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人类未来世界观备忘录

　　人类必须想象一个最值得想象的世界，如果不能改变世界，那就改变世界观。
　　“西方现代性的价值观”体系通行了几百年，有其成功的一面，但是，隐患也很多。它从一开始就有问题，但是人们当时为现代发展所激动而没有去反思和解决那些潜在困难，问题就被往后推延。为什么人类能够成功地推延那些隐患？或者说，为什么那些隐患没有充分发作？根本原因是科技和经济的高度发展所带来的“进步”和繁荣掩盖了隐患。
　　现代西方特别喜欢“进步”这个词汇，与之密切相关的词汇还有“发展”、“解放”、“革命”之类。300多年物质生活高速改进，掩盖了太多的矛盾。物质进步带来的快乐和享受使人类忘乎所以，忘记了各种问题和危险，忘记了那些问题和困难像火山一样随时可能爆发。对于现代性隐含的各种致命隐患，人类并没有特别当真过。
　　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正是人类追求好世界中遭遇的典型困境。经济学和博弈论所喜欢讨论的各种困境，诸如“囚徒困境”、“搭便车”、“公地悲剧”之类，在这里都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结果并不乐观，更可能是共损，而不太可能共荣。——各方给的都是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案。如果一家单方面让利的话，就只有一家受损，而共同情况未必有所改善，而且更糟。问题无解，原因就在那些作为现代产品的各种困境，而这些困境的背后就是现代的价值观和运作制度。
　　究其根源，今天人类的行为依然被那个叫做“霍布斯丛林”的观念所遥控：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敌人，每个国家也是每个国家的敌人。世界因此僵化成一个由“个人主义体系”和“民族国家体系”构成的双层结构。在此结构里，人类的命运显而易见——永远在争论各种困难，却找不到解决方案，因为造成困难的原因正是现代人拥护和坚持的价值观。
　　现代化的困境
　　面对人类从没当真过的困境，人类是否冒着自我毁灭的危险，等待现代性的完成？或用古典价值观替换现代价值观？
　　现代社会是一个不断解放、不断自由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失去稳定性、权威性和可信性的过程。从根本上说，现代社会是一个不可测的社会。古代人希望未来是现在的重复延续，现代人希望未来是现在的否定，所以未来是无概念的。与其说现代是个未完成的工程，还不如说现代是个烂尾楼，不是由于资金断链，而是因为设计方案是不完整的，而且还有许多自相矛盾的设计。现代社会的心灵是失序的。现代试图创造一种现代的心灵和现代世界的存在方式，但是却没有准备好可靠的新的价值观和存在论。“权利为本”的现代制度以权利压倒美德，以平等压倒智慧，以民主压倒权威，以自由压倒传统，生活就失去了标准，失去了方向和控制。传统社会确实有许多问题，但传统社会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它有着一种自然形成的协调性。现代试图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想法是好的，但是以一些很人为的观念去强行革命，难免用力过猛，反而难以达到协调性。
　　现在人们好像突然意识到现代的各种隐患。要纠正这些错误，人们很容易就想回到和现实正好相反的古代价值观。那些前现代性的价值观，正是被现代性所否定的价值观，而所以被否定，就是因为它们是有弊病的。那么，回到传统价值观是否是正确的？这也同样是必须反思的。
　　一百多年来，中国上演了一出典型的描述现代化进程的悲喜剧。中国在短时间内复制了西方现代化的进程，表演了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在步入现代社会后，精神开始没有着落、寻找出路的过程。当年中国因为物质和技术的落后而被西方打败了，要拯救国家，人们就很容易想到必须反对自身的传统，走向西化。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走现代化道路，而现代化的实际所指就是西化。现代化的经济成功确实拯救了中国，目前中国正在高歌猛进。但问题是，中国的现代化同样面临各种现代困境：今天中国人的精神落在哪儿？把传统价值观替换成现代价值观是否就能够解决问题？或者，回到传统价值观是否就能够解决问题？当精神成为乱局，社会是否能够保持持续的成功就是非常可疑的了。经济危机什么的都是暂时的，精神危机才是深刻的。
