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步诗》到底是不是曹植写的？（之二）（补录）

2021年11月初，美国当红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在其英文社交网站主页上，贴出了一首中文版的《七步诗》，此举不但引发了外国网友的纷纷揣测，也在中文界重新掀起了一阵《七步诗》之真伪问题的大讨论。

知名公众号“短史记”就此发文《马斯克发的那首<七步诗>，不是曹植写的》，称：“《七步诗》非曹植作品，其实是一个文学常识。”作者认为，这首被冠以曹植大名的诗作及其创作背景，皆是刘义庆杜撰的，并引用了郭沫若与叶嘉莹的论断作为佐证。

在这篇文章底下的留言里，有读者甚至对记载《七步诗》创作始末的《世说新语》也展开了评判，称其就是一本段子集。

今春读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我也觉得记载在其《文学第四》篇中的七步诗典故有些悬疑，但翻阅资料，终究不能断言曹植作《七步诗》一事乃刘义庆杜撰 。

《七步诗》据传为曹植受曹丕逼迫时所作，原诗共六句，以极为朴素的场景塑造，讽喻了封建宗室“手足相残”的争储传统，且充分展现了作者敏捷的才思，因此一直以来都广为传唱。而伴随着此诗的流传，又衍生出一个更为简单易记的四句版本：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马斯克所引用的便是后者，这也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通行版本。

在现存的文献资料中，曹植作《七步诗》一事，最早载于《世说新语卷上之下·文学第四》里面：

文帝（曹丕）尝令东阿王（曹植）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

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帝深有惭色。

讲的是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中作诗，曹植应声而赋，令曹丕深感惭愧。

这一六句版本的《七步诗》，在文体上属于古体诗，采用六句三韵的格式，盛行于魏晋时代。初唐以后，以绝句和律诗为代表的近体诗兴起，诗人们渐渐抛弃了六句三韵的古诗体例，但依旧有大诗人会用这种格式去创作，如李白的《春思》，柳宗元的《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刘禹锡的《初夏曲》，等等。

而四句版本的《七步诗》，有人认为其始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但据宋代文集《漫叟诗话》记载：“曹子建七步诗，世传‘煮豆然豆萁，豆在釜中泣’，一本云‘萁向釜下然，豆在釜中泣’，其工拙浅深，必有以辨之者。”可见，“煮豆然豆萁，豆在釜中泣”的写法，早在宋代之前就已开始流传了。这样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

既然刘义庆已经在《世说》里面逐字逐句地录下了《七步诗》，为何又有一个不同的四句版本出现？

原因可能有二。第一，在宋代以前，确实有过不同版本的《七步诗》流传于世，而当时存世的那些文献资料，后来亡佚了，所以我们今天无法确定哪一个版本才是《七步诗》的原初版本。但这一四句版本的《七步诗》所出现的年代，应该不会早于南朝，否则刘义庆在记录其创作背景时，应该不会弃之不用，且稍晚为《世说》做注的刘孝标（南朝梁），也不会对此只字不提。

第二种可能，就是后世的编书者为了使《七步诗》的叙事更为连贯，将其从六句改为了四句，这样更便于记忆，也更容易在民间传唱。因为在宋代以前，由于印刷术尚未出现，各类文集都需要人工誊抄才能保存下来，而在誊抄的过程中，编书者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新书写文学作品的事情时有发生。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当属孔子删定《诗经》，按照我们今天的版权思维，做这种事情属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对于古人的这一癖好，美国汉学家倪健著在其《有诗自唐来：唐代诗歌及其有形世界》一书中明确指出：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唐代文集的编纂者，在编辑他们整理的文本时——无论是编辑个人诗歌，还是大规模删减他们认为不符合他们心中诗人形象的作品——同样不会感到不安。陆淳曾编辑过诗人王绩的文集，他“祛彼有为之词，全其悬解之志”，从而使这位诗人更好地符合陆淳心中像陶潜或阮籍那样的理想典范。

上面这段话，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有些著名的古诗有不同的版本，也可以为我们下面推断《七步诗》到底是不是曹植所作提供一些不同的思路。

曹植的才华冠绝时人，汉语中“才高八斗”这一成语，正是来自大诗人谢灵运对其的评价。普通人对“才思敏捷”这一形容捉摸不透，七步成诗的典故，则很容易让人理解曹植的不世之才。

