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HLS通讯》第145期:【考古学】刘俊男教授：论中国早期文化互动及华夏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演进
简介
刘俊男，重庆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与重庆师范大学等共建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中心副主任、秘书长，国际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副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理事等。
论中国早期文化互动及华夏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演进
文 | 刘俊男
摘要：从地下考古材料来说，从大约1.8万年至4000年前，长江中游地区自彭头山文化、高庙文化，至大溪、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一直是中国的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先地区之一，是华夏文化的最早发祥地，并长期向四周尤其是向北传播。长江下游地区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直到良渚文化，有很高的文化成就，与长江中游、北方地区也多有互动。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到来的时间比南方略晚，但也有其独特的文化魅力，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旱作农业成熟，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在中国上古也盛极一时，其中仰韶文化影响北至内蒙，南至长江。其后，陶寺文化、石峁文化以其强劲的活力登上历史舞台，并与江汉地区屈家岭至石家河文化争夺中原。南北两大生业区及区域内部各有其文化特色，相互交流并共同促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关键词：中国早期；文化交流与融合；多元一体格局
本文的“中国早期文化”指现中国境内自新石器时期至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从考古遗存来看，中国早期文化互动，虽然包括各文化区内部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东西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而本文更多的是指中国南、北稻作、旱作两大区文化的互动、冲突与融合。关于南、北文化互动，已经有较多研究成果，如张弛的《论贾湖一期文化》论述了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对其北方、东方的影响；贺刚的《高庙文化及其对外传播与影响》论述了高庙文化对四周的影响；王仁湘的《庙底沟文化彩陶向南方两湖地区的传播》论述了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的彩陶对江汉地区的影响；笔者的《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研究》以及《石家河文化北渐及对豫中西地区的影响》《论宝墩文化的来源》《论移民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作用》等，就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对北方、西方的影响、以及南北民族争夺中原与中原政治中心的出现等问题作了论述。此外，还有论述红山文化玉器与凌家滩文化玉器的关系的，论述良渚文化向四周扩散的，论述内蒙古中南部老虎山文化南下与晋南地区原龙山时期文化结合演变为陶寺文化的，如此等等，大体表明了现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互相影响与民族迁徙的状况。本文拟作简单梳理与概括，请同仁指正。
根据学术界的一般看法，新石器时代早期从出现磨制石器开始，至大约7000B.C.结束，中期大约从7000B.C.至5000B.C.，晚期大约从5000B.C.至3000B.C.，各个地区有些不一致。
一、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江汉地区文化对周边的影响及中原与北方同时期文化的互动
中国南、北地区自200万年以来就有众多旧石器时代人类生活的遗迹，中国最早的农业出现于大约2万年前的湘赣地区，最早的陶器也出现于2万年前的湘桂赣等南方地区。至10000至7000年左右的浙江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也有较为发达的早期农业与制陶业，并最早出现漆器、船等器具。中原及北方地区大约在1万年左右进入新石器时代。自从进入新石器时期以来，现中国境内农业生产与社会组织有个由南而北的演进过程。长江下游地区与中游地区本在农业起源上大体相似，但上山文化与跨湖桥文化，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等文化之间有中断，因此，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对下游有着持续的影响。
