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17《占有还是存在》阅读摘要（1）
1、你存在得越少，表达自己的生命越少，那么你占有得就越多，生命的异化程度也就越高。 ——卡尔·马克思
2、无尽的生产、绝对的自由和无限的幸福，这三位一体形成了“进步”这一新宗教的核心，“上帝的天国”被新的“人间进步之国”取而代之。这个新的宗教让信众充满力量、活力和希望。
3、要勇于面对现状。……人类已经变成超人。……他拥有超人的力量却不具备超人的理性。随着他力量的增长，他变得越来越可怜。……让我们良心不安的是，当我们变得越来越像超人时，我们越来越不像个人”。
4、●无节制的欲望满足无益于人类的福祉，它不会带来幸福，甚至也不会带来最大化的享乐。●独立主宰自己的生活不过是美梦一场，因为我们逐渐认识到我们已经变成了官僚机器里的齿轮，我们的思想、情感、趣味都由政府、工业及其控制的大众传媒操纵。●经济进步仍然仅限于富裕的国家，贫国与富国的差距日益增大。●科技进步带来了生态危机和核战危机，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导致所有文明和生命的终结。
5、伟大的允诺之所以落空，除了工业主义内在的经济矛盾，还源于工业系统内部的两个主要心理前提：（1）生活的目的是幸福，即最大程度的享乐，也就是满足人的所有欲望和主观需要（极端享乐主义）；（2）自私、自利和贪婪，这些性格特征由工业系统产生，并支撑这一系统的运作，它们会带来和谐与和平。
6、其他伟大哲人都不曾说过，欲望的现实存在构成一种道德规范。他们关心的是人类的最佳福祉（vivere bene）。他们思想中的关键因素就是区分两种需求：一种需求即欲望，仅是一种主观感受，其满足产生短暂的快乐；一种是根植于人性中的需求，其实现有助于人的成长，能产生真正的幸福（eudaimonia）。换句话说，他们关心的是纯粹主观需求和合理客观需求的区别，前者有一部分对人的成长有害，后者符合人性的要求。
7、强迫性的工作和完全的懒散一样，都会把人逼疯；两者相结合，人们才能生存下去。此外，这两种矛盾的态度符合某种经济上的必然性：对产品和服务的最大消费以及程序化的协同工作，这是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基础所在。
8、我们的社会充满了毫无幸福感的人，这已经是臭名昭著的事实了——人们孤独、焦虑、抑郁、具有依赖性和破坏性，千辛万苦节省下来的时间被迫不及待地消磨掉。
9、我们的时代是一场空前的社会实验，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享乐能否令人满意地解决人类生存困境
10、工业时代的第二个心理前提，即追求个人中心主义会带来和谐与和平以及民众福利的增长。
11、利己主义意味着：我想把一切据为己有，是占有而非分享能给予我快乐。我必须变得贪婪，因为如果我的目标是占有，那么我占有的越多，我的存在就越丰满；我必须对所有人充满敌意——我想欺骗我的客户、摧毁我的竞争者、剥削我的员工；我永不会满足，因为我的欲望是无穷的；我嫉妒那些比我占有的多的人，畏惧那些比我占有的少的人。但我必须压抑所有这些情感，向他人和自己展现出一个笑脸相迎、充满理性、真诚和蔼的形象——每个人都在尽力假装这个形象。
12、对占有的狂热必定导致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只要每个人都想占有更多，就会形成阶级，就会有阶级斗争，就必定会在全球范围内滋生国家间的战争。贪婪与和平水火不容。
13、经济体系的发展不再受制于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对人类有益的？现在的决定性问题是：什么对经济体系的发展有益？为了掩饰这一尖锐对立，人们提出这样的假定：对经济体系（甚至只是对一个大企业）的发展有益就是对人类有益。支撑这一理论的是这样一种观点：经济体系发展所需要的人格特质（利己、自私、贪婪）根植于人性之中，因此扶植这些性格特质的不仅仅是经济体系，更是人性本身。那些不知利己、自私、贪婪为何物的社会是“原始”的，其社会成员是“幼稚”的。人们拒绝承认的是，并非自私自利的人类本性使得工业社会产生；恰恰相反，自私自利与贪婪是工业社会大环境的产物。
