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horts!论坛回顾 | 中国需要那么多电影节吗

2020年12月19日晚，我们邀请了制片人、策展人、荡麦影业联合创始人单佐龙；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副秘书长史晓桉；FIRST青年电影节事务总监段炼；哪吒兄弟影业创始人杨城，现在主要从事电影制片人的工作，代表作有《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动画电影《大世界》等；前UCCA电影策展人、制片人谢萌来到厦门华尔道夫酒店三楼大宴会厅HiShorts!策展人沙龙现场，和我们一起谈谈策展人的职业现状以及中国电影节的发展趋势。本次论坛由HiShorts!策展人王小曼担任主持。

在话题开始之前，王小曼请各位嘉宾分享自己在成为策展人之前的从业经历。谢萌在毕业后拍摄了一段时间纪录片，后来受朋友邀请到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做电影策展。单佐龙在策展之前从事纪录片创作。杨城在学生时代做了几年影展志愿者，之后正式成为组织人员、策展人、艺术总监。段炼过去担任记者，在青海电视台、南京日报、腾讯接触不同类别的资讯后转入电影行业。史晓桉在美院读书，因为喜欢纪录片、自己也拍摄纪录片，帮助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撰写策划，从第一届开始工作到现在。王小曼过去在体育画报、现代传播工作，在凤凰做市场总监，涉及内容策划、活动运行。

王小曼观察到大家几乎都有媒体背景，一个策展人似乎需要拥有内容制作能力、较大的信息量和阅读量。在她看来，策展人像编辑，需要挑选、组织逻辑关系，策展的过程像编一本杂志，不同的展有不同的调性与内容。同时她也说，“设置电影节的各种单元，用什么内容去影响大众，以什么方式被看见，是我实现公共表达的一种连接或者说野心。我特别喜欢做一些结构设计，其中包括怎么去请人，去找什么人，让什么人去交流，关注什么话题。”

“刚才我和段炼聊做论坛，觉得很有意思。很多人在一个公共的平台上讨论话题并得到解答，每个话题就像杂志的选题，通过电影节撒播出去。我希望我们是一个年轻有趣的节，我们的内容能够引发新人的思考，产生公共影响力，这是我目前做策展的过程中认为比较有趣和能让我开心的事。”

段炼

段炼也谈了谈自身的看法，“电影节策展和大家理解的策展可能存在一定区别，大家聊策展更多是艺术策展、博物馆策展。电影节的策展似乎是一个特别高端的职业，在国内也不太存在这个职业。其实很多时候策展人做的是一些特别基础的工作，比如执行、后勤、组织工作，这是电影节策展系统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内容角度出发，我同意刚才王小曼说的，‘策展人像一个编辑’，因为做杂志、刊物，需要整合不同的选题、视角、题材或者形态，以合集的形式呈现给大家。其实策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翻译’，要把有文化差异的内容‘转译’给观众，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二次加工、二次创作。这些东西综合起来，才构成电影节策展的工作。综合策展的纬度更大，需要有很广泛的涉猎的能力，策展人需要具备沟通交流的能力，甚至是对行业、产业有一些建树或认识。”

谢萌认为，策展的特点在于传播。策展人将自身认可的价值或观察到的内容传播出去。从内容筛选的层面上，策展人像编辑，但是在机构与电影节中，策展人更像一个文化经理人，因为其中需要调用很多资源。比如HiShorts!的策展过程中，策展人需要设置不同的单元，服务不同的观众群体，而它不同的产业模块，又需要调用不同的资源，如媒体、产业内人士、甚至志愿者。策展人的身份比内容端的编辑更为复杂。需要通过文化翻译或资源整合的方式让它抵达观众和市场。

史晓桉

史晓桉说自己不敢自称为策展人，因为她三年的工作经验更多处在执行层面。在她的理解中，从事电影节的工作，既像播撒火种（的使者）又像一名‘偷渡者’，策展人需要以各种形式偷渡对于电影的理解和对美学的思考。

单佐龙说，“毕业以后，我除了从事纪录片创作，还做了一点点小型策展，后来又做制片人，都是艺术行政者工作。我认为这些身份非常相似，因为策展人和制片人都需要面对、选择相对固定的内容生产者。”

杨城认为二者都非常有意思，但有区别。策展人的主体性更强，TA可以通过组织一个展，建立新的评价体系，表达自身对好电影的价值判断，甚至建立行业生态的新标准，这是一种个人表达，策展的最大的乐趣就在于此。当影展和价值判断的框架确定以后，每年只需要进行微调和进化。制片人的服务性更强一点，虽然TA可以选择项目，但最终要服务于导演的表达，制片人的工作充满变动和挑战，因为每一个项目都是新的。

谢萌

谢萌则表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身份。策展人的选择更广，不需要考虑疫情、创作中的变化、国界以及性别。TA的工作是建立合法性，每年到了一定时间，就可以出品自己认为值得传播的作品。制片人则需要站在创作的角度，对内容进行把握和制作，在过程中要承担所有的问题，作品诞生后，还要面对市场发行以及节展策展人。这是两种不同的视角和立场。

