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小学金石的异域趣味
近见潘佳《中国人何时开始研究埃及文物》一文（“文汇学人”2018年12月10日），对晚清时潘祖荫苦求埃及文物的事迹作了梳理，得出结论：“‘中国人开始搜集埃及古文物，研究埃及学’至少可上溯近二十年，即潘祖荫主动托人寻找搜集古埃及文的光绪十四年（1888年）前后。或许可以说，以潘祖荫古埃及文石刻收藏为中心的学人对古埃及文的搜访和研赏活动，就是中国埃及学的先声。” 潘先生对潘祖荫有关本事的考掘细致丰富，得未曾有，但不及其他，于同时代的中国之埃及探索史似未充分掌握。以我所知，除了作者提及的刘文鹏《埃及学与中国》（《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有关论著尚有李长林《古埃及造型艺术在中国的流传》（《寻根》2004年第2期），引述了端方、康有为；王海利《法老与学者——埃及学的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九章“埃及学在中国”引述了张德彝、王韬、郭嵩焘；张晓川《古埃及人是黄帝后裔？晚清外交官的“埃及热”》（“澎湃新闻”2017年10月8日），引述了斌椿、郭嵩焘，并点到李圭、崔国因、王韬、张荫桓、端方——他还提及《埃及五千年石刻》《希腊埃及时代棺铭考释》两种单行著述。 对此问题，此前我也偶有关注，陆续积累了一些资料，今参考诸家提供的线索，以排比材料为主，尽量详人所略，作一补述。 一 首先，潘佳先生将“中国人开始搜集埃及古文物，研究埃及学”追溯到潘祖荫，还不尽准确。张德彝、王韬、郭嵩焘诸人，其游历欧洲都在同治年间，是为中国人接触埃及文物之始。 同治六年（1867），王韬随理雅各赴欧，至巴黎记所见云：
有埃及石柱一，高可十六七丈，广可八九尺，下阔而上锐，四镌埃及上古文字，几于剥泐不可识，相传三千年之古物也。……余近临柱下，拂拭而观之。埃及字有若云形，殆古之‘云师而云名’者，黄帝氏之苗裔欤？惜无好事者手拓其文，携至中国，俾识古博览之士一考求之。（《漫游随录》卷二“法京古迹”，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85－86页）
由“惜无好事者手拓其文，携至中国，俾识古博览之士一考求之”云云，可知王韬在埃及遗物的“现场”，已萌生了搜集拓本的意识。 再看郭嵩焘，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出使英国，在光绪二年（1876）过苏尔士运河，其日记云： 马格里及刘云生各购得挨及古迹图数幅，中有克里阿卑得拿尼得尔图两幅，盖一石柱，高七八丈，四方，方各七尺许。马格里得其前方，云生得其后、左二方。上有尖顶，每方各为鸟形三平列，其下为字三行，每行十余字。字体大逾二尺，绝类钟鼎文及古篆籀。属黄玉屏摹出之。……其柱不知始何时。挨及自古有贤后克里阿卑拿，以此石柱顶尖，遂相颂赞，以为古里阿卑拿所用之针。尼得尔者，译言针也。乃知文字之始，不越象形、会意，麦西（按：Mizraim，埃及异称）始制文字，与中国正同。中国正文行而六书之意隐，西洋二十六字母立，知有谐声，而象形、会意之学亡矣。（钟叔河、杨坚整理《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74－75页） 马格里系英籍随员，刘云生即副使刘锡鸿。据整理者注，“克里阿卑得拿尼得尔”，即Cleopatra’s Needle，意为克娄巴特拉之针。马格理、刘锡鸿分别购藏了此遗物的图片（检刘锡鸿《英轺私记》，未见记录此事），同时郭嵩焘又让属下另摹写了一份。 又郭嵩焘在伦敦任上时，结识了英国埃及学专家“百尔治”（Budge ，今译伯奇），其光绪四年（1878）日记有云：
英国百尔治，博通挨及之学。……百尔治为考证古碑原始，枉送一帙。据称碑名克里倭稗得拉（按：即克娄巴特拉），用古挨及后为名。其碑莫知其原始，向在希里倭波雷司，挨及一大都会也。古名之得徵，取掩盖之义，疑以置之墓道者。……其碑高六丈八尺六寸，四方如柱而顶锐。四方二面亦微有参差，一面广七尺五寸，一面广七尺十寸半。顶方，四面肖一人一兽：人名登摩，西洋各国各有护国神，登摩者，所指为保护西里倭波雷司者也；兽名斯芬克斯，身如狮子，人面。挨及古图及古宫殿遗式多为此种兽形（今狮子横目而颔下微丰，其形似人，疑即今狮子也）。柱端四方，方各为三鸟，而文字列其下。（《伦敦与巴黎日记》，第451－452页）