而在“短史记”刊登的《马斯克发的那首<七步诗>，不是曹植写的》一文中，作者认为《七步诗》并非曹植所作的论据主要有二：

其一，该诗不见于陈寿的《三国志》，也不见裴松之为之所作的注；最早记载该诗的，是刘义庆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尤为重要的是，《七步诗》也不见于《曹植集》。“总之，《世说新语》是七步诗迄今可见的唯一来源。”

其二，“七步诗故事传递的内容信息，也足以证明它是一段伪史。最明显的问题是情节幼稚。如郭沫若所言：‘曹丕如果要杀曹植，何必以逼他做诗为借口？子健才捷，他又不是不知道，而且如果真要杀他的话，诗做成了也依然可以杀，何至于仅仅受了点讽刺而便深惭？’”

对于第一处质疑，本文前一章节已经有所提及：在现存的文献资料中，曹植作《七步诗》一事，最早载于《世说》；但根据这迄今发现的“唯一来源”，便断定此事乃刘义庆杜撰，显然非常草率。

首先，刘义庆写作《世说》时所依据的文献资料，有《三国志》《晋书》《晋阳秋》《续晋阳秋》等正史，也有《名士传》《高僧传》等文集，其中，《晋阳秋》《续晋阳秋》《名士传》早已亡佚。因此，我们讨论《七步诗》的来源时，只能说在现存的文献资料中，此诗最早载于《世说》，而不能直接认定《世说》就是其原始出处。

其次，《三国志》及裴注不录《七步诗》一事，也不能被当成是此事没发生过的证据。陈寿的《三国志》，在史学界一直因其“简陋”和“曲笔”而备受诟病，即便陈寿在当时存世的文献资料中（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已亡佚）看到过《七步诗》的事迹，选择不采信也是极有可能的。

再次，《曹子建集》未收录《七步诗》，更不能当作曹植未作此诗的铁证。曹植在世时，因曹丕的连番逼迫常有“怀罪”之心，因此断不会把此诗收入集子给自己招灾；至于后来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下诏为曹植编订集子，就更不可能把《七步诗》编入其中了。

对于第二处质疑，认为《世说》里记录的《七步诗》故事过于荒诞，则完全是一种主观感受，又怎么能用来推断事情的本来面目呢？

这里有必要一提的是，针对《七步诗》的证伪，大多出自民国以后，尤以鲁迅和郭沫若为烈，这是为何？我个人以为，可能不是因为二位巨擘对古典文献资料的掌握程度胜于古人，而是因为受到了20世纪初的“西学”与“疑古思潮”的双重影响，前者让民国的学者们以西方的学术思维重新看待中国的古典小说概念，后者则为他们重新评定文史公案提供了理论动机。

郭沫若和叶嘉莹均认为《世说》中所载的《七步诗》故事过于荒诞，认为以曹丕的智慧才略，绝不会用这样的笨办法来逼迫曹植。

然而，据《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记载，曹丕初即王位，就诛杀了曹植的羽翼丁仪和丁廙，可见其对曹植的憎恶；紧接着，又命令曹植和其他几兄弟都前往自己的封地就国，不能留在都城，以免威胁到自己的储位。黄初二年，有臣子奏报曹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时年四十一……”

由此观之，曹丕实有杀曹植之心，但因顾虑太后的态度，始终下不了手。然而他接下来对待曹植的催逼日益峻迫，以至于“事事复减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致使曹植郁郁寡欢，若因此而作“相煎何太急”之语，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而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的末尾，即便被认为是“时有曲笔”的陈寿，也忍不住委婉地指摘了曹丕的为人：“评曰：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

“若……则……”之语，使传主的刻毒形象跃然纸上，以如此鲜明的性格，而催生出命人“七步成诗”的主意，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曹植是建安一朝文坛的执牛耳者，钟嵘作《诗品》，评价他为“建安之杰”，称其“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於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

对于后世文学的发展，曹植不但以其瑰丽的神思赋出了“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之类气质卓绝的语句，丰富了汉语的辞藻，更是开始大力创作五言诗，推动了中国古诗从四言到五言的转变，直接影响了以阮籍为代表的“正始之音”的出现。

