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真正的大学丑闻 - Agnes Callard
同时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执锅的哲人” 真正的大学丑闻
文/Agnes Callard 译/唐继尧 审校编/执锅的哲人YF
本文为Agnes Cllard于8月15日在The Point杂志上发表，与The Universe and the University同期。译者脚注见文末。
2019年，约五十名家长被揭发，为了使自己的孩子被大学录取，他们曾行贿大学行政人员和体育教练。这场被称作“美国大学舞弊风暴”[1]的大学录取丑闻掀起了数轮的新闻热议。其中，许多专业评论员都屡屡强调：事实上，真正的丑闻并非有一伙人触犯了法律。他们的罪行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真正的丑闻，那些不能说的秘密，仍被深深掩盖。在媒体曝光的几个星期后，仍有评论员忍不住要继续深挖真相。
真正的丑闻是什么？是合法捐赠的弊病，以及这些捐赠不用交税这一事实。是SAT培训班。是大学巩固了一群精英统治阶级这一事实。是大学没能成功巩固一群精英统治阶级这一事实。分数通胀。大学体育校队。有钱家长溺爱孩子。名人家长利用大学将经济地位“洗白”成社会地位。大学的公司化经营。美国招聘市场水涨船高的文凭比拼。大学未能克服的种族主义。大学未能克服的经济不平等。大学不是择优录取的事实。大学是择优录取的事实。等等等等，还有很多。我猜你听懂了：直到对丑闻的分析能表明大学要为当代社会的一切弊病负责之前，没人会满意。
这整件事让我极度挫败。我产生了纠偏的强烈欲望，以我会的唯一方式：用文字。于是我动笔写作。我写出了语调积极乐观的改善建议。我写出了慷慨激昂的辩护辞，用以眼还眼的方式宣泄我的愤怒；我在愤怒和乐观中间摇摆徘徊。
我痛哭。我失眠。实际上，我太过沮丧以至于写不出任何值得一读的东西。大学录取丑闻的媒体报告伤透了我的心：因为我爱美国的大学。它赋予了我生命。不是我（物理）的存在——这当然是我父母赋予我的——而是指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方式、我生活中的事物、我关心热爱的事物。对大学的攻讦伤透了我的心；而我无力站出来，为我坚信不移的事物辩护这一点，更伤透了我的心。
别再绕圈子了。让我明确告诉你们，我之前憋在心里说不出来的话是什么。我先说说，大学的宗旨不是什么。第一，大学的宗旨不是巩固统治阶级或精英阶级。第二，大学的宗旨不是实现社会正义。毫无疑问，大学确实巩固了统治阶级——不少其他社会机构也是如此。同样，相当可能的是，大学本可以为实现社会正义付出更多努力。但这两件事都不是大学的宗旨。
第三，大学的目的也不是盈利，尽管谨慎细致的金融管理工作对经营大学来说不可或缺。第四，大学的目的不是培养出更好的公民。第五，大学的目的不是培养出更幸福的人。假如我要以我学生未来的公共品德或人生幸福来衡量我课堂的价值，那么我跟大多数学生在毕业后就失去联系这项事实，就会让我难以接受。事实上，有时我确实因为跟毕业的学生失去联系而伤心难过，但我从来没因此怀疑他们受到的教育是否是值得的。
上述五点基本涵盖了所有对大学的批评。这就意味着，所有那些指责大学没能履行自己职责的批评者们，都根本没明白大学的职责是什么。但指出其职责却是批评的第一步：而对于一件你根本没在做的事，根本谈不上成功还是失败。
我承认，大学很容易遭受误解，因为它最核心的部分，恰恰是隐藏不可见的。可见的是：谁被录取而谁被拒之门外、毕业生的命运、象牙塔成员和大学周边城镇居民的差异分歧、五年毕业率、公关危机、IRS 990 表格。如果你去校园参观，能看见大学建筑，但看不见建筑里正发生的事。这就好比，如果你想理解博物馆，然后坐在门口，统计进出博物馆的人员构成，那你很可能做出结论说，博物馆存在的目的是巩固精英阶级，并且本应该更加努力去实现社会正义。事实上，博物馆很有可能确实巩固了精英阶级，并且也确实该更加努力去实现社会正义。但是你的调研却忽视了博物馆的重要目的：理解这一目的要求你进入博物馆，欣赏艺术。
说这些还不能真正解释那些专业评论员的所作所为，因为他们一般都受过大学教育。真正的丑闻，假如允许我这么说的话，是这样一个事实：那么多的人上过大学的人，却根本不明白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那么让我站出来告诉你们，大学的宗旨是什么：大学是人们团结互助、以共同抵达至高之智性善好的地方。大学是一个“他助学习”（heterodidacticism）的地方。