　　关于现代性的反思，人们有不同的立场和看法。很多人认为不是现代性本身错了，而是现代性还未完成。按照哈贝马斯为现代性辩护的说法，现代性和启蒙至今尚未完成。这种说法很好听，给人无限憧憬，就好像将来把现代完成了，问题就解决了，可是这是一种没有抵押就预支未来的承诺，如果不改变价值观和制度，不去改变生活的逻辑，谁能保证现代的各种问题在未来就能够被解决呢？人类是否可以冒着自我毁灭的危险，是否等得起现代性不知什么时候的完成？还有一部分人反思现代性，试图回归传统，试图全盘复归古典价值，像中国的现代激进儒家，西方的保守主义者如麦金太尔、列奥•施特劳斯等等。李泽厚先生就曾经为现代化辩护说：又有谁真的愿意回到物质匮乏和自由匮乏的传统社会去呢？确实我们也不能忘记过去的传统社会是因为什么被否定和抛弃的，不能忘记早期启蒙者们对传统社会忍无可忍甚至声泪俱下的批判。
　　我们必须另寻出路。这条出路必须是一条审慎的道路，是兼备了传统和现代的优点的道路。这不可能是简单的结合，而必须是一种创新，是在新的思想框架下对传统和现代的理解和继承。
　　重估现代价值
　　在找寻人类未来价值观之前，我们必须在现代性和古典价值中辨别，我们必须清楚，哪些东西是不能丢弃的，哪些东西必须被重新塑造。
　　自由是个好东西
　　自由是源自西方现代性的最重要价值，它是个人权利的实质。今天几乎没有人为了回到传统社会而愿意付出牺牲自由的代价。民主未必是个好东西，但我们大体可以说，自由确实是个好东西。
　　然而，自由也常常被误导。自由是从个人角度定义的自由，对于一个人来说，如果他是自由的，那么他就免于被强制而可以做想做的事。在仅仅考虑个人时，自由当然多多益善，以个人为准的自由没有边界。可当“他人”在场，自由的形势就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人的存在成了自由的约束，他人的自由成了“我”自由的边界，自由不可能最大化了，于是必须通过制度把自由转换为权利。可以看出，尽管自由属于个人，但每个人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是冲突的，因此，人们追求的只能是在关系中被限定的自由。事实上，不仅是自由，其它任何一种普遍价值都一样只能在关系中去界定和证明。
　　公正：人所不欲，勿施于人
　　公正是众望所归的基本价值，从古就有，应该算是古典价值。中国称为“天理”，西方称为“自然正确原则”，其中的道理相通，它意味着，既然事物各有不同，那么，一切事物都必须被“不同地正确对待”，就是使一切事物各得其所、各得所值、各得所应得。
　　公正原则在生活的不同问题上有各种具体表现，比如惩恶的报应原则，一视同仁原则，这都是法律的根据；付出与收益对称原则，这是利益分配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和程序公正原则，这是一切社会游戏的操作规则。总的来说，还特别表现为所谓的“金规则”，即一切人际交往、互相对待和合作的一般原则，金规则最为深刻地表现了公正价值。
　　不过传统金规则的各种版本都存在一个严重的局限性，必须修正。基督教说“你若不愿意别人对你这样做，你就不应当对别人这样做”，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虽然充满善意，但其“由己及人”的方法论隐藏着主体观点的霸权，其思维出发点仍然是“自己”，只考虑到我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于人，却没有考虑他人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这意味着，“我”可以单方面决定普遍的价值选择，这就是主体性霸权。当把他人观点计算在内，金规则就必须修改为“人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一直相信我的这个新版金规则是更为正确的。
　　有限定条件的平等
　　平等不像自由、公平那样，平等不是一个自足价值，显然并非一切平等都是好的。平等是一个“有条件可接受”的现代价值，其限定性前提条件就特别重要。未来需要的平等是哪方面的平等？机会平等还是结果平等？绝对平等还是相对平等？何种程度的平等？最极端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没有人会喜欢；人人都可以参与的充分竞争的机会平等听上去很美，好似充分自由市场，但实际上也暗含着残酷，而且那还是一种不现实的想象。比较可靠的平等可能是人的尊严的平等。最不靠谱的平等可能是思想、意见和价值的平等，因为这是一种向低看齐的平等，它会导致文化的堕落。比如我听说，现在有的通俗艺人和商业电影导演已经开始声称不存在雅俗之分了，或者声称雅俗之间不存在价值高低之分。这是数千年来最大胆的言论，敢于认为人类数千年来的伟大精神作品与市井作品是价值平等的，敢于藐视人类文化的伟大成就，胆子真大。只听说古人希望人们能够见贤思齐，人人精神得到提高。那种向低看齐的平等是文化的威胁。如果把价值上的好坏高低都取消了，唯一剩下的就是物质利益之争了，现代社会的这个倾向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关于平等的概念与限定条件，今天很多方面还是不清楚的，都是需要审慎反思和探讨的。
　　民主：如何减少对少数人的伤害
