差。 　　最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现实意义。医患关系既关系到医疗活动效率，又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中国的医患关系不容乐观。面对紧张的医患关系，大量学者将原因归咎于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医生职业道德的缺失，社会大众和新闻媒体对医德下降乃至缺失发起猛烈批判；在具体的医疗活动中，部分患者在就医过程中也表现出对医生职业技能的极度不信任，甚至出现通过不提供、隐瞒病历的方式考验医生水平，利用影音设备记录诊疗过程以防范医生的现象。不可否认，个别医师医德败坏、医术不精降低了民众对医生的信任，破坏了医患关系，但不能简单地将中国医患关系的紧张局势完全归因于医生。中国医生职业群体深深地嵌入在国家医疗卫生体系之中，民众对医生的信任为制度环境所调节。在这一背景下，医生信任塑造过程并不是均衡、稳定的，对具有权威性、抽象性的社会制度越认同，民众越倾向于形成对医生的信任反差。这种信任反差不利于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建立在“反常”信任之上的“总体肯定”并不具有稳定性，应避免“具体否定”的放任发展冲击职业信任乃至制度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