对自学者(autodidactic)来说，自教自学是最好的学习方式。“他学者”(heterodidact)则是我生造出来的词，形容我们剩下的大多数人——对我们来说，学习和求知是一项社会活动。
大学录取丑闻发生的时候，我正在教一节亚里士多德科学体系的课。你可能会想，教/学这个鬼东西干吗？这玩意难道不已经被现代科学超越抛弃了吗？回答：没有。而且，就算它被超越了，见证科学思想诞生的过程仍然令人惊叹。亚里士多德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尝试理性地、成体系地探索我们身边这变动不居的、感觉的、经验的世界的人。并且他的思考是在反对一整个传统——从巴门尼德开始，至柏拉图登峰造极的传统。这一传统坚持，这样一项理性思考世界的企图从原则上就是自相矛盾的。亚里士多德证明了，科学是可能的。他的著作——《物理学》《动物之构造》《论灵魂》《论生成与消亡》等——加在一起，构成了人类有史以来、个人所能开启的最有野心的智性工作。并且他的工作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他反驳同时代对话者的那些最离经叛道的创见，都变成了我们今天最坚信不疑的、内化了的常识。
我得承认：我其实不太熟悉自己那节课所教授的内容。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不是我的专长，而且我有意布置了我最不擅长的阅读文本。就在每周二/四我走进教室前的几分钟，我还埋头各类注疏，困惑不已。亚里士多德反驳原子论的论证还有那么多我不理解的地方！但时间到了，我必须硬着头皮走进教室，讲点什么。可是假如你在那门课里，你很可能觉得我讲得很不错，非常连贯一致。事实也确实如此。但那不都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时刻关注着学生的表情。我试着把论证讲通时，我注意他们集中注意力的样子，注意他们在哪里没跟上。他们的兴趣让我保持专注。我倾听他们的提问，然后重述他们的论证；有时学生的反驳如此彻底，以至于我不得不承认我整堂课的思路都是错的。有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回答一个问题，于是我就把这个问题抛回给学生们。
教学[2]像是变戏法，遮盖了学生的参与和贡献，把一切功劳都归给教师一个人。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第三卷中论述：假如学生没在学的话，教师就根本谈不上在教，因为教和学是同一项活动（而不是两项）。
可别觉得这是节仓促了结的水课。这是我教过最棒的课之一。优秀的课堂，就如所有其他所有优秀的人类合作一样，肯定是乱糟糟一团的。这一点恰恰是我想向那些深陷录取丑闻争论、吵嚷不休的人传达的。我想拆除教室的四壁，打上聚光灯，让所有人安静，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就在这——这就是大学的目的：一起阅读亚里士多德。”那堆关于精英主义、公司化经营和捐赠的争论，就像外墙上爬的常春藤一样无关紧要。
我能再给你举一百个例子，但让我把它们精炼为一个：上学期，我开了一节讨论勇气的课，大家一起读了荷马的《伊利亚特》。我认为《伊利亚特》是人类所创造出的最伟大事物之一，但我至少七年没读过它了。干嘛不读？为何我迟迟没有重新翻开它？想这么多干嘛，我为什么不现在立刻开始读？答案是：《伊利亚特》很难读。你试过吗？阅读它需要付出极大的精力。那一堆修饰语。那么多被长矛挑断的肌腱。我不是那种能读《伊利亚特》消遣的特异人群。我和我教的学生也没什么不同。他们从我这获得干劲儿，我的干劲儿则来源于他们。这就是大学的作用。
人类能结成这样的智性生活共同体，这项成就本身就足够令人惊叹了。人们别无所求，仅仅出于共同的智性追求而走到一起——假如未亲眼目睹，我们可能根本无法相信这件事是可能的。当然，这些智性共同体远不完美，而这不完美，深深根植于共同体成员的受造本性之中。但它们仍极为美妙。
最美妙的是看着大家共同分享这智性追求——整体的干劲儿和热情超过了其部分的总和，最终强大到可以击败似乎不可战胜的强敌：亚里士多德在《论生成与消亡》中反驳原子论的繁琐而艰深的论证。
一所大学是人间之中别有洞天，是一座避风港，一个泡泡——那些揭露大学录取丑闻的人争相要戳破它。起初，我认为那是恶意的攻讦：怎么把什么都怪到我们头上来。但转念细想，我慢慢意识到另一种可能的解释：也许驱动那些人揭露丑闻的，不仅是义愤，更是嫉妒。说到底，想要戳破泡泡的一个理由是，你也想进入这个泡泡。