14、另一因素也很重要：人对自然抱有深深的敌意。人类是“自然界的异类”，其生存寄于自然之中，靠着理性的天赋超越自然。为了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我们放弃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弥赛亚式愿景，转而征服自然，按自己的意愿改造自然，直到征服与改造渐渐变成了毁灭。征服欲和敌意蒙蔽了我们的双眼，我们忘记了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最终会被消耗殆尽，大自然将对人类的贪婪进行反击。
15、截至目前的论点是：我们的社会经济体系（也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所培育的性格特质是致病的，最终会导致病态的个人和社会。除此之外还有第二个论点，从截然不同的角度支持人们进行深刻的心理改造，从而避免经济和生态危机。
16、史上第一次，人类肉身的存活取决于人心的彻底改变。然而，要想改变人心，就必须相应地进行彻底的社会经济变革，为人心提供变革的机会，为人们实现目标提供勇气和愿景。
17、人类面临生死攸关的情境却无动于衷，对此另有一种解释，这也是我写作此书的一个理由。我针对的是这样一种观点：面对公司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苏维埃社会主义以及技术至上的“微笑的法西斯主义”，我们别无选择。这种观点之所以流行，主要是由于几乎没有人对崭新社会模式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和实验
18、在一个终极目标就是占有的文化里，我们渴望拥有越来越多的东西。我们会在谈论一个人时说他“身价百万”，又怎么会想到在占有和存在这两种生存方式之间做出选择呢？
19、占有和存在是两种根本的体验模式，这两种模式的消长决定了每个人性格的不同以及社会性格的不同类型。
20、近几个世纪以来，存在和占有模式的消长变化很明显地体现在西方语言当中——名词的使用增多，而动词的使用减少。
21、爱着的人变成了爱情的人，爱变成了女神，成了人投射爱恋的偶像。在这一异化过程中，人不再体验爱情，他只有完全拜倒在爱情女神脚下才能获得些许爱的能力。他不再是一个有感觉的活生生的人，而是异化成了一个偶像的膜拜者；一旦失去偶像，他便迷失了。
22、现在的语言风格表明当今社会已高度异化。通过用“我有一个难题”来替换“我很困扰”，主体的体验被消除了，“我”的体验被替换成了可被占有的“它”。我的情感转化成了我所拥有的东西——一个难题。但“难题”是各种困难的抽象表述。我不可能占有一个难题，因为它不是可以被占有的东西。相反，它能占有我。也就是说，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难题”，然后被自己创造出的“难题”占有。这种表达方式透露了潜在的、无意识的异化。
23、当我说“我有失眠症”而不是“我睡不着”，我泄露了心里的一种愿望，即希望把让我睡不着觉的焦虑、不安和紧张一扫而光，然后像对待身体症状一样对待这个精神现象。
24、说“我对你有强烈的爱”是毫无意义的。爱并不是一个可被拥有的物品，爱是一个过程，一种让人身不由己的内心活动。我可以去爱，我可以沉浸在爱情之中，但是在爱里我不占有任何东西。事实上，占有得越少，就能爱得越多。
25、“占有”一词的发展是随着私有财产的发展而来的；而在功能性财产占主导的社会，拥有财产只是为了日常使用，因而“占有”这个词语是不存在的。
26、因此从词源词根上看，“是”不仅仅表示主语和特点之间的同一性，也不仅仅是用来描述某一现象，而是意指某人或某物的真实存在，用来表达他/她/它的真实性和确实性。如果说某人或某物是实在的，我们指的是其本质而非表象。
