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论假说 Tiqqun [下]
VII
理论意味着在停滞中得到满足……让你们理论家觉得棘手的，让你们与我们平起平坐的，是明晰（clear）与确切（distinct）的冷漠；事实上，只有确切；相对的，明晰只是确切的可疑冗余，被主体的哲学所表达。你说，莫要求太高！那是逃避悲怆——那是你的悲怆。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力比多经济学》，1975年。
Jean-Franois Lyotard, Libidinal Economy, 1975.
如果你是作家、诗人或哲学家，你会习于谈论词语的力量如何阻碍、搅乱并突破帝国的信息流与二进制的阐释机（enunciation machine）。你听过赞美诗歌的人喧嚷着自己是反对交流的野蛮的最后壁垒。即使他认同自己与少数者文学（minor literatures），怪人或“文学疯人”站在一起，追捕萦绕在舌尖的习语以展示什么逃脱了编码，进而将理解的概念本身内爆，暴露出最基础的误解以粉碎信息的暴政——即使如此，若作者明白自己因燃烧强度而行动、言说、穿梭，当他坐在一页白纸面前，也同样会被预言性的语词概念所驱使。对“接收端”的我，某些60年代后的巨著刻意追求的震撼效果，在某种意义上，同那些老古董的、说教式的批判理论没有任何区别。我躺在安乐椅上，看着居约塔或者加塔利为每条线兴奋，他们扭曲身体，打嗝，放屁，呕吐出他们的谵妄-未来，我也站了起来，呻吟，但鲜有兴奋——前提是当某些欲望将我冲向了窥淫癖的海岸边时。表演，不错，但是什么的表演？表演寄宿学校的炼金术，在墨水和精液的混合中寻找贤者之石。他们宣称强度不足以产生强度的通道（passage of intensity）。至于理论和批判，仍被封存在明晰和确切的字符中，和从“虚假意识”到清晰意识的过程一样透明。
威廉·柏洛兹（William S. Burroughs）在《电子革命》（Electronic Revolution）一书中远未屈于语言或意义的本质的神话，而提出了对抗循环陈述的斗争形式：其受他的“切割”（cut-up）实验——将陈述随机组合——启发，在他的“精神操纵”手术中灵光一现，是一套阐释的进攻策略。通过提出将“干扰/迷雾”塑造为一种革命性的武器，柏洛兹不可否认地在此前所有对进攻性语言的研究中引入了更高水平的复杂性。但同情境主义的“异轨”/媒体劫持一样——其工作方式（modus operandi）与“恢复”/增补并无区别，这也可以解释其羡人的机遇——“干扰/迷雾”也仅是一种相对的手段。今日的互联网斗争的形式也同样如此，其受到柏洛兹的启发：盗版、病毒、垃圾邮件……这一切归根结底只能暂时地破坏通信网络的运作。但对我们此时此刻面临的问题，柏洛兹则被迫同意，用（显然）缘自假定了发送端和接收端关系的传播理论的词汇表示：“去寻找能够改变探索方式的途径，使主体解放其自发模式，将会更加有用。”任何阐释的关键都不在于是否会被接受，而在于是否能够传播。我将影射（insinuation）——中世纪哲学称之为无心之过（illapsus）——视作一种策略，即追随思想的曲折迂回，游移的词汇在令我着迷的同时构成了一个含糊的辖域，使其得以被完全接受。通过玩弄符号与其指涉的关系，通过使陈词滥调如讽刺画般反对自身，通过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影射使得陈述的主体与那些对陈述感同身受的人之间的遭遇和密切的在场成为可能。德勒兹和加塔利写道：“口号底下藏着密码，词语是一种传递，是通道的一部分；而口号则意味着中断、分层的与有组织的构成。”影射是理论的阴霾，为了那些开展与透明性崇拜的斗争的话语而存在，而这种崇拜的根源便是控制论假说。
对控制论而言，世界是一台抽象的机器、一个神秘的寓言、一个不断逃避多重的身体、姿态与语言的冷酷雄辩——所有这一切都不足证明其不可避免的失败。终结控制论所需要的，恰恰是维持着它的事物：极端理性的快感、“同义反复”的烧伤疤痕、对还原的热情、二进制扁平化的高潮。对控制论假说的攻击——必须重申——并不意味着仅仅批判之，并提出另一种对社会-世界的视角；而是意味着在其身旁开展实验、发起其他协议、从头开始重新设计并享受之。自20世纪50年代始，控制论假说已经是整整一代“批判”思想家隐秘的狂热所在，从情境主义者到卡斯托里亚迪斯，从利奥塔到福柯、德勒兹和加塔利。我们可以这样描述他们的回应：首先在控制论假说之外思想以反对之，悬于其上，随后在其核心思想，如彼得·斯劳特戴克总结的那样，一方面是“形而上学的对世界的不认同，关切于超-地球的、超验的世界或乌托邦的-反世界，”另一方面是“创造（poïetic）的对世界的不认同，在实在界自身之中发现自由的道路。”未来一切革命实验的成功与否，都取决于其能否消除这二者的冲突。这始于身体的尺度变换，将自身感受为更深邃，被拒斥系统观念的、逃逸了摩尔浓度表征的分子级现象所贯穿，每个毛孔都成为把握事物的时间演化的视觉机器而非定格、锚定、界定并分配存在的相机。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将影射一个实验协议，尝试击败控制论假说并推翻其意欲构建的世界。但就像其他色情或战略的艺术一样，其使用并不能被决定，也不能由其自身强制。其只能由完全非自愿的事情开启，这也就意味着，以某种随意的方式。
VIII
我们也欠缺那种慷慨，那种对命运的冷漠。这不会带来什么大快乐，但能让人熟悉最糟糕的堕落，而未来的世界会为我们带来这种堕落的。
——罗杰·凯洛瓦。
Roger Caillois.
