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讲述了越战之后马上显现出的越南与中、柬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有长期的历史根源。而在这个阶段各方还都抱持克制的态度，尽量不使矛盾公开化。越南仍然避免在中苏之间站队，希望得到双方的援助。
从兄弟到敌人 ：西贡陷落之后的中南半岛史
第一章：老对手，新战争
1975年5⽉，狂乱了⼀个⽉之后，穿梭空中忙着撤离⼈员的飞机都不见了，执⾏最后疯狂救援⾏动的第七舰队和逃离越南的数百艘难民船也已经消逝而去。⾄少有些⼈会觉得印度⽀那又恢复了平静。但是在5⽉15⽇的早晨，暹罗湾翠绿⾊的通岛（Koh Tang）黎明破晓的宁静却被清楚⽆疑的战争之声打破了。十一架直升机出现在仍然漆⿊的西⽅地平线上，朝着这个柬埔寨岛屿飞去。这些美国空军的快乐绿巨⼈（Jolly Green Giant）和⼩⼑（Knife）直升机上搭载着海军陆战队员，他们的⽬标是⼀艘破旧的美国集装箱货船马亚圭斯（Mayaguez）号，它停泊在通岛外海。5⽉12⽇，⼀艘柬埔寨炮艇载着穿着⿊⾐服的娃娃兵在更靠南的威岛（Puolo Wai）附近扣押了这艘船。船上的求救信号得到了回应。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命令在泰国乌塔堡基地的⼀⽀空军直升机部队和第七舰队的海军陆战队去营救马亚奎斯号及其39名船员。当海军陆战队趁着黎明前的⿊暗试图袭击该岛时，他们不知道马亚奎斯号的船员已经被转移到了陆上的磅逊。⾏动策划者也没有意识到，救援⼈员所要⾯对的这些装备不⾜的农民⼠兵会做出多么坚强的抵抗。⼏乎没有⼀架⼩⼑式直升机能在沙滩上降落下来。当全副武装的陆战队员开始跳出直升机时，⿊沉沉的林⽊线被机枪和步枪的射击点燃了，⼀名吃惊的直升机飞⾏员报告说它们“看起来就像⼀串圣诞树灯,“ 不到⼀个⼩时，两架⼩⼑式直升机就被击中并坠毁在海滩上。虽然在岛上没有船员可救，但是海军陆战队⾃⼰被柬埔寨强烈的⽕⼒压制，成为需要救援的对象。在接下来的14个⼩时⾥，美国岸基飞机和第七舰队的战舰向这个区域倾泻了恐怖的⽕⼒。
红⾊⾼棉对美军展⽰出的力量感到震惊，迅速释放了船员。但是从通岛营救海军陆战队的战⽃还没有结束，美军⼤规模轰炸摧毁柬埔寨沿海设施，福特总统为轰炸的的正当性进⾏了辩护。在这场为时⼀⽇战争结束时，⼗五名美国⼈死亡，⽽死去的柬埔寨⼈则不计其数。柬埔寨唯⼀的炼油⼚及它的⼩型飞机编队已成为残骸。对于福特来说，马亚奎斯事件是⼀个机会，可以在⾦边和西贡的耻辱性撤退之后提振美国不断低落的⼠⽓。福特说，马亚奎斯事件中展现出美国实⼒“是⼀个⽕花，它引发了全新信⼼”。他后来说，美国经历了⼀段⾮常艰难的时期，“从此触底反弹，前进⽅向改变了”。美国现在可以把注意⼒转移到治愈自己的创伤，它可以让印度⽀那重返平静。
马亚奎斯事件从新闻头版消失了，很少有⼈注意到这次偶发事件只不过是⼀场更强烈冲突中的⼀次不经意间的插曲，这场冲突是两个⽼邻居为⽣存空间进⾏的⼀场难解难分的长期斗争。美国在印度⽀那的这最后⼀战帮助掩盖了⼀场酝酿中的新战争，这次的交战双⽅是昔⽇的同志加兄弟，他们曾经并肩与美国⼈作战。扣押马亚奎斯号正发⽣在红⾊⾼棉袭击暹罗湾的越控岛屿之际。仅装备了AK-47步枪的愤怒的年轻红⾊⾼棉⼠兵登上了马亚奎斯号，实际上是在试图宣⽰他们刚刚获得的对国家领海边界的控制权。
岛屿之战
从某些⽅⾯来说，这是⾃然⽽然且⼏乎不可避免的，在成功的反抗外国统治的民族⽃争结束时，胜利者总是会试图巩固对那些被认为是民族遗产的领⼟的控制。但是，就柬埔寨和越南⽽⾔，这⼀过程导致了公开的较量和冲突，⽽此前这种⽭盾长期以来都隐藏在同志般的团结表象之下。
随着越南在南⽅取胜的⽇益临近，河内最先采取的⾏动之⼀就是从阮⽂绍政权⼿中“解放”南中国海的斯普拉特斯尔群岛（南沙群岛），并公开宣⽰其对中国占领的西沙群岛的主权。在占领⾦边后的⼏周⾥，红⾊⾼棉就派遣部队保卫他们的陆地和海上边界的安全。部队被派往暹罗湾去抢占旧政权实际控制或宣称拥有主权的岛屿。
急需解决的不仅仅是领⼟问题。在所有领⼟上确立⾃⼰权威，也相当于向各⾃的战时伙伴竖起独⽴的旗帜。到了这个时候，越南和柬埔寨的⾰命者不再顾及战争时代的团结与合作，开始遵循不同的政治道路。随着战争的结束，越南⼈对中国提出领⼟要求已不再犹豫，柬埔寨⼈也不在压抑⾃⼰对越南的反感。中国和越南之间以及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长久历史性的⽃争，⼀度因为法国的殖民统治和美国的介入⽽被冻结，现在已迅速复苏，⽽且其强度越来越⼤。然⽽，在准备公开表明其领⼟主张的同时，每个⾰命政权还都不愿意在这个阶段就动⼿全⾯开战。他们迫切需要巩固国内政权和解决堆积如⼭的战后问题，这促使他们采取审慎态度。⽽中国作为这场新⽃争中的另⼀个关键⾓⾊，由于其两位最⾼领导⼈⽑泽东和周恩来都处于临终之际，正专注于内部的意识形态⽃争，而⽆法充分关注中国南部边境的新问题。主⾓们对国内事务的关注导致了⼀个间歇期，但他们对彼此根深蒂固的恐惧和野⼼，以及他们迥然不同的内政外交政策的决策逻辑，很快使柬埔寨和中国陷⼊与越南的碰撞之中。
1975年4⽉12⽇，也就是⾃⼰的部队进军⾦边的五天前，红⾊⾼棉领导⼈之⼀英萨利（Ieng Sary）正在南越的⼴⽥。此⼈作⾝材魁梧，光滑的圆脸上长着⼀双⼩眼睛， 英萨利出⽣在⼀个"⾼棉克罗姆"家庭，即⽣活在越南湄公河三⾓洲的⾼棉少数民族。在 20世纪50年代，他在巴黎上学的时候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与包括波尔布特在内的⾼棉学⽣⼀起建⽴了柬埔寨共产党⼩组。后来他成为红⾊⾼棉中排名第⼆的实权人物，也就是令⼈畏惧的"⼆号兄弟" 。在1980年的⼀次采访中，英萨利告诉我，（当时）他正从北京返回柬埔寨解放区，在途经南越新解放区时收到了来⾃河内的电报，得知美国从柬埔寨撤军了。对于英萨利来说，前⽅的道路很熟悉，他要⾛过崎岖的胡志明⼩道，然后渡过柬埔寨拉塔纳基⾥省湍急的溪流。在战争期间，他在河内⽣活了多年，曾多次走过往返柬埔寨的危险旅程。⾦边即将落⼊红⾊⾼棉之⼿的消息，瞬间结束了这条崎岖的⽣命线对柬埔寨⾰命的作⽤。他们没有继续开着颠簸的可以让⾻头散架的吉普车跨越安纳⽶特⼭脉返回柬埔寨。取⽽代之，英萨利坐飞机飞回河内，然后又从河内飞到北京。他于4⽉24⽇乘坐中国的波⾳707飞机抵达⾦边，这是第⼀架在新柬埔寨降落的外国飞机，这也终结了胡志明⼩道的时代。
在那次采访中，英萨利没有告诉我的是在北京短暂停留期间他与中国领导⼈讨论了建设柬埔寨武装⼒量的问题。他要求东道主停⽌通过以往的正常渠道——越南⼈，运送武器和其他补给。⼏个星期后，中国运输船载着⼤⽶、燃料和消费品，停靠在磅逊港。
但是在中国船只到来，象征性地结束了⾰命柬埔寨的孤⽴之前，红⾊⾼棉已经对越南控制的暹罗湾岛屿提出了挑战。5⽉4⽇，红⾊⾼棉为了恢复对富国岛（柬埔寨称此岛为Tral岛，很久以来一直宣称对此岛拥有主权）的主权，对该岛发动了⼀次登陆攻击。六天后，红⾊⾼棉军队又登陆潘姜岛(越南称为Tho Chu，⾼棉称为Koh Krachak Ses)，端着枪清除了500名越南居民，这些越南居民后来都下落不明。阮⽂涛是⼀名南越⼠兵，袭击发⽣时他正在迪⽯，他失去了在岛上的全家⼗⼆口⼈。当他在四个⽉后回到潘姜岛时，他的家已经成了⼀⽚废墟，岛上到处都是随意丢弃的骷髅。红⾊⾼棉登陆两周后，越南⼈发动了反击，打死了许多⾼棉⼠兵，俘虏了⼤约三百⼈。
英萨利告诉⼀群同情红⾊⾼棉的美国⼈：5⽉12⽇夺取马亚奎斯号的⾏动是当地指挥官下的命令，并没有得到⾦边批准。而攻击越控岛屿也可能是过分积极的指挥官把保卫柬埔寨领⼟的命令作了过于超范围的执⾏。但更有可能这是⾼层下令的结果。红⾊⾼棉领导⼈也许认为，在任何领⼟争端中，实际占领都是最有力的证明。⾼棉⼈从来没有就这些失去的岛屿与法属交趾⽀那以及其后来的继承者越南共和国达成过和解协议。1960年，当时的国家元⾸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曾徒劳的试图通过外交⼿段从南越控制下收复富国岛。西哈努克警告说:“丧失这些岛屿及其周围领海将导致(磅逊)港⼜被封锁... 这很快就会使我们失去独⽴。
