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和他的英国老师
庄士敦、婉容与婉容的英文老师任萨姆
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与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可互为参照。庄士敦做溥仪英文教师期间，逊帝小朝廷的状况，紫禁城内宫廷生活的细节，尤其是溥仪读书期间的事，两人叙述角度有很多重合之处。
但在对于同一件事的细节描述上，两人也会有差别，证明了人与人的记忆之间会发生多大偏差，不难以此推测出那些历史记载中，一定有很多偏离了真相。
庄士敦记述溥仪的老师陈宝琛，夏天是清晨五点半就进宫讲课，冬天是六点，到了七点，陈宝琛就授课完毕，离开溥仪上课的地点毓庆宫.但溥仪回忆，自己上午是八点到十一点听课。庄士敦说老师见到溥仪要鞠躬，溥仪则回忆师父们只需行注目礼即可。
关于上课的描述，《我的前半生》是这样写的:
我每天念书时间是早八时至十一时，后来添了英文课，在下午一至三时。每天早晨八时前，我乘坐金顶黄轿到达毓庆宫。我说了一声：“叫！”太监即应声出去，把配房里的老师和伴读者叫了来。他们进殿也有一定程序：前面是捧书的太监，后随着第一堂课的老师傅，再后面是伴读的学生。老师进门后，先站在那里向我注目一下，作为见面礼，我无须回礼，因为“虽师，臣也，虽徒，君也”，这是礼法有规定的。然后溥杰和毓崇向我请跪安。礼毕，大家就坐。桌子北边朝南的独座是我的，师傅坐在我左手边面西的位子上，顺他身边的是伴读者的座位。这时太监们把他们的帽子在帽筒上放好，鱼贯而退，我们的功课也就开始了。
庄士敦与溥仪
考虑到溥仪写《我的前半生》时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间还经过很多人的修改，而他上学始于六岁，当时还是宣统三年，庄士敦进宫授课，始于1919，溥仪也还是少年。几十年后回忆少年时代，比起庄士敦在1934年写《紫禁城的黄昏》，追忆得不过是十多年的事，又是早已成年后的记忆，恐怕偏差会多一点吧。何况上课的规矩可能会改，小时候可能八点，长大后也许提前，也未可知。
但溥仪记述的上课流程与规矩，大部分还是可以和庄士敦的记述重合。
溥仪写作《我的前半生》的时代，庄士敦这类人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内都被归结为帝国主义分子，是不应该做正面描写的。溥仪也没敢对这位老师加以赞誉，但言语之见，却也承认，自己曾经很佩服庄士敦：
总之，后来在我眼里，庄士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甚至连他衣服上的樟脑味也是香的。庄士敦使我相信西洋人是最聪明最文明的人，而他正是西洋人里最有学问的人。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料到，他竟能在我身上发生这样大的魅力：他身上穿的毛呢衣料竟使我对中国的丝织绸缎的价值发生了动摇，他口袋上的自来水笔竟使我因中国人用毛笔宣纸而感到自卑。自从他把英国兵营的军乐队带进宫里演奏之后，我就更觉中国的丝弦不堪入耳，甚至连丹陛大乐的威严也大为削弱。只因庄士敦讥笑说中国人的辫子是猪尾巴，我才把它剪掉了。
可惜庄士敦没机会读到学生写的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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