27、对“有”和“是”词义的初步探讨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我所说的“有”和“是”并非指的是独立于主体的特质，如例句“我有一辆车”、“我是白皮肤”或“我是开心的”。我指的是两种根本的生存模式，是对待自我和世界的两种不同取向，是两种不同的性格结构；而占支配地位的性格结构能决定人的总体思维、情感和行为。
（2）在占有型生存模式中，我跟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占有和支配：我想把一切据为己有，包括我自身。
（3）在存在型生存模式中，我们应该认识到存在的两种形式。一种与杜·马雷所说的占有相对，指的是与世界鲜活、真实的联系。另一种存在与表象相对，指的是人与物的真实本质和现实，而不是欺骗性表象，正如本韦尼斯特在探究“是”的词源时所指出的那样。
28、过程、活动和运动是存在的要素。诚如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e Simmel）指出的那样，存在意味着变化，即存在是不断成为
29、如果我们从活生生的人的实际出发，从人的爱、恨和痛苦出发，那就没有一种存在不是在不断地变化和成为着。生命结构只有不断变化才能存在，变化和成长是生命过程的内在特质。
30、弗洛伊德这样解释超我：它是对父亲的戒律和命令的总体性内化吸收。权威、体制、理念以及形象都能以同样的方式被内化吸收：我占有它们，就好像把它们永远保存在五脏六腑之中
31、有很多吸收的形式与生理需求无关，因而也不受限制。消费主义的固有态度是吞下全世界。消费者是永远哭着找奶瓶的乳儿。像酗酒和吸毒这样的病态行为也明显是这个原因。我们显然对这两种成瘾行为予以特殊对待，因为它们会破坏上瘾者的社会责任感。吸烟成癖不会受到同样的谴责，虽然它具有一样的成瘾性，但它不会妨碍吸烟者发挥社会职能，只可能缩短他的寿命。
32、在闲暇时间里，汽车、电视、旅行和性爱是今天消费主义的主要对象，虽然我们将之称为“闲暇活动”，但它们准确地说是“闲暇被动”。
33、消费是占有的一种形式，而且可能是今天富裕的工业社会里最重要的一种形式。消费行为的面貌模糊不清：一方面消费可以消除焦虑，因为一旦占有一样物品，它就不会被拿走；但消费行为要求人们不断消费更多，因为之前的消费很快就不再让人感到愉悦。现代消费者以这样的公式认同自己：我的存在=我所占有和消费的东西。
34、我们所处的社会致力于攫取财富以及获取利润，因而我们很少看到存在型生存模式的证据，并把占有型模式当作最自然的生存方式，甚至是唯一可取的生活方式。所有这些都让人格外难以理解存在型模式的本质，让人觉得占有型模式是唯一可能的方向。然而，这两种模式的概念都根植于人类的生存经验中，不应也不能以完全抽象、理智的方式来考察它们
35、对于那些主要以占有的方式与世界发生联系的人来说，不能固定下来（或者记录下来）的想法都是令人恐惧的，它们就像所有发展、变化的事物一样难以控制。
36、他们不会被动接受别人的词语和思想，他们会去聆听，并且听到了；最重要的是，他们接受并做出积极有效的回应。他们听到的内容刺激了他们自己的思考过程。新问题、新想法、新角度在他们头脑中产生
37、拉丁语中“兴趣”一词是interesse，意思是“身处其中”。这种积极的兴趣在中古英语中用词语“to list”（形容词形式listy，副词形式listily）来表达。“to list”曾经指的是“积极地追求”、“由衷地感兴趣”。另一个词lust（意为“欲望”）也有同样的词根，但“to list”不是指受欲望驱使，而是指积极自由地产生兴趣并努力追求
38、以占有型模式来记忆一张脸或一个场景，典型的方式就是看照片。照片仅仅能够帮助人们认出一个人或景色，人们对照片的一般反应是“对，就是他”或者“对，我去过那儿”。对大多数人来说，照片变成了异化的记忆。笔记是另一种异化的记忆。通过记笔记，我们占有了那些信息，也就不需要把它们印刻在大脑里。我对自己的占有很自信，但一旦我把笔记本丢了，也就把该记忆的信息丢了。