关于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向四周推进的过程，可从地下考古遗存得以看出，读者可参照张弛的《论贾湖一期文化》。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原发掘报告将贾湖文化分为3期9段，第1期含1-3段，张弛的《论贾湖一期文化》将贾湖遗址第四段归入第一期，并称此类文化为贾湖一期文化。他分析了裴李岗文化与贾湖一期文化的异同之后认为裴李岗文化乃至人群，应来自于贾湖一期。贾湖一期文化因子是裴李岗文化主要源头。一致认为，在裴李岗文化时代，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即裴李岗文化分布区，即分布于以郑州为中心的河洛地区，这显然与其前身贾湖一期遗存的农业发展程度相对较密切相关。另外，分布在豫西地区的贾湖一期遗存——班村类型的主体器物与关中地区老官台文化相似。老官台文化的年代与班村类型的年代相接，在关中地区至今找不到文化源头，很可能是班村类型的后续文化。山东地区后李文化的时代与裴李岗文化相当，估计也来自南方文化系统。并认为黄河中下游地区6000 B. C.以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主要是长江流域与淮汉文化及人群北进的结果。
他还认为贾湖一期遗存陶器群与北方类似东胡林遗存的万年以来陶器群不是一个传统，而釜与钵的陶器群搭配则正是长江中游地区一直延续下来的古老传统。生业形态也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前的传统。因此贾湖一期文化遗存应是南方人群向北扩张的结果。而大岗一类细石器文化遗存在距今10000年之后退缩到豫中，在距今约8600年后完全退出华北南部地区。笔者赞同张教授的上述观点，认为这应是新石器时代文化早期南方文化向北推进的第一个浪潮。
在北方地区，我们发现了距今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目前发现的最早新石器时代遗址是吉林白城双塔遗址，该遗址出土222件陶器，火候普遍不高，陶质较疏松。可辨器形有鼓腹罐、筒形罐、敛口罐、盆、瓮、盂、豆、钵、碗、杯等，以及陶片加工而成的纺轮等。其中以筒形罐为大宗。但未发现农业迹象。这种文化应是北方新石器时代的较早遗存，影响至小河西文化、赵宝玉沟文化。此外，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发现的东胡林遗址，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南庄头遗址等也是万年左右的早期遗址。
在西辽河地区首先是小河西文化，它与东北地区发现的万年前的双塔遗址有一定关联，这种文化的特征是陶器表面无纹饰，陶器较多，均不见农业迹象。兴隆洼文化则与中原文化有较多联系，开始出现粮食遗迹，并出现之字纹，该纹对中原地区产生了影响，因为我们发现河南郏县水泉遗址第三期文化的之字纹与兴隆洼文化类似，该遗址晚期年代在8000-7800年前，比兴隆洼文化最早的年代8200年前略晚。因此，裴李岗文化与北方兴隆洼文化是互有影响的。兴隆洼文化之后的赵宝沟文化则保留了更多东北方文化因素，如几何纹等等。
关于河南北部地区的裴李岗文化、河北地区的磁山文化与东北西辽河地区的文化联系，可参见张渭莲、段宏振的《中原与北方之间的文化走廊》中的相关内容。
二、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高庙、大溪文化对四周的影响以及中原与北方地区文化的互动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交流十分频繁，甚至有较多迁徙。贺刚先生通过对陶器器形、纹饰以及符号等对比和详细论证，认为以八角星图像为代表的高庙文化对岭南桂江流域、环洞庭湖区、鄂西峡江地区、陕西汉中、关中地区、鄂东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作了共时性传播，对以后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小沿河文化、马家窑文化等作了历时性传播。他认为发源于湘西沅水地区的高庙文化，东传至洞庭湖区，再传至黄河下游与长江下游地区， 最后达于辽西与黄河上游地区。
贺先生在总结高庙文化外传的原因时说“高庙文化中的那些飞鸟、獠牙兽面、太阳和八角星等图像, 以及承载这些图像的精美白陶制品和构成这些神灵图像的篦点纹装饰工艺，之所以能有如此巨大的辐射力与穿透力, 跨越时空的籓篱, 被如此广大地域范围内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所接受, 这个内在的力量之源就是宗教! 高庙文化的对外传播正是伴随着这一文化的主人所创造的宗教观念的对外传播而传播的。”笔者赞同贺先生的论述。
关于大溪文化的对外扩张，徐祖祥有专门论述，他将大溪文化划分为早、晚两大期4小段，早期为关庙山、丁家岗（亦即三元宫类型）、油子岭三个类型，晚期为大溪、划城岗、谭家岭、螺蛳山、曹家楼五个类型，在大溪文化晚期，该文化向外扩张，扩大至鄂东地区螺蛳山类型、汉水中游地区曹家楼类型，笔者认为这种划分是比较客观的。大溪文化遗址多出土钺等武器，与以后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多葬陶器有所区别，从这些事实来看，从事稻作的大溪文化民族也有对外扩张的历史。
民族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民族的认同，中国在如此广阔的区域在7000-5000多年前这么悠远的时代就实现了太阳鸟、八角星图像为代表宗教信仰的同一，物质文化的相似或同一，其形成确实很早。
黄河中下游地区贾湖一期至裴李岗文化之后出现的是仰韶文化、后岗一期文化、北辛~大汶口文化，西辽河地区是赵宝沟~红山文化。黄河中下游与西辽河等地区的文化在同一时段同内互有较大影响；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时期，势力很大，北达内蒙古中南部，南达长江边，东与大汶口文化相接，西达甘青地区，东北影响至红山文化。
关于后岗一期文化，张忠培有系列专文研究，他认为后岗一期分布地域范围扩展至最大，认为华北平原、河套地区、山东半岛均有后岗一期文化存在，其中心区在山东境内而不是豫北、冀南。该论述认为仰韶时代的黄河流域就已经形成了以华渭、泰沂为中心的西、东两大集团。