所谓“百尔治为考证古碑原始，枉送一帙”，似指伯奇甚重郭嵩焘的中国背景，为听取其见解，特意赠送予他这份古碑的图像资料。 可见刘锡鸿、郭嵩焘已有了搜集文物资料的实践，只不过他们非如潘祖荫、端方那样专于金石学，尚欠缺一点学术自觉而已。但这似乎也称得上是“中国埃及学的先声”。 此外，稍后于潘祖荫，黄遵宪也在海外游历时特意搜集过埃及文物。他有一函致梁鼎芬云： 埃及为四千年故国，有古碑铭，篆如石鼓文，画如武梁祠，朴拙幽秀，实为宇内第一古物。遵宪于辛卯九月泊舟阿丁，遍搜市肆，得写本不及廿幅。后托友再购，亦不可得，既分十数叶赠文三芸阁，今仅以四纸呈公，亦颇踌躇，不忍割爱。（此据梁基永《广东文人的埃及情结》，《南方都市报》2011年12月27日。检《黄遵宪全集》未见此函） 信中的“辛卯”，即光绪十七年（1891）。由此信可知，不仅黄遵宪对埃及古物有兴趣，其友人文廷式、梁鼎芬也闻风而起。 再后的己酉年（1909），康有为也去过埃及，并留下多篇诗作，篇目如下：《游埃及开罗京》、《开罗外访金字陵》、《游埃及录士京》、《游亚士浑故京》、《循尼罗江流数千里，石山平长，平如两岸》、《埃及行》、《埃及棺盖露首戏拓影像自题》（《康有为遗稿·万木草堂诗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276页）。其中《埃及棺盖露首戏拓影像自题》一首云：
盖棺论定是何人，后死斯文话劫尘。了尽人天偶乘化，此心未死死心新。（自注：宋名僧有死心新，于帐中悬死字自警，因以死心为名。）
由此诗之题，即可知康有为亦有摹拓埃及文物之举。而且，据说康氏藏有不少埃及碑刻照片，往往作题跋以赠予友好，尤其是遗老（梁基永《广东文人的埃及情结》）。 在近代史上，“康梁”并称，而在埃及文物收藏方面，梁启超似乎也有追步康有为的意思。据杨鸿烈回忆：
梁氏对于三代钟鼎彝器一类的古董似乎没有特别搜集的嗜好，惟某次在他的书桌上摆着一个大且长的酸枝木匣子，装着一个明末清初大汉学家顾亭林的墨宝手卷……此外梁氏又曾把他从非洲埃及的金字塔和欧洲意大利邦俾（按：庞贝）古城所得的砖石，放在外客厅里特制的玻璃匣内，亲笔加以说明解释，这便说明他足迹所至，对人类过去的历史陈迹，很感兴趣。（《回忆梁启超先生》，叶树勋编《杨鸿烈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梁启超不算有收藏癖的人，他居然也藏有埃及残石，更可见当时士人阶层对于埃及的趣味了。 从黄遵宪到康、梁，其收藏都不属于学问性质，但仍算得上埃及文物收藏史的片断。 二 潘佳先生引叶昌炽《语石》卷二里的一则，专门论述潘祖荫收集埃及石刻事。而同样性质者尚有罗振玉《埃及碑释序》：
光绪初叶，湘乡郭筠仙（按：即郭嵩焘）侍郎奉使泰西，吴县潘文勤公（按：即潘伯荫）门生有随使归者，为文勤公言埃及文化最古，其金石刻辞有在三千年以前者。文勤闻而欣然，函驻英使馆为之购求。顾以西律禁止古物输出，仅得以石膏抚（按：“抚”疑为“橅”之讹，即“模”）拟埃及古碑一。致之京师，文勤欲求西儒为之考释，不可得也。乃取以贮之江苏会馆，此埃及文字流传我国之滥觞。
越三十年，浭阳端忠敏公（按：即端方）采风于欧洲列邦。忠敏好古，固与文勤相颉颃，始购埃及大小石刻十余品，得彼国之许可，舶载而归。然欲为之考释，亦不可得也。及辛亥国变，忠敏既殉节西川，曾不十稔，遗物星散，埃及诸刻亦入市贾之手。
山左慕君元父得古棺盖一，而苦其不可读，以示美国杜耳博士。博士为转乞埃及学家达拉塞氏，以法文译之，博士又译以英文，而邮致慕君。慕君之友，北京大学教授李君泰棻者，于中西史事，功力至深，复就博士所译，译以国文。乃知此碑实立于欧洲纪元前三百年，当埃及多李贾王时，远值我周秦之世。慕君既展转译其文，复谋精印以传之，而徵序于予。……（《贞松老人外集》卷一，收入《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照罗序所言，“埃及文字流传我国之滥觞”仍是潘伯荫之功，只不过年代更早，说他在郭嵩焘驻英时代就向使馆求助，并得到埃及碑刻的石膏模本，这是叶昌炽没有言及的。 叶著《语石》成书于宣统元年（1909），而罗氏《埃及碑释序》写于民国壬戌年（1922），去潘伯荫已远，但考虑到罗氏对古物事项的熟悉，其记录仍值得重视。至于罗序所述的慕元父，其人不见于经传，但他收藏埃及古棺，且编刊《埃及碑释》，自然也是中国人收藏、研治埃及文物的一页——据张晓川文，此书刊行时定名为《希腊埃及时代棺铭考释》（检索读秀有目，署“慕元父著，李泰棻译”；但检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皆未见）。 有意思的是，我原先因见到罗氏《埃及碑释序》，就想查找慕元父编刊的《埃及碑释》，却无意中检索到另一种论著。此著题名亦作《埃及碑释》，署“归安陈其镳骏生译录”，内文则题为“埃及古王特勒枚立约碑译略”，“全书”仅一页，第一段云：