现在，随着西贡沦陷⽽导致南越⼀⽚混乱，红⾊⾼棉⼀定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通过实际占领来实现领⼟要求。波尔布特，这个没毕业的巴黎电机⼯程专业学⽣，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担任柬埔寨共产党(CPK)的总书记。他现在的位置可以将他的激进思想和他对越南这个传统敌⼈的深刻敌意付诸于⾏动了。在占领⾦边后，他⽴即发布了⼀项⼋点指令；其中两点引⼊注⽬，就是从柬埔寨驱逐所有越南少数民族⼈口，并把部队部署到边界，特别是柬越边界。然⽽，在看到越南反应的猛烈程度后，波尔布特必须重新考虑这种仓促⾏动是否明智了。6⽉2⽇，当越南政治局委员阮⽂灵（Nguyen Van Linh）驱车前往⾦边讨论这个问题时，波尔布特承认了错误。他⼤秀⼀番诚恳致歉之意，向阮⽂灵承认已经发⽣了侵犯⾏为,“但是这些痛苦的，⾎腥的冲突,”他说，是因为⼠兵们“没搞清出事地区的地理位置。“
黎笋前往⾦边
越南⼈显然对这种解释并不买账。他们⼀边说欢迎波尔布特访问河内，一边派遣部队对柬埔寨控制的威岛发动海空联合进攻。当波尔布特在英萨利、柬共副书记农谢（Nuon Chea）以及其他官员陪同下于6⽉12⽇抵达河内，进⾏他的"兄弟般的访问"之时，越南⼈已经击败了威岛的柬埔寨驻军，并在该岛上升起了他们的旗帜。6⽉14⽇，《纽约时报》援引美国情报机构的消息报道了越南占领该岛的事件。但是，波尔布特代表团在这个讽刺性时间访问河内的这件事却被隐藏了将近三年。
⼏年后，英萨利告诉我，柬埔寨方面在这次访问中试图提出与越南通过谈判解决边界争端，但没有成功。他说，柬埔寨希望以1967年越南民主共和国（DBV）宣⾔为基础，达成⼀项解决⽅案，承认柬埔寨的"现有边界"。但是越南拒绝讨论这个问题。根据后来越南的⼀个说法，虽然当时柬埔寨希望签署⼀份友好条约，包括贸易、领事和边界划分等问题，但他们没有要求就边界问题⽴即进⾏谈判。很可能⾼棉⼈只是希望通过友好条约的提议来软化越南⼈，诱使他们正式接受柬埔寨的边界。总之后来条约的事再也没有被提起过
8⽉2⽇，越南党总书记黎笋（Le Duan）、政治局委员范雄（Pham Hung）以及参加巴黎和谈的资深越南谈判代表 - 春水（Xuan Thuy），飞往⾦边进⾏短暂的访问。越南已经让柬埔寨尝到了他们军事⼒量的厉害，现在表现出了⼀定的灵活性。67岁的黎笋，⾝材⾼⼤，表情严肃，曾经是印度⽀那共产党的创始成员。在1960年被任命为越共的书记之前，他在监狱⾥呆了⼗年，并在南越领导了多年的⾰命。但是与他的助⼿范雄不同，黎笋这回是第⼀次来柬埔寨。范雄是⼀个肥胖的南⽅⼈，长期以来⼀直负责南⽅的⽃争，并跨国境与红⾊⾼棉领导⼈保持接触。此次访问的⽬的显然不是游⼭玩⽔。这些越南客⼈没有被东道主安排去⾦边之外的地方参观，⽽在4⽉份全体市民遭到野蛮驱赶后，金边已经变成了⼀座⿁城。并且应柬埔寨⼈的要求，关于这次访问的新闻报告保持在最低限度。尽管接待异常冷淡，黎笋还是表现出了和解的态度。他承认威岛的确是柬埔寨的领土并承诺会早⽇将其归还。双⽅签署了⼀份联合公报，承诺和平解决分歧，但这个公告从未发表过。这次访问过程也没有安排任何欢迎宴会或公开演讲。仅仅是在8⽉3⽇河内⼴播电台和⾦边⼴播电台就这次访问发表的简短报道宣布,“越南代表团与柬埔寨代表团在兄弟般的⽓氛中就共同关⼼的问题举⾏了友好的会谈。对于提出的所有问题，双⽅意见⼀致。”
虽然和解是⼀种作秀，但是当威岛归还时，⽓氛还是稍微有所改善。8⽉10⽇，阮⽂灵会见了柬埔寨最⾼领导⼈之⼀的农谢，通知他越军已经撤离该岛。农谢对越南的决定表⽰感谢，并说（之前的事件）都是由于“缺乏边境意识”所致。 ⽽事实上，恰恰是对边界问题的过度意识以及双⽅的强烈民族主义造成了胜利之后的⾎腥的冲突。
双⽅都没有准备开打。越南⼈尤其急于将冲突排除在公众视野之外。在试图通过武⼒和外交⼿段解决问题的同时，河内决⼼与⾦边维持表⾯上的战⽃团结。7⽉在“解放西贡”两个半⽉之后，我在离开越南的途中经停河内，停留期间访问越南党报《⼈民报》编辑黄松（Huang Tung），我询问了与柬埔寨的关系状况。"正常" 他⽴刻回答，然后停顿了⼀下，又补充道：“总的来说是正常的。” 他否认了西⽅媒体关于柬埔寨和越南在暹罗湾发⽣冲突的报道。
我的访问在灯光昏暗的黄松办公室⾥进⾏，从办公室⾥可以俯瞰河内的还剑湖。⽽就在进行这次访问的时候，成千上万的越南男⼈、⼥⼈和⼉童被赶出柬埔寨，进⼊南越湄公河三⾓洲地区。当他们越过边境时，越南军队护送他们到政府设⽴的临时营地。数百名越南裔和华裔的柬埔寨难民设法在西贡堤岸的⼀座佛塔下安顿下来。法新社驻西贡记者查尔斯-安东尼发现这些来⾃兄弟友邦⾰命柬埔寨的难民被安置在解放的西贡时，他觉得⾃⼰发现了⼀个有点意思的新闻。但是由于越南审查⼈员的警惕性很高，他6⽉12⽇的报道没有被转发。这是⼀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巧合，他提交了⾃⼰的报道的那天，波尔布特正抵达河内进⾏秘密访问。不管审查者是否知道这次访问，越南⼈对资产阶级记者讲述难民的悲惨故事不感兴趣，⽽且这还会使越南与柬埔寨的关系复杂化。直到1978年整个故事才开始浮出⽔⾯。在1978年3⽉前往越南边境省份的旅⾏中，我了解到，在⾦边解放后的头五个⽉⾥，超15万贫困的越南⼈涌⼊了越南同塔省，安江省和西宁省。越南裔的难民被允许留下，但是华裔和⾼棉后裔的难民被迫返回柬埔寨。
⾦边有个强⼒的盟友，这⼀事实强化越南对柬埔寨的谨慎态度。河内之后，波尔布特秘密之旅的下⼀站是北京。6⽉21⽇，波尔布特受到他的意识形态导师⽑泽东的英雄般的欢迎。“我们没做到的群众⼯作，你⼀下⼦就完成了！”⽑泽东对他满脸笑容的弟⼦说。⽑泽东所指的群众工作就是柬埔寨成千上万的市民被残酷地从城市中⼼驱逐到⼤量乡村集中营。
毛泽东完全⽀持波尔布特对柬埔寨的⾰命计划以及他独⽴于越南的政策。此次会⾯⼀直没有对外报道，直到两年后波尔布特脱去匿名的外⾐，承认⾃⼰作为柬共总书记的⾓⾊。越南⼈当然充分意识到⽑泽东对红⾊⾼棉深深的赞赏。早在1975年，⽑泽东就建议越南领导⼈“向红⾊⾼棉学习如何闹⾰命。”
⽑泽东的中国与民主柬埔寨之间的友谊是建⽴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而更重要的是这种友谊也是建⽴在国家利益认同的基础上。波尔布特集团不仅对⽑的阶级⽃争理论和持续⾰命有着⽆限的赞赏。他们也与中国⼀样对苏联感到恐惧和厌恶。反对越南主宰印度⽀那半岛已经成为波尔布特集团⾸要关注的问题，他们⾃然成为中国传统战略中的关键盟友。中国的传统战略就是防⽌南⽅边境上出现强国。
所以毫不奇怪，1975年8⽉，就在卧床不起的周恩来向越南⼈最⾼经济计划官员黎清毅（Le Thanh Nghi）解释中国⽆⼒帮助越南的同时，北京给与柬埔寨副总理乔森潘和英萨利隆重的欢迎仪式并承诺在五年内向他们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2千万美元是⽆偿赠款。
乔森潘（Khieu Samphan）和英萨利成功的访问以及对经济援助的承诺是中国对柬埔寨全⼒⽀持的公开表现，⽽关于中国军事援助的秘密谈判已于6⽉波尔布特秘密访华时就开始了。在8⽉和10⽉，中国国防部的专家⼩组在柬埔寨进⾏了⼀次⼴泛的调查，以评估国防需求。10⽉12⽇，他们向⾦边提交了⼀份援助计划草案供其批准。
1976年2⽉6⽇，中国驻河内⼤使馆⾸次正式申诉南越华⼈被迫⼊籍的问题。就在同⼀天，⼀名中国⾼级军官正在秘密访问⾦边以敲定⼀份军事援助协议。中国⼈民解放军总参副总参谋长王尚荣向民主柬埔寨的国防部长宋成（Son Sen）表⽰，中国决定优先交付⽕炮、巡逻艇和防空设备。总共有500名中国顾问训练柬埔寨战士使⽤这些设备。王尚荣还列出了将于1977年和1978年交付的武器系统。2⽉10⽇，王尚荣和宋成签署了向柬埔寨提供⽆偿军事援助的协议。
军事合作是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进⾏的，其⽬的并不是为了威慑泰国或越南，中国的最初动机似乎是⽀持柬埔寨的合理愿望，即将其游击队转变为正规军，使之能胜任保卫国家的新任务。尽管北京⽆疑希望纠正越南的庞⼤⽽装备精良的战争机器与柬埔寨糟糕武装⼒量之间巨⼤不平衡（越南直接从南越军⽕库⾥接收了价值50亿美元的武器），但中国既没有办法也明显没有意愿将红⾊⾼棉推向与越南的军事对抗。⽑泽东的中国希望红⾊⾼棉拥有⾜够的⼒量，这样他们就不会受到越南的威胁。
