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公开课：幸福的科学（一）
耶鲁大学公开课：幸福的科学（一）
本文是公开课笔记+部分思考内容，观点来自于耶鲁大学幸福公开课。
前言：耶鲁大学的劳里·桑托斯（Laurie Santos）教授揭示了对幸福的误解，通过梳理多年以来各个领域的专家对幸福的科学研究结果（运用统计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种手段分析研究），得出幸福的最新研究结论，为我们如何获得更加幸福的生活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策略。
我们对幸福容易产生谬误，就好比视觉错误。大脑在处理各种信息时，会不自觉的出现错误的认知与理解，干扰我们对于幸福的判断。那些普遍被认为能够让人幸福的东西，当得到之后，也许会发现对幸福感的提升不如预期。这堂公开课用科学结论，验证了哲学家们对幸福的思辨。
一、我们认为会令我们幸福的事物，会多大程度真正的影响幸福感？
1、好工作（什么样的工作足够“好”？）
2、金钱（拥有多少钱能让你感到幸福？钱越多就越幸福吗？）
3、好东西（良好的物质享受能够带来幸福吗？）
4、真爱（真爱是否能让人幸福？）
5、美（美丽是否会让人幸福？）
……
1、好工作（A "GOOD" JOB）
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根据教育部预测：2021年高校毕业生（含专科及以上）将突破900万人大关（预计2022年将增至1000万人），较2020年增长近100万人，在疫情的压力下，应届毕业生找工作更是难上加难。
面试是获得“好工作”的第一步。”好工作“被赋予了很多期许：收入足够体面生活、公司名气大实力强、肩负要职、持续学习、机制健全、氛围良好等等。但在漫长的投简历和面试过程中，一次次的失败是否会不断的降低”好工作“的标准，最终落到”有份工能养活自己就行“。而且符合最高期望的“好工作”能否赋予我们幸福的生活，让我们快乐？求职过程的挫折与失败对我们的幸福究竟有多大的影响？
1998年的一项心理学实验，检测了刚毕业的大学生们，对于没有获得心仪工作时的感受。Gilbert和他的团队邀请了一些即将实习的大学生，并请他们预测“没有获得一份心仪工作”时他们的幸福感降低的程度，然后实际测量真实没有获得心仪工作时的幸福感的变化，随即对比两者差异。
参照组一：整个应聘的过程非常公平，错失实习的大学生只是在公平竞争中落败，他们的幸福感会下降多少呢？学生们预测自己的幸福感可能会下降2.10%，但是实际发生时，他们的真实幸福感仅仅降低了0.68%。
参照组二：有意思的是，如果面试的学生们觉得面试过程不公平，例如发挥失常说了些蠢话，或者有什么黑幕操控了面试结果等。无论不公平来自于哪一方，学生们的预测幸福感下降1.90%，而真实幸福感几乎没有变化。
这项实验说明了一个现象，我们在求职过程中会放大失败带来的沮丧和挫败，会虚幻的假设自己因为失败而变得不开心。但实际上，真实的感受其实远小于我们的预测，只要我们排除这种先入为主的干扰，我们在面对一次又一次的面试失败过程中，总能更好的调整心态、重整旗鼓，获得更好的结果。失败对我们的压力和打击，有一部分源自于“自己吓自己”，如果能够清晰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容易被自己营造的情绪陷阱所困，面对挑战也能更好的发挥出真实水平。
我们在选择“好工作”时，最关心哪些因素呢？领英2014年第三季度的25311份抽样统计中，询问受试者考虑工作机会时最关注的5项因素，毫无疑问薪酬排在第一，61%的受试者都选择了薪酬；其次是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占到56%。一份“好工作”当然要有可观的报酬，但问题是：“究竟多少工资才能令我们满意？”
2008年的研究表明，针对不同收入阶层的人开展调研，让他们回答“你需要多少工资？”，人们永远不会对现有的收入满意，并且收入水平越高的人，期望收入的增幅比例越高。当获得心仪工作的喜悦和新鲜感逐渐消退，随着对工作的日益熟悉，人们产生了新的收入目标，这个过程永不停止、无法满足。 但是，更高的薪水和更多的金钱是否意味着幸福和快乐？对比工作的报酬，究竟有哪些因素真正影响工作的幸福感呢？
2、金钱（MONEY）