西历一千七百七十九年，法人在陆塞他海口（埃及地）得此碑，镌字三段，上段埃及古文，中段埃及近文，下段则希腊文也。考古之士递加究证，历四十余年，至我朝嘉庆开始繙译成篇，盛行西土。惟其年代尚不可得，盖夷俗子因父名，有数世不易者，故碑中虽见王名，无从编订，约其时亦在中国秦汉之际，而其文义朴陋，译兹大略于后，以见彼族是时风俗，亦可为考古之一助耳。……（原载《振绮堂丛书》二集，收入《丛书集成续编》第216册，[台]新文丰出版公司）
按：此处所说的“陆塞他”显然即罗塞塔（Rosetta），埃及港口城市，1799年法国占领军于此发现著名的罗塞塔碑（作者将碑刻的发现时间误作1779年）。此碑以埃及圣书体、世俗体及希腊三种文字书写，为释读埃及古文字的关键，在埃及学史上声名赫赫。第二段译文即为罗塞塔碑碑文的提要，此略。 关于罗塞塔碑，郭嵩焘在日记中已有提及： 挨及古文极类中国篆籀，西洋数千年无识之者。……近数十年罗尔塞得斯多姆有掘得古石碑者，一面希腊文，一面为虫、鸟、方斜之形，西洋以为古画也。法国人山波里安以希腊文推测之，凡一二字同者，二面文皆合，因而辨知为挨及古文。得此石柱及挨及各古碑，审其同异，辨其文义，相与接踵而衍演之，以成《挨及字典》一书。（《伦敦与巴黎日记》，第452－453页） 此处的“罗尔塞得”（钟叔河谓“罗尔塞得斯多姆”意为罗尔塞得之石，郭嵩焘误作地名），即罗塞塔；“山波里安”自是大名鼎鼎的商博良（Champollion），至于《挨及字典》，应指其遗作《圣书体文字辞典》（Dictionnaire Égyptien en Écriture Hiéroglyphique）。 这样的话，郭嵩焘或是中国人最早提及罗塞塔碑者，而陈其镳或是中国人最早将罗塞塔碑碑文中译者。 此外，关于端方搜集埃及碑刻事，还可补充一些民国初年的零星材料。 况周颐笔记有《埃及古碑》一则，前半系剿袭叶昌炽《语石》，转述斯宾塞尔《群学肄言》所载摩阏伯断碑事，后半云：
吾中国石刻，以周宣猎碣为最古，后于此断碑，殆犹数百年。然埃及诸石刻，则尤夐乎邈矣。托活络忠敏（按：端方为满人，“托活络”系其姓氏）藏埃及碑数十石，多象形字，若禽鱼亭台云物之属。又有古王及后像，王像长躯巨目隆准，轩昂而沉鸷，后亦隆准，短小而权奇（王像高今尺一尺二寸五分，后像高八寸三分，皆半身像，阳文）。忠敏题云：五千年外物也。（《餐樱庑随笔》，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98－99页）
又凫道人（李葆恂）笔记《埃及古刻》一则： 端忠敏公出洋考察政治时，归途历埃及，得石像百余事，亦有以瓷瓦为之者。中有一石，高二寸余，广半之，上刻一女子作乳儿状，赤身散发，势极恢奇，足甚尖，如吾国纤足，尤不可解。有字数十，又似花纹。公见予爱之，遂以见贻。欧洲考古家谓是五千年前物云。（《旧学庵笔记》，[台]广文书局民国59年版） 此皆可见端方收藏埃及文物之一斑。 周肇祥在记述端方遗物时，亦涉及埃及文物事，并发议论：
……埃及古棺一漆而饰彩，一似石非石，皆不类千年前物，惟刻石尚有真者。中国人好外国古董，正如外国人买中国赝物，理所当然耳。（《琉璃厂杂记》十九，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下册第705页）
不过周氏有点想当然，因为国人搜集的埃及古物本多复制品，当事人未必不知。 还有，王襄有题跋《题埃及造像拓》：
……端匋斋考察欧洲政治，游开雒（按：即开罗）得来甚伙，兹乃其一。今皆不知流落何处，拓墨亦难求。此幅买自李家故肆，是赠张鞠如士保者。张君长于治印，为端氏旧客，详其身世，增此拓绪闻。（《簠室题跋》第四册，唐石父、王巨儒整理《王襄著作选集》下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4页） 按：检张士保（字菊如），系书画家，但卒于1878年，其时端方尚是少年，更不可能开始搜集埃及文物。故王襄所题者，或系端方遗绪，但受赠者当另有其人。
三 从中国人甫一接触埃及及其遗物，就很关注其文字，并以之与汉字对照。这是不难理解的。文字学（小学）在中国有深厚传统，至清代尤为显学，而且汉字与埃及文字（圣书字）皆有直观的“象形”特征，中国人自容易有“惺惺相惜”的反应。 王韬赴欧途中游历埃及时有言：
西人以埃及所传为上古文字，曾经英法博学之士细为推究，而知其系象形为多，或间有同中国蝌蚪籀篆文者。可知原始造字之意，六者俱备，原无分于中外也；自后世杂学纷歧，竞趋浅易，而古意亡矣。（《漫游随录》卷一“改罗小驻”，第80页）
光绪二十年（1894），宋育仁随公使龚照瑗出使欧洲，其诗《浮海至巴黎纪程百韵》有云：
文教自东来，铭刻犹可搜。粤稽虫鸟篆，遗取绝代輶。欲谕象胥言，恐诒众楚咻。（自注：“……河岸西为埃及，山川清秀，旧时石刻存者尚多，土人影照出售。字体繁重，多画虫鸟形，字直行，与西文旁行者异。埃及在中为西，在西为东，疑三代象胥谕语言所及。”）（张煜南辑《海国公余辑录》卷四，2005年影印本）
又其《泰西各国采风录》记述更详：