想象为其力量支出了越来越高的代价，而可能的实在界却在其屏幕之外将光芒投了进来。无疑，我们今天仅被想象界统治，而其已成为一种极权主义。但这恰是其辩证和“自然”的极限。要么，欲望和欲望的主体，以及成为潜在的共同存在（Gemeinwesen）的进路，被缚在最后的木桩上烧成灰烬，要么一切拟像都会被驱散：人类与异化他们的事物的极端斗争仍在继续，在一切“未来的太阳”的血腥余晖中，真正可能的未来的黎明最终冉冉升起。人类，为了真正存在，如今只需要与所有“具体的乌托邦”决裂。
——乔治·塞萨拉诺，《生存手册》，1975年。
Giorgio Cesarano, Survival Manual, 1975.
所有的个人、群体、所有的生活方式/生命形式，都无法适应反馈循环。其中一些太过脆弱，或许中途便崩溃了。而另一些太过强大……强大到可能会击碎这坨狗屎。
这些生成，
作为断裂的一例，
表明着某个时刻，
鲜活经验的存在：
身体会突然死去，
就在这瞬息之间，
这份虚无，
这份寂静，
这份感觉：
死亡就在身体与姿态的近旁。
这份威胁
便可终结。
控制论化过程被击败，帝国被推翻，都将由打开一个恐慌的裂隙实现。因为帝国是一个用于抵御一切事件的装置集合，是控制和理性化的过程，因此其衰落对其代理与控制装置而言将是一切现象中最不合理的。下文将粗略说明这种控制论的恐慌观可能是什么，并反证其效力：“因此，恐慌是一种低效的集体行为，因为其未能适应危险（无论是真实的或是虚假的）；其特征在于精神状态倒退为旧日的群居性状态，并引起原始的、绝望的逃离本能、无序的骚动、肉体暴力和对自己与他人的攻击性。恐慌反应表现了集体灵魂的认知和判断都已受到改变；在最原始的行为上的一致性；教唆性；参与暴力却不考虑个人责任。”
恐慌也感染了控制论专家们。其代表了绝对的风险，代表了生活方式/生命形式间的紧密联系所呈现的永久的潜在威胁。如此，便应当像那些上任的控制论专家努力展示的那样，将恐慌塑造为可惧的事物：“恐慌对人口非常危险的；其增加了由不恰当的逃离反应造成的事故的受害人数，这可能是伤亡唯一的真正来源；每次都是相同的情形：盲目的愤怒、践踏、碾压……”当然，这种描述的虚假之处便是其只将恐慌现象想象为发生在密封的环境中：作为一种身体的解放，恐慌本身就因为所有人都希望通过窄门逃离而自我毁灭了。
但仍可以设想，如2001年7月的热那亚那样，当恐慌的程度足以击垮控制论的编程并穿透各种社会团体/环境，恐慌本身将会超越湮灭阶段（annihilation stage），如卡内蒂在《群众与权力》（Mass and Power）中指出：“如果人们不是在戏院里，那么人们就可以一起逃跑，就像兽群遇到危险时可以集体逃跑一样，而且人们还可以通过同一方向的运动来增强逃跑的势头。这类强烈的群众恐惧是一切群居动物的大规模的集体体验，它们以飞快的奔跑集体自救。”在此意义上，我认为最重要的政治事实莫过于1938年奥森·威尔斯在新泽西用广播引发了百万余人的恐慌，彼时无线电技术尚且稚嫩，而广播对人们来说有其真相价值。因为“我们越是为自己的生命斗争，我们正同从各方面阻碍我们的他者斗争的事实便越清晰，”而同各类无人听闻、无法控制的消耗一起，恐慌揭示了一场正在进行的赤裸裸的内战：“在群众之内的群众的解体。”
在恐慌境况中，社区脱离了被设计为整体的社会体，并试图逃逸之。但因为其在物理和社会层面上仍被后者俘虏，它们不得不继续攻击。恐慌比任何其他现象更能体现物种身体的多元性和非-有机性。哲学末人斯劳特戴克拓展了这种积极的恐慌概念：“从历史视角出发，边缘元素最先与可能的天启发展出了非歇斯底里的关系……今天的边缘意识的特征，可以称为与灾难的务实关系。”对这一问题：“文明的先决条件难道不是恐慌的缺席乃至排除吗，乃至文明必须建立在预期、重复、安全与制度的基础上？”斯劳特戴克反驳道：“正是恐慌的密切才使得存活的文明成为可能。”因此，他们可以通过再发现原始的熟悉感而抵御时代的潜在灾难。其提供了将这些能量转化为“理性的狂喜，个体通过其对直觉敞开：‘我即世界。’”真正能冲毁堤坝并将恐慌转化为积极的潜力、其超越性的（混合-迷乱的）混乱的直觉的，在于每个人，在恐慌境况下，都成为了自身危机的活生生的基础，而非如某种外部的必然性一般经历之。积极恐慌后的探求——即“对世界的恐慌体验”——便是一种假设了所有作为风险个体的人代表了社会的解体风险的技术。这是希望与一切具体的乌托邦的终结，如桥梁一般通向等待/期待无物，也无物可以失去的状态。这便是重新引入与控制论资本主义飞跃前进的运动的平静关系的途径——通过特定的，对生活境况的可能的敏感性、对其崩溃的可能的敏感性、以及对其组织的极端脆弱的敏感性。在虚无主义的黄昏中，恐惧必然变得和希望一样奢侈。