39、最后一个例子来自我在墨西哥的观察。在那里我发现很多文盲或很少写字的人的记忆力比读写流利的工业国家居民强得多。抛开其他因素，这说明读写能力并不像宣传的那样是件好事，尤其当人们仅仅用这种能力去阅读那些使人丧失感受力和想象力的东西时。
40、占有型的人依赖他们所占有的东西；存在型的人依靠他们存在着这一事实：他们相信活生生的自己，相信如果放下一切去积极回应，新的东西就会产生。他们在交谈中是活泼的，因为他们不会焦急地盘算自己拥有什么，从而扼杀自己的活力。这种活泼具有感染力，常常会帮助对方超越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这样一来，交谈不再是商品（信息、知识、地位）交换，而是不在乎对错的对话。双方共同起舞，散场的时候带着喜悦，而不是带着贫乏的胜利感或失败感
41、学校致力于为每位学生提供一定的“文化财产”，然后在结束时颁发证书，证明学生至少占有最少量的这种财产。学生学会阅读书籍，为的是复述作者的主要思想。学生就是这样“知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和萨特的。从高中到研究生，不同层次教育的区别仅仅在于学生获得文化财产的多寡，与之对应的大体是学生日后能赚取的物质财富的数量。
42、存在型模式的读者常常发现广受赞誉的书籍可能并无价值，或者价值非常有限。他们对书的理解很深刻，有时甚至比作者更透彻，因为作者可能觉得自己写下的所有东西都一样重要。
43、占有和存在型模式的差别也体现在行使权威上。关键的一点体现在“拥有权威”和“作为权威”的不同。我们几乎每个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行使过权威
44、“权威”是个广泛的概念，包含两种截然不同的意义，即“合理的”权威和“不合理的”权威。合理的权威建立在能力的基础上，能够帮助倚靠它的人成长。不合理的权威建立在权力基础上，剥削所有屈从于它的人。
45、存在型权威不仅仅建立在履行社会职能所需的个人能力上，也根植于一个达到高度成熟和完善的人的本质之中
46、还有一些这样的人，尽管不像大师们一样完美，却存在于各种教育层次和文化氛围之中。（这也是教育问题的关键。如果父母自己是人格发展完善的人，且安于自己的内心，那么权威教育还是放任教育的争论就不存在了。孩子需要这种存在型的权威，并会对它做出积极的回应。相反，如果对孩子的要求家长自己都做不到，孩子就会对家长的压迫、疏忽或“灌输”进行反抗。）
47、随着等级社会的形成，与狩猎和采集社会相比，社会形态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以能力为基础的权威让位于以社会地位为基础的权威。这倒不是说现在的权威一定能力不足，而是说能力不再是权威的关键因素。无论是君主制权威——君主的能力与素质由基因随机决定，还是心狠手辣的罪犯靠谋杀和阴谋上位；抑或是在现代民主制里，权威由选举产生，依据往往是候选人的面相和投入选举的财力，在这些情况下，能力和权威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48、即使是以能力为基础的权威也会存在严重问题。一个领导可能在一个领域里有能力，在另一领域却无法胜任。
49、不管领导人丧失能力与素质的原因是什么，在大多数庞大且等级森严的社会里，权威正在发生异化。权威最初那真实或者宣称的能力转变为制服或者头衔。一旦权威披上恰当的制服或者获得一定的头衔，外在的表示能力的符号就取代了真实的能力和素质。
50、人们把制服和头衔当作实际的能力，这种现象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拥有权威的象征物并从中获益的那些人必须麻痹民众，削弱他们的实事求是精神和批判思维能力，使他们相信虚构的谎言。任何人只要稍加思索就会明白，政治宣传破坏人们的判断力，陈词滥调使人麻痹屈从。人们会丧失独立性，不再相信亲眼所见和自己的判断，变得麻木不仁。人们相信谎言，对现实视而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