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作家的坏爸爸
帕特丽夏·洛克伍德（Patricia Lockwood）是英美年轻一代中炙手可热的诗人、作家。她是社交媒体的宠儿，推特上有十万粉丝，极度话痨，日常发猫、自拍，偶尔炫耀式发布英俊有肉的老公的半裸照。2011年她的诗上了《纽约客》，自此一发不可收拾，“你此后的人生都会不停追逐那种兴奋”。2013年，她的长诗《强奸笑话》（Rape Joke）在网上疯传，轰动一时，恰逢喜剧演员们激烈争论性侵是否合适当笑话素材之时。除了诗歌，洛克伍德最为人所知的作品是回忆录《神父爸爸》（Priestdaddy），一部将愤怒与滑稽融于一炉的杰作。帕特丽夏的父亲是个极右翼人士，从新教路德派牧师改当天主教神父。他不认为女孩也应受教育，宁可花钱买昂贵的吉他也不愿付女儿的大学学费。他痛恨奥巴马、奥巴马医保、自由派报纸、枪支改革、堕胎产业等等。有一天帕特丽夏发现妈妈在厨房里一边读《强奸笑话》一边掉眼泪，因为那诗写的是她19岁那年被父亲神学班上的一个学生强奸的真事，而事发当晚她哭着告诉父亲时，他先质问她是不是之前跟那人睡过。在“与主教共进晚餐”一章里，洛克伍德一家人参加了迎接当地主教的大活动，后来这位主教因为隐瞒神父虐童行径而被迫辞职，帕特丽夏的爸爸站在主教一边，不听信“自由派报纸”的“假新闻”，甚至不喜有自由派倾向的教皇。最近洛克伍德出版了小说处女作《没人在谈论这些》（No One Is Talking About This），神父爸爸摇身一变成了警察爸爸，但底色依旧，一个反堕胎、随身带枪的退休警察，“我见过的最红脖的人”。小说不少情节都源自真实生活，比如帕特丽夏的两个姐妹都怀了有罕见基因病的胎儿，但因为宗教原因无法终止妊娠，两个孩子出生后没多久就因病夭折。小说的女主人公自然有不少帕特丽夏的影子，网红、重度网瘾患者，沉迷于网络世界中的一呼百应，又不得不面对现实世界的惨淡艰辛。
不会用zoom、只会打电话的爱德华·圣奥宾（Edward St Aubyn）写了一辈子自己，自传体小说“梅尔罗斯五部曲”被改编成电视剧并由“卷福”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主演后，人人都知道了他的经历：贵族出身，自幼被父亲性侵，母亲缺乏母爱，他染上毒瘾无法自拔等等。新作《双盲》（Double Blind）写了七年，他极为希望这本小说能够摆脱梅尔罗斯宇宙。《双盲》的主人公是两位三十多岁牛津毕业的女性露西和奥利维亚，露西为一个靠虚拟现实发家并资助前沿脑研究的科技大佬工作并坠入爱河，奥利维亚则是个以反对神经科学为业的学者，男友是专门打理乡下大宅的园艺师。这些人物并未远离圣奥宾熟悉的场景，他们通过药物、麻醉品、宗教、心理治疗和冥想来寻找内心的平静，对于像“一窝蝎子”般的脑海，只有致幻的药物能以最快的速度消解主客观的分野——“你想象着站在枝头的小鸟的心跳，然后你流入了小鸟小鸟也流入了你”。圣奥宾的身世和才华肯定会遭人嫉妒，比如他的前友人威尔·塞尔夫。他们在大学就认识，那会儿两人都喜欢毒品。塞尔夫在2018年的回忆录《威尔》里写了一个从任何方面都很像圣奥宾的人物“Caius”，当Caius告诉塞尔夫自己被父亲性侵过时，塞尔夫的反应是相当生气：“你真是什么都占全了，不管是物质生活还是极端经历，且不说这些经历是不是内伤，写成书肯定能卖啊。”还好圣奥宾从来不读有关自己的评论或采访或回忆，不是因为瞧不起人，而是因为内心太脆弱，承受不起太多毒舌伤害。
蒂莫西·布伦南（Timothy Brennan）的传记新作《思想之地：爱德华·萨义德生平》（Places of Mind: A Life of Edward Said）是最近英美书评界的热议话题。布伦南与萨义德相熟，有天然优势，能够看到萨义德没写完的小说手稿这样的珍贵素材。同时他也保持了传记作家的高度自主，在萨义德的各种伟大之外，他也忠实记录了其性格缺点，比如虚荣、抗拒批评、对学生没耐心、爱发脾气。萨义德还讨厌奥威尔和加缪。这本新传记对萨义德的少年生活没有花费太多笔墨，因为这些内容萨义德自己已经写过回忆录，布伦南侧重讨论的是萨义德的思想、其受到的影响以及引发的争论。萨义德之所以那么容易惹争议，除了跟他选择的议题（东方主义、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伊斯兰）有关，也因为他的行文风格。他的每个句子意思都很清楚，很少语义含糊引人误解，问题出在段落上，他喜欢在一段说一个意思，然后在下一段来个反转，这样的写法简直是为看书不仔细或者本来就喜欢断章取义的人提供炮弹。萨义德的崇拜者对其批评者的反击说到底基本上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你们没看懂他的书。上世纪八十年代，著名史家伯纳德·刘易斯与萨义德在《纽约书评》上的笔战被形容为“东方主义者世界的阿里vs福尔曼争霸赛”。萨义德的政治评论生涯有点儿反讽，他本是英语知识界最坚定的巴勒斯坦捍卫者与代言人，但身处的纽约知识圈又全是犹太人，自然也对犹太人遭受的苦难有共情。1993年巴以领导人在白宫南草坪上签订《奥斯陆协议》，萨义德认为这是巴勒斯坦的投降，其目的只是为了让腐败的巴解组织继续掌权。毒舌的他甚至把巴勒斯坦比作维希政权。阿拉法特气坏了，在巴勒斯坦禁了他所有的书。隔壁以色列倒是全都买得到。萨义德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掀起的波澜与他家庭生活的宁静有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住在曼哈顿河滨大道，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先工作一个小时，然后做两杯特浓咖啡、榨好橙汁、摆设好餐桌，叫妻子起床一起享用精致的早餐。他不许任何人染指家里那台贵重的咖啡机，而且冲咖啡的水必须是依云或者富维克。
一个人去世时能让自己的讣告上《纽约时报》的最佳捷径是什么？拉尔夫·凯斯（Ralph Keyes）的新书《新创词秘史》（The Hidden History of Coined Words）为你指明方向：创造一个热门新词。不过，凯斯说，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每天造几个新词不是问题，难的是如何让大家愿意使用它。文学家自然是造词的好手，弥尔顿贡献了pandemonium（乌烟瘴气）、earthshaking（惊天动地）等，狄更斯贡献了penniless（不名一文）、the creeps（毛骨悚然）等……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新词通常由两个旧词组合而成，或是为一个旧词加上前缀或后缀，全新的生造词则不太容易站稳脚跟。
无心插柳的例子也不少。比如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Fred Hoyle）不相信宇宙起源于大爆炸，在一次广播节目中讥之为“big bang”，结果出乎他意料的是，该词深深印在了所有人的脑海里，1993年甚至有一次比赛看什么词能够取而代之，结果一万三千个词组选项无一能超过“big bang”。霍伊尔去世时，他的讣告上了《洛杉矶时报》头条。
for《外国文艺》2021年nr.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