在控制论假说的框架中，恐慌被视作自我调节系统中的状态变化。对控制论专家而言，任何紊乱都只是系统元素的预设行为与真实行为间的差距。脱离控制且不对系统作出反应的行为便被称为“噪声”，因此无法被二进制机器处理，被还原为0或1。这些噪声便是逃逸线，是尚未被稳定回路吸收的欲望正游荡，是未被登记者。我们所谓的“想象党”（the Imaginary Party）便是帝国之下各种异质噪声的集合，却不颠覆其不稳定的平衡，也不改变其状态，譬如，孤独便是最常见的通向想象党的道路。在维纳为控制论假说奠定基础时，曾设想过一种被称为“闭合反响回路”（closed reverberating circuits）的系统，这种系统将放大整体所期望的行为与各元素的真实行为间的差异。他设想某些情况下这些噪声会被急剧放大，例如司机/飞行员行驶在结冰路面或高速公路的湿滑区域时，在惊慌失措下将车撞坏了。不良反馈的过度扭曲了本应发出的信号，并其包含的内容——这种情况指明了通往纯粹的反响力的途径。今天对互联网的某些关键节点进行信息轰炸的实践——垃圾邮件——便是为了制造这种境况。帝国之下、反对帝国的一切反叛都只能通过放大这些“噪声”而被接收，其包含了普里戈金（Prigogine）和斯唐热（Stengers）所称的“分歧点”（bifurcation points）——他们在物理世界和社会世界间进行了类比——即使得全新的系统状态成为可能的临界阈值。
马克思与巴塔耶的“劳动力”或“耗费”范畴的共同错误是，其将推翻制度的力量置于商品流动循环之外，即资本主义前后的系统外部性中，一者是自然，另一者是初始牺牲（founding sacrifice），二者是思考资本主义体系的无止境变态的跳板。《大游戏》（Le Grand Jeu）的第一期以更隐晦、且多少模糊的术语提出了打破平衡的问题：“这种力量不可能在一个饱满如鸡蛋的宇宙中静止，而宇宙中的一切又都对一切作用并反应。因此，必然存在某种触发器或杠杆，将力的暴力之流突然转向其他方向，或者保持方向不变，将其转移到另一平面上。其叛乱必须成为隐形的叛乱。”如仙人特罗基（Trocchi）所言，这远非“百万头脑的无形叛乱”。所谓的狂喜政治（ecstatic politics）的力量并不来自任何本质的外部，而来自系统内的差异、微小的变化、以及自内而外的涡动，将其局部地推向临界点并增加了生活方式/生命形式间仍存在的张力，尽管这些生活方式的带来的强度已然衰减。更准确地说，狂喜政治来自于超越了流（flux）的欲望，乃至于流能滋育却不能追踪之，欲望在低空通过了追踪雷达，偶尔自我确立，在生活方式中实体化自身，在特定情况下起到吸引子（attractors）的作用。众所周知，欲望在本质上不留下任何痕迹。不妨回到平衡状态的系统面临崩溃的时刻，普里戈金和斯唐热写道：“在分歧点附近，系统要在两种运行体制/模式间作出‘选择’，更准确地说，是二者皆不选择。对普遍规律的偏离便是全部：波动与平均宏观值所能达到的高度相同……被宏观距离分割的区域相互关联：一方所产生的反应速度制约着另一方，因此局部事件会在整个系统中产生反响。这里便是真正的悖论状态，亵渎了关于人口行为的一切‘直觉’，在这种状态下，最小程度的差异远非相互抵消，而是相互继承，不断增殖。平衡的冷漠混沌便如此被创造性的混沌取代，有如古训，这是一种丰饶的混沌，不同的结构得以降生。”
若要从对混乱潜能的科学描述中，直接推断出什么新的政治艺术，便太过天真。一切在宣告自身时未能认识到欲望的作用的哲学家或思想的错误在于，他们人为地将自己排除在了讨论之外，即使这种讨论完全基于经验；普里戈金和斯唐热也不能幸免——实验不存在于已完成的经验中，而存在于完成经验的过程中，其处在流动之中，位于噪声的核心，等待着分歧的出现。发生于社会层面，足以影响普遍的命运的事件，其组成远非仅有个人行为的简单总和。相反，个人行为不再能独力影响普遍的命运。然而，这里还有三个阶段，实际可以合并为一者。尽管其没有被表征，但其被身体感受为直接的政治问题：非标准行为的放大、欲望强度及其节奏协调的增加、以及对辖域的安排（即使“波动不能直接侵袭整个系统。其必须首先发生在特定的区域，取决于后者是否小于临界维数……这种波动或者衰退，或者将侵袭并接管整个系统。”）因此，进攻帝国时，有三个问题亟需考察：一个关于力量，一个关于节奏，一个关于动量。
IX
这就是普遍化的程式的磨牙棒：是一小撮一小撮的人，一小撮不想要任何程式的人。
——菲利普·卡莱斯，让-路易·科莫利，“自由爵士：无程式、无主题、在一无所有处”，2000年。
Philippe Carles, Jean-Louis Comolli, “Free Jazz: Out of Program, Out of Subject, in Out Field”, 2000.
少数活跃的叛军应当兼具速度与耐力，他们无处不在，有独立的给养来源。
——T.E.劳伦斯，大英百科全书“游击队”词条，第十卷，1926年。
T.E. Lawrence, “Guerrilla”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Volume X, 1926.
