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horts!论坛回顾 | 为什么剧情片导演开始拍纪录片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剧情片导演开始尝试纪录片的拍摄，面对这样的风向，我们不禁思考起导演们转型的原因。

2020年12月18日晚10:30-12:00，厦门华尔道夫酒店大宴会厅，在《风景》《冈仁波齐》放映前，我们邀请著名电影导演张律，中国第六代导演张杨，著名导演、制片人徐小明，纪录片导演赵亮来到HiShorts!现场，和我们探讨为什么剧情片导演开始拍纪录片。论坛通过纪录片与剧情片之间的区别，纪录片拍摄中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交织带来的惊喜与灵感，故事与生活的互相增益以及纪录片中伦理问题的选择展开讨论，本次论坛由陈楠担任主持。

论坛的开始，主持人陈楠就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从创作角度来看的话，纪录片和剧情片有什么特别本质的区别？”

陈楠

为此，张律向我们分享了他拍摄《风景》时的经历。2013年，张律受朋友邀请，接受了韩国“全州电影节”以“边缘人”为主题的项目，面对新鲜的纪录片拍摄，他发现了纪录片与自己惯常拍摄的剧情片之间的不同，作为“边缘人”的韩国外来劳动者之间，合法身份与非法身份并存。因此，劳动者、资本家并不欢迎摄像机的出现。这样的局面一度困扰着张律，最后张律及团队开会，定下了一个原则，“比我的电影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在这样的原则下，拍摄始终都征求着劳工、资本家以及路人们的同意。

张律

这样富有人性的原则，却生出了很多细节上的停滞，团队无法进入劳工真正的生活，使拍摄如同观望风景。张律由此想到，“他们梦里的风景是怎样的？”，这也为采访问题打开了一个出口，纪录片最后围绕“你到了韩国后，印象最深刻的梦是什么？”展开。一开始大家都用一种特别奇怪的眼光看张律，但是却没了开始的负担，这样的问题反而使双方有机会成为朋友，因为从来没有人关心他们梦中的风景是什么。团队就围绕这个主题拍完了纪录片。

主持人陈楠表示，张律老师用梦境打开了一个不确定的开口，是借梦境找乡愁。在纪录片与剧情片中必然涉及到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问题。

关于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张杨导演也分享了自己拍摄《冈仁波齐》的经历，“《冈仁波齐》让我重新找到一种可能性，就是用纪录片的方式去呈现一个剧情片。它没有剧本，只是一个想法，我们即兴创作，一边走一边考虑一边体验一边记录，记录完了，很多部分再重演，然后一点点在我脑子里形成影像，就在这个过程里把它慢慢完成。它给了我一个新的创作方法，这个方法很有趣，从那以后，我就想能不能再用这样的方法做电影。”

张杨

“后来我拍了纪录片《大理的声音》。没有采访，没有解说，没有旁白，只是声音和影像，我想仅仅用自然界的声音、人文的声音来呈现它。那时候我住在大理，对大理也比较熟悉。大理的声音非常散漫，有时我不知道拍什么，可能有无数的东西都要拍，我也不知道最后能呈现出什么效果，但是先不管它，先开始做，在做的同时，我又找到了另外的题目。所以在我的概念里，有时候模糊点反而是好的。我从这样的纪录里找到一种真实的情感，它是一种非常自然，像水一样流淌在生活里的东西。做纪录片的经历给了我这方面的养分，它让我觉得，也许未来在做剧情片的时候，虽然是编故事，但是方法和感受会和之前稍微不一样了。”

故事与生活的交互实践

徐小明

面对故事与真实生活的界限，徐小明分享了自己的感受，“我这两年在社会上滚打，接受的训练非常杂糅。曾经侯孝贤师兄给了我一个故事，是编剧们在屋子里创作出来的。我发现很多故事中，人物的处境与现实生活是割裂的，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好像越来越概念化了。很多导演为了完成他的创作，会跨越真实社会的界限，但我想尽可能的守住这条界限。可能与制作剧情片相比，纪录片最大的意义可能就是它给了我们很好的养分，让我们知道如何重新看待自己故事里的创作。人物在真实环境中怎么流露他们的情感，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原来在做剧本，在虚构一个东西的时候，没办法体会到的。

赵亮

赵亮则表示，“写故事对我来说是一个自我的训练过程。从电影到纪录片，是一个从被动跟踪、观察、观看到我主动有一个观点，用我的方式抓取思想的过程。很多剧情片导演已经预设了一个观点，只是要一个论据而已，所谓的真实也只是自我的真实。在这个时候，剧情片与纪录片的边界会变得非常模糊。”

张杨也发表了对“真实”的看法，“实际上我们强调的真实最后都是主观的真实，只要有了人为的介入，被拍摄者都会携带某种表演的性质。你为什么只把角度放在这儿，为什么剪了这部分没有剪那部分。最后呈现的东西都是创作者主观的真实或者说其中一段的生活。”

“纪录片能帮到我什么？”张律说，“拍摄纪录片的时候，因为你面对是真实的人物，你的态度会不一样，你会很小心的。人和人之间，说透了就是一个距离的关系，在真实的生活里，如果人与人之间距离不对会很难受的，但是你做剧情片的时候，往往不太考虑这种距离。拍完纪录片之后，我再拍故事片，不知怎么了，我变得很小心，把我虚拟的人物也当成真实的人物，来调节这个距离。这对我帮助很大。”

“另外有一点，拍摄纪录片的时候，教科书上的一些原则会与实际创作产生冲突，如何与原则协调是一个伦理问题。我在拍《风景》的时候，采访那些外国劳动者，他们讲晚上的梦，其中有一个是南亚的劳动者，他说，‘我打工很辛苦，但是我梦到了济州岛。’他每天劳动，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去济州岛旅游，但是他梦见了济州岛。我听了都恍惚了，我们和学生就在一起讨论，有学生就说，‘老师，要不要把他们一起带到济州岛拍一下？’我想了想，他可能会很感动，但也可能是不对的，因为他梦中的济州岛是独立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梦和现实有多紧密，也有多么大的距离。”

提起伦理问题，张杨提到另一种情况，“当你拍到尖锐的部分，就会涉及到怎么掌控你和被拍摄者的关系，是不是要把它播出来，是不是要用最苦最难的那部分去达到你电影里的高潮，有时候创作纪录片也是在考验导演和被拍摄者之间的默契。所谓纪录片，尤其是被跟踪式的纪录片，是导演和被拍摄者共同构成的电影，有一些论文式的电影是导演作为艺术家完全掌控的东西，是主观的。但跟踪却是导演和被拍摄者共同呈现的东西。”

随着时间的推移，论坛走到尾声，主持人陈楠感叹道，“所有关于告别的故事当中最记忆深刻的是来不及告别，所有关于抵达的电影当中最迷人的部分是不抵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