泰西文字推法国，法文本于罗马，罗马本于希拉，希拉本于埃及。埃及即麦西，分为犹太，实西方文教祖国。过波赛，买埃及古文石刻，审其文，以形相合，体甚繁重。西文主音，埃及文主形；西方旁行，埃及文直行。至伦敦，闻有麻翁者，为博古学士，能识埃及文。访之，出所携石刻相示，渠亦不能读其文，但言埃及字凡三类：有模绘法，如画虎示虎；有定实法，如画妃别于王；有从音法，贤异于权之类。此三体者，古人混用焉，今惟有音，令人易晓。……埃及石刻，据麻称，为开辟四千年前古文，以时按之，则夏末商初时也。其文三体，于古先所称六书，为象形、象意、象声，而无指事、转注、假借。指事原与象形一类，而义更隐微，疑埃及古文亦有此体，而西人说字不能通其意，遂混入模绘一类；转注、假借，以体兼用，即在四体之中，亦所应用，特西士未及知耳。
另一处云：
梵字旁行、主音，与西文为一派；中文直行、主形，与埃及文为一派。埃及为西方文字之祖，其兴在夏商间。中国开辟最先有结绳传音（结绳之治，当略如外国字母，以数形转移，相结传音），易之以书契；外国开辟晚，先由中国流传书契后，易以点画传音。《周礼》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即同文敷教之事，故名教之兴，自近而远。西国博士多考求埃及古文，在英识一博士密腊（即麻翁，见前），与议制通行各国字典，以中国古文为主，间采合埃及古文，曾拟条例遗之，密是其言。（此据《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杭州古籍书店1985年影印版，第19册。按：钟永新考订“麻翁”即以比较宗教学弛名的麦克斯·穆勒[Friedrich Max Muller，1823—1900]，时地及身份、年岁皆合，其说可从[《麦克斯•穆勒与宋育仁的学术交往录》，《宜宾学院学报》2011年第10期]。不过他未引此条。由此条可见，“麻翁”之“麻”，应为“Max”对音的省略，而此处“密腊”则为“Muller”的对音。） 文廷式《纯常子枝语》（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79年影印版）涉及埃及处亦不少，且特别关注文字问题。卷七有云： 《古教汇参》卷一云：“埃及书法略同中国，亦分为六……韦廉臣乃英吉利人，所说当必有所本，于中国小学未能尽通，然即此可知象形、会意实为文字之本。今埃及古文所存无多，各国亦无能读者（亦《古教汇参》语），徒以二十六字母，贯一切音，并合纪事，则谓西洋各国有声音而无文字可也。”（按：《古教汇参》系英国传教士韦廉臣撰，董树堂译，卷一专述埃及事，译作“埃及纪略”，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又卷十二：
《古教汇参·埃及纪略》云：埃及例每有死亡，各以其书殉葬，最古中有二三卷，约在中华陶唐以上。 按：此当指著名的《亡灵书》（又译《死者书》）。同卷又云： 《列国政教考略》云：“文字之兴，埃及最古，亦有谐声、会意、象形数巧，各分字母，各从其类，凡喉、腭、舌、唇，颇能讲求。如写鸱鸮，则绘一鸟，其字音为诚是之意。所用之纸以芦为之，今坟墓犹有存者。“（按：《列国政教考略》未详）
同卷又云： 李凤苞《使德日记》云：“《新报》主笔爱孛尔示以埃及文字，并讲解其字典。不外象形、假借、转注三类，其假借又多反用之字，如中国“扰兆民”作安字解、“乱臣十人”作治字解之类。爱君亦谓埃及与中国古文实为同源。 同卷又引宋育仁《采风记》，已见前引；又卷三十三引英人《万国通史前编》论埃及襰神（日神）事，兹不具录。 王韬、宋育仁、文廷式对于埃及文字了解无多，其看法基于士人一般的小学素养，大体属于印象式的，各有参差，不必一一细究。相对值得留意的，是关于埃及文字与汉字的关系问题：宋育仁以为包括埃及在内的西方文字源自中国，“外国开辟晚，先由中国流传书契后，易以点画传音”；而文廷式转述的爱孛尔，则相信“埃及与中国古文实为同源”。 关于此问题，郭嵩焘在伦敦时日记亦有云： 曩见格兰斯敦，知其多通希腊之学，因举挨及文叩之。格兰斯敦谓英国精通挨及学问者二人：其一百尔治；其一戈谛生，现充上海按察司，亦因中国古篆多与挨及同，欲因以考求中国文字源流，因假一官以为久驻中国之计。闻其人近今物故，屡道上海，未及一访之。（《伦敦与巴黎日记》，第453页） 他返国时途经香港，又记香港总督亨得利的谈话： ……自云与威妥玛皆爱尔兰人，近年爱尔兰有掘地得小玉印数方，皆中国篆文，数千年前实与中国同文。予谓伦敦曾见之，疑中国此种小方印，宋元以来书画家用为引章，其传不过数百年，恐尚为中国物也。亨得利曰：“不然。中国文教最先，埃及古碑犹恍佛中国文字之遗。由中国西至埃及，再西至爱尔兰，是时伦敦犹为浑沌之国也。爱尔兰文教实开自伦敦之前。”其言亦附会近理。（《伦敦与巴黎日记》，第963－964页） 足见这类看法绝非孤立之见。 