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至庙子沟文化时期，主要由仰韶文化与当地文化结合而形成新的文化，严文明认为是仰韶文化沿黄河北上并与当地土著人融合的结果。
三、新石器时代晚期及青铜时代早期长江地区文化对周边的影响以及北方地区的文化互动
大约在距今5600-5300年，长江地区凌家滩文化、屈家岭文化强势崛起，并对北方地区产生强烈的影响。关于凌家滩文化对西辽河红山文化区的影响，可参见朱乃诚《红山文化兽面玦形玉饰研究》《论红山文化玉兽面玦形饰的渊源》等文。朱先生认为红山文化晚期兽面玦形玉饰的年代可定在公元前3360年至公元前2667年之间。红山文化晚期玉器中最具特征的玉兽面玦形饰，其祖形是远在南方千余公里之外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98M16号墓出土的玉虎形环。不唯如此，红山文化晚期的其他一些文化含义相当厚重的玉器，如玉人、玉箍形器、双联璧、玉凤、丫形器等，其渊源都与凌家滩文化有关。
朱先生认为公元前3300年前后，主要分布在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晚期，出现了“坛、庙、冢”，开始盛行制作并使用礼仪玉器，表现出高度发展的文化成就。对这些高层次的文化遗存在辽西地区突然出现的历史背景及其原因，目前尚在探索之中。他通过对凌家滩文化玉器进行探索之后得出结论说：“凌家滩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江淮中部的巢湖东西两侧，目前所知其年代在公元前3600年前至公元前3300年前后。已大面积发掘的含山凌家滩遗址，发现了面积近3000平方米的红烧土块铺装的广场、面积约1200 平方米的祭坛墓地，以及中国“玉敛葬”和礼仪用玉的肇始阶段的现象，出土了近千件玉器。这些文化成就突出地表明了凌家滩文化遗存是同时期诸考古学文化中发展程度高、意识观念复杂，其发展水平居于我国公元前3500年前后文化发展的前列，对于中国文明黎明时期的社会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应当重新认识、深入探索江淮中部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及其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地位与作用。”
他更明确指出：“凌家滩玉器与红山文化晚期玉器中存在着相同的现象，不可能是凌家滩文化遗存与红山文化晚期之间的同时期的文化互相交流影响的产物，更不是凌家滩文化遗存接受了红山文化晚期影响的结果。而最大的可能则应是红山文化晚期承袭了凌家滩文化遗存的发展的结果。即红山文化晚期玉兽面玦形饰以及玉人、玉凤、玉箍形器、双联璧等与凌家滩玉器相同的器形，应是凌家滩文化遗存的玉器在红山文化晚期的发展演变的结果。”
关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对北方的影响，可参见何驽的《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论》。何先生列举了屈家岭文化到达今山西省垣曲古城东关遗址的陶器证据。笔者的《石家河文化的北渐及其对豫中西地区的影响》，论述了距今约5500~4000年左右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对外传播与影响，认为：屈家岭、石家河、后石家河文化的年代分别为3600~2800B.C.、3000~2300B.C.、2400~1900B.C.。屈家岭文化曾领先周边文化数百年，其影响所及至于今天山西省，黄河岸边。之后的石家河文化向北扩张至河南漯河郝家台一带，对王湾三期文化前期有较大的影响。后石家河文化主要来源于石家河文化区，并使王湾三期后期文化与之渐趋一致。二里头文化是在王湾三期后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笔者通过对《偃师二里头——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公布的二里头遗址第一期所有器物的型式进行分类统计，发现与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相似的器物约占总类型的62%，与二里头文化外围北、东、西三方邻近文化相似的器物约占14%，其自身新因素约占24%。而石家河文化比王湾三期早期文化早约300年，王湾三期文化区至王湾三期文化后期才慢慢被石家河文化的这些器物所同化。因此，二里头文化其终极来源当在长江中游地区。
一般认为许宏是中原中心论者，然而，许先生在总结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后指出，二里头文化是南方文化由南而北演进的结果，他说：细究起来，学者们注意到，从龙山文化末期开始，以嵩山东南麓为大本营的煤山类型文化因素已开始陆续向北渗透甚至穿插在王湾类型的分布区中。其传布的路线似乎是沿嵩山东侧北上，经由郑州地区而进人嵩山北麓王湾类型腹地的。而“新砦类遗存”，正是煤山类型与王湾类型相互碰撞、整合的开始。就目前的资料而言，在嵩山南北的文化整合过程中，煤山类型可能居于更为主动的地位。对二里头陶器的文化因素分析也表明，二里头文化除了继承嵩山南北区域龙山文化的共有因素之外，承袭煤山类型的特征性因素相对也要多于王湾类型的因素。所以，在嵩山南北的文化由各自独立而走向整合的过程中，煤山类型显然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许先生结论说：总体上看，二里头文化中的所谓外来因素，多可从王湾三期文化中找到源头，可以认为它们大多是“垂直”继承自中原当地龙山文化的，二里头人不大可能是在二里头文化崛起时才从外部“挺进中原”的，它只是在一个新的高度上接续和整合了龙山时代逐鹿中原的“群雄”的文化遗产。
关于大汶口晚期至龙山文化城址源头问题，许先生也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前述淮河流域的尉迟寺类型的两处城邑位于海岱地区的西南，滕州西康留城邑位于鲁南，尧王城和丹土城邑则地处鲁东南沿海地区，位置均偏南。堆筑城垣技术、城垣底部铺垫石块的做法，以及城垣上建筑的存在，都显现了与长江流域聚落建筑风格的相似之处。”言外之意，这些城址的文化源头在南方长江地区，或者说，主持建城的贵族来自南方长江地区。
