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师自己也要接受咨询吗？心理咨询要接受科学验证吗？

在心理治疗训练中个人治疗经验与外部验证在何种程度上是必不可少的？

作者：Darian Leader 译者：张慧强 原文载于：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and Counselling, December 2006; 8(4): 387–391 公众号链接：在心理治疗训练中个人治疗经验与外部验证在何种程度上是必不可少的？

一个人如何回答这两个问题将取决于他对精神分析和精神分析训练持有什么样的概念。我们今天已经看到，弗洛伊德不止一个。在尤尔根·哈特（Juürgen Hardt）的论文发表之后的辩论表明，如果有一个「生物学的」弗洛伊德，那么也有一个「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的」弗洛伊德。同样地，精神分析训练也没有一个单一的独特版本，而是有好几个版本。重要的是让这些不同的版本变得清晰，显示它们的不同之处，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围绕着它们展开一场对话。

为了回答德尔·罗文塔尔（Del Loewenthal）第一个问题，让我们从精神分析方法的一个最简单的结果出发：意识和无意识过程之间的区别。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这一基本区别，就个人治疗经验在训练中的地位而言，会有一个直接的后果。如果我们有意识的要求和愿望掩盖了无意识的欲望，那么受训成为一名心理治疗师的愿望肯定会受到任何一种分析性的工作所质疑。「成为」什么的愿望，从流浪汉到圣人，都代表了一种解决我们早年生活中形成的问题的方案。一段分析可能旨在探索这些愿望，将它们视为无意识冲突、倾向、幻觉等的症状来治疗。

无论什么训练，若是承诺某人可以成为治疗师或分析家，都必须仔细询问，接受这样的愿望，在申请受训的人的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分析性的训练只能是回溯性的。许多人经由分析过程，可能会决定放弃这个愿望，转而做其他事情：比如说另一个职业或研究领域。如果一个分析性的或治疗性的训练不容许这样质疑这种训练愿望，那人们可能会怀疑它到底有多大的伦理，以及它的动机可能是什么。

精神分析训练与某些形式的宗教培养都有这种独特的特点。为了获得一个宗教职位，候选人必须质疑他们担任该职位的愿望，而且事实上，「训练」本身的一个重要部分就在于候选人要想清楚为什么要选择接受该宗教团体或教团。无论是精神分析的还是宗教的培养，都要求「候选人」必须参与到他们如何应对人类痛苦的问题中，以及为什么他们会——或者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回应。如果分析性的或治疗性的训练回避了这个议题，那么它与那些忽视无意识过程的帮助性职业就没有什么区别。

这里的矛盾是「成为」心理治疗师或精神分析家的欲望和实际的任命本身之间的矛盾。训练若是不认真对待有意识的要求和无意识的欲望，那就可能很容易去混淆这些不同但并非不相关的辖域。训练被看作是朝着一个目标的运动——一个人积累了必要的技能和知识后，这个目标就实现了——却不是对这个目标的实际探查的质疑。然而，也许正是探查本身才是目标。举一个流行电影的例子，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人工智能》（AI）中，一个家庭购买了一个被编程为爱他母亲的小男孩机器人。由于爱也包括被爱的愿望，所以那个机器人拼命寻找母亲爱他的证据。他认为这种爱只被授予人类，于是他踏上变成「真」人的漫长旅程，他去见那个能把他变成人类的好仙女。在影片的结尾，他终于见到了仙女，却在一个水下的世界里感到羞愧，而且恰恰失去了那场探索赋予他的人性。正是通过追求成为人类，影片非常出色地展现了，他曾经就是人类。换句话说，他欲望的对象只是他欲望本身的形式。追求和追求的对象实际上是同一回事。

难道分析性训练不能有类似的说法吗？其目的与其说是获取技能和知识，以便某个外部机构——比如《人工智能》中的好仙女——能够赐福给我们，倒不如说是建立一种探索、质疑的态度本身。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分析训练与其说是学习如何去知，不如说是知道如何去学。而且，奇怪的是，我们恰好是在大多数关于何为分析的结束的主要理论中发现了这种区别。一方面，有些观点认为分析的结束是一个有限的点，是一个必须达到的理想；另一方面，像萨克斯（Sachs）和萨兹（Szasz）这样的分析家则认为分析的结束是一个开始：一种新的与知识的关系被建立起来，一种探索的态度，以及对处理无意识和冲动的持续过程的开始。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第二个关于外部验证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年里，分析和治疗领域肯定出现了一种恐慌，要追赶所谓的「循证研究」。这个新的口号已经变得像十七世纪的「教会危险！」了，是将人类最不同的一系列行为合理化的集结号。我们都被催促着要生产与循证医学的标准和准则相匹配的循证研究。当然，其目的是为了证明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合理的，而告诫则是，我们已经被自己的小世界所包围，没有认识到这个项目的重要性。我们只是忘记了它，因此才有了现在的紧迫性。

但是，循证医学，乃至整个循证研究议程，也忘记了一些事情。它所遗忘的仅仅是过去100年在历史和科学哲学以及社会学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对证据和权威之间的天真对立提出了质疑。以一种惊人的姿态，循证研究的意识形态就把整整三个学科的存在扫到了一边。自二十世纪初以来，这些学科表明，作为事实或证据出现的东西需要一个复杂的概念框架来赋予其现象可见性。举一个非常基本的例子，向观众展示一个哭泣婴儿的镜头，告诉他们这是一个男孩，他们认为「他」很生气，但当这个婴儿被描述为「她」时，这种「生气」变成了「悲伤」。因此，我们看到的东西取决于我们的期望以及我们被教导要寻找的东西。一百年的历史和科学哲学以及社会学告诉我们，经验验证的标准从来都是不简单的。