早在十六七世纪，入华耶稣会士如利玛窦、卫匡国，就已注意到汉字与埃及文字在表面上的类似（参吴莉苇《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1－212页）。直到十八世纪，或以为汉字源于埃及，或以为埃及文字源于中国，仍是较常见的看法（参王海利《法老与学者》，第65页）；正因这一背景，就连最终破解了埃及古文字的商博良，早期为考察汉字与埃及文字的关系，也曾涉猎过汉字（参王海利《法老与学者》，第71页）。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板津七三郎仍有《埃汉文字同源论》之作，相信汉字源于埃及圣书字（参王元鹿《比较文字学》，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此外，二十世纪初期，英国有所谓“泛埃及主义”学说，以为古埃及是上古唯一的高级文明，当时世界上凡与埃及类似的文化或制度现象，都是埃及文明传播的结果（参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8－39页；[苏]托卡列夫《外国民族学史》，汤正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8－171页）。由这一学术史背景来看，宋育仁式的想当然也就毫不足奇了。 关于此，还有一篇冷僻文献值得专门讨论：杨荫杭《挨及文与华文同源说》。文章较长，仅节录如下：
中华记载言挨及之事绝少。段成式《酉阳杂俎》始言勿斯离国之大石榴，勿斯离即挨及。古者波斯人名挨及曰Meudraya，希伯来人名挨及曰Meizraim，西利亚人名挨及曰Meezraye，皆此字也。赵汝适《诸蕃志》始言勿斯离之江水，即指尼罗河；又言勿斯离属国遏根陀有大塔，即指金字塔。陶宗仪《辍耕录》始言木乃伊，即指挨及之孟密Meummy。凡此记载，皆出后世。若挨及上古之文明，则为中华旧史所未言。此虽由于道里隔绝，实因挨及建国，更古于中华，故如参商不相值也。然考挨及之文字，与中华六书相同，此不特象形而已，实由形声参用之制，及文字孳乳之序，与《周官》保氏旧法，若合符节。则知上古之世，中华与挨及必有交关之处，不能以其地远而疑之；犹之古世印度亦与欧洲远隔，然今世博学言者，考知梵文与拉丁、希腊文有极相类似之点，皆属亚利安文，其例同也。……六书所谓形声，实居华文之多数。乃求之挨及文字，亦半形半声；且求诸巴比仑之楔形文字，亦半形半声。今世学者，皆以楔形文字为出于挨及，然则中华文字与挨及、巴比仑皆同一系统，无可疑也。……然中华、挨及、巴比仑之文字，则皆流行历数千年之久，其书汗牛充栋，无不达之意，不能与最初之象形一例视之。（钱基博编《国学文选类纂》甲集，民国15年编定，商务印书馆民国20年版，此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按：杨绛编《老圃遗文辑》、《杨荫杭集》未收录此文。）
仅从题目来看，相信这必是中国人关于埃及文字与汉字同源问题最专门的探索了。作为结论，作者明确认定汉字与埃及、巴比伦文字同源，这类说法早为中外学界否定，可不必论（参[苏]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左少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5－97页）；但他的探讨尚有条理，非今日那些附会派索隐派所及，考虑到当时的学术条件和背景，我们对作者可以抱有多一些同情。同时，他对埃及文字、汉字性质的局部观察，即“六书所谓形声，实居华文之多数。乃求之挨及文字，亦半形半声；且求诸巴比仑之楔形文字，亦半形半声……不能与最初之象形一例视之”，我以为仍是相当不错的。 这一点，王襄《题埃及石刻拓》也有言：
埃及古文直行横行，左读右读，均无定一。画像为一字母，字母之用，大别有二：一表音，一表谊。合诸字母为一组，以成音，以其中之一字母为谊，若中国形声字然。……（《簠室题跋》第四册，《王襄著作选集》下册，第1887－1888页）
