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記：【興亡的世界史21】人類該往何處去

二十世紀後半，義大利曾提倡一種研究歷史的觀點與方法，稱為「微型史觀」（microhistory）。這種方法把焦點凝聚在一個小範圍，來理解某個時代的歷史。地方上的某個貧村或著某個工匠，平時可能不會受到重視，但微型史觀聚焦於這類特定的個案上，試著掌握歷史的脈絡。另一方面，「全球史觀」（global history）的研究觀點與方法，可說與微型史觀完全相反，從二十世紀末以來聲勢日益茁壯。在全球範圍內，不同地區和事物之間的關係皆密不可分，反映出全球化的現象。

「文明」先是出自羅馬帝國以來的特殊詞彙——「cīvis」（公民）或「cīvitās」（公民身分），進而衍生為「civilization」（文明），融入西歐獨特的價值觀，而在近現代的世界各地流行。與「文明」總是成雙成對出現的「文化」，亦即德國特別喜愛的「kultur」（culture），兩者皆為抽象用語；正因其太過抽象，所以其實沒有任何人能夠解釋清楚箇中的差異與曖昧之處。中國古代的古典漢語中，「文明」指文德明亮，「文化」則是指以文德引領眾人。

日本傳遞的世界史是與眾不同的「成果」，並非自我中心的論述，它不像昔日西歐式的霸道世界史，也不像現在世界各主要國家普遍採行的「假設世界史」，非以自國為中心；更不會一味針對個別事項予以追加或補足，卻將整體意象的議論擱置一旁，結果塑造出「住商混合」般的古怪論調。在這片天地，水平整合的世界史可有效幫助人們探索新的道路，藉以邁向新型態的世界史。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在駐日盟軍總司令（General Headquarters）的統治下廢除了國家神道，政府被迫實施徹底的政教分離。此舉讓戰敗後，半數以上呈現出精神虛脫的日本國民被推入更加虛無的處境裡——可以說日本人宗教觀的喪失就是在這個時期發生的。

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共同之處為，兩者都是一神信仰；佛教則是從一開始就不存在「絕對唯一神」這樣的觀念。

大征服事業是藉由出生於城市的教團指導者們，運用了從東西貿易的經驗中，學習到的組織能力及向心力，將規律和統治帶給過去只會進行部落鬥爭的阿拉伯遊牧民，在善加利用這股戰鬥力量後所展現出來的成果。在阿拉伯進行組織化的過程中，哈里發伍斯曼可謂居功厥偉，他是確立了初期伊斯蘭國家體制的重要人物。

大征服的結果，讓原本只是小規模的教團國家，發展為坐擁廣大版圖的大帝國，而且在領土內不同的區域裡，存在著不同的人種、語言、習慣、不同程度的文明和政治體系。

阿拉伯的大征服為教團帶來了廣袤的土地和巨大的財富，但是參與征服戰爭的阿拉伯戰士們，卻對如何分配作戰勝利後收穫的成果感到不滿。其中一些激進的分子將矛頭首先指向各地的總督，其後連伍斯曼本人也無法置身事外，最後慘遭殺害。哈里發死後，穆斯林之間發生內鬥，爆發了第一次內亂，敘利亞總督穆阿維亞（Muawiyah）藉機開創了伍麥亞王朝。

阿拔斯王朝體制的實質建立者，是第二代哈里發曼蘇爾（Al-Mansur）。他所建立的體制，源於伍麥亞王朝末期伊斯蘭社會的內部發展，趁著透過伊斯蘭教達成統一化的潮流，實現制度化的目標。藉由廢除根植於阿拉伯至上主義的地方分權體制，確立中央集權的統一支配體制。可以說，這是自阿布．巴克爾創立哈里發制度以來，逐步發展而成的一種初期伊斯蘭國家體制的完成體。同時，對其後的穆斯林而言，這個時期的哈里發制度，是一種後世應該回歸的伊斯蘭社會體制基礎。

為了和之後的阿拔斯王朝做出區別，將伍麥亞王朝稱為「阿拉伯帝國」。和伍麥亞王朝相比，阿拔斯王朝被視作真正的伊斯蘭帝國，其主要的原因在於，在阿拔斯王朝的統治期間，領導者們努力地將伊斯蘭教或伊斯蘭法中蘊含的統一性原理，落實到實際的國家治理。

一九六〇年代時，非洲有許多國家紛紛獨立建國，那是個充滿了希望的時期。然而從一九七〇到一九八〇年間，非洲的發展卻陷入停滯；在美蘇東西冷戰的國際政治背景下，民族紛爭與軍事政變朝著區域紛爭的方向持續惡化。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內戰、內亂、貧困、失業、愛滋病、環境破壞及旱災、飢荒等各方面問題在非洲各地蔓延，一發不可收拾——可以說整個一九九〇年代，非洲經歷了「崩潰的時代」。可是進入到二十一世紀初期，狀況一時之間發生轉變。全球性的資源價格高漲，不只讓擁有原油和稀少資源的國家獲利，連其周邊的國家也雨露均霑。在外國的直接投資急速增長之下，非洲社會雖然仍有許多需待解決的問題，但每年仍以五到十百分比的經濟成長率，讓非洲大陸的形象轉變為「成長的大陸」。

拒絕以外部勢力介入的方式來改變傳統制度的想法，容易將根植於非洲社會潛在的改變社會的力量，轉變為呆板、具有排他性且封閉的地方制度。實際上，所謂「非洲固有的智慧」，並非恆久不變的事物，與馬茲魯伊所讚揚、如理念意識形態般不變的實體更是相差甚遠。非洲的傳統知識和實踐，總是與從外部傳進非洲的知識及實踐體系——包括了西歐近代以及阿拉伯伊斯蘭，在非洲當地不斷進行折衝、對抗、融合、接合，之後再孕育出新的東西。非洲內部蘊含著這種應對外部世界的能力，就像內建了靈活的操作介面（interface）。

經濟成長雖然讓非洲國家逐漸從負成長的困境中脫離出來，但還說不上為他們帶來了富饒的生活，而且主要的問題在於能夠享受經濟成長碩果的，只有住在城市中一部分的新興中產階級而已；對於生活在農村的絕大多數國民和逗留在城市裡的半失業人口來說，真實的狀況是從不易討生活轉變為難以存活。

將同族的人們加以區分，讓彼此將對方視為異族而產生對立，其實是在這百年間產生的殖民地統治和國民國家的權力作用下所造成的結果。

透過把非洲人當作動物來看，就能把歐洲人的行為合理化。而人權或民主主義等，只適用於人類身上。回顧歷史可以看到，歐洲在近代市民成立的過程中，出現了大量借用生物學的理論、哲學和思想，來證明非洲人不是「人」。世界博覽會上的「人種展示」，也是在這樣的想法下產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