因此，笔者认为，如果将时间扩展到早于二里头文化的时段，地域不局限于中原，那么，二里头文化的源头与笔者所持意见完全一致。
江汉地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不仅向北、向东影响周边地区，而且还向西影响甚至迁徙至成都平原，演变成宝墩文化。在拙文《宝墩文化来源研究》一文中，我们从陶器器形与纹饰对比的角度分析，认为宝墩文化一期中共有的17种典型陶器类型，以及陶器上的纹饰都可从长江中游的三峡东邻地区找到源头。宝墩文化与峡江东部地区的锁龙遗存相似，都是高庙文化、大溪文化的继承者。其原因可能是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由汉水以东地区开始兴起，将原大溪文化居民排挤到峡江地区，并进而使得部分大溪文化后裔远迁成都平原。过去一些研究者认为虞舜驱逐三苗至三危，三苗人再沿岷江向南进入成都平原，现在看来，这种设想可能于时间不合，因为尧舜禹时代大约距今4300年左右，而宝墩文化的形成证明早在4500年之前，三峡东邻地区的先民就已经来到成都平原繁衍生息。马家窑文化、营盘山文化受周边各种文化的影响，部分陶器类型及纹饰也来源于三峡东邻地区。
屈家岭文化出现之后，中国境内各文化区出现了城邦林立的现象，江汉地区、江淮下游、中原、西北地区都出现了城邦，有的还出现了区域性的霸国。西辽河地区也出现了神邦。在这些城邦之中，南方长江流域的文明水平显得更胜一筹。如出现了屈家岭文化城邦与霸国、良渚文化城邦与霸国。此时，屈家岭文化、凌家滩文化强势向北部、东部地区扩张，使仰韶文化迅速向河南龙山时期文化过渡，使大汶口文化迅速向龙山文化转变，也使成都平原出现了宝墩文化。至后石家河文化，江汉主体民众则渐渐北移至河南地区。良渚文化曾在当地形成了强大的早期文明，出现了城邦甚至霸国，红山文化也出现了神邦。这二种文化消失之后，当地出现了短暂的断层。
良渚文化虽然在当地消失，但其人口可能移徙周边地区，各地出现的良渚文化因素是很好的证据。西辽河地区的红山文化与内蒙古中南部庙子沟文化有较多相似之处，如房屋布局，灶的形式，陶器式样等等，庙子沟文化与老虎山文化虽有断层，但仍有一些相似，可能是文化自身进步所致。因气候等原因，老虎山文化在当地消失之后，其民众部分南下，与晋陕地区原居民融合形成了陶寺文化、齐家文化（石峁文化）等，随后，北部地区的陶寺文化、石峁文化（或归结为齐家文化）在距今约4300~4000年强势崛起，与南方的石家河、后石家河文化南北对峙，从而在中国形成了南北文化争夺中原的现象。最终在中原地区形成了夏、商、周核心文化王朝。从此，北部中国在晋陕一带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半农半牧的民族。
四、南北民族争夺中原与中原文化中心的形成
历史发展到距今4300年前后，我国东北、东南地区的文化走上衰落，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为代表的南方民族与黄河中游陶寺文化、石峁文化为代表的北方民族两大政治势力相互争斗，争夺中原。这种争夺早在约4800年前即已开始。
山西至内蒙古一带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农业和游牧两大民族的地理分界。在距今约4800～3800年前，出现了南北两大民族争夺晋南的现象。首先是屈家岭文化进入晋南，其次是长城以北的游牧文化南下晋南，然后双方进行了拉锯战，形成南北文化逐鹿中原的景象。以下作些简要论述。
（一） 屈家岭文化北上晋南
从地下遗存看，屈家岭文化向四周扩张，其向北扩展到山西境内。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以石家河古城为中心将文化向四周辐射。北抵黄河两岸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例如，山西垣曲东关遗址、河南偃师滑城遗址、陕西商县紫荆遗址等都受到它的影响。从何驽的《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论》中所列东关遗址庙底沟二期文化早、中、晚三期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同类器物所作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对庙底沟二期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以致二者的众多陶器几无差别，这些器物是长江中游常见而北方地区新出的。东关遗址的遗物与屈家岭至石家河文化早期的遗物很相似，河南境内众多同时期遗址也类同于屈家岭文化，这说明南方屈家岭文化率先占领或影响了中原。从文献上说，大约相当于“迁实沈于大夏”（《左传·昭公元年》）的时期。
（二） 长城及以北地区先民南下晋南，形成陶寺一期文化
陶寺文化及陶寺古城遗址的发现是当代考古的重大事件。陶寺文化是局限于晋南局部地区的古文化，何驽先生认为陶寺文化早期约2300B.C.～2100B.C.，中期约2100B.C.～2000B.C.，晚期约2000B.C.～1900B.C.。按其碳十四测年，早期年代还可上推至2500B.C.前。在四方文化交汇于陶寺的情况下，判别某期文化的属主，除了考察生产、生活器具之外，应更多地看大型墓葬所体现的信仰及其标志物。因为生产、生活器具与陶寺当地的地理环境相关，也与当地广大民众的生活习性有关，而“信仰”相对持久，则可帮助辨认其统治者之起源地。由考古资料可知，陶寺早、中、晚期文化虽然同属于一个文化的三个时期，但其统治者当有所不同。
何驽将陶寺文化早期因素与该地早一时期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典型因素对比，发现陶寺文化继承庙底沟文化因素的只占21.91%，而78.09%为新因素，因而得出结论说：“陶寺文化早期遗存是从庙底沟二期文化母体中分离出来并结合其他文化因素而独立发展的一个新文化。”