也跟杨荫杭的看法相仿佛。 照一般印象，不少人仍将埃及古文字视为“象形文字”，实属错误。按现代语文学的观点，无论埃及文字抑或汉字，虽保留了象形符号的成分，但实质上都属于以“表意”和“表音”相兼的文字体系，专家称之为“表词－意音文字”（参王元鹿《比较文字学》第二章）；以“象形文字”称之，未免望形生义，有点想当然（参王海利《法老与学者》，第83－85页）。事实上，任何一种能自如地表达语言的文字体系，都必然以形声字为核心。从这个角度来看，杨荫杭对埃及、中国文字性质的看法，实近于主流学术观点。则这一篇《挨及文与华文同源说》仍不无学术价值，在中国的文字学史和埃及学史上，尚应有一个小小的位置。 还值得一说的是，作者杨荫杭系杨绛之父，钱基博将亲家的作品收入《国学文选》，堂皇地与古今一众名宿并列，自有私人的因素；可是，若非钱氏对此文有相当认可（他在文章后有长篇按语另作发挥），也不至于如此举贤不避亲的。 四 关于埃及文物的收藏，还应特别举出王襄其人。王襄以搜集、研究甲骨文知名（尽管也在主流之外），但他兴趣杂多，对埃及文物搜集甚勤，留下的零散文字应该也是最多者。 检点王氏《簠室题跋》，计有： 《题埃及王像拓本》（《簠室题跋》第二册，《王襄著作选集》下册，第1861页） 《再题》（同上，第1861页） 《题埃及王后像拓本》（同上，第1862页） 《再题》（同上，第1862页） 《题埃及石人膺铭拓本》（同上，第1864－1865页） 《题埃及残石拓本》（同上，第1877页） 《题埃及石刻拓本屏》四则（同上，第1877－1879页） 《题埃及石刻拓》（同上，第1887－1889页） 《题埃及古刻拓》（《簠室题跋》第三册，《王襄著作选集》下册，第1921－1922页） 《题埃及画像拓屏》（同上，第1967－1970页） 《题埃及造像拓》（《簠室题跋》第四册，《王襄著作选集》下册，第2043－2044页） 《题埃及石画拓》（同上，第2047－2048页） 《题埃及造像》（同上，第2072页） 《题埃及造像》（同上，第2072－2073页） 《题埃及艁（造）像》（《簠室题跋》第五册，《王襄著作选集》下册，第2118－2119页） 这些题跋，性质并不一贯，试选录若干，略见其作风。 《再题》一则：
埃及王墓为英人抇者，多获得古尸及送死器物，辇至伦敦博物馆陈之。某代某王，复参稽史乘，详著于录，明诏世人。哀哉！国亡，死者之墓亦不能保，至堪痛矣。癸酉三月三日，闻热河之警，慨而书此。
按：此处“癸酉”系1933年，是年日军进占热河。这是感慨时事的。又《题埃及王后像拓本》一则：
此埃及王后像，端忠愍公方旧题云然。像露臂裸胸，今欧美女子犹袭其俗，穷冬严寒，试其轻盈体态。甚矣，风尚之移人也。
这是讨论风俗传承的。又《题埃及石人膺铭拓本》一则：
清季端忠愍公方奉使欧西考察政治，游埃及开洛（按：开罗）故都，得石刻数十事，此其一也。襄昔读书京师，颇获其墨本，厂估云此字在石人之胷（胸）。文义云何，余以谫陋，茫无所知。……中土古有刍灵，有俑，皆寓人形，为送死之明器。秦时长狄见临洮，始皇以为瑞，铸金人十二像之，膺前刻铭，略同廿六年诏文，新莽毁之。汉武帝封泰山，有木甲神，同时且有翁仲，后世用为茔墓仪式。匈奴有祀天休屠金人。南北朝下逮李唐，有造像，且刻题记皆佛像也。埃及画像意境，多著事神典礼，此石人殆神像欤？
这是讨论中国造像源流的。又《题埃及残石拓本》一则：
石刻两端残阙，旧藏端忠愍公家，今不知流落何许。忠愍昔得埃及诸石，尽以拓墨，不任拓者，橅（模）刻副本行之，传古之意甚挚。是拓三十年前所收，今则事易时迁，已成陈迹，发箧题字，不惟慨藏古之先辈凋谢已尽，即余之栖迟客乡，求如曩之驱车厂肆，与并时朋好论古谭艺，亦难得也。言之神往。
这是叹息时世变迁的。又《题埃及画像拓屏》一则：
昔王孝禹（按：王瓘，字孝禹）以欧西水仙花赠潘文勤，有植此异花供养，埃及画像拓与尊斋三古鼎钟古香辉映。约述其语，见承平时世中朝士夫襟怀有古人馈水寄簟之风，而中土有埃及画像拓墨，是不始于忠愍。记此旧闻，存攀古廔（楼）一段雅故，兼以自讼孤陋。
这是追慕士大夫格调的。又《题埃及艁（造）像》一则：
此像似夏娃勃梯。埃及穆斯塔法·埃尔·埃米尔云，此夏娃勃梯像与死者同葬于墓，由于死者诵念咒文，雕像即复活，代主人服务，举一切事故，皆能为之。在其国王与达人都用三百六十五具，以一日有一像备死者驱使。像用各类石材雕制，或用细石灰，或用陶制，且有施以黄、绿、蓝釉，北负框，手持锹，其下身刻以埃及古文，或死者姓名或古经文。约在公元前千年之谱。北大藏八具，与汉唐之古俑相类也。（按：此当据穆斯塔法·埃尔·埃米尔《介绍北京大学所藏夏娃勃梯象》一文[《文物参考资料》 1958年第9期]）
这是讨论墓葬器物的。 这些内涵广泛的题跋，当然是王襄个人趣味的表现，但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晚清以来埃及文物收藏风尚的表现，乃至也是传统金石学风尚的反映——收藏者对于文物的兴味，不仅是学问的，也是学问之外的，可以寄托着收藏者不同时刻、不同情境下的心事。 还值得注意的是，从《题埃及艁像》一则来看，王襄对埃及遗物的兴趣至少持续到五十年代末期。 五 还可进一步讨论的是，对埃及文物的趣味，事实上也确实超出了“考古”的范畴，而渗透到“文学”的场域。 潘佳先生引录叶昌炽《语石》关于埃及古文一节，删去了以下一段：
余曾为长古一首有云：“博士弟子遣秦景，绝域使者随张骞。毡椎尚余四十字，石槨一启三千年。差胜流行建中本，景教但溯胡神祆。”又云：“啼迒有象未悬绝，鳞甲虽刓毋求全。诘诵未知孰先出，何论滂喜凡将篇。”（按：检《奇觚庼诗集》似未见）