中国与柬埔寨的军事关系⾃然被隐藏起来，但中国⽀持柬埔寨的信息被轰轰烈烈的传递出来，1976年4⽉17⽇北京⼤张旗⿎地庆祝柬埔寨“解放”⼀周年。在现场向波尔布特发出的联署贺信中，⽑泽东、朱德和华国锋称赞波尔布特坚决捍卫了柬埔寨的独⽴、主权和领⼟完整，并为柬埔寨带来了“深刻的⾰命改变”。 虽然没有点名谁在威胁柬埔寨独⽴和领⼟完整，但是河内不会忽视这个警告。中国领导⼈们还向波尔布特保证，中国⼈民将与柬埔寨⼈民“并肩战⽃，共同前进”。
1976年春天，柬埔寨成为越南和中国关系紧张的⼀个主要因素，但是中越之间难以察觉的关系恶化早在⼏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从河内在南⽅取得胜利以来，特殊的刺激因素增加了双方战略和政治上的分歧。
抢占南沙群岛
⼤概在西贡（后来被命名为胡志明市）升起共产党旗帜的三周前，北越海军接管了南越驻军控制下的斯普拉蒂斯群岛（南沙群岛）。河内预见到攻占南⽅时会出现的过渡和混乱时期，不想给北京任何机会夺取这些岛屿。中越两国都对这些岛屿提出了主权要求。5⽉5⽇，河内电台宣布，在4⽉11⽇之后的⼏天内“解放军陆军和海军”已经完全“解放了”斯普拉蒂斯群岛的六个岛屿。两天后，官⽅⽇报《⾃由西贡》印制了⼀幅越南的彩⾊地图，上⾯不仅显⽰了斯普拉蒂斯群岛，还将被中国占领的帕拉塞尔群岛（西沙群岛）标为越南领⼟。
北京对这⼀事件保持了难以琢磨的沉默。⼏年后，我知道了中国⼈的真实感受。“当我们准备从河内出发，访问解放的南越时，我们听到了南沙群岛被占领的消息，我嘴⾥像被塞进了一把灰烬。”中国通讯社新华社记者凌德全告诉我。凌德全曾在驻河内新华社⼯作多年，并于1975年5⽉加⼊了⾸批河内组织的访问南⽅的共产党记者团。他说越南对这些岛屿的占领令⼈震惊，因为越南之前承认了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凌德全的吃惊略显夸张。虽然北越直到那时还没有正式对北京拥有这些岛屿的主权提出异议，但是河内之前已经充分表明它对这个问题的保留意见。1974年6⽉，黄松和⼀个泰国记者说,“东南亚属于东南亚⼈民...中国不是⼀个东南亚国家，因此中国不应该拥有它所宣称的那么⼤的领海。”
当黄松表达这⼀看法时，河内并没有预见到会如此迅速地接管南⽅。但是⼀旦阮⽂绍的军队开始⽡解，⼈们⼏乎不能指望河内袖⼿旁观，眼睁睁地看着中国以前一年同样的⽅式占领南沙群岛。
南中国海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由150个⼩岛、珊瑚礁和沙洲组成。越南、中国和菲律宾的渔民⼏个世纪以来就知道这⾥盛产鸟粪（作为肥料）和中国⽼饕渴望的燕窝。这些⼩岛在20世纪70年代初有了新的价值，当时⼈们在东南亚开始认真探查海底⽯油。所有权问题是⼀个复杂的事件，中国根据考古学证据和曾经的偶然到访为依据主张对所有这些岛屿的主权。然⽽，⽆论是中国、越南还是菲律宾，都没有长时间地有效的占领它们。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南越政府还都没有对中国拥有这些岛屿主权提出质疑的情况下，作为中国意识形态上的盟友和其援助的接受者的北越，⾃然认为承认中国的权利才是明智之举。但在1959年之后，当西贡和北京之间在南沙群岛和西沙爆发了第⼀起冲突，（北越）越南政府就⼀直避免⽀持中国，只是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
第一次侵略行动
1972年，当阮⽂绍政府开始将近海区域承包给外国⽯油公司进⾏勘探时，这些岛屿重新成为中国关注的主要问题。中国不声不响的占领了西沙群岛的安菲特利特岛链（宣德群岛），⽽南越则在新⽉岛链（永乐群岛）的⼀些岛屿派驻了⼩规模守军。1972年4⽉，在尼克松历史性访问中国的两个⽉之后，北京抗议美国船只⼊侵西沙群岛周边领海，这⼀举动现在回顾起来像是为争取美国对其领⼟主张的默认⽽作出的。根据回忆录判断，尽管另⼀⽅⾯南越声称拥有这些岛屿主权并实际占领了部分岛屿，但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亨利 · 基⾟格并没有质疑中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要求。基⾟格告诉中⽅,“在不影响我们领海法律⽴场的情况下，我们的海军舰船将奉命在距这些岛屿⼗⼆英⾥的地⽅停留。”
河内——西贡也⾮常有可能，没有注意到基⾟格承诺美国舰船远离这些岛屿。1973年12⽉26⽇，河内通知中国政府，它计划与⼀家意⼤利⽯油公司就东京湾的⽯油开采进⾏谈判。转过年来的1⽉11⽇，北京发表声明，宣称对南中国海的所有岛屿拥有主权。四天后，中国军队集结在新⽉岛链上。南越试图驱逐中国⼈却引发了北京⽅⾯精⼼策划的反击。中国1⽉19⽇发动⼀次空海军事⾏动将南越的增援部队赶⾛，并实现了中国对整个西沙群岛的完全控制。据报道，阮⽂绍政府要求美国提供帮助，但被客⽓的回绝了。五⾓⼤楼则表⽰它没有收到任何求援请求，美国第七舰队也没有进⼊冲突地区。⼀名在南越海军部队的美军顾问被中国俘虏，在事件发⽣⼏周后被悄悄遣送⾹港。在中国反击的前⼀天，北京通知河内将与越南就领海问题进⾏谈判，但现阶段不能在争议海域进⾏任何勘探作业。
⼏年后，越南驻巴黎⼤使梅⽂宝（Mai Van Bo）告诉我，1974年1⽉的西沙群岛的军事⾏动是中国“对越南的第⼀次武装侵略⾏动。”但当时河内只是表⽰邻国之间关于领⼟问题的复杂争端往往需要仔细调查。它说“有关国家应该通过谈判，本着平等、相互尊重和睦邻友好的精神来解决这些争端。”
（河内）在中国武⼒夺取西沙群岛之后发表的这个声明是⼀种含蓄的批评。但是考虑到在南⽅的战争中需要中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河内承担不了更激烈的反应所要付出的代价。⼀年之后，随着在南⽅取得全⾯胜利已近在眼前，时机终于到来了，越南共产党通过宣布“解放”斯普拉特利岛链（南沙群岛）的六个岛屿(越南称为长沙群岛)公开表明他们对中国的⽴场的。⾃从1950年代中期以来，中越陆上边境的某些地段（的划界）⼀直存在分歧，但是这没有造成任何问题。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随着美国对北越的轰炸的结束和《巴黎协定》的签署，河内开始在领⼟问题上采取更加⾃信的姿态。不为外界所知的是，其实边界上早已发⽣了⼩冲突。根据中国后来揭露的情况，在1974年发⽣了⼀百次冲突，随着河内在南⽅的胜利，这个数字增加了四倍。
对（苏联）基地的忧虑
历史上最具讽刺意味的事情之⼀就是⽐起美国来，中国是越南战争更⼤的输家。1975年美国撤军似乎带给了中国的决策者们关于越南的所有噩梦——⼀个强⼤的、统⼀的越南，与中国的北⽅强敌勾结起来，从南边威胁中国。
⼀些摄影作品象征着美国强权在印度⽀那戏剧性的崩溃，其中有一张是美国驻柬埔寨⼤使约翰·冈瑟·迪恩在撤离的时候把星条旗裹藏在塑料袋⾥；还有西贡⼤撤离时，海军舰艇过于拥挤，不得不将直升机推⼊海中。这⼀切发⽣之际正值北京被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在亚洲⼤肆扩张影响⼒所深深困扰之时。⾃从尼克松访华以来，北京对于美国在亚洲的存在都倍感亲切，当然台湾例外。北京现在担⼼，美国从东南亚迅速撤军只会促使莫斯科——越南的主要军事装备供应者——⼀步步填补其留下的真空。4⽉29⽇，当频繁风⾏动从越南撤出美国最后⼀批⼈员，新华社国外新闻的主题变成了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海军演习。在提到苏联海军在世界各地的存在，包括"疯狂穿越马六甲海峡"到达越南南部之后，新华社表⽰，希望莫斯科最近的海军演习能促使⼈们提⾼警惕“防范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和扩张的危险。”