这种新文化的创造者是谁，我们可从其出土遗物来判断。早期大墓出土的彩绘“蟠龙”陶盘是判明统治者族属的重要信息，因为它是族众心理崇拜的体现。从红山文化陶片上的纹饰（图一，2、3）可判断其与陶寺“龙盘”的密切关系。红山文化与陶寺文化都处在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的附近，其文化近似。
从出土的一些早期石农具、陶器、粮窖及城址可知其农业性质，这反应的是原居民的生活方式。而出土较多游牧民族常用的细石器，则说明其又有游牧性质，当是北方南下的游牧文化。因此，陶寺遗址当是半农半牧（或猎？）的文化。以M3015号大墓为例，共出土178件随葬品，其中陶器14件，木器23件，玉、石器130件（内石镞111件），骨器11件；另有30件被扰动，且发现在灰坑。可知，大部分是猎狩及肉食器具（镞、小刀、小锥等）。审视东、南方农业地区的古遗址，虽然在遗址中也偶见石镞，但极少用于随葬；早期小墓，随葬品一般是1-2件细石器。这说明，除了统治者来自北方外，广大民众也多来自北方使用细石器的猎狩民族。
另外，如前引苏秉琦、董琦二位所论，陶寺文化是长城及以北地区的文化与中原文化结合的产物。田广金、郭素新二位以“大青山下斝与瓮”为题，专门论证了北方长城地区南下的文化因素，指出：“（陶寺文化）其主要文化因素如彩绘龙纹、三足器与燕山以北和河曲地带有关。”他们认为北方长城地区在距今4700～4300年有过发达的城址文化，包括海生不浪文化与老虎山文化等。约距今4300年开始，北方河套地区的岱海周围石城群、大青山南麓石城群消失，可能南下了，陶寺早期古城始兴。气候的变冷是北方长城地区文化南下晋南的主要原因。
再说，陶寺遗址早期排列有序的5座大墓出土的重要遗物，表明墓主的身份应是当地连续主政的五位大贵族或首领，而这不可能是与之大体同时的尧、舜之墓。因为“尧以楚伯受命”（参见汉代许慎的《淮南鸿烈解·兵略训第十五》，元代梁益的《诗传旁通》卷14，宋代罗泌的《路史》卷27，清代程大中的《四书逸笺》卷6），其地在楚，虞舜也是由尧之远亲升为天子的，且天子均只有一代，不可能有五代君主（关于尧帝的政治中心在南方详见拙著《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研究》第五章中有关“帝尧”的论述。）
《竹书纪年》：“（尧）七十六年，司空（禹）伐曹、魏之戎，克之。”《吕氏春秋·召类》：“禹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从这些材料来分析，尧76年时曾派大禹攻打古“魏”，又根据西周、春秋时的“魏”皆因居古“魏”地（即今山西南部）而称魏，因此我们推断，在大禹打败古魏之前，陶寺之地不可能是尧、舜、禹的政治中心，待大禹攻打古魏国之后，即在陶寺地区开始建都，因而此地被称为大夏（或西夏）。关于禹都、夏都地望有不同意见。唐孔颕达疏《祀记》卷55《考证》云：“《后汉书·郡国志注》引《汲冡书》曰禹都阳城是也，阳城对偃师言则亦为西矣。”《汲冡书》属先秦古籍，当有权威性，因此，禹都或夏都首先不在晋南是有依据的。
林春溥的《古史纪年》曰：“《广韵》云：魏州名夏，观扈之国，盖魏与扈其初本为戎有，及禹灭之后，乃以封其支庶耳。”从文献记载看，在大禹灭戎之前，晋南大夏之地曾有一个古魏国。
此“魏”，笔者推断可能就是古书中的鬼方。鬼、魏，字形繁省不同，音同在微部，甲骨文中有“鬼方”，无“魏”字。西周、春秋时又各建有新魏国，因而古老的魏国后裔便称为鬼方。鬼方在商武丁征伐之后散处大西南，居住在与鬼宿对应的地域，即甘陕直至云贵一带。王玉哲的《中华远古史》中也有关于鬼方地望的论断，与笔者的分析正相吻合，他列举了春秋时隗姓之赤狄为鬼方后，怀即隗之讹，《史记·殷本纪》中的“九侯”即鬼侯等五个证据，然后结论说：“综此五证，我们说商、周时的鬼方地域在晋中南部，可以说信而有证了。”有些学者根据卜辞中地理的系联方法，也提出鬼方的地望应在晋南。鬼方在晋南，而周时的魏国也在晋南，说明魏与鬼方有关联。鬼方其实多名，是我国北方强大的少数民族。王国维说：
我国古时有一种强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汧陇，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山间，中间或分或合，时入侵暴中国。其俗尚武而文化制度不如诸夏远甚。又本无文字，或虽有而不与中国同，是以中国称之也随世异名，因地殊号，至于后世或且以丑名加之。其见于商周间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际则曰猃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已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综上诸称观之，则曰戎曰狄者皆中国人所加之名。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曰猃狁曰胡曰匈奴者乃其本名，而鬼方之方、混夷之夷，亦为中国所附加。当中国呼之为戎狄之时，彼之自称绝非如此，其居边裔者尤当仍其故号，故战国时中国戎狄既尽，强国辟土，与边裔接，乃复其本名呼之。……（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观堂集林》卷12）
综上，我们认为，陶寺文化早期应当为半农半牧（或猎？）的、以北方地区南下民族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可能就是禹所伐的古“魏”，或云鬼方前身。鬼方后代或为隗、或为魏。
（三） 南方贵族北进晋南，形成陶寺遗址第二期（中期）文化
在陶寺中期小城内发现了一片墓地和一座大墓ⅡM22。此处墓地对了解陶寺城址聚落变迁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它与早期大墓及其墓地茔域不同，暗示陶寺文化中期城址对早期城址的替代并非孤立现象。