同一时期，光绪三十三年（1907），孙诒让作为最后的经学大家之一、近代古文字学的先贤，亦有《题埃及古石刻拓本》四绝：
升庵岣嵝纷售伪，黔徼红崖亦渺茫。谁识西航琛赆外，一拳古石见鸿荒。 七诫摩醯著录初，西来景教此权舆。沮仓文字重瀛隔，犹有佉卢别体书。（按：孙延钊谓另有一诗作：“六书微义象形始，画犬盱乌旨不殊。谁识重瀛文教隔，沮仓文字竟冥符。”） 朝日隆仪亚甲传，撒根古记五千年。奇文佚礼烦甄考，远在羲和柳谷前。 盘敦纷纷集五洲，富强大计杞人忧。摩挲翠墨神犹王，何日皇文勒介邱。（原载《籀公谱稿》卷六，此据徐和雍、周立人辑《籀庼遗文》，中华书局2013年版，下册第553页）
又邓辅纶有《题陶斋尚书天发神谶碑图》：
提挈瀛寰七万里，摸苏埃及五千年。佉仓自古援神契，斯邈而还此笔坚。雪夜衔碑成俊赏，墨华腾几秀高烟。可怜一世泥砖本，明眼当之不值钱。（《抱碧斋续集》，《抱碧斋集》，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117页）
还有，陈三立《题陶斋尚书〈陶公亭雪夜评碑图〉，图后为天发神谶精搨本》，有两句：
东搜扶桑制，西摹埃及碣。（李开军辑《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207页）
又《济南李一山乞题唐拓武梁祠画像》，又有几句：
期藏金字塔，大块一私橐。五州震仰之，光芒魑魅却。（同上，上册第558页）
这也透露出诗人对埃及遗物的一点兴味。
不仅如是，埃及遗物更一度成为文人雅集的主题。
1935年，夏孙桐有词《锁阳台》，小序云：
陶斋昔赴欧西考察政治，购埃及古刻甚伙。余得其造像拓本，或云五千年前女王也。袒胸被发，冠如鸟形，手执镜制甚异，无题识。徵同社赋之。
词云：
金墖遗封，碧珉荒迹，争看绝域蛾眉。青禽覆额，加冕属阏氏。顾影春风美满，冰奁对，纤腕新持。休轻道，无盐刻画，裸国少妍姿。
骞槎曾载石，摩挲翠墨，鞮译传疑。已镌苕字翳，云雨迷离。增我伊川一叹，蛮妆遍，举国东施。空依约，风鬟雾鬓，海外补宫词。（夏志兰、夏武康《悔龛词笺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页）
由小序可知，夏孙桐主动以端方昔时所赠埃及女性造像为题，在词社内徵集作品。而应和之作今尚存多篇。
汪曾武有《女王曲》，其小序云：
乙亥仲秋，寓斋词集，闰庵属以所藏埃及女王画象拓本为题。是碑，端忠敏同门考察政治西洋，购石携归，拓本罕觏。溥心畲知女王为殷时人，生时有文在手，左右各一，曰：水陆卓有功，功雄长欧西。象戴凤冠，手持明镜。姑就所知率成二解。
词云：
周前夏后夸明圣，李唐武曌无斯盛。囊括展雄才，英风遍九垓。生成文在手，水陆还书籀。轶事说寰西，五千年可稽。
蝉冠凤翼窥明镜，宫中照彻惊鸿影。镌刻未题年，青珉海外传。陶斋勤访古，寰宇碑宜补。珍重压归装，几人椎本藏。
作者特意选择《女王曲》这一词调，响应埃及女王画像主题，足见匠心。其辞句甚工，内涵亦深，可谓精心之作。
另有章钰七绝《题埃及女王像》：
青鸟飞来厌鬓丝，玉台也自弄娇姿。愧非金塔传奇手，五百年前记艳尸。
又赵椿年七绝《题闰庵年老先生埃及女王造像拓片画轴》：
凤诺同签押尾书（埃及敕令多王与后同署），鹖冠犹似上头初。尼罗河畔临流影，玉面分明见锦车。
翠羽何如翠墨新，好从活洛（按：此系“托活洛”略称，指端方）访遗珉。燕支已失无颜色，愁绝明妆揽镜人。
又邵章七绝《题闰庵前辈埃及女王造像画轴》：
束发加冠凤翼骞，惊鸿照影入宫年。残珉海外珍椎本，良匠应踰卫改镌。
又黄孝平词《满庭芳·题埃及女王造像拓本》：
珠凤攲鬟，明蝉照鬓，鬘天影事留痕。诃梨半掩，镜里月黄昏。十种宫湾奁艳，可怜是，金塔离魂。空相惜，摩诃曲子，钗细〈钿？〉逐时新。
啼妆窥半面，咒心化石，捣麝成尘。任压装海客，分载残春。谁解兰阇索笑，飞鸾影，空剩青珉。依稀认，劫灰罗马，留有捧心颦。（以上皆见夏志兰、夏武康整理《闰庵公遗墨辑录》，2004年自印本，第281－286页；另参刘叶秋《艺苑丛谈·埃及女王造像》，《学林漫录》第十一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
此外，王襄在大量题跋之外，尚有诗作五首：
《题埃及石刻拓本》（《纶阁诗稿》第一册，《王襄著作选集》下册，第2499－2501页）
《题埃及画像拓》（《纶阁诗稿》第二册，《王襄著作选集》下册，第2517－2518页）
《题埃及画像拓》（同上，第2554页）
《甲申九月题埃及画像，感时虑患，百忧交乘。逾时读之，辞伤激楚，念顽钝无能，空言何补，因制短篇自嘲》（同上，第2554－2555页）
《四幅埃及画像既题诗其二，此幅空处不可无诗补之，率写廿八字》（同上，第2555－2556页）
其中第二首云：