有必要，从实验室里的观察者或聊天室/沙龙的中立/中立化的角度，重新审视并检验这些问题本身。波动的放大：这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偏差，以我个人为例，是怎样引起无序的？我们如何从零落的、奇异的流动，从每个个体与规范、或每个个体与装置的差异，延伸至未来与命运？这些资本主义所忽视的、逃逸了价值化的事物，如何成为力并与之对抗？古典政治的回答是动员。动员意味着增加、聚汇、集合、综合。其意味着将细琐的差异与波动置于一场罄竹难书的罪行、一场无法纠正（但必须纠正）的不公之下以统一之。奇异性已经存在于此处了，只需要被归入一个独特的谓词中。力量同样已经存在，只需要被组织起来。我是头，他们是身体。理论家、先锋派、党，以和资本主义相同的方式操纵着这股力量，将其投入流通与控制，以便抓住敌人的心脏、取其首级以夺取权力，一如古典战争。
相反，特罗基的无形抵抗——即“世界政变”（coup-du-monde）——利用的是潜能。其是无形的，因为帝国体系无法预测之。帝国的装置的波动经放大后不会聚集。其同欲望一样是异质的，永远不能形成封闭的整体；它们甚至不能形成“群众”，而这一每次只是一个幻觉，若非意味着某种生活方式/生命形式的不可调和的多性。欲望会逃逸；或达到克里纳门（clinamen）或没有，或产生强度或不，甚至在逃逸之后继续逃逸。它们在身体、阶级、政党或者任何形式的代表下都会躁动不安。因此，我们必须由此推断，流的传播也将是内战的传播。在敌人看来，生产这种不可见性的斗争形式便是去中心化的游击战。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自治派的一小部分采取的分散的游击行动，便可根据彼时意大利政府-意识中的控制论特质得以精确解释。彼时，“联合主义”（consociativism）日渐兴旺，预示着今日的公民主义正发展；工会和党、权力的分配与共同管理都结成了同盟。这种分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管理和控制。这种政府模式远超福利国家的范畴：其在公民和装置间建立了更长的依赖链，将控制和管理的原则拓展到官僚机构之外。
正是T.E.劳伦斯在1916年其与阿拉伯人共同对抗土耳其人的战争中总结出了游击战的原则。劳伦斯告诉了我们什么？战斗本身不再是战争的唯一过程，同样，摧毁敌人的心脏也不再是战争的核心目标；若敌人是匿名的则更是如此，一如帝国的控制论装置所物质化的非人力量：“大多数战争都基于接触；两股部队努力保持彼此间距离接近，以避免任何战术意外。阿拉伯人的战争则必须是基于断裂的战争：用未知且广阔的沙漠的无声威胁遏制敌人，只在进攻时才揭露自身。”虽然德勒兹过于刻板地反对游击战，但他提到了个体性、战争、以及集体组织的问题，他阐明了这关乎尽可能地打开空间并进行预言，或曰“捏造真实而非回应之”。无形抵抗与流散的游击战不认同于不公，而是创造一个可能的世界。用控制论假说的语言来说，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在分子水平上创造无形抵抗和分散的游击战。第一种姿态：捏造真实、分解事物，通过分解一切以分解自身。这是一切破坏行为的源泉，这一刻，我的行为所代表的事物，并不存在于装置与我共同的分解中。我既非0也非1，是绝对的局外人/第三方。我的高潮超越了装置/我的愉悦触怒了他们。第二种姿态：不回应那些尝试包围/理解我的人或机械反馈回路；同巴特比一样，“我宁愿不。”我保持距离，不进入流空间中，不接入，而是坚守一处。我将我的被动性用作一种力量对抗这些装置。我既非0也非1，是绝对的虚无。第一种，我倒错地射精。第二种，我忍住了。超越。过去。短路并拔去插头。这两种情况下，反馈没有发生，而逃逸线则逐渐成型。一条是外部的逃逸线，从我向外延伸；另一条是内部的逃逸线，将我带回自身。一切形式的干扰/雾都来自这两种姿态、外部和内部的逃逸线、破坏和撤退、寻求斗争的形式与对不同生命形式的假设。现在的革命便关乎厘清如何将这两个时刻结合起来。
劳伦斯还表达了，这是阿拉伯人在与土耳其人作战时耗费了很长时间才理解的一个问题。他们的战术基本是“总通过小幅度袭扰并撤退以前进，不闹出大动静，也不实施大规模攻击。阿拉伯军队从不试图保持或提高己方的优势，而是撤退并在其他地方发动袭击。他们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调动尽可能少的兵力，打击最脆弱的阵地。”战争补给的攻击优先度最高，其次是通信渠道，譬如拆除一段铁路上的铁轨，而非直接对抗体系本身。叛乱只有在“拒绝让敌人达成任何目标”、绝不向敌人提供脆弱的目标的情况下才能成为无形。 这种情况下，它将迫使敌人进行“消极防御”，使其在材料和人力、精力上付出很大代价，并将自身的战线拓展到同一运动中，即在攻击焦点间建立联系。游击队行动自发明以来便倾向于流散。这种战斗形式立即产生了与传统军队截然不同的新关系：“我们力求最大限度的无规律性和灵活性。我们的多样性使敌人的侦察部门晕头转向……若军队中有人缺乏信念，他们便可以留在家中。唯一约束他们的契约是荣誉。因此，阿拉伯军队没有纪律，没有限制并扼杀个性、或包含任何人之间最小的共同点的纪律。”然而，劳伦斯没有像寻常的自发论者所倾向的那样，将部队的无政府主义精神理想化。最重要的是一群能够依靠的同情者，能够成为发展潜在兵源并传播斗争的空间。“一场叛乱可以由2%的积极分子和98%的消极同情者执行，”但这需要时间和宣传行动。相应地，一切关乎干扰敌方防线的进攻都需要完善的侦察/情报，“必须能允许计划的制定总在绝对清晰的前提下”，以便永远不使敌人达成任何目标。这正是今天的组织能够承担的任务，正如“组织”这个术语在古典政治中曾具有的意义：侦察/收集情报，并传递所积累的知识的力量。因此，游击队的自发性并不必然对立于收集战略信息的组织。