当然，⽑主席、朱德和周恩来还是向河内发出了⼀个祝贺信，庆祝（解放南方的）“喜讯”，但他们也指出，越南⼈民的胜利是⼈民战争不可战胜的又⼀例证，这个理念是中国提出并倡导的。⼈民⽇报在5⽉1⽇发表评论，更加明确的否认苏联在越南胜利中有任何功劳。“越南的伟⼤胜利再次证明,”⼈民⽇报说,“对胜利或失败起决定性作⽤的是⼈民和他们的⽀持，⽽不是先进武器。”换句话说，是⼈民的⽀持⽽不是苏联的坦克和导弹带来了越南的成功。
这种刻意的警告是必要的，因为北京怀疑越南的“修正主义者”现在可能会受潜在援助的诱惑⽽向苏联提供基地设施。中国关切地注意到在西贡陷落后不到⼀个星期，⼀个苏联军事代表团就抵达河内，同时苏联货船开始源源不断的驶⼊南越港口。在西贡陷落后不到三周，中国就发出了第⼀次公开警告，中国⼈对来访的⽇本代表团说，苏联"要求"南越临时⾰命政府"允许它使⽤该国的前美军基地"。
1975年7⽉，我向负责外交部新闻部门的⼀位温⽂尔雅的越南外交官吴⽥（Ngo Dien）(后来成为驻柬埔寨⼤使)询问苏联是否真的要求建⽴军事基地。他表现出很气愤的样子。“你认为苏联有可能要求在我国建⽴军事基地吗？”他反问道。”在你问朋友任何事情之前，你必须知道他的感受是什么。苏联⼈怎么能要求⼀个带有帝国主义味道的基地呢?”但他又补充说，如果需要的话，苏联船只可以在金兰湾享受到类似于其它友好国家船只的便利。多年后我才发现，吴⽥的否认基本上是对“基地”这个措辞的狡辩，因为六年后其他越南外交官向我承认，在1975年莫斯科确实为了军事基地⽽对越南施加了压⼒，但（当时）没有成功——随着越中冲突的加深，他们在四年后如愿以偿。
即使没有苏联基地，中国也在担⼼东南亚权⼒平衡的突然转移。由于拥有庞⼤的、经过战争考验的军队以及缴获的美国留在南⽅的⼤量战争物资，河内已经成为印度⽀那半岛上突出的强权，⽤它⾃⼰的话说，就是已经准备好担负该地区⾰命先锋的责任。5⽉21⽇，越南⼈民报发表⼀篇庆祝美国东南亚防线崩溃的社论，⼏乎是在嘲笑中国关于东南亚新的真空所带来的危险的警告。“越南⼈民划时代的胜利,” 社论说,"促成了世界⼒量平衡的重⼤变化...这个地区的⼈民拥有⾮常有利的条件以摆脱了对帝国主义的依赖...”从北京的⾓度来看，这番话就等于河内宣称掌握了东南亚⾰命的领导权。
在1975年夏天的⼀次访问中，我体验到了河内欢乐的情绪。这个城市并没有充斥着枪⽀和号召世界⾰命的标语牌。河内展现出⼀种平静的庆祝⽓氛。与我离开前西贡的紧张、喧闹和⽆政府状态相⽐，北⽅的⾸都是⼀个鲜明的反例。⾃法国⼈在21年前离开印度⽀那半岛以来，河内⼏乎没有什么变化。这座城市优雅如故：树荫下的林荫⼤道和平静的湖泊，街道的宁静只被⾃⾏车轻柔驶过的声⾳打破，河内有⼀种⾃信的平静⽓氛。在殖民地风格的外交部⼤楼⾥，吴⽥朗诵了⼀⾸⼗五世纪的诗，这是在明朝入侵者被最终赶出越南之后写成的：
“海中⽆凶鲨，陆上⽆猛兽。宁静天空下，从此万年安。”
越南⼈仍对他们的壮举感到茫然。在战争的⿊暗⽇⼦⾥，当美国的B-52轰炸机在北⽅播撒死亡时，成千上万的男孩离开家园去南⽅战⽃再也没有回来，只有很少的⼈有希望能活着看到胡志明预言的胜利。在经历了战⽕严峻考验并击败了地球上最强⼤的国家之后，⼀切看起来都是可以办到的。越南已经准备好在这个世界上占据⼀席之地，勇敢地⾯对朋友和敌⼈，说出⾃⼰的想法。
忧⼼忡忡的中国趁着北越政府成⽴三⼗周年之际，直接向越南领导层表达了⾃⼰的担忧。中央政治局委员陈锡联将军被派往河内参加庆祝活动。陈将军⾝材魁梧，是北京军区司令员，在1969年中苏的边境冲突期间，他亲⾃指挥了中国军队。他此行的任务是向河内警告莫斯科对亚洲构成的危险。在出席中国援建的太原钢铁⼚(此钢铁⼚在战争期间被炸毁，在北京的帮助下重建）的⼀次会议上，陈锡联赞扬了全世界“反对霸权主义”(中国反苏⽃争的专⽤术语)的⽃争。他警告说,“超级⼤国争夺霸权”——即苏联试图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正变得越来越激烈，战争因素也在增加。8⽉31⽇，当陈锡联抵达河内时，范⽂同（Pham Van Dong）总理爬上飞机扶梯与其拥抱——这是战⽃团结时期的传统。但是河内媒体并没有让礼节阻碍其政治的独⽴：他们在报道陈锡联的讲话时，删除了他关于霸权主义的内容。莫斯科电台没有错过这个对北京的得分机会，它指责陈锡联的“⽆礼的政治挑衅⾏为”，⼴播中说，越南⼈民“知道朋友和敌⼈的区别”，他们了解莫斯科的"⽆价且⽆私的⽀持"。
越南试图避免在⽼⼤哥的争执中明确站队以便同时得到他们双⽅的援助，莫斯科和北京就河内的忠诚问题展开的这场公开的争论对于越南政策来说并不是⼀个好兆头。9⽉22⽇，当黎笋和黎清毅前往北京进⾏答谢并寻求援助时，很明显，这次访问将是对越南外交技巧的⼀次考验。在他们出发的前⼀天，⼀份来⾃北京的报道预⽰了中国领导⼈希望从黎笋那⾥听到什么。在与⽑泽东和邓⼩平会⾯后，前英国⾸相爱德华·希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莫斯科在越南建⽴军事基地的愿望是“单相思”。他得到的印象是，中国并不认为莫斯科会“长期”成功地对越南施加持久影响，也无法那⾥建⽴海军基地。通过希思，中国向河内发出了最清晰的信号。现在应该由黎笋向中国确认它的谨慎乐观是有充分根据的。
被取消的迎宾宴
尽管黎笋在北京的受到的礼遇没有⼀个⽉前柬埔寨的乔森潘和英萨利所受到的那么高，但仍然是充满热情的。虽然邓⼩平和其他⼏⼗位⾼层领导⼈没有到他的飞机扶梯上迎接，黎笋还是得到了传统的中国⼈民解放军仪仗队护卫的荣誉，北京青年团体也为他献上了欢迎舞蹈和鲜花。71岁的邓⼩平，⼀度被红卫兵斥为"头号⾛资派"并打扫了四年⾷堂，于1973年在周恩来运作下复出了。在他的政治命运再次跌落之前，接见黎笋是他最后⼀次公开露⾯。北京天安门⼴场上装饰着红⾊和⾦⾊的灯笼、旗帜和标语，宣⽰着友谊。但是在欢迎宴会上热情降温了，邓⼩平将他的欢迎辞变成了⼀篇关于“霸权主义”罪⾏的说教，为了尊重越南与苏联的友谊，他避免直接提到苏联，⽽⽤所谓“超级⼤国”⼀词替代。他提醒越南客⼈“超级⼤国是当今最⼤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然后⼏乎是直⽩地呼吁越南加⼊到中国反苏⽃争中去，他说：“越来越多的⼈现在开始认识到，打击超级⼤国霸权主义是各国⼈民⾯临的⼀项⾄关重要的任务。”现在处于时代变⾰的转折点，邓⼩平提到中国和越南关系时，没有⽤传统词汇"唇齿相依"，⽽是以⼀种更为务实的⽅式，将其称为“兄弟般的社会主义邻邦”。他提醒黎笋，维护和发展他们的友谊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
黎笋在雕梁画柱的⼈民⼤会堂⾥参加过许多次这样的招待宴会。但这⼀回来北京，他第⼀次不仅仅是为了寻求援助，还要维护越南统⼀和独⽴地位。黎笋⼤⼒赞扬了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功，并表⽰越南对中国的帮助有着“最热情、最衷⼼和最深切的感激"，但是他⽤⼀种礼貌⽽坚定的⽅式，拒绝接受中国对世界的看法。他指出，如果没有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即苏联集团——的同情和“巨⼤⽽宝贵”的援助，越南就不可能取得胜利，黎笋接着说，“因此，这是社会主义、民族独⽴、民主与和平的⼒量在抗击以美帝为⾸的帝国主义的⽃争中取得的共同胜利。”他明确的指出，越南不会加⼊中国反苏运动。但是尽管存在这种政治分歧，他仍然要求援助，他提醒他的东道主，越南⼈民“坚信在新的阶段⾥，他们将会为能⼀如既往的继续得到中国热情和巨⼤的⽀持与援助⽽欢欣⿎舞”。在河内，越南新闻机构关于这些演讲的报道删除了所有邓⼩平提到超级⼤国霸权主义内容。
黎笋拒绝接受中国的意见意味着北京在援助问题上的⽴场变得更加强硬。在黎笋访华的五周前，黎清毅来华请求援助，由于经常来北京要钱，中国⼈给他起了个“乞丐”的外号。在1973年6⽉，当周恩来要求黎笋在南⽅停⽕两年时，他曾承诺将在未来五年内为越南提供相当于1973年规模的援助。但是当1975年8⽉13⽇，黎清毅见到临终的周恩来时，他听到了⼀个不同的说法。根据后来在《北京周报》上的⼀篇⽂章，周恩来告诉越南客⼈: “在战争期间，当你们最需要（援助）的时候，我们从⾃⼰的军队⾥拿了很多东西给你们。我们竭尽所能来帮助你们。我们对越援助的总额⼀直位居我们对外援助的⾸位。你们应该让我们喘口⽓，恢复⼀下⼒量。”