端公皇华使，游遍东西欧。开雒（埃及故都）得古刻，橐载副车后。毡墨传脱本，欲延贞石寿。鲰生癖嗜古，厂肆日奔走。购求不辞劳，十殆获八九。此幅神画好，庄严且雄赳。高冠峙双峰，圆乃如戴瓿。长髯拟老翁，人何加兽首。祈祷告皇神，献花礼拜手。彷彿武祠画，阅世特悠久。怪诞信堪嗤，奇古聊可取。详考题记辞，分行列左右。字存古象形，音仍协声纽。昔读李氏说（李旭华译有《埃及古代文字之研究》），略解某作某。愧无子云才，奇字辩科斗。念彼古王陵，半为今人剖。叹息感式微，伊谁克保守。展图意怃然，进此杯中酒。（按：李旭华《埃及古代文字之研究》一书未能检得）
诗中对拓本的来历、个人的搜集活动，乃至文字的性质，都有涉及，系关于埃及碑刻甚有代表性之作。又末一首云：
尼罗河畔五千载，更历中邦四十秋。独立无言微自惜，共君冷眼看神州。
此诗作于甲申、乙酉年（1944－1945）之间。“共君冷眼看神州”一句，显然就带有忧世愤世的意思了。
这些诗词数量不少，内涵有深有浅，引处无法一一解析。但诗词作为文化载体的性质，决定了这些文本必然异于学术论著，必然包含了文人式的思古幽情。这无关乎正经的学术史，但题材所系，却是深有文化史意味的。
六
中国人对埃及遗物的关注和兴趣，可谓理所当然。我大概想到有几项因素：对古老文明正常的好奇心，尤其是金字塔在视觉上的震撼，此与西洋人无异，此其一；埃及是人类史上的古国，比之儒家自傲的尧舜禹三代更为古远，在西力东侵的处境下，中国人自易产生同情心理，此其二；埃及古文字，跟汉字有类似的“象形”成分，素有小学传统的中国人自然有探究的冲动，此其三；金石学在本土为一朝显学，中国士人完全可将埃及遗物纳入金石学范围，此其四。
只是很显然，埃及学极为专门，国人既违天时，更乏地利，完全缺乏研究的条件，自难以进入埃及学的堂奥，故近代中国人对埃及遗物的搜集和研治，大体仍限于学术趣味层面而已。
照埃及学史专家之说，直到夏鼐三十年代留学英伦，以埃及考古学专业获博士学位，才“打破了中国没有埃及学者的记录，成为中国第一位埃及学者”（《法老与学者》，第235页）。其指夏氏“掌握了古埃及文字”，或未必准确，但称他是“中国第一位埃及学者”，却无可疑。事实上，自学术史的立场，即便有了夏鼐，中国的埃及学仍无足轻重，更不必说连埃及学都够不上的那种猎奇崇古式的学术趣味——那只是埃及学的前史罢了。
那么，夏鼐之前的潘祖荫、端方，夏鼐之后的王襄，是不是就全无价值呢？此又不然。
从文化史而非学术史的立场，埃及作为一种学术趣味，一种文化风尚，自有其意义。它代表了中国人在学术趣味上的拓展，代表了传统金石学在“走向世界”时代的扩张，这是金石学最后的开疆辟地。不妨说，这是一种非学术史的学术史。事实上，在近代西洋式埃及学（以夏鼐为标志）引入之后，作为金石学的埃及趣味（以王襄为标志）仍在延续着，我们不当视如无物。
况且，即便是错误的学术探索，也非毫无意义。以汉字与埃及文字同源论来说，它在结论上必须批判，在方法上不值得学习——但未尝不值得汲取教训。一部学术史，不当只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也应包含正确与谬误的纠缠，也当有失败者的一页。无数的失败者，也跟少数的成功者一般，参与了学术探险这一庞大事业，他们有资格分享学术探险族群之光荣。
像郭嵩焘提到的那位戈谛生，“亦因中国古篆多与挨及同，欲因以考求中国文字源流，因假一官以为久驻中国之计”，为了求索埃及与中国文字问题，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虽事业未成而身先死，但在学术精神上又何等可敬！我们能因为他或许持汉字源于埃及之见，就轻视他吗？
还有一点，近代考古学对古物取客观的研究态度，故自觉地跟收藏癖切割，在纯学术上，固然是一种进步，但在文化史立场上，又未尝不是一种失落。与此相对，传统金石学并非一种冷冰冰的纯客观学问，它既是学术的，重视史料搜集、考证、补史，同时又是趣味的，包含了收藏活动、崇古情结、赏玩风气。这是金石学异于近代考古学与历史学之处。而这样的金石学传统，未尝没有存在的合理性，未尝不能在近代学术中保留一席之地。很显然，收藏癖并非不能促进考古与文物的研究，这在近代学术史上，在于省吾、马衡、容庚众多的学问大家身上，已体现得极为清楚（参《现代学林点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藏物之道与近身之学——从学术史论可居之学》，《欲采蘋花》，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
由此立场，我们更易理解作为金石学的埃及趣味。近代中国的埃及学前史，即使是作为一段学术掌故，也仍值得钩沉，值得重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