但重要的是，正如柏洛兹所设想的，以及他之后的黑客们所做的那样, 若干涉行为不具备对统治的有组织侦察，则其将是一场徒劳。而鉴于无形反抗所可能发生的空间并非劳伦斯的沙漠，这一事实更被强化了。互联网的电子空间也非信息时代的思想家们所设想的平滑中性空间。此外，最近的研究证实了，互联网易受有针对性的协作攻击。网络矩阵的设计原则是，即使1000万台路由器（信息集中的通信网络核心）中的99%被随机摧毁，网络仍能继续运行，如美国军方最初的设想。但另一方面，在对网络流量的精确研究的基础上，针对5%最具战略意义的核心节点——如大型运营商的高速网络节点、跨大西洋线路的接入节点——的选择性攻击则足以导致系统崩溃。帝国的空间由虚拟或真实的辖域构成，其被用于确定边界的一系列装置条纹化（striated），而在其变得无用后，帝国将在不间断的、以循环流动驱动的扫描中擦除之。在这样一个结构化、辖域化、解域化的空间中，敌人的前线不可能像在劳伦斯的沙漠中那样明晰。因此，权力的流动特质和统治的游牧维度使得对侦察活动——即建立一个流通知识-权力的组织——的迫切需求更加增涨。这便是刑事科学促进会（SASC）的职责。
在《控制论与社会》中，虽然已经太晚，维纳预见到了控制论的政治应用倾向于强化统治，于是他问了自己一个类似的问题，成为了他生命尽头的神秘学危机的前奏：“保密、信息堵塞和欺骗，这一切技术都是为了保证自己一方能够比对方更加有效地使用通讯力量和通讯手段的。在这样一场使用信息的战斗中，保持自己一方的通讯线路的开放和阻碍对方所支配的通讯线路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为了保密而全面制定出来的策略差不多总是要涉及保密以外的许多事情的考虑的。”力量的问题被重新表述为不可见性的问题，也因此成为了关于调节开闭的问题。其同时需要组织性和自发性。或换句话说，今日的流散的游击战需要建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一致性，无论其如何交叠——前者组织开放，将生活方式/生命形式的相互作用转化为信息，后者组织封闭，将生活方式/生命形式的抵抗转化为信息。库尔乔（Curcio）说：“游击队是不可见性的最大代理，也是无产阶级的知识-权力的外化；其对与之共生、有着最高等级的综合的敌人保持不可见。”这里，或许有人会反驳，认为这不过是又一台二进制机器，相比控制论的机器并不更好或更差。但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其未能察觉这种姿态的根源在于与受控的流保持基本距离，而这种距离正是装置的世界中一切经验的前提、是可以用于区分并创造未来的力量。这种观点的主要错误是不理解主权和非权力间的更替无法被编程，这些姿态采取了一套游移的路径，其最终会走向何种方向——无论是在身体上、工厂里、城市或城市周边的非-场所——是无法预测的。
X
革命是运动，但运动不是革命。
——保罗·维利里奥，《速度与政治》，1977年。
Paul Virilio, Speed and Politics, 1977.
被规范砌出的世界中，
事先确算的精细程序，
无可挑剔的乐谱，
妥善安排的选择和行为，
是什么树起屏藩？是什么
悬而未决？又是什么摇摆不定？
是摇晃的身躯。
身躯。
步履游移的人，跛行着/摇晃着。
神提着这倒悬的人。他是脚踵之神。神，不是驼背便是跛行。
身体功能紊乱。晃动着、伤害着、无法坚持的，是呼吸的疲惫，是奇迹般的平衡。而音乐不比人更能支撑。
身体仍没有接受商品法则的适当调整。
他们拒不工作。他们受苦。他们磨损。他们出错。他们逃跑。
太热，太冷，太近，太远，太快，又太慢。
——菲利普·卡莱斯，让-路易·科莫利，“自由爵士：无程式、无主题、在一无所有处”，2000年。
Philippe Carles, Jean-Louis Comolli, “Free Jazz: Out of Program, Out of Subject, in Out Field”, 2000.
人们常坚称——即使T.E.劳伦斯也不免俗——政治和战争的运动维度对力量关系的定量概念的战略性反对。这就是便是不同于传统观念的典型游击队观念。有人说，若运动的规模不够大，那么它就应当足够快，比统治更快。情境主义国际在1957年如此制定其计划：“应当清楚的是，我们将目睹并亲身参与自由的艺术家和警察间对试验并发明新的适应技术的竞争。警方已经遥遥领先。竞争的结果，取决于会出现激情和解放的环境，或旧世界压迫与恐怖的环境会得到科学可控的、平滑的强化……若对这些新手段的控制不完全是革命的，则我们可能将被卷入警察-国家对社会如蜂巢一样组织起来的理想之中。”在最后的图景中，明确但静态的控制论愿景完善了，因为帝国成为了其血肉，革命的主要因素应当是对最现代的技术工具的再分配，允许其在自己的地盘中与警察争论，用与警察相同的手段创造一个反-世界。这里，速度成为了革命政治艺术的核心品质之一。但这种策略意味着攻击定栖的力量。在帝国中，随着装置的非人力量的游牧与移动，一切机构都渐次内爆，这种力量也会消散。
相对地，缓慢性也一直是与资本进行的斗争中的另一部分/层面的核心。卢德派的破坏行为不应当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解读为无产阶级简单、原始的有组织反叛，是反动的工匠对工业化带来的对生产资料的持续征用的抗议。卢德主义是对商品和人的流动的蓄意减速，其预见了控制论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后者是运动的运动，是对潜在、普遍的加速的意志。泰勒认为，科学的劳动组织是用于对抗劳动者“磨洋工/怠工”现象的技术，因为磨洋工有效地阻碍了生产。在物理层面，系统的突变也依赖于特定的缓慢性，如普里戈金和斯唐热所指出：“通信系统更快，则无法改变系统状态的不显著波动占比更大：因此，其状态会更加稳定。”因此，在与控制论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减速策略有着补充性的潜能——其不仅攻击资本主义的存在，更攻击其过程本身。除此之外：缓慢是将不能被简化为信息交换的生活方式/生命形式相互联系的必要条件。其表达了关系对交互的抵制。