现在黎笋发现中国领导⼈决意要中⽌过去曾承诺提供的资⾦援助和所有粮⾷援助。他们说，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越南应该⾃⼰养活⾃⼰。在与⽑泽东的会晤中，黎清毅试图取悦⽑泽东，说“没有中国作我们的⼤后⽅，没有你提供给我们的补给线，没有你的帮助。我们不可能取得成功... 我们⼀直认为，是中国，⽽不是苏联，能够在我们的命运陷⼊困境的关键时刻向我们提供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援助。”这样的赞扬不过是为了要求给越南进口⽯油和消费品提供⽆息贷款。现在仅存⼀个迹象表明北京还没有彻底放弃越南，那就是它还没有打算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问题关上谈判⼤门。在9⽉份与黎笋的会谈中，邓⼩平没有采取中国的宣传口号，称这些岛屿是“不容谈判的神圣的中国领⼟”。他承认，这些岛屿存在争议，必须通过协商解决。
但是现在双⽅之间的政治分歧太⼤了，黎笋的失望也太沉重，他⽆法在⼀份联合公报中提及这些问题。黎笋不仅拒绝起草⼀份联合公报——正如他在1973年的最后⼀次正式访问期间所做的那样——他还取消了东道主的传统欢迎宴会，⼀位中国官员后来称之为“⼀位兄弟党领导⼈的出格举动”。9⽉25⽇，黎笋乘⽕车前往天津，然后回国。战后的越南⾸次在公众⾯前冷落北京。
⼀个⽉后，黎笋前往莫斯科接受了苏联的长期援助的承诺，并签署了⼀份联合公报，认可苏联的外交政策⽴场，这随即成为了对北京的第⼆次冷落。正如⼀位中国官员后来告诉我的那样，10⽉10⽇的苏越联合公报是“越南向霸权主义投降”。
越南内部的事态发展也似乎证实了中国最⼤的担忧。尽管中国口头上⽀持河内的统⼀⽬标，但它仍对北南两个部分的政治和⾏政统⼀的前景感到不安，这将彻底改变印度⽀那半岛的平衡。在胜利后给越南的贺词中，北京巧妙地暗⽰了这种担忧。“我们真诚地希望,”中国⼈说,“南越⼈民将在继续进⾏民族民主⾰命的⽃争中不断赢得新的、更⼤的胜利。”中国⼈除了延续⼀直以来关于胜利本质上是南越⼈民的功劳，⽽⾮靠北越⼈的武器和⼈员的神话，还明确表⽰他们更倾向于南⽅的社会体系与社会主义北⽅分离的状态。
在胜利后的头⼏个⽉，越南领导层给⼈的印象是，⾄少在5年内南⽅将保留⼀个独⽴的社会和经济体系，然后才会与社会主义北⽅合并。在5⽉15⽇的胜利⽇演讲中，黎笋宣称，南⽅应该建⽴⼀个民族民主政权——⽤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这是⼀个前社会主义国家。南越临时⾰命政府也在联合国申请了⼀个独⽴的席位。但在有了六个⽉管理南⽅事务的经验之后，越南政党领导⼈得出结论认为推迟统⼀弊⼤于利。资本主义制度在南⽅的迅速⽡解，将会导致动乱和反抗，在没有⾜够数量合格⼲部的情况下维持⼀个⾃由企业制度可能造成混乱的局⾯，更严重的是这会加强南⽅的分裂主义倾向。北京通过华侨控制堤岸地区的⽹络与南越共产党建立的直接联系以及北京与其邻国柬埔寨的紧密关系，都使越南领导⼈⼼存警惕。
11⽉9⽇，越南⼈采取突然⾏动，河内和胡志明市的⼴播电台同时宣布即将举⾏北南“协商会议”，为两个政府的统⼀做准备。⼏周后，当会议宣布（统一）决定时，中国引⼈注⽬的没有出现在向河内发送贺电的社会主义国家名单中。
11⽉24⽇，也就是在胡志明市举⾏的“协商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中国对越南长期积攒的愤怒爆发了。中国打破了对南沙群岛问题的沉默，这些岛屿在4⽉份被河内的武装⼒量“解放”了，《光明⽇报》发表了⼀篇长⽂，阐述了中国⾃古以来拥有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所有权，这引起了越南的注意。邓⼩平去年9⽉所表达的这些岛屿是争议区域的⽴场被扭转了，《光明⽇报》现在宣布它们是“神圣的中国领⼟”，它带有威胁味道地宣称,“所有属于中国的岛屿都必将回归祖国的怀抱”。
河内没有被中国的隐含威胁吓倒，开始执⾏⾃⼰的计划，巩固对南⽅的控制，其中包括截⾄1976年2⽉还⽣活在越南的150万华侨。为了筹备即将举⾏的全国⼤选，进⾏了⼀次普查，要求公民申报其国籍。由于申报外国国籍将⾃动放弃个⼈的所有公民权利，包括⾷品配给，南⽅绝⼤多数华侨被迫加入越南国籍。
对北京来说，这不仅违反了1955年中国与北越之间的口头协议，即允许中国居民“⾃愿”成为越南公民，⽽且违反了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宣布的类似政策。中国对所谓的在越华侨被“强迫⼊籍”提出私下抗议。1976年2⽉和4⽉为解决这⼀问题举⾏了三次秘密会议，皆⽆果⽽终。越南⼈⼀直坚持说——就如越南驻北京⼤使阮东荣三年后向我解释的那样——在1955年的协议中没有提到⾃愿这个词。两年后，河内对待华侨的措施将成为中越冲突的导⽕索。
就在越南开始进⾏⼈口普查和筹备统⼀的国民议会选举的同时，它还拉拢⽼挝结成更紧密的联盟，并设法解决与柬埔寨的领⼟争端，从⽽加强其在印度⽀那半岛的地位。河内领导⼈已经决定把统⼀⾃主的政府和规划机构以及与印⽀邻国的紧密联系作为重建被战争蹂躏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转型的重⼤任务的必要条件。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政策成为越中、越柬的双边冲突中的⼀个共同的焦点。中国和柬埔寨与越南发⽣争执有其各自的理由，但他们在反对强⼤越南崛起并主宰印度⽀那半岛的⽴场上是⼀致的。
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中柬军事协定在金边秘密签署的两天后，越南⼈朝着组建印度⽀那半岛联盟迈出了第⼀步。⽼挝⼈民民主共和国总理兼⽼挝⼈民⾰命党(LPRP)总书记，越南⼈的长期盟友，凯山·丰威汉（Kaysone Phomvihane）正式访问河内。1976年2⽉12⽇凯⼭和黎笋于在河内签署的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之间存在着长期合作和相互援助，以及合作反对“帝国主义及其⾛狗”的“特殊关系”，公报还承诺“加强⽼挝、柬埔寨和越南之间的团结”。⼀位资深观察家后来指出，这象征着越南企图确保⽼挝倒向越南。“使⽤「特殊关系」这⼀术语，可能也是对中国和波尔布特集团的⼀个警告，即越南不会容忍柬埔寨与中国结盟对抗越南。”
北京⽅⾯没有对越南提出的“特殊关系”⽴即做出反应。⼏周后，当越南⼤张旗⿎地庆祝南⽅“解放”⼀周年之际，北京沉默以对。《⼈民⽇报》没有任何社论，甚⾄也没有向河内领导⼈发出任何形式上的祝贺。
⾦边也没有对这⼀局势发展进⾏公开评论。然⽽，从柬埔寨前国家元⾸、柬埔寨民族统⼀阵线领导⼈西哈努克亲王所说⼀件轶事中，⼈们可以看出红⾊⾼棉对于“特殊关系”的反对程度。在他的回忆录中讲到，1975年9⽉，在访问河内庆祝北越政府成⽴30周年期间，西哈努克和乔森潘与范⽂同总理进⾏了⼀次会晤，范⽂同邀请他们参加⼀个“家庭晚宴”，参与晚宴的有北越⼈、越共临时⾰命政府(PRG)成员和当时在河内的⽼挝领导⼈。令西哈努克惊讶和沮丧的是，乔森潘“冷冷地拒绝了邀请，说柬埔寨更想参加⼀个只有两党晚餐。”后来，乔森潘向亲王解释道，他说“我们绝不应该落⼊越南⼈的圈套，越南⼈想要统治我们柬埔寨，并通过将其融⼊他们的印度⽀那联邦来吞并它。”这种晚宴所表现出的象征意义实际上是⾮常危险。
印度⽀那共产党在1930年代想要建⽴的印度⽀那联邦就像一只怪兽，一直困扰着高棉⼈。在4⽉17⽇柬埔寨“解放”⼀周年之际，英萨利公开讲话宣布“我国⼈民绝对不允许外国破坏柬埔寨的独⽴、主权和领⼟完整”。讲这番话时，他⼼⾥想的都是这个“特殊关系”。他说：“⼀个国家的防御应该是⾃⼰⼈民的⼯作，⼀个国家的⾰命应该由该国⼈民独⽴完成”，这显⽽易见是暗指越南军队凭借“特殊关系”开进⽼挝。
尽管在驻⾦边越南⼤使范⽂柏⾯前发表了这种含蓄的批评，柬埔寨人还是同意越南提出的6⽉举⾏⾸脑会议的建议。尽管在政治问题上⽴场坚定，民主柬埔寨仍在寻求边界问题的解决。事实上，对于⾦边来说，越南⼈对领⼟争端的态度是对河内诚意的试⾦⽯，这也是举⾏⾸脑会议的基本先决条件。