就像我提到的，散播对大学攻击的记者和专业评论员并不缺乏学术生活的经历。他们都上过大学，大多数还都是很好的大学。其中一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Bret Stephens——就跟我一起上的大学。我们一起上过课。其中一节课我印象尤其深刻：Leon Kass教的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智性体验之一。一开始，我愤怒地想，Bret Stephens这样的人应该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但我后来意识到：Bret Stephens这样的人确实更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或许这才是症结所在。或许他们明白他们失去了什么。在代表他人抗议的掩护下、在表达他人被拒之门外的感受的掩护下，他们实际上可能在表达自己的感受。
列奥•施特劳斯在他精彩的论文《迫害与写作的艺术》一文中将以下观点归于古典作者，尤其是柏拉图：
他们相信“贤者”与“庸众”之间的鸿沟是人性的一项基本事实，且任何形式的教育普及都无法动摇这一点：哲学，换言之科学[3]，本质上就是“少数者”的特权。他们深信，大多数人都认为哲学是十分可疑的，并且憎恶哲学。
施特劳斯观察到，持有上述观点的作者会通过一种“字里行间的写作”[4]，向他的目标读者言说——即对那些具有哲学天性的贤人言说。这一写作实践中，文本浅白的表面意思不一定是作者真正的意思。
假如这位作者明确说明，他表达的哪些观点是高贵的谎言，而哪些是高贵的真理的话，他就自相矛盾了。而对那些有哲学天分的读者来说，仅仅让他们注意到，作者自己并不反对编织高贵的谎言或讲一些仅仅像是真理的故事，这就已经足够了。
“高贵的谎言”这个表达来自柏拉图的《理想国》。在这篇对话中苏格拉底设想了一个理想的城邦，并十分具体地设计了城邦统治者的教育体系。这些统治者就是后来著名的“哲人王”。这一城邦的规划要求向城邦的公民灌输一个谎言：即，上述构思的对统治者的训练和教育不过是场梦，实际上（他们是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中塑造出来的，成形后被送到这个世界上来[5]），他们成为统治者是因为他们生来就适于统治——他们的灵魂中就含有金子，而其他劣等的公民灵魂中则含有银、铁或铜。
这个“高贵的谎言”中有两点需要我们注意：第一，作者明确告诉读者这不是真相。柏拉图没有把这条信息藏在“字里行间”。第二， 该谎言的政治功能是将文化建构为自然。也就是说，要装出一副样子，让所有人以为，教育带来的差异其实根植在天赋和秉性之中，并进一步自然而然地表现为社会阶级差异。
我相信，柏拉图用“高贵的谎言”这一表述想要阐述的，就是我们今天会称作“精英意识形态”的东西：一种精英不断自我强化的，用于巩固他们高高在上社会地位的叙事。在柏拉图那里，高贵谎言所巩固的特权不是财富（统治者是十分贫穷的，城邦禁止他们拥有私产），也不是统治的权力（柏拉图认为统治是累赘，类似家务活），而是教育这一恩赐本身，以及伴随而来的哲学生活——随着对话发展我们知道，统治者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过着哲学生活。施特劳斯认为柏拉图持有如下观点：少数人有资格过最善好的生活，而多数人不配，这一区别是根植于“人性的基本事实”之中的。但看上去，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却表明，这个观点是一个谎言。
假如柏拉图并不认为只有少数被选中的人具有哲学天赋，那就意味着柏拉图认为每个人都有哲学天赋？也不是这样。至少有一点，柏拉图在统治者的教育中精心安排了学习竞赛和测试，以检验受教育者是否真的学会了所教授的内容。这一点就暗示了，教育的成果也要取决于教育本身之外的一些与教育无关的因素。柏拉图否认（更准确地说，他引入这个神话所假装要肯定的是）这些与教育内容无关的因素是天赋或天生的人类潜能。
施特劳斯正确地指出，柏拉图与如下我们所易于轻信的话术相距甚远：即我们每个人都具有同等的智性潜能，只是有待被释放或被解放。自由派启蒙运动的核心观念是人人生而平等。柏拉图会说，这个观念是一个谎言。但施特劳斯错误地将如下观点归给了柏拉图：即人人生而不平等。柏拉图认为这也是一个谎言。
怎么可能有人会认为生而平等和生而不平等两者都是谎言？答案是，将解释工作的负担都丢给运气和机缘。
