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辛德勇先生《建元与改元》有感

在下第一次读辛老师的著作还是前年读他的《生死秦始皇》，当时就被他那种穷源溯流式的文献学和史学修养，以及那种精微入妙令人拍案叫绝的考证工夫给震到了。后来陆陆续续又买了好几部先生的书，也包括这本《建元与改元》，可惜一直荒疏，未能开卷，没有更进一步领略先生的学问气象，实在是憾事。直到再读这本《建元与改元》，在下再一次被辛老师的深厚实力给折服。

本书副标题是“西汉新莽年号研究”，是研究西汉一朝及新莽时期的当时年号的产生、使用和演变情况。乍一看之，感觉会很枯燥，而且古代皇帝使用年号，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习焉不察，这有什么好研究的。没想到经过辛老师的一番梳理，不仅考证了不少跟年号有关的重大史事，弄清了年号制度的来龙去脉，纠正了数千年来学者的错误认识，而且阐述精微出神入化，叫人读起来欲罢不能，尤其是中篇的《汉宣帝地节改元事发微》一篇，陈尚君老师说可以跟孟森先生的《清世宗入承大统考》一样，是精彩的“可以拍电影的学术论文”。大家读其中的第五节《霍光专政与宣帝入主的政治背景》，那深微的见地与鞭辟入里的分析，那种扣人心弦的感觉，真的像是在脑海里放“电影”，强烈推荐大家看一看。

上篇《重谈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辛老师考证了汉武帝一朝的几个年号的由来，一起汉武帝使用年号纪年的用意。简单来讲，年号纪年的方法始于汉武帝，汉武帝一朝的年号依次有“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等等，提出年号的是在元鼎三年（追记了建元、元光、元朔、元狩）这几个年号，但元鼎这个年号也是元鼎四年追记的，包括后来的元封，也是在新纪元封泰山之后追记的。真正改元即有新的年号是从汉武帝“太初”元年开始，树立了以后几千年皇帝改元即用新的年号的制度，汉武帝之所以采用年号纪年，是为了提高皇帝和中央政府的权威，以震慑当时割据一方的诸侯国，这是汉武帝一朝的创举。

辛老师为了考证这几个年号的来龙去脉真是花了好大力气，才让我们知道从“建元”到“元鼎”之间都没有年号纪年这一历史事实。然后，有趣的事情来了，陈直先生在名著《汉书新证》中屡次用记有“建元二年”、“建元四年”、“元光二年”、“元朔二年”、“元朔三年”、“元鼎二年”字样的文物来论证西汉史事，就实在是不明武帝年号纪年的源流而被这些假文物所误导了。辛老师为了弄清楚年号纪年，没想到在文物辨伪这一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中篇《汉宣帝地节改元事发微》，辛老师发现的问题是史书中汉宣帝本始年号只有四年，其后的地节年号也是四年。但是却在大量汉简中发现了“本始五年”、“本始六年”的记录，这是怎么回事呢？要知道从汉武帝太初年开始，改元之后即采用新的年号纪年，如果是本始四年之后即采用新的地节纪年，断不会有汉简中的“本始五年”、“本始六年”记录，为了探究这一异乎寻常的现象，辛老师先是根据大量的汉简资料，考证了从朝廷宣布改元到汉简所出之地接到通知采用新的年号需要的时间，从而探知汉宣帝地节改元的时间为本始六年，也就是说地节这一新年号采用的时间是本始六年，并且汉宣帝把改元的当年直接就是地节二年，这样就是改原来的“六年一改元”一变而为“四年一改元”，让本该有的地节元年凭空消失了，这是有年号纪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汉宣帝出于什么考虑要这么做呢？由此才引出了后面惊心动魄的一出汉宣帝与霍光“孤子即位与权臣长期斗争终获大胜的励志故事”，实在精彩至极！

下篇《所谓“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与秦“故鄣郡”的名称以及莽汉之际的年号问题》，从一方刻有“天凤三年二月 鄣郡都尉钱君”的所谓新莽时期的古砖说起，辛老师反复推究，详细考证，先是考察了秦汉到王莽时的郡治沿革，指出铭文的“鄣郡”之误；又考察了西汉及王莽时期的官制，指出铭文中的“都尉”之误；又考察了新莽时期的年号沿革（这一部分也极精彩），指出铭文中的“天凤三年”之误，总之，这个古砖上的铭文几乎每一处都是破绽，把一般伪造的文字错误几乎范了个遍！得出这个古砖实为赝品，也顺带把有类似问题的一堆文物也辨了伪（突然想到，这部书考古及文物爱好人士应该人手一册啊！），最最厉害的，是通过对新莽时期年号的研究，把王莽为了取代汉朝独登大位，那一翻处心积虑的谋划，那种种可笑可悲的算计，其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中篇汉宣帝与霍光的斗争。

统观本书，分析之周密，叙述之精微，考证之严谨，气象之开合，真是有种提刀四顾、傲视群雄的气概。在下读辛老师这本书，又好像回到了当年在大学时候读陈寅恪先生的著作的那种感觉，惊奇之，赞叹之，敬服之，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