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试读《武则天与长安关系新探》丨武则天时期东宫体制的变化与东宫建筑名称的改易
武则天时期东宫体制的变化与东宫建筑名称的改易
武则天虽然没有在大明宫内重建东宫，但她并未放松对东宫的控制。武则天的经历使其明白，东宫是诸种政治势力争夺的对象，她也必须将其控制在自己手中，方能获得更大的权力空间。前文已言，龙朔年间重修大明宫时未建东宫，很有可能是武则天为限制李弘政治影响力而为。作为应对措施，唐高宗则在龙朔三年让李弘五日一至光顺门处理政事。不仅如此，龙朔三年又“置太子左右谕德各一人（拟散骑常侍），分司经局置桂坊，置令一人、司直二人、太子文学四人（坊比御史台，令比大夫，司直比直侍御史，职在弹劾，以肃宫僚，以崇贤馆隶之）。未几，废桂坊……（桂坊之废，以司直隶詹事，文学隶司经，崇贤馆复隶春坊）”。可见，在大明宫重建并投入使用前后，东宫衙署以及宫臣进一步增置。考虑到武则天与李弘此时关系已趋微妙，这些措施应都是“高宗加强太子力量的措施，与付予太子参决庶事之权一脉相承”。至咸亨元年，唐高宗再一次置左右赞善大夫各五员，进一步扩大东宫僚佐，以致李弘的宫臣规模远超他之前的太子。咸亨四年，唐高宗幸九成宫，于九成宫特意建造太子新宫，并以“九成宫太子新宫成，上召五品已上诸亲宴太子宫，极欢而罢”，不久以体患痁疾，“令太子受诸司启事”。行宫中太子宫的更新与强调，也是高宗塑造李弘储君形象、增强太子影响力的手段之一。为进一步培养、锻炼李弘的能力，高宗还多次让李弘监国，甚至表示有“将逊于位”的想法。
由前文可知，从显庆四年的“政归中宫”，至显庆五年的“权与人主侔”，再至麟德元年的“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正是武则天权力的急速增长期，高宗对李弘的培养无疑是对武则天权势的一种威胁。欧阳修曰：“后将骋志，弘奏请数怫旨。”司马光曰：“太子弘仁孝谦谨，上甚爱之；礼接士大夫，中外属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请，数忤旨，由是失爱于天后。”在此背景之下，李弘于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时，“遇鸩杀”。可见，宋人已将母子的权力争夺作为李弘之死的政治背景。李弘是否为武则天鸩杀，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但司马光“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的说法反映出唐宋时人对此事件的基本态度。李弘死后，武则天返回长安，并于仪凤三年接受百官及蛮夷酋长朝贺，地点就选在了当初李弘受诸司启事的光顺门。如此的巧合应是武则天刻意为之，同时宣告了高宗以此弥补大明宫内东宫缺失努力的失败。
李弘被废之后，李贤被立为太子。仪凤四年，东宫僚属再次增置。史载：“仪凤四年，增置左右赞善大夫各十员，以授诸王之子。”由于李贤与武则天关系更为紧张，所以此次增置东宫僚属，并仅以李唐宗室为之，被视为高宗巩固李贤储君地位的措施之一。增置僚属之外，为避李贤之讳，将崇贤馆改称崇文馆。李贤初登储君之时，便以“崇文馆中学士极少，令宾客、庶子、詹事，及宫官五品以下各举所知”，但“令出已来，日月已久，官（宫）僚所举，咸已进名，迄至于今，更无进止”，征举学士反而成为“欲益反损，应是更非”的虚设之令。不仅如此，李贤为太子之时，每于东宫北门召见户奴等仆隶之人，与之款狎，并在北门之内经营玩好，造作不常，加之“倡优杂伎，不息于前；鼓吹繁声，亟闻于外”，导致“既喧听览，且黩宫闱”，从而受到宫臣韦承庆的多次谏止。武则天也是“数为贤撰《少阳政范》及《孝子传》以赐之，仍数作书以责让贤，贤逾不自安”。调露二年，武则天宠信的术士明崇俨被害，武则天怀疑是李贤所为，“诏薛元超、裴炎与御史大夫高智周等杂鞫之，于东宫马坊搜得皂甲数百领，以为反具……废太子贤为庶人，遣右监门中郎将令狐智通等送贤诣京师，幽于别所，党与皆伏诛，乃焚其甲于天津桥南以示士民。”
李贤之后被立为太子的是李哲。高宗去世后，还有睿宗的长子李成器担任过太子，睿宗担任过相当于储君的皇嗣，“其具仪一比皇太子”。其时武则天的权力已经无可动摇，所以三人均无力与之对抗。受武则天与太子关系紧张的影响，高宗时期的太子被贬或者被杀后，太子的宫僚大都唯恐避之不及。比如，李忠被废之后，“官署皆惧罪亡匿，无敢见者”。再比如，李贤获罪之后，唯有太子右庶子李义琰引咎涕泣。高真行之子、太子典膳丞高政，“事与贤连，上以付其父，使自训责。政入门，真行以佩刀刺其喉，真行兄户部侍郎审行又刺其腹，真行兄子琁断其首，弃之道中。”
武则天晚年决意返政李唐之后，将远贬房州的李哲重新召回，立为太子，改名李显。以此为转折点，武则天与太子的关系由紧张转向缓和。武则天为了塑造李显的储君形象，于长安二年在长安举行南郊亲祭。据金子修一先生推测，此次南郊亲祭活动，武则天为初献，复立为太子不久的李显为亚献，相王李旦为终献，这无疑可对李显之太子地位起到很好的巩固作用。不仅如此，太子宫僚也开始公然要求提高太子地位。长安三年，太子詹事崔神庆上表曰：
臣伏思五品以上所以带龟者，比为别敕征召，恐有诈妄，内出龟合，然后应命。况太子元良国本，万方所瞻，古来征召，皆用玉契，此诚重慎之极，防萌之虑。臣昨见缘突厥使见太子，合入朝参，直有文符下宫，曾不降敕处分。太子当时又报臣云：“昨日至晚侍奉，不见圣人谕及遣来，今者直准台符入朝，事得安否？”臣又思周礼仪注，例皆奏闻，台符所下，必将非妄。臣又自到朝堂，审知是寔，所以太子遽往。当今人稟淳化，内外同心。……臣愚见太子既与陛下异宫，伏望召太子，先报来日，非朔望朝参，应须宣唤，伏望降墨敕及玉契，以符重慎之道。
长安三年十一月，突厥遣使谢许婚。武则天特意让太子参见，但太子由于只得文符而不敢遽往。崔神庆借此机会要求对待太子当以“重慎之道”，史载“太后甚然之”。不仅如此，长安二年，太子左庶子王方庆甚至上言，要求修改东宫宫殿及各门与皇太子名同者，以此显示对太子的尊崇，并得到武则天的同意。东宫正殿显德殿便改为嘉德殿。从不建东宫，与太子关系紧张，到与太子关系缓和，同意东宫宫殿、宫门避太子名讳，提高太子地位，围绕着东宫的斗争，也是武则天由掌权到还权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