金钱魔力无穷，所有跟钱相关的行为似乎都可以产生快感，美国人民到底有多爱钱？以2015年美国乐透彩票的销售总收入为例：合计701.5亿美元，超过人们在书籍、音乐、电影、运动比赛、电子游戏上花费的总和。后者是我们获取快乐的主流方式，但是和彩票相比却不值一提。钱有着神奇的魔力吸引人们放弃享乐，盲目的、全身心的、孜孜不倦的、五体投地的献身于追逐银行账户上多几个零。获得更多金钱甚至比花钱更让人着魔，现如今我们每一个人都难以抗拒钱的魔法，自愿成为它的奴隶，无论究竟钱是否和幸福相关联，人们坚信拥有数之不尽的金钱一定是获得幸福的基础。
全美知名大乐透“超级百万”的头奖奖金金额累计到达16亿美元，区区2美元一张的彩票，就能改写一生。随着彩票奖池累计方式的变化，以及单注彩票价格从1美元上涨至2美元，近年来美国屡次开出单人上亿美元大奖。在媒体的频繁报道和彩民的狂热追捧下，各种彩票近乎成为部分美国人的固定日常开支。
我们自始至终都如此崇拜金钱吗？美国多所大学联合，自1967年开始，每年对新毕业生开展调研，截止2005年已有来自385所大学总计超26万名毕业生接受了相关调研。该项调研之中有一个典型问题：“你觉得生命里最重要的是什么？”，1967年的毕业生之中42%选择了经济上的富裕，而86%的毕业生选择了培养良好的人生观；2005年的统计结果显示，71%的毕业生认为经济上的富裕很重要，而选择培养良好人生观的毕业生降幅达34%。两项统计结果的反转意味着现如今金钱在人们的概念中变成愈发重要，造成这种价值取向的原因也许多种多样，但是结果只有一个：全社会都更加的拜金主义，并且持续性的资本化，这同时也意味着人与社会的异化，究竟我们多大程度上是一个独立的人格主体，还是变成了资本的一个端点或者触角。
拥有更多金钱是否意味着我们能过好这一生？是否能让我们更加幸福？依然没有人能够明确的回答这个问题，世界上仍有许多专业领域的探索者在追寻答案。心理学家艾德·迪纳尔在《幸福：解开心理财富的奥秘》一书中试图研究财富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他针对世界范围各个国家中的两个不同样本进行研究，一个是WVS（世界价值观调查），另一个是针对各国大学生的统计调研。从平均值来看，相关系数基本上处在0.10~0.13之间，这意味着收入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确实存在相关性，但关联系数很小。
当把这两个样本按照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拆分开，可以得到如下的关系图。结论更加清晰，对于贫穷国家而言，收入的提升往往对应着生活满意度的平均值快速上升，整体上呈现出线性正相关；而富裕国家中相关性很弱。
以上两项研究的结论说明，当收入的提升可以极大的改善生活水平时，例如干净的饮水、舒适的居所、个人生理卫生清洁、充足的食物、基础教育和医疗等，收入和幸福之间存在较强相关性，这一类的幸福感多数来自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较低层次如生存、安全等。一旦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收入的增长和幸福之间的相关性就并没有那么明显，例如发达国家拥有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高收入和高福利并不一定意味着高幸福感。由此不难推论，银行卡余额的无限增加，并不意味着幸福感的持续提升，甚至金钱会成为我们获得幸福的阻碍。金钱对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的较高层次需求的满足不但无益，甚至可能有害。（这也意味着，在任何一个组织中，长期来看中高收入的个体不会因为收入的提升而显著的增加价值贡献、敬业程度、组织认同、个人归属，他们可能更重视手中的权利、个人价值的实现、文化的认同、受人尊敬等。在一个人财富自由之前，给钱可能是非常有效的激励手段，一旦某人在经济上幸福感饱和，金钱的吸引力将大幅度下降。）