　　民主常常被歪曲为一种价值，其实民主是一种技术手段，一种形成公共选择和偏好的平等表达手段。现代人很容易相信“民主是好东西”，未免太简单化了。其实民主未必是好东西，好不好要取决于民主的约束条件。历史上民主导致的悲剧很多，比如法国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等等。第三世界的民主大多数也是灾难性的。柏拉图等古希腊哲学家早就发现，专制以强凌弱，民主以众暴寡，两者都是违背公正的暴政。既然人们非想要民主，这是既定事实，那么，民主怎么才能变成好东西，这才是真问题，而且是个开放的问题，民主问题远远没有封口，思考余地大着呢，比较好的民主还没有问世。为什么不去考虑一下，民主是否能换个样子？如果人类真的需要民主，就必须探讨一种更好的民主模式。
　　现代流行的民主模式是选举民主或叫投票民主，它的弊病不必多说：选举舞弊、金钱政治、传媒政治、多数人暴政等等。我有个投票理论认为，目前流行的投票制度的根本缺陷在于只表达了人们喜欢什么，而没有表达人们不喜欢什么，更多地考虑让多数人得利，而忽视不让少数人受损。这个缺点特别表现为投票制度一般只设计赞成票，这显然不能全面反映人们趋利和避害的双面偏好。事实上，避害比趋利更重要，因为安全和自由的重要性高于利益，更多的安全和更有保障的自由对于每个人永远是适宜的，而更多的利益只是锦上添花，显然，对安全和自由的伤害最小化必定高于利益最大化。因此我设计了一种“双票民主”，每人可以投赞成票和反对票，以便表达人们的双面偏好。具体规则就不说了。
　　现在很热门的还有一种模式是协商民主，在西方理论界很热，但基本上还属于纸上谈兵，并没有充分的实践。在许多理论家看来，不以公议制度为核心的民主是不负责而冒险的民主，公共领域的退化意味着民主的衰退。从阿伦特和哈贝马斯以来，许多人要求修复足够强大和健康的公共领域，道理在此。但协商民主并非无懈可击。当年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就属于协商民主类型，但当时最好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致反对协商民主。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协商民主最不好的一点在于：民众总是更容易被花言巧语和不负责任的煽情观点左右，这是人性不可克服的弱点；另外，由于知识和智力的限制，能够清醒地看出真理的人总是很少的，所谓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因此公众辩论中胜出的未必是比较好的观点。
　　总的来说，不论选举民主还是协商民主，平庸观点总是容易胜过卓越观点，因此，目前的民主模式都是有明显缺陷的，都不能有效地减少民主所可能导致的对少数人的伤害以及对高尚观念的伤害，所以都并非最优民主。我的想象是，要改进民主制度就必须引入两条“减灾性”的基本原则：最小伤害原则和最大兼容原则，分别用于改进投票制度和公共领域的运作。
　　天下、仁义与“水”的智慧
　　传统价值也并非都适合复活，我们必须审慎辨别，只能复活对于未来社会确实有益的那些价值。
　　就中国传统价值而言，我愿意选择的是“天下”和“仁义”，另外，在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上，我看重中国传统“水”的思维方式。其中，“天下”是周朝思想，也是中国百家的共有资源，各家理论都讲这个概念；“仁义”是儒家理念，“水”的思维方式是道家思维。
　　天下：最饱满的世界观
　　未来世界需要一个“天下体系”，把世界的公共问题、不可分的公共利益、公共资源、公共的善管理起来，否则世界无法克服无政府状态的各种危险。比如气候问题、环境问题、水问题、能源问题、核能问题、粮食问题、信息和知识问题，都需要协调管理，否则经济学家喜欢讨论的各种悲剧，诸如囚徒困境、搭便车、公地悲剧、反公地悲剧，或者政治学家讨论的各种危机，诸如战争、冷战、冲突、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对立等等，就不可能解决。
　　与西方的政治思路不同，中国的政治不是从国家问题开始的，而是从世界问题开始的。中国古代，在周朝就创立了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以及道德和美学生活，其核心理念就是“天下体系”——以天下作为世界理念，由此推想一个作为万民公器，能够“协和万邦”，使“万民归心”的世界制度。
　　“天下”思想有着超越国家的维度，表达了关于世界秩序的一种理想。“天下”理论首先要求把世界视为“无外”的整体。假如把世界看作是给定的分裂模式——比如西方所习惯的敌/我、国内/国外、信徒/异教徒——那么世界的完整性就只能通过征服他者来获得。而“天下”体系则保证了天下的完整性只能依靠内在的多样性和谐来维持。在天下体系的思维中，世界政治是国家政治的前提，有序世界是有序国家的必要条件。世界的构成原则是“和”而非“同”，世界的治理原则是“王”而非“霸”。