以曹植的才华与大名，随便杜撰一首诗置于他的名下，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因为倘若才气不够，便极易露出马脚，不但蹭不成“热度”，反而会败坏杜撰者的名声。以此逻辑推论，作为南朝宋宗室的刘义庆，就更不会做这种沽名钓誉的事情了。

据《宋书》记载，刘义庆“性谦虚……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太祖（宋武帝刘裕）与义庆书，常加意斟酌。”（宋武帝刘裕给刘义庆写信，考虑到他在文学上的造诣，常常斟字酌句，以免遭这位侄子轻看。）

因此，以刘义庆的身份与性格，作《七步诗》之典故，应该不是信口开河，很有可能是他从当时流传的文集中看到了此则故事，便顺手记在了《世说》之中。后来，博览群书的刘孝标为《世说》做注，在这一典故后面，仅引用《任城陈萧王传》条文略述曹植的才思，对《七步诗》之来源却无所征论。这也许是因为《七步诗》的故事在当时尽人皆知，否则刘义庆作伪，刘孝标又默然袒护，这在情理上很难说通。

在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中，这位古文献学家对《七步诗》的来源问题也没有展开论述。然而，在紧挨在此则典故后面的阮籍为司马昭作《劝进表》事例之下，余嘉锡笺疏称：

“程炎震云：‘《晋书·阮籍传》取此，但云醉后，不言袁孝尼家，亦不云郑冲求文……《文选》但云郑冲，不具其官，或本《阮集》，或昭明删之……’嘉锡案：《晋书》与《世说》本自不同，当别有所据。程氏以为取诸《世说》，非也。嘉锡又案：此出《竹林七贤论》，见《书钞》百三十三，《御览》七百一十引。”

这条引文较为复杂，大致意思是说，晚清考据学家程炎震在笺证阮籍作《劝进表》之史实时，发现《世说》中的记录与《晋书》《文选》和《阮集》中的记载都不相同，便从侧面批评了《世说》的取材与描写都不太慎重。但余嘉锡认为，作为正史的《晋书》和作为小说的《世说》，本来就不是一回事，而且《世说》中的这则故事，也不是刘义庆自己杜撰出来的，而是取材于《竹林七贤论》（已佚，但《书钞》和《太平御览》里引用了其中的部分文字，使阮籍作《劝进表》一事的细节得以流传）。

上面的这则“公案”，可以从侧面印证刘义庆笔下的《七步诗》典故，应当另有出处，只不过我们现在看不到那些文献资料了，因而《世说》里的这则记载成了孤证，进而引发人们对此事的质疑。

但反过来思考，《七步诗》仅存在于《世说》之中，不更体现了《世说》珍贵的文献价值吗？不过，以现代人的认知与见识，《世说》仅仅是一本“小说”。在这种现代概念的框定与遮蔽下，想要从中读出“信史”，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事实上，刘义庆写作《世说》的“指导思想”，源自《论语·先进》，他以《先进》篇中“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的评价体系统领全书，又增加了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等品质，作为篇章的纲目。以这样的谋篇布局，而被现代人当成是一部“段子集”，不但有违刘义庆创作的初衷，更容易使人忽略此书的真正价值。

正如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一书的整理者周祖谟所言：“《世说新语》虽是古代的一部小说，但一直为研究汉末魏晋间的历史、语言和文学的人所重视……此书采集前代遗闻轶事，错综比类……这确实是很好的历史资料。”

而单是《世说》中的《文学第四》这一篇章，便记录了东汉末年至东晋末年二百多年间，一众文人雅士治学、吟诗、论辩之类总计104则文艺故事。如果像这样的“艺文志”都要被拿来调侃，我们还剩下多少纸面上的历史可信呢？

据《曹植集》（[清]朱绪曾 考异，[清]丁晏 铨评，杨焄 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6月第1版），朱绪曾注《七步诗》：

《御览·文部·思疾》：“《魏志》：文帝常欲害植，以其无罪，令植七步为诗，若不成，如军法。植即应声云云。帝善之。” （《御览》原文：“《魏志》曰：陈思王植年十馀岁，读诵诗论及辞赋数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耳。’植跪曰：‘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愿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诗。植援笔立成。太祖异之。文帝尝欲害植，以其无罪，令植七步为诗，若不成，加军法。植即应声曰：‘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文帝善之。 ”）