在上述交流的速度与缓慢之外/之上，还有一个相遇的空间，使我们能追溯出社会世界和物理世界的类比的绝对极限。本质上的原因是，两个原子间无法相遇，除非从实验室观察中推断出来它们的断裂现象。相遇是一个持久的瞬间，强度则在个体之内在场的生命形式间得以体现。其甚至超越了社会与交流，这一辖域实现身体的潜能，又在后者释放和构造的强度差异中实现自身。相遇超越语言，外在于词语，在无言的处女地中，在假死状态中，是世界的潜能，也是世界的否定，是世界“选择不存在的力量”。他者是什么？德勒兹回答：“是另一个可能的世界。”他者展现了世界选择不存在或选择以其他形式存在的力量。也因此，在所谓的“原始”社会中，战争有着消灭任何其他可能世界的根本意义。然而，思考冲突却不思考享乐，思考战争却不思考爱，是毫无意义的。每一次纷乱的爱情诞生，便是治国以修身的根本意愿的重生。恋人们在身旁激起的仇恨与怀疑，是对其以仅仅相爱而发动的战争的应激反应，这场战争要对抗一个世界，其中一切激情都必须误解自身并消亡。
暴力是相遇游戏的第一法则。其让各种欲望的游荡分化，即利奥塔在《力比多经济学》中援引的主权自由（sovereign freedom）。但利奥塔拒绝承认享乐可以在特定的辖域中达成一致，其中，生命形式混合并移动；他同样拒绝承认一切强度的中和本就是一种强度化——无疑，是帝国的强度化——因为他不能从中推断出，虽然生本能和死本能不可分割，但它们相对单一的他者并非中性。利奥塔最终也无法超越与控制论最为兼容的享乐主义：放轻松，听从心声，释放欲望！享乐吧，享乐吧；总有些东西能残留！无疑，一般意义的传导、放纵与流动可以放大对规范的偏离，前提是它们能够理解循环核心中中断循环流动的事物。而对于控制论带来的加速，速度和游牧只能置于减速政策之后。
速度维持着机构。缓慢切断了流动。因此，恰当地说，政治的运动问题并非在两种反抗间做出选择，而是要沉溺于一种悸动（pulsation）之中，在迎合紧迫的当下的强度化路径外，探索其他强度化的进路。控制论者的伟力在于给予社会体节奏，而这会阻塞所有的呼吸（respiration）。卡内蒂提出，从人类学视角看，节奏的起源与赛跑有关：“节奏归根结底是足部的节奏；不管有意或无意，足部都会产生有节奏的噪声。”但这种赛跑不同于机器，是不能被预测的；“两脚落地的力量永远不同。其间差别可大可小，取决于个人的性格和情绪。但你也可以加速或减速、跑、急停、跳起……”这意味着，节奏是程式的对立面，其取决于生命形式，而速度问题的解决则可以通过观察节奏。一切摇摆的身体都有其特定的节奏，说明其本质上要维持这种不稳定/不可靠性。卡内蒂补充道，这种来自身体的跛行/摇晃的节奏、足部的运动，更进一步地，也是书写的起源：书写始于动物运动留下的足迹，即运动中的历史。事件便是这些痕迹的浮现，而创造历史则是即兴地搜寻这些节奏。无论我们对卡内蒂的论证作何评价，其都确实表明了——如对真实的虚构——政治的动力应当被理解为节奏的政治，而控制论所强加的二元的技术-节奏必然与其他节奏相抵触的。
但这也意味着，这些其他节奏，作为本体论层面的摇摆的体现，总有创造性的政治功能。卡内蒂也作过讨论：一方面“一步接一步的快速重复会给人有许多脚步的错觉。其不会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而总在同一地点继续它们的舞蹈。脚步造成的噪声不会消失，而是重复、回响、保持着同样的感染力和同样的生机。它们用强度弥补了数量的缺乏。”，另一方面，“若这些踏步行为变得更强烈，就如同呼叫了增援。其对这一的所有人都展现了吸引力，只要它们继续跳舞，这种力量就不会中止。”因此，寻找好的节奏，会为经验的强化与数量的增加打开大门。节奏是汇聚人的工具，也是供人模仿的模范。在个人和社会层面上，身体都丧失了统一感，以便作为潜在的武器而生长：“参与者间的平等延伸到了其成员间的平等。人类身体的一切活动都有了自己的生命，每条腿、每条胳膊都好似只为自身而活。”由此，节奏的政治通过身体的每一分支寻找感染力——其可比拟为社会体的部位的恍惚。因为控制论化的帝国中有着两种可能的节奏体系。一者是西蒙栋提到的，技术-人的节奏，他们“维护整合功能，并延长每个自动单子的自我调节能力”，技术专家的“生活由其周围的机器的节奏构成的，将他们彼此连结。”第二种节奏则旨在破坏这种连结功能：其深刻地去-整合，而不仅是噪声。其是中断的节奏。对这种精确的不谐和音的集体征服意味着必须先天地放弃即兴。
掀开语言的帷幕，即兴便成为姿态，
这尚未言说的行动，
这尚未命名、尚未规范、尚未被尊重的形式。
将自己投身于即兴之中
将自己解放——不论它们多么美丽——
自世上已然在场的音乐叙事之中。
已然在场，已然美丽，已然是叙事，已经是一个世界。
佩涅洛佩啊，要解开
构成我们声音之茧的音乐纽带，
这不是世界，而是世界的仪式性习惯。
被抛弃的它，将自己献给围绕着意义漂浮的事物，
围绕着文字漂浮的事物，
围绕着编码漂浮的事物；
它将自己献给了强度，
献给了抑制、激情、与能量，
或说，是献给那些难以命名的事物。
[……]即兴欢迎着威胁也超越了威胁，
剥夺它们本身，而记录它们的潜能和危险。
XI
将要充斥整个空间的，是雾,是阳光照射下的雾。甚至连起义都是一种气体,一种蒸气。雾气是逐渐产生的感觉的最初状态，它制造了海市蜃楼,事物在其中上上下下,仿佛受到某个活塞的推动，人悬浮其中,仿佛悬挂在某根绳索上。视线迷蒙，视线模糊:某种幻觉的初显,某种滑稽的灰色。这灰色是不是被一分为二了?当阴影笼罩、光线消失时,它就变成了黑色，而当光明本身变得浓重时，它就变成了白色。
——吉尔·德勒兹，“耻与荣：T.E.劳伦斯”，《批评与临床》，1993年。
Gilles Deleuze, “Shame and Glory: T.E. Lawrence,” Critic and Clinic, 1993.