我们可以从另一项大众统计学数据来侧面印证收入和生活满足感之间的关系，统计学家门对比了1940年代和2015年美国的平均幸福指数，结果1940年代得分为7.5/10，2015年反而下降至了7.2/10。从社会总平均幸福指数的角度来看，当前社会的收入水平下，幸福程度尚不及上世纪40年代二战时期的美国社会。过去近100年的发展带来了更高的人均收入、更多的产品与服务、更好的物质条件、更强的购买力、更完善的基础福利等等，但是幸福指数反而下跌了。也许指数的下降会受到美国社会阶级和族群日益严重的分化影响，平均值的可靠程度应被怀疑。但是反观中国，1949年建国至今，我们的祖辈经历了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等重大的社会变革，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人均财富积累的跨度更加巨大，建党100周年基本实现了初步小康社会，但是当代18~40岁人群的幸福感相对比祖辈是否提升了呢？如果我们按照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做区分，不同群体的幸福感变化是否一致呢？或者更进一步按照收入水平进行区分，不同收入层级的幸福感会在多大程度上随着收入增加而提升呢？这些问题待研究。
收入增长对应幸福感增加，两者之间相关系数的变化是否存在阈值区间？丹尼·卡纳曼和安格斯·迪顿这两位诺贝尔获奖者（分别是心理学家&经济学家）最近发表了一份非常重要的论文，其中用科学的方法尝试寻找收入增长和幸福感相关性之间的阈值。他们针对45000名各阶层美国人开展了详细的调研，以收入增长为参数，对正面影响（每天微笑次数、每天感到幸福的时刻等）、不忧郁（当日上报无焦虑感、不悲伤等）、无压力（一段时间内没有上报感受到压力等）三项指标进行测定。结论是，作为一个美国人，随着收入的增加以上三项指标都在不断优化，且达到年收入75000美元左右，指标的增长趋于平缓，意味着确实存在一个收入和幸福感的阈值，就是年收入75000美元。超过这个收入水平，金钱对于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微乎其微，换句话说，当你年收入低于75000美元时，有钱确实能够买来开心，超过75000美元后，钱能买到的开心就快速减少。
两位诺贝尔获奖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一项研究，请受试者在处于不同收入水平的时候对生活评估进行打分（假设受试者对自己的生活评估比作梯子，从0-10的阶梯由低到高感受更多的幸福感，当受试者处于不同收入水平，他们认为自己应当有多少幸福感？），这次的结果没有显示出明显的阈值。有趣的地方来了，这就是一个所谓的谬误（misunderstanding）它意味着超过75000美元的年收入在真实情感反馈上并没有提升幸福感，但是在主观认知层面，受试者觉得自己有了更高的收入，理应更加幸福。
这就是我们大脑出现的一种误解，这种心理学上的误解并不像生理上的视觉错觉那样易于察觉和纠正，他们确实存在、真实的影响我们对于幸福的判断、且极易被忽视。这类谬误可能促使我们过度的追求收入增长，而忽视了幸福感本身。
中国人一年赚多少钱才会感到幸福呢？根据央视财经《中国美好生活大调查（2020-2021）》大数据，调查发现， 个人年收入12-20万的人幸福比例最高，60.25%的人感觉幸福。随后收入再增加，幸福感保持持平，当个人年收入50万以上，收入越高感觉幸福的比例反而越低。
3、好东西（GOOD STUFF）
自从私有财产诞生，物质主义始终大行其道；近几个世纪资本主导世界以来，消费主义妄图榨干消费者兜里的每一分钱；我们每个人都想拥有“好东西”，从自动铅笔到顶级跑车，欲望充斥着衣食住行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消费本身会带来快感，人无我有便能大肆炫耀，满足欲望更能带来愉悦。拥有“好东西”是否令我们更幸福？这种幸福能持续多久？被消费主义洗脑、无尽的追求物质享受，这种盲目追逐欲望的行为，是否伤害我们的幸福？
Nickerson和他的团队在2003年发表的一篇研究结果对物质主义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做了验证。实验开始于1976年，询问12000名大学新生对于物质主义的态度，然后20年后询问他们的生活满意度，结果更加物质主义的学生在20年后的生活满意度要低于那些不物质主义的学生，并且物质主义也带来了更多的精神疾病。
4、真爱（TRUE LOVE）
犹太人智者针对真爱有一番理论，其中提到了所谓的”Fish love“和”True Love“之间的区别，简而言之，我们对于真爱的定义更偏向于奉献的爱、无私的爱，而非索取的爱。统计学的研究很难区分两者的差异，尤其是调研对象是活生生的人时，无法设定恰当的标准来判断到底调研人是否内心中秉持真爱。因此，Lucas和他的团队在2003年开始了一项研究，针对25000名德国人进行了15年的跟踪，并在其中抽取1716个愿意接受后续调研的已婚人士。通过跟踪他们坠入爱河并步入婚姻的过程，以年为单位请受试者评估他们的幸福指数，是否爱情和婚姻让他们更加幸福？（此处无法界定受试者的爱情与婚姻是否基于“真爱”）