《魏志》即今《三国志·魏书》，《御览》中的选段，在今《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中可查，而今本《任城陈萧王传》中，“太祖甚异之”文字之后，却并无“文帝尝欲害植，以其无罪，令植七步为诗”一事。

针对这一差异，我们无从得知《御览》所征引的《魏志》版本是于后来亡佚了，还是遭到了删减。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曹植作七步诗一事，至迟在北宋初年仍记录在正史文献之中，且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相信这一历史记录。 为何这么说？因为宋太宗命文臣编《御览》，这是一项国家工程，受召的学士们无论是在学养见识方还是在考据功夫方面，都得是值得信赖的，他们要征引《魏志》，也必然会以前代官藏的善本优先，不可能随便拿来一套民间收藏的史籍，就不加辨别地引用其中典故。

由此可知，起码在北宋一朝，人们是可以从《世说新语》以外的文献资料中找到对“七步诗”一事的记录的，这部文献（《魏书》）是正史，而且比《世说新语》的成书年代要早得多。 此外，关于《曹子建集》未收录《七步诗》一事，朱绪曾称：

冯惟讷云：“本集不载。”按：明帝诏编植集，及三十卷。本集久已失传，无由知其不载也。任彦昇《齐竟陵王行状》：“陈思见称于七步。”《齐书·陆厥传》：“理赊于七步。”《后魏·彭城王勰传》：“吾作诗虽不七步。”

冯惟讷是明朝人，曹魏时期的《曹子建集》流传至此，已几经散逸与重纂，据此残本而得出“本集不载”的结论，丝毫没有考虑文本流传过程中的“失真”问题。因此朱绪曾说：原本的集子已经失传了那么久（如今看都看不到），又怎么能知道它原本没有收录《七步诗》呢？ 而今人所持有的“最早记载该诗的，是刘义庆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这类观点，与上述“本集不载”是一种逻辑——像《魏书》（王沈）《魏略》《魏志》（北宋版本）这样的历史文献都亡佚了，现在看到看不到，又怎么能知道它们没有记载过七步诗一事呢？ 或许又有人会说：那你怎么就知道上述这些文献原本就记载了此事呢？ 其一，《太平御览》中的《魏志》选段是最直接的证据。 其二，《齐竟陵王行状》《齐书·陆厥传》《后魏·彭城王勰传》中关于“七步”的记载，也可从侧面佐证此事之有无，这些传记的成书年代据曹魏不远，其修著过程中，史官们也必然会参阅《魏书》《魏略》《魏志》等正史资料。 可能又会有人说：那你怎么知道《齐竟陵王行状》《齐书·陆厥传》《后魏·彭城王勰传》不是参考的《世说》？它们比《世说》的成书年代都要晚呢。这就没完没了了。但是，假如你是一位历史学家，看到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记载，你会优先采信官藏的正史记录，还是优先采信流传于世文人辑录？ 如此，可能还会有人说：那你前面怎么说《世说新语》是一部很好的历史资料？首先，这是周祖谟先生的一个观点，而我认同这一观点，是因为像《世说新语》一类的文人小说、笔记，其中的许多资料，确实可以弥补正史记录的不足。但在这里应该分清楚的是，文人作小说和笔记，既会参考史卷，也会参考笔记类文集；而史家作传，则会优先采信前代的历史实录，而不是先从文人小说或笔记里去找线索。

因此，我倾向于《齐竟陵王行状》《齐书·陆厥传》《后魏·彭城王勰传》中所介绍的“七步”故事，并非是参考《世说》，而是参阅了当时的《魏志》，以及当时尚未亡佚《魏书》《魏略》等史料。而当时的《魏志》，极有可能与北宋初年的《魏志》版本一样，在《任城陈萧王传》 的行文中有 “文帝尝欲害植，以其无罪，令植七步为诗” 一事。

据《曹植集校注》（赵幼文 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9月第1版），赵幼文校注：

《铨评》（丁晏《曹集诠评》）：“《世说》：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云云。帝深有惭色。《诗纪》云：本集不载，疑出附会。”案此故实已见于六朝文中，如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有句云：“陈思见称于七步。”似不能以本集不载，即云出于附会而删之，应存疑。

赵幼文强调七步诗典故在六朝文章中已有记录，即说明六朝文人们已经从《曹植集》以外的文献中了解过此事，并认可此事的真实性，或本正史，或本《世说》。故而，在出处未明的情况下，就不能以“本集不载”的理由，认定此诗为附会之作，进而将其从曹植的作品集里删除。