ⅡM22随葬品反映出中期大贵族的丧葬礼制大为改观，早期大墓常见的陶器群和陶、木、石礼器群不见于ⅡM22。ⅡM22主要崇尚玉器、彩绘陶器和漆器，彩绘陶器包括小口圆肩盖罐、折肩罐、双耳罐、深腹盆、大圈足盆、红彩草编篮等，漆器包括箱、豆、标杆、钺柄等，它们可能组成陶寺中期新礼器群。该墓的葬具用整根大木挖成的船形棺，与其他大墓的非木葬具不一样。上述变化暗示陶寺早中期之间，尽管陶寺城址继续作为王都聚落而存在，但是统治集团（家族）有所变化。
陶寺中期的“新文化因素”的来源可从出土的玉器、葬具及器物的纹饰等得到启示。
首先，“陶寺文化中较有特色的篮纹中间夹有细密的横丝，这种纹饰在早期不见，中晚期则明显增加。”审视龙山文化时期全国各地的陶器篮纹饰，我们发现：造律台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后岗二期文化都不以篮纹为主，而陕甘地区的齐家文化以篮纹和绳纹为主，伊洛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以拍印的篮纹、方格纹、绳纹为主。篮纹是屈家岭文化中数量居第二的纹饰，是石家河青龙泉三期中最主要的纹饰。于是，我们认为这种纹饰应当是受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影响所致，并通过伊洛河流域影响到陶寺及三苗所迁之西羌地区。
其次，陶寺中期大墓的船棺为南方流行的葬具，主要分布在武夷山至四川、贵州一带。陈明芳女士说：“悬棺葬起源于盘瓠系统苗瑶中的一些部落。《隋书•地理志》：‘盘瓠初死，置之于树，乃以竹木刺而下之’……大量的实地调查资料表明，悬棺葬突出的特点是葬地必然选择依山傍水的地理环境和船形棺的使用。这两个特点反映出悬棺葬与居住在江河湖海的民族密切相关。这种葬俗是海洋民族心理素质的反映。”她认为，悬棺葬与土葬只是葬式的不同，而船形棺则是一致的。至今，船形棺在南方还有众多发现。
从地下墓葬看，屈家岭文化土葬墓发现了木质葬具，如湖北沙洋县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112座墓葬中有70%的使用了独木棺或板棺等葬具。良渚文化墓的木葬具多腐烂，唯福泉山M139保存有独木船形棺。良渚文化中型墓虽也多有葬具，但葬具不完整，仅用独木刳制而成的棺底板，无棺盖。石家河文化也有此类发现。如湖北石首市走马岭遗址M11，“墓底有木质葬具的腐烂痕迹”，邓家湾石家河文化遗址M78底部残存一些木灰，推测部分墓葬可能用木质葬具”。与陶寺中晚期文化大体同时及稍后的齐家文化也流行船棺葬。这些都反映的是南方水乡民族的传统。这种文化与来自南方的“三苗”有关。古史多载，舜“窜三苗于三危”，齐家文化区应当是三苗文化分区。《后汉书•西羌传》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注：衡山也），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可见，迁于三危的“三苗”的始居地也在长江中游。
再次，ⅡM22大墓内玉琮的整体形制更似湖南安乡度家岗石家河文化墓地出土的玉琮，如图二，5与图二，12所示。相对于玉琮起源地良渚文化同类器而言，石家河文化玉琮射部开始变短，没有兽面纹，而代之以简单的线条，陶寺中晚期的玉琮（陶寺文化早期没有玉琮出土，中晚期的玉琮大多难分是中期还是晚期，故一并叙述）则继承了石家河文化玉琮的特点，甚至变得更简单，有的干脆没有射部，也无纹饰（图二，4、5、11、12）。因此，陶寺玉琮显然来自南方，并受江汉地区同类器的影响。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国农业部族的崇拜物兽面玉牌饰。朱乃诚说：“检视长江中游以外地区至今发现的距今4000年以前的玉器，在中原地区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的兽面玉牌与石家河的兽面玉牌饰属同类器型。”朱先生以为石家河晚期文化（或称后石家河文化）兽面玉牌（图二，3）是由陶寺玉兽面（图二，10）传入的。此说代表了当时学术界很多学者的观点。不过，朱先生五年后作了纠正，认为是后石家河文化影响至陶寺文化的结果。朱先生认为陶寺文化玉器的文化传统大概有五种：
第一， 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传统。如玉骨组合头饰中的小玉璧。或许还有其他玉器，如方形玉璧等，尚待识别。
第二，良渚文化与广富林文化玉器的传统。如方柱体的刻纹滑石琮。其他各种玉琮都应是良褚文化玉琮在中原地区的繁衍发展。还有玉璧，主要是那种完整而较厚重的圆形大玉璧，亦是良渚文化的传统。
第三，石家河文化晚期玉器的传统。如玉兽面、玉虎头。而玉璧、玉璜上的扉牙装饰，也可能与石家河文化晚期玉器有关。
第四，大汶口文化玉器的传统。如玉牙璧等。
第五，陶寺文化传统的玉器。这类玉器的种类与数量，在陶寺文化玉器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如多璜联缀组合玉璧、带扉牙玉璧、“金玉璧环”、边缘厚不足0.1 厘米的极薄玉璧、无射部的方形光素短琮、扁平长条形双孔玉钺与双刃玉钺、由大玉刀改制的各种形制的玉钺、侧边有楔形凹槽的玉石钺、出内的玉石钺、横向双孔石钺、端部两侧有楔形凹口的玉石钺、窄长条形斜刃石刀、多孔大头石刀、双刃铲形刀、大玉刀、尖首玉圭、玉骨组合头饰、玉梳形器以及绿松石片贴附腕饰与手镯等。
笔者赞同朱先生的上述观点而又有所不同。朱先生认为陶寺文化玉器包含清凉寺出土玉器，笔者赞同此说，而我们认为，良渚文化在4300年前已经消失，是通过后石家河文化才将源于良渚文化的玉琮传入陶寺的。检视陶寺文化玉琮，上面已经没有兽面纹了，其整体形态更似后石家文化玉琮。至于多璜联缀组合玉璧，带扉牙玉璧（亦即玉璇玑）最早也当来自屈家岭文化，可见于湖北保康穆林头遗址屈家岭文化墓葬M26，该发掘报告指出：此前，玉牙璧最早发现于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后在山东、辽东、陕西等地的龙山文化以及湖北后石家河文化时期都有发现。而此次的发现又将湖北玉牙璧出现的年代提早到了距今4800~4500年左右的屈家岭文化晚期。笔者按：屈家岭文化的校正年代为距今约5500-4800年，各地发展有些不平衡，与石家河文化年代有些交叉，此报告未按校正年代，他们在比较其他地区的同类器时也未按校正年代，因此该报告指出屈家岭文化玉牙璧比其他各地出土的更早。