由图可知，针对德国女性恋爱及婚姻的幸福指数平均值，在步入婚姻之前，幸福指数从大众平均值水平快速上升，直到结婚那一年达到峰值，但是婚后2年，幸福指数平均值已经基本回归到大众平均水平。
虽然这个实验的结果看似“真爱”的保质期仅有4年，但调查的结果仅能够反映婚姻，无法反映“真爱”。我们不知道统计数据中有多少婚姻是建立在“真爱”的基础上，也无法证明是否2年之后“真爱”转变为了“亲情”，亦或者爱情逐渐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消磨殆尽。保持良好婚姻质量的一个要素，可能是尝试一次又一次的爱上同一个人。
5、美（BEAUTY）
自人类诞生伊始，就从未有放弃过对美的追求。我们崇拜姣好的脸蛋与健美的身形，拥有美丽总能让人保持自信。如今减肥已经成为消费主义的有力产品之一，大量媒体和组织宣扬拥有一个更美的面容、身形等，能够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幸福和快乐。每逢各种节日和假期，胡吃海塞之后，网上就铺天盖地的充斥着各种减肥的劝导。究竟减肥是否能够增加幸福感呢？2014年，Jackson和他的团队公布了用时4年的研究结果。在调查了近2000名节食减肥项目的参与者，并分别针对成功减肥、体重不变、体重增加三个群体评估平均幸福感的变化后，结果如下：
柱状图的高度代表了沮丧情绪的占比，由此可见，4年活动开始时，三个对照组沮丧情绪的占比十分接近，但是整个节食减肥项目结束之后，三个对照组的沮丧情绪占比都增加了，而且成功减肥的人群沮丧情绪占比远远高出其他两个对照组。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节食减肥经常失败的原因之一，虽然体重下降了，但是负面情绪的积累终将面临反弹的风险。当我们日常生活中过渡频繁关注体重，一旦体重增长就强行运用意志力采取不科学的方式减肥，那么我们既要面临减肥反弹失败的风险，同时又必须忍受幸福感降低与负面情绪积累。挫败感、不自信、焦虑、内疚会充斥我们的生活，当意志力的能量消耗殆尽，我们不光会报复性的大吃大喝，还会将积累的负面情绪向周围的一切宣泄。减肥明明是为了更加健康、自信、幸福，但是错误的方法却让我们背道而驰。
还有另一种更加极端的情况——整容手术。有时候我们不免会觉得自己的下巴太短、鼻子太塌、眼睛太小等等，一旦过多的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所谓的身体“缺陷”时，持续的焦虑可能推动人们选择“动动刀子”，做一个所谓的“微整形”，或者干脆狠下心来彻底的对自己改头换面。这种容貌的技术性调试，真的能够让我们更幸福吗？VON SOEST的团队在2011年发表了一项研究结果，他们用13年跟踪了1597名青少年，其中有5%选择整容。研究人员担心也许选择整容的人本身就是不太快乐的人，生活中其他因素导致的不快乐让他们选择整容。为了排除干扰，在手术前，研究人员询问是否有某些事情让他们不开心，结果表明准备接受手术的人群确实在容貌焦虑、自杀倾向、滥用酒精、行为问题等方面已经较一般人更为严重。对比手术后的数据，整形手术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导致负面情绪更加严重。由此可见，整容并没有起到有效的积极作用，反倒是选择整容意味着情况开始恶化。
也许并非整容行为影响了我们的幸福感，而是行为背后的各种负面情绪积累，且整容后并未真正的解决这些负面因素，才最终体现出幸福感下降。一旦变美所付出的代价远高于美所带来的益处，追求美就成为了负担，当这种追求极大的受到外界环境影响而非自主意识时尤为明显。美并不是错误，美本身也是幸福的一部分，但是就好比金钱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一个阈值区间，超过上限时美本身所带来的幸福比不上追求美所导致的幸福感下降，于是付出和回报的不成比例无法真正让我们幸福。
小结：我们对于幸福的判断始终存在一种“心理错觉”，类似视觉错觉，误导我们对于幸福的判断。从以上的各种科学研究结论可知，当论及好工作、金钱、物质、婚姻、美多大程度影响我们的幸福感时，确实存在一些“错觉”干扰我们的判断。从真实的数据反馈结果来看，大众普遍误判影响幸福的事物，过度的追求不但没有让我们更加幸福，反而导致更加的不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