考虑一下：如果楔形文字课只开在早上七点，那么“早起的人”就更有可能学会楔形文字。假如我们将“习惯早起”看作一个天生的生物学性状，那么从学习楔形文字的视角来看，人们的天赋就是生而不平等的。但这可不意味着，习惯早起构成了学习楔形文字的天赋，或者说一种“掌握楔形文字的天生潜能”。想象一下，假如大多数的智性差异都是极大受到这类毫无道理、任意的偶然事件的影响呢？那么，说一个人“配得上”开拓其智性的机遇，就像说早起的人就有资格学习楔形文字一样没道理。
《理想国》中的教育规划最终成了一系列五十年不间断的测试和竞赛这一事实，表明了柏拉图认为，我们对于“如何将一个人教育成哲学家”这件事有多么无能为力——即便是在一个乌托邦中。而在现实世界中，柏拉图大概会认为，哲学家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时不时地有一两个人——没来由地，不按照任何计划，更不是因为他是生来与众不同的“The One”——出于纯粹的运气，踏上了通往孤独而有价值的生活的道路。正因如此，柏拉图才经常强调，苏格拉底缺乏他同时代人最尊崇的那些智性“天赋”——记忆力和修辞诡辩的聪慧。
对于现实中大多数人无法得到最好的事物这一事实，一个人也许想要寻求类似高贵谎言似的正义神话——是少数天才的脱颖而出；抑或是自由派叙事的不义神话——是权势者压迫弱小，因而败坏了我们生而平等的潜能。对于这种人，柏拉图的解释是无法令人满意的。不过对于压迫而剥夺他人智性善好这件事，假使大多数人根本都意识不到智性善好的存在，那也就根本谈不上需要去剥夺什么。智性善好就在青天白日下，却隐藏不可见。
人们渴望的事物包括：安全和保障，美妙假日和奢侈品，荣耀、权力和赞誉，家庭生活的幸福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即便他们还未曾享有这些事物，他们也十分渴求——更准确地说，他们拥有得越少，欲求得就越多。人们并不渴求智性的善好。一个人只有切实参与智性活动，才能体会到它的愉悦，并且当你远离这些活动时，那种愉悦也随之消褪和被淡忘。确实有些特异人群，在机缘巧合之下，可以自然而然自己摸到智性生活的门径，并自此以后始终热衷此道——这些人就是我说的“自学者”。但大多数人，即我们这些大多数“他学者”，需要来自他人的不断帮助和指引，因为世界上一切世俗诱惑都会将我们推向与智性追求相反的方向。
这就是为什么大学最核心的部分常常隐而不显——而且，不仅是对那些没上过大学的人隐而不显。当我迷失方向时，我依赖我的学生和同事——包括死去的同事，比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施特劳斯——指引我找回方向。我相信，假如我当时毕业便离开了大学，那么我在本科期间曾浅尝其滋味、初窥其门径的智性生活，也将逐渐褪色成一缕淡淡的乡愁。
并不是你的DNA里有什么决定了你将成为一位哲学家，也没什么养身摄生的生活之道能将你塑造成哲人。想要一个人融入智性生活，我们能做的最大努力就是将她尽可能长时间地沉浸在一群志同道合的同路人中，只要我们负担得起花销——然后希望事情的发展能如我们所愿。
必须栖身于某所大学才能深刻地思考问题，这种想法太过荒诞不经而不值一驳——事实却是，这一观点竟然频频激起人们的愤慨与反驳。一个人蛮可能独立过上智性生活，一伙人也蛮可以随时随地结成智性生活的共同体。但这不意味着前者（常常）发生，也不意味着后者形成的共同体能长久维持。
大学，尤其是精英大学，象征着稳定繁荣的智性生活共同体。也正因如此，他们也象征着智性善好合理分配的弊病——在一个人一生不同阶段的分配，以及在整个社会中不同个体的分配。我们的社会在公正地分配财富、医疗资源、荣誉、政治权力的问题上，已经充满了疑问和困惑。但相较于我们在分配至高的善好，即智性善好时，如临深渊般的茫然和惴恐，分配财富和权力的困难又显得多么微不足道。
[1] 原文为“Operation Varsity Blues”，翻译参照同名Netflix纪录片的中文暂译名，该纪录片的中英字幕版可在bilibili观看。
[2] 这里我们应当注意“teaching”的中文翻译已经内在包含了“learning”。孔子云：“教学相长”。
[3] 或说知识，在希腊语中二词同一:episteme。
[4] 原文为“writing between the lines”，有时也翻译为“隐微写作”。
[5] 原文 “was a dream”孤零零不太好理解，补了理想国原文的中文翻译414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