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玉璧本是源于大溪文化的。大溪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玉璧M121:3，从出现的时间上说，玉璧是江汉地区大溪文化遗产，其他地区的玉璧时代略晚。顺便一提，大溪遗址还发现一种内孔边缘有领的玉璧式装饰器，与龙山时代众多遗址发现的有领玉瑗比较类似，或即此类器的源头或雏形，在大溪遗址称之为双环形耳饰。据发据报告所记，“双环形耳饰十四件。 呈滑轮状，分四式。Ⅰ式：五件。M199:1，石质，黑色。扁平圆形，两面有宽边，一面大，一面小，中穿孔。大的一面外缘刻成锯齿形。最大径4厘米(图二一, 6)……Ⅲ式：二件。M101:26, 石质，黑色，两面宽边外移，中间穿孔，一面边缘刻划弧形圈四道。”唯大溪遗址发掘的为石质、骨质等，与后世有领玉瑗形制稍有差别。
从时间上说，后石家河文化距今4400～4000年，共测BK84071、BK84066、BK84069、BK84052四个标本的树轮校正年代分别为2405±175 B.C.、2280±140 B.C.、2240±170 B.C.、2165±105 B.C.，而陶寺文化中期所测可供参考标本ZK1086、ZK1150、ZK1085、ZK1102的树轮校正年代分别为2130±95B.C.、2095±95B.C.、2080±95B.C.、1820±130 B.C.，距今约4200～4000年。后石家河文化是由本地发展而来，而且玉兽面（《石家河文化玉器》中称之为虎头）在石家河文化晚期发现极多，而陶寺文化中期与早期文化明显不同，显然是外来的。陶寺玉兽面应当来自后石家河文化。
此外，如图二所列，玉璧、玉璜、陶铃也有某种程度的相似，只是陶寺文化器物比后石家河文化的更简陋，尤其玉璧内径与外径的比例关系极为相似，而良渚文化玉璧的内径要小一些。
那么陶寺中期文化统治者是谁？陶寺中期城址较大（280万m2），约距今4100～4000年，与夏王朝前期禹、启、太康正合（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夏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又据《竹书纪年》禹在位45年，启在位16年，太康即位不久被后羿驱逐至河南，夏前期在晋南共计约70年。）因此，陶寺中期大城可考虑为夏禹及启所建。《竹书纪年》：“帝启元年癸亥，帝即位于夏邑。大飨诸侯于钧台。诸侯从帝归于冀都。”ⅡM22大墓的统治者可能为夏启，因为史载大禹葬会稽，太康失国而退居河南，则只有夏启可能葬于此。《艺文类聚》卷62：“《归藏》曰：昔者夏后启葬享神于晋之墟，作为璇台于水之阳”，《归藏》传为商代古书，关于夏启的记载是最古而又最明确的。所以陶寺之地古称大夏，大约是因为夏启曾在这里建都。
（四） 西北之有穷氏、寒浞戎狄文化占领晋南
据考古发掘报告，陶寺晚期，宫毁城移，杀壮丁、淫妇女、毁宗庙、扰祖陵，带有强烈的暴力色彩，宫殿区改成了玉石器、骨器加工区。由此可知，陶寺中、晚期社会发生较大变动，其文化当有不同的属主。再说，陶寺晚期的小口高领折肩罐、双大耳罐等同甘青地区齐家文化很相似。由此可推断，陶寺晚期文化含有来自西方的戎狄文化因素。从文献可知，太康失国，来自穷石的有穷氏后羿及其佞臣寒浞曾先后代夏而王，因此，晚期文化可能是夷羿有穷氏（与寒浞）文化与夏后氏之复合文化。
《左传》卷29：“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晋杜预注：“禹孙太康淫放失国，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号曰有穷，鉏，羿本国名。”不过，杜预将几个“羿”混淆，对有穷、鉏两个地名的地望解释有误，他以后世之地名当之。能够保存于后世的地名，大都是后裔们所居之地，他们从先祖所居地迁出，先祖之地因无人居住便可能湮没。
据文献记载，“羿”并非仅有一人。伪《书·五子之歌》：“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宋代林之奇的《尚书全解》曰：“案《左氏传》襄四年，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然则穷者，有羿之国名也，其曰有穷者，如云有扈也。后羿，盖羿是穷之君也。唐孔氏引贾逵说文之言以谓羿帝喾射官也，羿之先祖世为先王射官，故帝赐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曰：尧时十日并出，尧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辞》‘羿焉弹日，乌焉解羽’，此言虽不经，要之，帝喾时有羿，尧时亦有羿，则羿是善射之号，非复人之名字。据先儒之意，盖谓凡善射者皆谓之羿。此有穷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非是名也，此说为可信。案孟子曰，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已，于是杀羿，此逢蒙所杀之羿，盖又别是一羿，非有穷之羿也，有穷之羿乃为寒浞所杀，非见杀于逢蒙也，以是知羿非有穷之君，盖是善射之称也。”于是，我们可以大略知道，有穷氏后羿并不是东夷之羿。我们宜用先秦的史料来加以考证。
其所谓“迁于穷石”之“穷石”，应当在晋地西北。范三畏说：“《括地志》：兰门山一名合黎，一曰穷石山，在删丹县（今甘肃省山丹县——引者注）西南七十里。……《离骚》‘夕归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注引《山海经·海内西经》郭注：《淮南子·地形训》，弱水出穷石。穷石今之西郡删丹……今按兰门穷石即祁连冷龙岭。”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说：“羿迁穷石，果即此弱水所出之穷石者，则当来自湟、洮之间。其地本射猎之区，故羿以善射特闻，而其部族亦强不可圉也。太康此时，盖失晋阳而退居洛汭。”吕思勉还说：“如左氏所载，羿代夏政，少康中兴之事，据杜注，其地皆在山东。设羿所迁穷石果在陇蜀之间，则杜注必无一是处。惜书阙有间，予说亦无多佐证，不能辞而辟之耳。”