分析师和治疗师肯定首先要认真对待内部验证，而不是向循证研究的假神献媚以获得外部验证。不同的治疗流派和分析流派会定期对彼此的理论和临床方向提出批评，但对话几乎没有发生过。举个例子，拉康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发表了一些对自我心理学和克莱因理论的批评，从那时起，拉康学派发表了数百篇文章和书籍，声称表明了该理论中的矛盾和无效假设，以及该临床中的混乱和有时危险的误解。然而，据我所知，这些批评都没有得到过回应。与此相反，在1940年代，克莱因派和他们的批评者之间展开了热烈而有力的辩论。奇怪的是，尽管《英国心理治疗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这样的杂志努力为这种对话提供空间，但这些批评性的对话在今天真的已经不再是治疗和分析领域的一个专题了。那么，多么奇怪的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在考虑我们团体之间的内部批评性对话的想法之前，就接受了外部验证的想法。

这很可能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想法。人们可能会反对，它只是掩盖了适当的外部验证的真正问题，旨在驱逐过时且不知所云的实践的蜘蛛网。我同意分析性和治疗性训练必须接受细致的独立审查。他们必须说清楚自己的目的、理念和方法，他们必须努力证明自己所为的合理性。然而，这种开放性并不能化解对精神分析的阻抗，这种阻抗渗透在当代文化中，而且无疑将继续渗透。我们早些时候听说惠特兰兹学院（Whitelands College）目前正在举办一个展览，展示罗斯金（Ruskin）如何试图将青春期少女变成青春期前的少女。对罗斯金来说，承认女人的性别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月经的事实。永远不要低估这种否认的力量，如果认为对分析理论和实践的开放，无论多么必要，都蕴含着对性欲和暴力事实的承认，那将是一个错误，弗洛伊德把这些事实作为他视野的核心。

我们也可以在此对比各分析和治疗学派可能鼓励的科学检视和许多临床工作者寻求的完全不同的社会接受。艾拉·夏普（Ella Sharpe）谈到，神经症患者的目标是「证明自己的存在」，这是一种希望得到大他者认可和爱的强烈要求。她认为，这种对外部权威人物的呼吁掩盖了无意识欲望，而分析性治疗将涉及消除对大他者的有意识呼吁，以便建立内在的自由。我们可以在此补充说，这种使自己的存在得到认可的努力在治疗领域尤其明显，在治疗中，丧失、恐怖、失望和挫败的现实是如此接近，以至于它们几乎不断地导致主体呼吁大他者。

从业者常常希望把自己看作是专业人士，受人尊重，拥有尊严，然而这可能只是掩盖他们临床工作中所涉及的实在的一种方式。弗洛伊德的学生西奥多·雷克（Theodor Reik）被问及他是否认为精神分析是一种职业时，他回答说，对他来说，精神分析与其说是一种职业，倒不如说是一种灾难。有种观点认为治疗师和分析师是自我肯定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士，与此相对的是，还有一种另类的概念，即一种格格不入的群体，就像我们在科幻电影中一再看到的一群衣衫褴褛的核灾难幸存者。精神分析与其说是一种职业，倒不如说是一个基于对丧失、恐怖、失望和挫折的实在经验的团体。在不完全接受这两种观点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如何清晰地列出了可以将从业者绑在一起的范围：要么是对权威的呼吁，是对我们如何被看的呼吁，要么是共同经验。

这使我们回到了今天辩论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回顾关于分析性治疗目的的文献，以及经常出自同一人之手的结果研究——例如肯伯格（Kernberg）的或沃勒斯坦（Wallerstein）的——就会注意到这两个研究问题实际上从未撞在一起，这一点非常奇怪。在分析或治疗的目的的特定理论下，没有考虑如何重新思考训练，也没有在机构层面上考虑分析或治疗实际上可能会有什么后果。拉康在这方面有一个新奇但完全合乎逻辑的想法。他提出，精神分析的结果可以是产生一位精神分析家，就好比次级压抑的结果可以是一个症状一样。就像一个梦或一个笑话可以被建构为无意识的构形一样，精神分析家也可以这样建构。

这个想法与我们前面提到的萨克斯和萨兹的观点很接近。他们认为精神分析的结束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是一种分析态度的开始，这种态度并没有脱离对无意识和冲动的承认和接触。他们认为，正是这种态度定义了精神分析家。那么，分析的结束与其说是分析者与分析家的关系问题——正如通常所描述的那样——倒不如说是分析者与精神分析本身的关系。拉康认为，这种关系应该成为分析界的研究主题，他实施了一个程序——通过——来研究它，非常详细地检视个人分析中以及在他们通往分析位置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总之，在我们意识到分析或治疗将涉及到质疑无意识欲望、幻想和志向——它们就隐藏在一个人有意识的训练要求背后——的那一刻，这些越是被调查并被公开化，与外部验证这种想法的关系就越会变成治疗本身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说，个人治疗就是在质疑一个人与外部验证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不纠正这场辩论的标题在语法上的古怪之处：「在心理治疗训练中个人治疗经验和外部验证在多大程度上是（is）必不可少的？」其中奇怪地使用了单数「is」，而不是更传统的复数「are」，这很可能向我们暗示，这两个表面上独立的问题实际上是同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