没有人，也没有事物会将代替性的冒险当作礼物：除了征服命运之外，没有任何可能的冒险。若你不在那个时空之所开始，这场冒险就不可能开始——在那里“你的”事物证明了你是他们的一员。
——乔治·塞萨拉诺，《生存手册》，1975年。
Giorgio Cesarano, Survival Manual, 1975.
从控制论的角度来看，威胁不能受欢迎，更不能被超越。其必须被吸收、消除。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这种对事件的消灭所无限地带来的不可能性，也最终确定了反对装置-治理的世界的实践的可能。威胁，及其以恐慌形式的普遍化，为控制论假说的信徒提出了一个无法解决的能量问题。西蒙栋解释道，有着高流量的信息外流并精确控制周围环境的机器，其能量输出必然低。反之，执行控制论任务耗能很少的机器，对现实的重现很差。形式向信息的转化基本包含两个对立的指令：“某种意义上，信息即是带来一系列不可预测的新状态的事物，其完全不会遵循预定的路线；因此信息通道内的一切调制都要有绝对的可获性；信息通道本身则不应有预先决定的形式，也不应是选择性的……反之，信息与噪声不同，因为其能被赋予特定的编码，并具有相对的统一性；若不能立即/直接地将噪声降到一定水平以下，则信息信号就将落入无法确定且不可预测的领域。”换言之，为确保物理、生物或社会系统有足够能量进行再生产，其控制装置必须接入广大的未知，并切入以纯粹偶然性为特征、与控制无关、以及作为风险进入控制过程的事物的集合，容许即刻进行概率计算。这对任何装置都如此，以录音机为例：“应当做出妥协，以确保有足够的信息输出以满足实际需要，另需足够的能量输出以使背景噪声不至于干扰信号。”或以警察为例；对此，问题在于在压制和侦察/情报间寻找平衡点，压制的功能是减少社会的背景噪声，侦察/情报则意在观察社会信号以得知其状态和运行趋势。
挑起恐慌首先意味着扩大背景干扰，施加于反馈回路被触发的时刻，并使控制论装置的集合记录行为差异的代价变得高昂。战略思维很早就把握了这种干扰的进攻性范畴。例如，克劳塞维茨大胆地声称“显然不能对民众的抵抗进行大范围打击”，但“就像蒸气和液体，这些抵抗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凝结。”或如劳伦斯一样，其将传统的军队和游击队对立起来，前者“像株不会动的植物”，后者则是“一种影响，一种思想，一种无形的、无坚不摧的实体，不分前后，像气体一样蔓延。”干扰是抵抗的主要维度。若将这个隐喻移植到控制论世界中，其也指向了对控制强加的透明暴政的抵抗。雾扰乱了一切典型的感知坐标。它让可见的、不可见的、信息、事件，都变得难以区分。这便是其之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条件之一。雾使反叛成为可能。鲍里斯·维昂在小说《盲目的爱》（Liebe ist blind）中想象了一场真正的大雾对现存事物关系的影响。大都会的居民在早晨醒来时，被一股“不透明的浪潮”填满了，而后者逐渐改变了人们的所有行为。事物的表面要求很快失效了，城市被集体实验接管了。爱变得自由，因为一切身体都永远裸露。滥交到处蔓延。皮肤、手、血肉；它们的特权都恢复了，因为“人不再害怕灯光会突然亮起，于是可能性的领域扩大了。”因为无法延长这场人毫无贡献的雾的持续时段，听到“广播称专家们注意到这种现象会定期出现”的人们都倍感欣慰。有鉴于此，每个人都决定闭目塞听，好让生活能够快乐地过下去。这便是通向命运的甬道：维昂的雾能被征服的。其能被再分配的暴力所征服——这种再分配甚至可以延伸至致人伤残。这种暴力的全部便是摧毁防御、敞开通道、意义和思想。利奥塔问道：“这难道不是从未纯粹过吗？舞蹈是真实的吗？人们无疑可以继续说是，但这不是它的力量。”宣称抵抗必须成为雾，意味着其应当同时流散并掩盖。如进攻需要自身不透明才能成功，不透明也需要进攻起来才得以持续：这便是无形反抗的密码。
但这也意味着其首要目标便是必须拒绝一切希望呈现之以削弱之的事物。雾是对迫加的明晰性与透明性的关键抵抗，而这些要求便是帝国权力在身体上所加的第一个印记。成为雾意味着最终成为阴影的一部分，阴影指挥着我，并阻止我相信任何直接民主的虚构，因为其意欲将所有人的透明性仪式化以保证自身的利益。如雾般不透明意味着声言我们不代表任何事物，也无法被识别；其意味着坚持作为政治身体的物理身体的非整体性；其意味着向依然未知的可能性敞开自身；其意味着用全部力量抵抗一切争取认同的斗争。利奥塔说：“你对我们理论家的要求是，我们要将理论家构建为一种身份、一种管理者身份。但如果有一件事能够肯定的，那就是这种（排除的）行为不超过一场廉价表演。白炽的光芒不能被制造，也不属于任何人。”然而，问题并不如上世纪的先锋派所预想，只需重组几个秘密社团或征服性的阴谋——自由共济会、碳排问题等等——我首先想到的是社会学系。建立一片不透明的区域，其中人可以流动并实验，而帝国的信息流被隔绝在外，这便意味着需要生产“匿名的奇点”，以重新创造可能的、不会被二进制机器赋予意义/方向而扁平化的经验的条件，而这种经验的密度能够将欲望与其显现自身的瞬间转化为超越欲望的事物，转化为一种叙事、一个充实的身体。当安东尼·奈格里问及德勒兹共产主义问题时，德勒兹谨慎地没有将之简化为实现了的、透明的交流：“你问控制社会或交流社会是否会生成一种抵抗形式，为‘自由人的横向联合’的共产主义提供新的机遇。我不知道；或许如此。但若少数者夺回了扩音器，这便不可能了。也许话语和交流都是腐朽的。