越南外交部副部长潘贤（Phan Hien）于5⽉4⽇抵达⾦边，就边界问题举⾏为期两周的会谈。谈判⼀开始就遇到困难，因为越南⼈坚持使⽤1954年以前的法国地图来标定边界，⽽柬埔寨⼈虽然接受这些地图作为讨论的基础，但要求有权修改边界线。正如英萨利后来解释的那样，“法国地图⾮常有利于越南⼈，因为绘制这个地图时，交趾⽀那是法国的殖民地。如果要我们接受这张地图所划定的陆上边界，那么越南也必须接受法国所确⽴的海上边界。”
问题是，法国没有划定适当的海上边界。1939年，以法国总督朱尔斯•布雷维(Jules Brevie)命名的布雷维线(Brevie line) ，是为了划定交趾⽀那和柬埔寨之间的⾏政和警察管辖权。这条线在地图上以140度⾓从这两个法控区域的海岸边界延伸到暹罗湾，但是在富国岛的位置划了⼀个1.5英⾥范围的圈，以使其处于交趾⽀那管辖范围内，然⽽，正如布雷维本⼈所说,“这些岛屿的领⼟问题仍然悬⽽未决。”
而在1966年柬埔寨与民族解放阵线之间的谈判中，布雷维线作为现有边界被双⽅接受。在民族解放阵线需要西哈努克亲王⽀持的时候，很可能担⼼质疑布雷维线的有效性会导致⽭盾产⽣，越南⼈承认其为海洋边界线。1977年6⽉在巴黎的⼀次采访中（当时，1976年5⽉的会议和潘贤在其中⾓⾊仍然是秘密）我问潘贤，河内是否承认布雷维线。“是的，我们承认过，”他说，“但是在我们认可布雷维线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领海、⼤陆架等等这些新问题。”这清楚地表明，⾃1970年代该区域开始近海勘探以来，河内不得不重新审视海上边界。
陷入尴尬的摄制组
在⾦边会谈期间，潘贤同意按照布雷维线解决岛屿所有权问题，即此线以北归柬埔寨，此线以南归越南。但是他提出在领海问题上重画此线。在后来的公开争执过程中，⾦边指控说，越南的建议相当于“吞并⼤部分柬埔寨的海域。”对于⾼棉⼈来说，这是越南对柬埔寨扩张主义阴谋的证据。会谈⽆限期休会，再没有重开，⾸脑峰会的计划也随之告破。然⽽，尽管谈判失败，双⽅都不愿意关上和谈⼤门。潘贤回到河内，随⾝带回了英萨利的邀请函，英萨利邀请越南记者访问民主柬埔寨这个与世隔绝的国家。
1976年7⽉，越南新闻社副局长陈成春（Tran Thanh Xuan）率领的越南新闻和电视记者代表团成为第⼀批访问柬埔寨的外国记者。陈成春五⼗多岁，⾝材瘦⾼，戴眼镜。他被选中是因为他在巴黎作学⽣的时候认识了波尔布特、英萨利和其他柬埔寨未来的共产党领导⼈。国外对于神秘的波尔布特的真实⾝份仍然只是猜测。他从阴影中⾛出来接受了陈成春采访，还拍了照⽚。四年之后回忆起那次会⾯，陈成春说他发现波尔布特的确很有魅⼒：不仅因为他待⼈亲切，⽽且在⾸次接受采访中，波尔布特表⽰：柬埔寨感谢朋友加兄的越南过去提供的援助，并说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即是战略问题也涉及神圣感情”
1981年1⽉陈成春在河内接受的⼀次采访中解释说，当年柬埔寨邀请越南媒体的⽬的是为了补救同年3⽉⾸批访问柬埔寨的西⽅⼤使所发的批评报道造成的损害。波尔布特认为，越南⼈是做这项⼯作的合适记者。波尔布特没有错。尽管越南⼈对这个国家的现状感到⼗分震惊，但敏锐如鹰眼的黄松确保这些印象没有渗透到他们的报道中。“我们的摄制组很难找到微笑的劳作中的农民,”陈成春回忆说，“他们看起来都满脸愁容。”黄松甚⾄删除了陈成春写给吴⽥的⼀段话，这句话写道：“城市⾥空空如也，⼈们在⽥⾥⼲活。”黄松主编建议说，最好还是聚焦在朗诺和美国造成的战争损失上。这次访问充满了可怕的象征意义。⼏年之后，黄松透露波尔布特曾对他表现出恶意，送给他⼀只吃⼈的动物——⼀条⼩鳄鱼作为礼物。事实上，波尔布特在选择礼物时可能还想到了其他象征意义。后来红⾊⾼棉的宣传经常把越南⼈称为“忘恩负义的鳄鱼”。
随着越南与中、柬关系⽇益紧张，河内加紧争取在⾮共产主义世界中结交朋友。在刚刚胜利后的⼏个⽉⾥，越南⼈⾼调谴责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反共成员，因为他们过去扮演了美帝国主义帮凶的⾓⾊，越南还要求去除美国在泰国和菲律宾的基地。但到1975年底，越南⼈看到中国决⼼争取东盟国家接受其反苏-反越战略。它特别注意到，北京努⼒在柬埔寨和泰国之间穿针引线。在西贡陷落后不到⼀个⽉，中国与泰国的关系正常化。1975年10⽉，当越南尚未与泰国建⽴外交关系之时，通过中国的调解，英萨利已经乘坐中国飞机前往曼⾕，进⾏了⼀次破冰之旅。
尽管越南将⾃⼰视为“东南亚社会主义的前哨”，并且珍视成为该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命性圣地的前景，但其领导⼈还是⾜够务实，知道⾃⼰的⾸要任务是重建破碎的经济。⾰命运动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河内不得不与有实⼒政权打交道。与邻国建⽴正常关系既是出于政治原因，也是出于经济原因: 如果越南被视为该地区的⿇烦制造者，就没有机会获得西⽅的援助和信贷。
北京闷闷不乐
7⽉5⽇，即南越临时⾰命政府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正式统⼀并重新命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的三天后，河内宣布了⼀项与东南亚国家建⽴和发展“在多个领域的友好与合作关系”的四点政策：双⽅关系应以相互尊重彼此独⽴为基础；任何国家都不能成为外国对其他国家进⾏直接或间接侵略的基地；所有国家将遵循睦邻政策；双⽅将“在保持每个国家特殊国情的前提下，以追求东南亚独⽴，和平和真正的中⽴为⽬的”发展合作。
⼀个星期后，潘贤出访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在访问期间，他巧妙的解释了过去河内媒体对东盟国家的攻击。他说“记者们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但这不是政府的⽴场！”由于没有⼀个东盟国家政府期待越南⼈会做⾃我批评，所以都对这种解释报以礼貌性的点头。尽管新加坡对河内想要成为好邻居的愿望仍持怀疑态度，但是潘贤看上去给其他国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存在意识形态的鸿沟，越南还是显得⾮常有寻求友谊的诚意。越南政府现在对东盟表现出了微笑⽽不是咆哮，这让⼈感到松了⼀口⽓。
马来西亚外交部⼀位⾼级官员在潘贤访问吉隆坡后告诉我，“我们得到的印象是，越南⼈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保持着平等的距离。”潘贤告诉马来西亚⼈，越南反对所有⼤国的霸权主义，并表⽰不允许任何⼈使⽤⾦兰湾海军基地。“这显然是暗指俄国⼈，”这位官员指出，“并且告诉⼀个⾮共产主义国家这不是⼀件好事。”马来西亚⼈还发现⾮常有趣的是，在所有⼈中，苏联和东欧的外交官最渴望了解越南客⼈对他们说了些什么。除了开玩笑地提到从马尼拉飞往吉隆坡期间飞越了“我们的斯普拉特利群岛”，潘贤没有给出任何有关中国问题的暗⽰。
然⽽，中国却闷闷不乐的看着越南试图在东南亚交朋友。新华社通常会报道越南国内和外交的重⼤事态发展，此时却完全⽆视潘贤此⾏。在潘贤结束访问回国的⼏天后，北京⼴播电台发表⼀篇评论告诫东盟要对抗苏联渗透和扩张的企图。“只要东南亚⼈民团结⼀致，坚持⽃争,”评论说，“他们不仅能够赶⾛猛虎，⽽且能够成功地捍卫⾃⼰的独⽴和主权。”这篇评论播出的时机毫⽆疑问地表明，在北京⼼⾥谁是苏联渗透的代理⼈。尽管北京克制地没有点名谴责越南，但很多坦率的越南⼈并没有掩盖他们对联苏反华的共识。同年7⽉在接受瑞典记者埃⾥克·⽪埃尔采访时，黄松说:“有⼀点⾮常明确，在减少中国对这⼀地区影响⼒上，苏联和越南的利益是⼀致的。”此番⾔论后来被中国领导⼈拿来对河内提起，作越南“严重伤害中国⼈民”的⼀个例证。