笔者以为，“穷”国，从“窮”字而论，持“弓”之“身”于洞“穴”之下，应当是西北地区住窑洞而持弓猎狩之国度，其人善射。在今山西省西北面还有一个地名叫穷桑，也与“穷”有关。罗泌在《路史》卷3云：“《拾遗记》言穷桑者西海之滨也，地有孤桑千寻，盖在西垂少昊之居，梁雍之域。”《山海经·海外西经》在轩辕之国的北面有“穷山”，曰：“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
根据这些先秦古籍，穷石应该在今山西省西、北面至甘肃、青海之间，很象石峁、齐家文化所在地。
有学者认为后石家河文化玉器可能受石峁石雕的影响。笔者以为，石峁文化石雕在石峁文化中晚期（距今约4000-3800年）才使用，比后石家河文化出玉器的遗址（距今约4200-4000年）约晚200年，而且它不应是早期神殿残物利用，因为，镶嵌工艺是石峁文化特色，与其藏玉于墙，用玉奠基之俗相合，而且出土的石雕极大部分完整无损，个别倒置可能是晚期维修时所致。再说，其北墙还有二组眼睛石雕，双眼是两块石头同时镶嵌于墙的，若为残物利用，两只眼睛怎么会处于同一水平线，共同构成一对？石峁文化石雕及玉器可谓全盘吸收了后石家河文化玉器风格与器形，而后石家河文化不见石峁牛、马、蛇等石雕类型，因此，它们是单向历时传播而不是双向同时互动的。
从陶寺文化晚期城毁宫移又明显地带有甘肃、青海地区齐家文化（石峁文化与齐家文化近似）因素的情况，可以判断此文化为西北之戎狄文化。前文已述大禹夏文化与迁于西羌的“三苗”文化的关系。陶寺晚期与齐家文化相似则很好理解，因为大禹本出于西羌，而西羌之夷羿与夏禹有同盟关系，是夏的部下，其利用太康游猎百日不归而发动政变，“因夏之民以代夏政”，其建立的文化当然也是夏文化，所以何驽先生说陶寺晚期与中期文化无多少变化，只是宫毁城移，不再是政权中心。其宫殿变成了制玉、石作坊，表现出典型的游牧文化区的特征。
从陶寺文化早、中、晚三期文化特色大不相同及文化特点可以判断，这里曾分别由南北两方统治者轮流统治，而广大人民仍旧生活在本地，因此其三期文化又具相似性。
（五） 东下冯二里头文化占领晋南
陶寺文化晚期之后，在山西又出现了东下冯遗址，遗址面积约25万平方米。遗址内发现有灰坑、房屋、墓葬、沟槽、水井、陶窑等遗迹，出土物包括陶器、蚌器、骨器、铜器、石器、卜骨等。此外，还发现二里岗时期城址，城址南部呈曲尺状，且保存较好，城外环有护城壕。二里岗时期城墙等众多遗迹的发现，显示了东下冯遗址的特殊意义，被称为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其年代约为公元前1900～1500年。主要分布于河南、湖北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占领了晋南，说明南方文化又占领了山西南部。
从以上论证可知，距今4800～3800年，南方农业与北方半农半牧（或半猎）两个民族就已逐鹿中原，从此，南北文化便渐趋融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原就是某政权的发祥地。世界的文明古国大都在北纬30度左右，中国也不例外，早期文明也首先出现在长江流域，但中国的情况与其他古国有所不同，北方还有强大的半农半牧（或半猎）民族，如荤粥、匈奴、突厥、北魏、辽、元、清等，南北民族争取中原并皆欲统治对方。因此，夏、商、周以来，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的统治者，其强大之时，大都以中原为政治中心。
世界两大强势文化，一为发源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约5300年前兴起于西亚，然后再到希腊、罗马，再推及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即从北纬30度推至北纬35度，再到北纬40度地区。另一个强势文化即中华文明，5300年前兴于长江流域，后推广至北纬35度左右的黄河流域，再推广至北纬40度的北京地区。尽管北方地区早就有人类生存，也创造了辉煌的上古文化，但作为强势“国家”（文明）的中心大体是由南向北发展的。这可能是个大趋势。
在讨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时，有人留意到苏秉琦先生著作中有个“多源一体”或“多源一统”的词，好像与费孝通先生的观点有所差异。我觉得其实是从不同角度而言的。就政权而言，苏先生是用“多源一统（体）”，而就民族而言，苏先生也是用的“多元一体”，这二词在第71页同一页中出现即可明了，至今中国有56个民族即56个元，但都认可共同组成一个中华民族，则为一体。
总之，从地下考古材料来说，从大约1.8万年至4000年前，江汉地区自彭头山文化、高庙文化，至大溪、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一直是中国的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先地区之一，是华夏文化的最早发祥地，并长期向四周尤其是向北传播。长江下游地区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直到良渚文化，有很高的文化成就，与长江中游、北方地区也多有互动。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到来的时间比南方略晚，但也有其独特的文化魅力，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旱作农业成熟，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在中国上古也盛极一时，其中仰韶文化影响北至内蒙，南至长江。其后，陶寺文化、石峁文化以其强劲的活力登上历史舞台，并与江汉地区屈家岭至石家河文化争夺中原。南北两大生业区及区域内部各有其文化特色，相互交流并共同促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原载《中原文化研究》2021年第5期）
责任编辑：李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