它们完全被金钱渗透：这不是偶然，而是其本质。我们必须贬低/误用文字。创造与交流永远是不同的。重要的或许是创造非-交流的囊泡，创造逃逸控制的干扰。”是的，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在权力的控制论矩阵中制造一片不透明区、一片开放的空洞、空白的间隙、黑色的区块。[2] 对帝国的不规则战争，将始于一片特定的场所、一场战斗、一次暴动，始于当下建立不透明性与进攻性的区域的努力。每一片区域都将成为一个微小的群组/核心，可以在不受察觉地开展实验，也是帝国系统、统筹的战争机器之中一片散播恐慌的云，更是各种层面的自发颠覆。这些进攻性不透明区域（Zones of Offensive Opacity, ZOO）的扩散，和它们间愈来愈强的相互连结，将带来不可逆的不平衡。
为展示“生成不透明性”的条件，作为武器与对信息流的干扰，有必要再次考察控制论范式的内部批评。改变物理或社会体系的状态需将失序与对常态的偏离集中到一个空间中，无论是真实或虚拟。为使行为波动具有传染性，有必要使其达到“临界质量”（critical mass），普里戈金和斯唐热如此描述这种性质：“这一性质源于波动区域周边的‘外部世界’总趋向于削弱波动。而临界质量衡量了反应的体积、发生场所、以及接触表面，即键的位置之间的关系。因此，临界质量取决于系统的‘整合力’与子区域内放大波动的化学机制间的竞争。”这就意味着，若系统内部的波动不具有局部锚点，使其产生的偏差向外扩散并污染整个系统，那么这些对波动的应用便注定失败。劳伦斯也证实了这点：“叛军必须具有无懈可击的基地，这个基地不仅能屏蔽攻击，更能抵抗恐惧。”这种场所的存在必然依赖于“独立的补给线”，而缺乏后者则战争便不可想象。若基地问题是一切反叛的核心，这也同样与破坏系统恢复平衡的基础有关。对控制论而言，传染导致系统崩溃的可能性被波动发生的自治区域周边最直接的环境所吸收/抑制。这便意味着，毗邻在波动区域周围建立了自身的进攻性不透明区域外侧的控制效应最为强大。而随着近距离监控的持续，基地的规模必须愈加扩大。
这些基地必须如铭刻在思想中那样刻入空间。劳伦斯解释道：“阿拉伯起义发生在红海的港口，发生在沙漠中，也发生在支持者的脑内。”这既是辖域也是思维方法。我们称之为融贯性平面（planes of consistency）。为了生成并强化进攻性不透明区域，这些平面便是必要的：其联结偏差，组成杠杆和支点以颠覆恐惧。历史的自治——如 70年代的意大利自治派——或任何可能的自治都不外乎融贯性平面的坚持运动，将自身建立为无法表征的空间，以此作为脱离社会的基础。从这一视角出发，批判的控制论者对自主/自律范畴的挪用——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思想，如自组织、自动生成、自我参照、自我生产、自我价值化等——也是这二十年间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操纵。透过控制论的棱镜，我们赋予自身规则，生产自身的主体性，绝不忤逆制度的生产与调节。十年前，哈基姆·贝伊（Hakim Bey）呼吁在现实和虚拟世界中增加临时自治区域（Temporary Autonomous Zones, TAZ），成了不过脑子便想废除政治的理想主义的受害者。他发现自己被迫要在临时自治区中划分出享乐主义实践的区域，即在政治抵抗斗争的场所中划分出一部分用于生命形式的“无政府主义”表达。如果这里的自治被认为只能暂时存在，这是因为思考其延续需要一种与一切生命相融合的斗争；不妨想象战士-知识的传播。贝伊式的无政府自由主义者未能察觉他们的主权呼吁强度之场，而其关于无国家的社会契约的计划在根本上便假定了一切存在的地位，因为归根结底其目标便是追求最大化的快乐与和平，直至时间尽头。一方面，TAZ被定义为“自由飞地”，其中法律是自由、美好、神奇的。另一方面，其与世界的分离，其所居的真实与其编码间的“褶子”，不经过一系列的“拒绝”便不可能实现。这种“加州意识形态”，通过将自主性视作个体或集体主体的属性，有意地混淆了两个不可通约的层面：个人的“自我实现”和社会的“自我组织”。这是因为自治在哲学史上是个模糊的概念，同时表示从所有约束中的解放和对更高等的自然法则的服从，并成为了“无政府资本主义”的赛博格所操弄的混合和重构的话语的养分。
我所谈论的自治并非暂时的，也非单纯防御的。其并非存在的实际性质，而是其生成/未来的条件本身。这种自治它并不脱离假定的主体的统一性，但却产生了多样性。其不仅攻击静态的权力形式，如国家；也攻击流通的、“流动”的、“灵活”的权力形式。其给予了自身方法，用于延续与移动、袭扰、使自己开放或关闭、连接沉默的身体和无身体的声音。其认为这种改变是无休止的实验的结果。“自治”意味着使我们自身所是的世界生长。帝国被控制论所武装，这个总体性的单一系统坚持只有自身能够自治：其因此被迫使着消灭一切异质的自治。我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自治，而争取自治的斗争必须被放大。目前内战所采取的形式，首要的便是反对自治的垄断。这种实验将成为“丰饶的混沌”、共产主义、以及控制论假说的终结。
本文译者： surplus- 校对：Isolde 、活泼可爱沙文鱼
文章译自英语，并参考法语原文进行校对。
[2] : 译者注：这也是法国的一个无政府主义社群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