在1976年的夏天，中国的主要精⼒都⽤在⾃⼰内部的权⼒⽃争上，除了含蓄的宣传⼴播之外，⽆法通过别的有效⼿段反击越南的外交攻势。⾃1973年末以来，中国政治局⼀直处于严重分裂状态。⼀派⽀持周恩来的务实路线，他们试图通过与美国的合作来抵消苏联的威胁。反对他们的是张春桥和王洪⽂领导的激进派，他们要求同时反对两个超级⼤国，并主张⽀持所有反帝武装⽃争。他们也是红⾊⾼棉的坚定⽀持者。由于⽑泽东放松了遏制，同时来⾃周恩来的抵制也减轻了，激进派逐渐占了上风。1974年⾄1975年期间，激进派有⼒的攻击了对美关系，谴责了美苏关系缓和，他们声称周恩来的政策助长了这种缓和。
随着1976年1⽉周恩来的去世以及其得⼒助⼿邓⼩平的倒台，到了当年的4⽉，政治局的派系平衡倒向了激进派。华国锋是⼀位⾝材魁梧的湖南⼈、他看上去属于激进派⼀伙，被任命为总理。但这还不是⼀个决定性的胜利。随后，在9⽉9⽇凌晨，伟⼤的领袖⽑泽东离开了历史舞台。中国的命运和它对世界的态度，突然陷⼊了迷局之中。与9亿中国⼈民⼀起，全世界，特别是莫斯科、华盛顿、河内和⾦边，都把⽬光投向了北京，等待着。
下面是我翻译的上边文字中所涉及的时代背景的一些备注：
英萨利：（高棉语：អៀង សារី，罗马化：Ieng Sary；1925年10月24日－2013年3月14日），红色高棉高层人物，曾任红色高棉政权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英萨利的父亲是下高棉人；母亲是中国人，年幼时候迁居到交趾支那。英萨利是波尔布特的主要助手，自1993年起领导红色高棉游击队对抗政府，至1996年被捕，及后获得特赦。2007年11月12日，英萨利及其夫人英蒂丽被柬埔寨当局逮捕。2009年12月16日，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控告他在执政期间犯有“种族灭绝”罪，在柬埔寨境内屠杀越南人及占族穆斯林的少数民族。2013年3月14日去世，终年87岁。
农谢（高棉语：នួន ជា，罗马化：Nuon Chea；1926年7月7日－2019年8月4日）曾经担任党中央委员会副书记和常委，地位仅次于总书记波尔布特。农谢出生在马德望省，原名刘平坤（Lau Kim Lorn）。2003年农谢接受日本研究者采访时声称自己父亲是华人，母亲则是汕头华人移民与高棉族女性所生的混血儿。然而在2011年接受审判时，农谢声称自己仅有四分之一华裔血统，因为父亲是华裔混血儿。在红色高棉时代，农谢担任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书记和民主柬埔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2007年9月19日，农谢在家中遭柬埔寨当局以反人类罪的罪名逮捕。2014年8月7日，农谢与乔森潘因危害人类罪被判处终身监禁。2019年8月4日于金边的柬苏友谊医院逝世。
乔森潘（高棉语：ខៀវ សំផន，罗马化：Khieu Samphan；1931年7月27日－），红色高棉第四或五号领导人。1976年1月当选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76－79年出任国家主席团主席（国家元首）。2007年被联合国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拘捕，2014年被裁定在红色高棉时期因为处死、谋杀、政治迫害等而犯危害人类罪，被判终生监禁。
波尔布特（高棉语：ប៉ុល ពត，罗马化：Pol Pot；1925年5月19日－1998年4月15日），原名沙洛特绍（高棉语：សាឡុត ស，罗马化：Saloth Sar），“波尔布特”是其化名。于1963年至1997年期间是红色高棉的实际最高领导人，1963年至1981年间担任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1976年至1979年间担任民主柬埔寨总理。1978年12月，越南全面入侵柬埔寨，很快就占领了大部分地区，越南扶植韩桑林建立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政权。波尔布特等领导人撤退到泰柬边境的山区，组建民主柬埔寨国民军同越南对抗。1989年，越南撤军，波尔布特则拒绝参加由柬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力机构举行的1993年大选，也拒绝让红色高棉游击队缴械，引发红色高棉内讧。1997年，波尔布特杀害计划向新政府投诚的宋成，引起众怒，被另一名将领塔莫克逮捕，判处终身监禁。1998年，波尔布特在软禁期间突然死亡，塔莫克宣布他死于心脏病，但外界认为他可能死于自杀。
红色高棉（高棉语：ខ្មែរក្រហម，罗马化：Khmer Kraham 高棉语发音：[kʰmae krɑ.ˈhɑːm]；法语：Khmer Rouge 法语发音：[kmɛʁ ʁuʒ]），最初是对柬埔寨左翼势力的统称，后用于指柬埔寨共产党及其后继者民主柬埔寨党等政党。红色高棉起源于1951年成立的高棉人民革命党，是柬埔寨共产党的前身。1962年，西哈努克将其解散，自此柬共完全转入地下活动，并在北越军队、越共游击队、老挝巴特寮及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逐渐组建起自己的军队。西哈努克后来亲苏亲中，与美国先断交后建交，允许越共在柬埔寨活动，导致朗诺等人发动了1970年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的统治、建立了亲美的高棉共和国。西哈努克流亡中国，而红色高棉在中共协调下转而支持西哈努克。并最终于1975年推翻高棉共和国，与西哈努克联合建立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并掌握实权。1976年，红色高棉就将国名改为“民主柬埔寨”，西哈努克辞职并遭软禁。一直以来，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以及毛泽东本人的大力支持和援助，同时受到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斯大林主义等的较大影响。红色高棉在柬埔寨推行农业社会主义，认为城市是滋生罪恶的温床，将大量城市居民驱逐到农村进行建设、并效仿中国实行“大跃进（Maha lout ploh）”，同时废除货币、禁止宗教信仰、没收一切私有财产、取消城市、拆散家庭、禁止知识和书籍的传播，试图逐步将柬埔寨改造为无分任何阶级的社会。极端的改革导致大规模饥荒，波尔布特还以“大清洗”等名义处决了大量平民以及柬共党内和军队人员。各种原因最终造成约200万人非正常死亡，约占当时柬埔寨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史称“红色高棉大屠杀”。1978年底，越南在苏联支持下进攻柬埔寨，于1979年初扶植建立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政权。红色高棉退到泰柬边境一带继续对抗越南。1981年12月，波尔布特宣布解散柬埔寨共产党，改组为民主柬埔寨党，并与西哈努克的奉辛比克党、宋双的高棉人民解放全国阵线组成了抗越的三方联合政府——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得到中国、美国、泰国等国不同程度的支持，而该政府也继续掌握着柬埔寨的联合国席位。1989年，越南开始自柬埔寨撤军后，红色高棉、奉辛比克党、高棉人民解放全国阵线、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四方达成和解，在国际的监督下，于1991年签订《巴黎和平协定》，柬埔寨王国得以恢复，各势力转型为政党选举竞争，但波尔布特拒绝让红色高棉参加1993年的大选，也拒绝让红色高棉游击队缴械，引发红色高棉内讧。1998年4月，波尔布特逝世；1999年3月6日，塔莫克在泰柬边境被柬埔寨军方抓获，标志着红色高棉势力的覆灭。