单佐龙曾经历由策展人到制片人的转型，他认为策展人的战略思维会好一点，因为TA需要面对很多生态和市场的问题。同时，从策展人转型制片人最大的鸿沟是制作能力，如果过去没有这样的经验，不是科班出身，难度会很大，这些问题需要自己去面对。

王小曼对比两个职业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很多人说制片的概念太宏大了，要分成执行制片、制作型制片、战略型制片，做一些偏运营、定位和市场沟通的工作，制片人中间需要拆分一些细节。策展人的身份也很尴尬，业界没有对这个身份的标准定位和思考，所以好的策展人都变成了制片人，去干了别的行业。你们觉得什么是好的策展人？”

段炼说，“我们的电影教育中有提供制片岗位的专项教育，它是一个拥有准入门槛的职业，但策展人没有。2014年，媒体和舆论中才出现‘策展人’这个词。因为2014年国内经济起来了，很多资本入场。很多人去做会务和组织的工作，大家不知道这些人叫什么，就叫策展人，实际上它不是一个职业，社会上也没有‘策展人’的证可以考，策展人本身是一个伪概念，这是一个前提或者说现状。”同时他提出了一个好节展的形象，“在自由的竞争过程中，一些节展做得越来越好，学习得越来越多，越来越严肃，越来越摆清策展人的位置。他们通过不断的实践，形成某种意义上的训练，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如果要去评论一个节展怎么样才算做得好，我觉得是TA对自己的定位、认识和实际做的事情之间有没有实现一个转化以及功能的实现，这个电影节要知道服务什么样的人群，在体系内要做什么事情。我特别喜欢美国的一个电影节，它不要求世界首映，有点像内容共创。在那里可以看到特别优秀、好看、有独特价值的电影，它不需要被包含在某一个具体的电影节语境去探讨，但是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杨城

杨城认为，如果可以抛开国情和策展人的组织能力，策展人的核心便是发现某一种价值体系。大家对电影有价值判断，而这个判断有非常多的维度和层次，挖掘到怎样的深度、有没有观点是策展人的核心指标。

段炼从自身七、八年的行业经验中出发，“我们在寻找一个相对意义上的对话空间。FIRST获得关注的时期是资本进场、新导演被重视的时期，同时观众也对第六代、好莱坞大片有些审美疲劳，对电影有了新的诉求。某种程度上是时代赋予我们一个做的前景，我们就顺势而为。”

杨城则说，“我参加、组织、策划电影节的驱动力就是自己觉得好玩，可以在里面认识很多有意思的人，看到很多有意思的片子，倒不是什么基于现实的考虑或者是判断。如果没有这个乐趣的话，是很难坚持的。”

单佐龙

单佐龙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出发，探讨中国为什么需要电影节，“很多年之后我惊喜地发现，当时我们影展看到的一些年轻作者，慢慢出来了，想到这个事情觉得还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在国民经济里运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觉得它的本质是在于解决供给体系的效能和质量问题以及需求结构匹配度的问题，放在电影领域也是一样。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电影节，它的本质是解决一个电影里供给侧结构和需求侧结构的问题。从我的角度来说，电影节展面对的需求侧的方面是三个圈层，第一个是市场需求问题，第二个是产业需求问题，第三个是更大的是一个商业或者是城市需求的问题，当我未来重新建设一个电影节的时候，我会这些角度去考虑，从这个问题的角度出发，我们肯定需要更多电影节。”

谢萌从电影行业变化的角度，分享了自己早年从业的独特感受，“我做策展的时候很享受。其实在电影行业，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有很大的差别。我2009年开始做策展，2014年离开，短短的几年中，内容、观众、放映的媒介和方式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当时我们做日常放映，可以解决能见性的问题，因为没有平台和机会可以看到这些东西，那时候中国的独立电影跟现在也完全不一样，语境、创作的方式和系统，差距非常大，所以在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空间的权利，当时的放映环境也更加自由一点，所以我们放了很多现在基本上不太可能在公共场合去放映的影片，这些东西被看到，被传播，有很重要的价值。”

史晓桉表示，“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力求专业性、学术性和国际化，我们每年都在严肃认真地讨论与纪录片相关的话题，通过各个单元的设置：包括评优、展映、创投、论坛、工作坊来探讨纪录片。西湖纪录片节的初衷是做给纪录片的工作者和观众，同时希望为纪录片事业出一份力。”

王小曼

活动的最后，王小曼总结道，“我是一个喜欢动的人，很活泼，很喜欢不稳定。电影是那么庄重，有仪式感，要组织一堆人坐在一起，这个事情跟我很不搭，但我现在慢慢找到一些乐趣，比如公共表达，组织一个电影节产出一些好玩的内容，或者是一些有趣的人在一起交汇出了一些新东西。我们现在被海量信息刷脑，策展这个方式可以将信息提纯，精准地端到很多人的面前。这次的论坛让我学到很多，也解答了我很多困惑，我很希望策展人这个话题可以成为我们的惯例，每年都发起一个这样的探讨，在产业链条中凝聚一群不一样的人。策展人作为推手，对产业和行业也很重要，这是我发起这场论坛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