　　老子讲“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天下观天下”，这是说每个层次都有着各自不可还原的利益和权利。既然“世界”、“天下”存在，就必定存在不能还原为国家利益的世界利益，我们就不能只对国家利益负责，而必须对世界的公共利益——比如气候问题、能源问题、核武器问题——负责。“天下体系”既保证了世界政治的一致性，又保证了文化历史的多样性，这是唯一能够满足世界文化生态需要的世界制度。
　　“天下”是融合了自然地理、社会心理和政治制度三者合一的饱满的“世界”概念，它是中国哲学真正的总体框架和问题体系，它蕴含着一种世界观：世界必须被理解为一个有统一制度的世界，否则世界不可能是一个政治政体，而世界不是一个政治政体，就不可能真正克服冲突和战争。
　　“天下体系”不仅在古代是伟大的创造，即使在今天仍然是最前卫的政治观念。它提出的和暗含的政治问题甚至超出目前的政治现实而属于未来。
　　200多年前，康德提出了“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今天的联合国和欧盟就是康德理论的不同实践。在未来，不知道几百年，世界必须进化为一个类似“天下体系”的政治制度，能够负责世界的共同利益，保证世界和平，建立世界普遍合作关系。
　　我的设想是，要实现“天下体系”就需要一个或多个大国的领导作用，必定满足两个条件：首先领导国家必须最强大，这样才能够控制局面，有了最优的协商能力；其次必须是一个大公无私的、德性高尚的国家，愿意优先考虑世界共同利益，兼容各种文化。照此标准，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显然不是，西方的帝国主义和单边主义价值观和思维逻辑不可能兼容世界。但愿在将来，在充分发展之后，中国能成为一个真正“好的大国”，实践“天下”和“仁义”。
　　仁义就是人义
　　仁义价值对于构造一个全面的普遍价值观极其重要，仁义强调的是人对人的义务，就是“人义”，这与“人权”构成价值平衡。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他人手里，他人就是我们的命运，没有人能够绝对地自己拯救自己，他人就是我的存在条件。如果只有人权而没有人义，或者，如果权利优先于义务（现代社会），或者义务优先于权利（古代社会），都是价值失衡，这种价值失衡必定破坏公正，最终使权利和义务都得不到保证。
　　没有自由，每个人就可能被迫害；没有仁义，每个人就可能无助。避免迫害和获得救助正是生活的两大需要。如果说自由试图解决的是“我的权利怎样才能得到保护”的问题，那么，仁义则试图解决“我将与他人共享什么”的问题。
　　“水”：最优的博弈思维
　　现在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如何应对复杂性，是这个世界最大的难题。人类能把航天器送上火星，但地球上的天气预报、传染病预防却总也说不清楚，人类能够用核武毁灭世界，却对付不了感冒。所有难以对付的问题都是因为复杂性。
　　中国有一种思维正是为了解决复杂问题的，就是由老子、孙子定调，后来被中国人广泛接受的一种非常优越的思维方式，我愿意称它为“水”的思维方式。老子最喜欢用水来说明他的“道”，水最形象，所有博弈特征都能用水来表达，比如随机应变、因地制宜、顺势而为、顺其自然、化背为顺、以柔克刚、以弱胜强。老子讲的很清楚，因为水本是无形，没有定规，所谓无法，可以适应所有形势，能在所有形势下占优。这是一种非常优秀的博弈思维，在复杂的世界中，必须找到一种在动态中连续占优的策略，这就需要一个敏感机制，一个“无法”机制，以便对形势做出最快的灵活应变，还需要一个强大的纠错机制，保证能够卷土重来，更新换代。水的无限性、可变性和无条件性的优势正在于此。
　　水的方法论是中国最典型的思维方式，是中国思维方式的本质，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有这种思维方式，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很可能是中国能够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生存的一个原因。当然，这种方法论主要是政治性的，对科学是否有用，就不知道了。
　　赵汀阳论“先问是非，再论成败”
　　这个口号很有意思。“是非”是价值观的问题，分善恶、讲好坏。伦理、社会生活是讲是非的。而军事、经济里只讲成败。政治是在中间摇摆，坏的政治只讲成败，好的政治就会讲是非。
　　现实世界里的成败和是非是完全不搭边的，只不过如果一个社会制度足够好，形成一个对好人有利的博弈环境，那就是一个好社会，反之就是一个坏社会。
　　从《论可能生活》到《坏世界研究》，我不断在重复同一个话题，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如何使善良的人和成功的人达成一致，如何使“善”和“成功”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让好人不吃亏，解决了这个问题，好社会就成为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