黎笋（越南语：Lê Duẩn，1907年4月7日－1986年7月10日），越南共产党、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先后担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统治越南（包括北越时期）长达十七年。黎笋在位期间，由于其亲近苏联的立场，导致与中国的关系十分紧张，他否认中国对黄沙群岛和长沙群岛的领土主张，认为越南拥有对整个南海的主权。1986年7月10日黎笋在河内去世，葬于河内的枚驿公墓，去世时仍然担任着越共总书记的职务；他的继任者是长征。
范雄（越南语：Phạm Hùng，1912年6月11日－1988年3月10日），越南共产党、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1987年代替长期任总理的范文同任越南部长会议主席（总理），次年3月10日因病去世，在位不到1年，是至今越南在位最短的总理。
春水（1912年－1985年，越南语：Xuân Thủy），原名阮仲任，越南政治活动家、外交家、诗人，曾出任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长。1968年至1973年作为越方谈判代表团团长（部长级）参加巴黎和平协定的谈判工作。同时，他还是一位诗人，他的诗作还广泛存在于越南大中小学的教材之中。
还剑湖（现代越南文：Hồ Hoàn Kiếm；汉喃文：湖還劍），越南河内市中心的一个天然淡水湖，是河内著名地标兼旅游景点。据传越南后黎朝开国皇帝黎利曾在此湖得到一把古剑，在抗明十年战争中，黎利一直将此剑带在身边，最终击败明朝军队，建立了后黎朝。后他又将古剑归还给湖中的神龟，湖名自此被改为还剑湖。—— 越南很多地方以其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或者反侵略事迹来命名，而这些人物事件都与对抗中国相关。
宋成（高棉语：សុន សេន，罗马化：Son Sen；1930年6月12日－1997年6月10日），又译宋先，化名乔同志（សមមិត្តខៀវ），柬埔寨军人、政治家。民主柬埔寨和红色高棉领导人之一。宋成自红色高棉夺权前就担任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民主柬埔寨成立后出任国防部长。宋成同时负责管理红色高棉安全机构，其中包括安全警察“桑德巴尔”以及臭名昭著的S-21监狱。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宋成与波尔布特等其他红色高棉领导人撤退到泰柬边境，继续同越南对抗。1985年，波尔布特退休，由宋成继任民主柬埔寨国民军总司令，但事实上仍受波尔布特领导。1997年红色高棉发生分裂之际，宋成因为计划向柬埔寨政府投诚，被波尔布特处决，其妻儿也被杀害。
金兰湾军事基地，是越南的重要军港，建于庆和省境内、越南东南部海岸向前突出的弧形顶点。水深可停泊航空母舰，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深水港之一，它同时位于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水路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1960年代越南战争期间，南越政府将金兰湾租给美国作为军事基地，越战结束后，美军被迫撤离该基地。1970年代中期越南当局开始倒向苏联。1979年，苏联同越南签订协议，无偿租用金兰湾25年。1980年代，苏联进一步对金兰湾进行了扩建，使其成为苏联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其时，太平洋舰队旗舰-明斯克号航空母舰曾驻扎于此基地；此外，苏联亦于金兰湾空军基地部署图-95、图-16等战略及战术轰炸机，以便在“第一岛链”（包括日本）周边实行常态巡航，史称“东京急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因财政困难，不愿缴交每年2亿美元的租金。2002年5月2日，俄罗斯海军驻越单位撤出金兰湾。2003年，该地的空军基地被改建为民用的机场。2010年3月，越南总理阮晋勇宣布该军港将进行3年升级计划，完成后将开放予外国军船使用。随着南海诸岛主权争议升温，越南当局准备展开与美国海军的一连串合作，其中包含金兰湾军港租用事宜。2016年10月，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正在考虑在金兰湾建立军事基地。越南对此作出回应，称不会把金兰湾租给俄方使用。
范文同（越南语：Phạm Văn Đồng，1906年3月1日－2000年4月29日），越南共产党、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是胡志明得力助手，长期出任越南总理的职务。1969年胡志明死后与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国家主席孙德胜一起组成3人治国小组，领导越南。1977年夏，范文同访华，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会见他时指出，越南方面过去承认南沙、西沙是中国领土，但1974年以后立场却开始发生变化。范文同说：“在抗战中，当然我们要把抗击美帝国主义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对我们的声明，其中包括我给周总理的照会上面所说的，应当怎样理解呢？应当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理解”李光耀曾提到，范文同访问新加坡时两人讨论了越南面对华侨的问题。范文同认为华人在任何时候都会支持中国，“就像越南人无论身在何处总会支持越南一样” 越南统一之后，他继续担任越南政府总理（1981年后任部长会议主席）一职，直到1987年退休为止。
凯山·丰威汉（老挝语：ໄກສອນ ພົມວິຫານ，1920年12月13日－1992年11月21日），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老挝人民革命党和老挝人民军的主要创立者和领导人。曾担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55－1991）、主席（1991－1992），老挝政府总理（1975－1991）、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1991－1992）。自1975年老挝人民革命党夺取政权，废除君主制，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后，一直由凯山·丰威汉担任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兼政府总理，掌握实权，坎代·西潘敦任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负责军队工作，老挝爱国贵族苏发努冯亲王担任共和国主席，形成了一个稳定领导集团。老挝在1975年以后同越南关系紧密，在政府部门聘请越南顾问，并允许越南在老挝驻军。1977年，双方签署《老越友好合作条约》，建立“特殊团结友好关系”。1977年开始，老挝人民军联手越南人民军进入老挝高地，针对苗族的反抗武装发起了大规模的围剿行动。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随后又引发中越战争，老挝与中国亦发生关系恶化。老挝政府多次声明“在任何时候都会站在越南一边” 1989年，中老两国关系正常化。2009年，老挝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布雷维线(Brevie line) 见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