据《曹植集》（同上），朱绪曾注：

今本《世说新语》载此六句，与《初学记》《御览》不同……《太平广记·俊辨》引《世说》六句，与今本同……

根据朱绪曾考异前文，可归纳明确信息如下： 1、《初学记》（唐）所引用的当时《世说》版本中的《七步诗》为四句。 2、《太平御览》（北宋）所引用的当时《魏志》版本中的《七步诗》为四句。 3、《太平广记》（北宋，与《太平御览》同时期编纂）所引用的当时《世说》版本中的七步诗为六句。 4、清代流传的《世说》版本中，《七步诗》为六句，与《太平广记》中的《七步诗》仅有一字之差：太平广记作“豆向釜中泣”，清本《世说》作“豆在釜中泣”。 由此可知： 1、《七步诗》的四句版本至迟在唐朝时便已存在，而六句版本至晚出现于北宋初期。 2、北宋时期《太平广记》所引用的《世说》与唐代《初学记》所引用的《世说》不是一个版本；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说》版本，大概是由宋至清延续下来的一个版本。 3、 在“七步诗”的版本上，北宋初年的《魏志》， 与同时期的《世说》存在冲突，而与唐代的《世说》一致。 仅据上述文献资料，四句版本《七步诗》的出现要早于六句版本，但这并不意味着四句版本的《七步诗》就是曹植所作的原诗——四句与六句的不同版本，可能在唐朝以前的文献资料里就已经存在了，而《初学记》恰好选取了众多传世版本之中，刊录了四句版《七步诗》的《世说》原文。 我个人倾向于《七步诗》的原初版本为六句，因为一首诗在其流传过程中，经历删改顺理成章，此类情况大多是由于文本在口口相传过程中出现了以讹传讹，或者是编书者在誊抄过程中有意无意（对响彻于市井的朗朗上口的四句版本深以为然）、自鸣得意（认为改成此四句才能迅速直抵人心）地对原诗进行精简。而反过来，将一首四句古诗扩写成六句，硬生生多出来两句，这又能证明什么呢？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直觉，在直觉上我认为四句版本《七步诗》是对六句版本的一种童谣化的改编，它太直白单调了，不似曹植笔法。但直觉不是事实，四句、六句版本哪个才是原本，有赖于已佚文献的出土发掘，而在此之前，根据现存的文献资料，无法得出确信的结论。

据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前言，可一窥《曹植集》在流传过程中的版本流变：

《曹植集》，曹魏王朝中叶，产生两种集本，一是曹植手自编次的；另一是景初中明帝曹叡下令编辑的。由于史料缺乏，很难了解两种集本的具体内容。但根据景初编辑的，计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曹植所写的《前录自序》所载，赋是七十八篇，两相比勘，显然已存在详略的差异。再就《晋书·曹志传》司马炎查询《六代论》作者这一史实考察，不难审知，如果景初辑本已包括曹植全部作品，而付藏内外，司马炎欲知作者，即命人检查中秘所藏《曹集》，便可判断，又何须等待曹志反家查核曹植手订目录之后，才能解决作品属谁写作的问题。因此，景初所录，或属于选本的范畴；曹植手自编次的，可称之为全集了。 ……唐初所见曹植作品，合计三十六卷……宋人实未见隋唐旧本，疑散佚于五代兵燹之中了……今存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南宋宁宗时刊本，或即马氏著录之十卷本，还保存宋人从类书中辑录的原始面貌……

曹植作品，有散见于隋唐旧籍而今本失载的……都是宋本所失载……都溢出于宋本之外，可以知宋人辑录之疏略了。

宋代刻书，北宋刊本较为精密，但苏轼已摘其失。时至南宋，国力衰弱，致校雠文字多误(详见校注)。明代《曹集》有休阳程氏刊本。程本虽出自宋刊，但明人刻书，不按旧式，文字辄多臆改(详见校注)。娄东张氏本，也存在同样的缺点。清代有汪士贤本，《密韵楼丛书》覆宋本，《四部丛刊》影写江安傅氏双鉴楼藏明活字本，文字亦有衍讹。朱绪曾《曹集撰异》，丁晏《曹集铨评》，多据旧本及类书检校，矜慎详密，号称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