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风云（229）：承平岁月

李元昊的西夏国已然在宋朝的西北方向拔地而起，那么宋朝在李元昊一步步谋划着建国的这些日子里都在忙些什么呢？

范仲淹是在公元1036年的5月被贬出京，而将他斗倒并赶出京城的宰相吕夷简也没过多长时间的安稳日子也从宰相的位置上被踢下了台，踢他屁股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曾经的大恩人、次相王曾。

前面说到过吕夷简是如何将次相李迪给赶下了台，王曾那时候已经重回京城担任枢密使，而王曾的回京就职还得归功于参知政事宋绶，是他向吕夷简传达了王曾的意愿并由吕夷简向赵祯保举了王曾回京担任枢密使。当李迪被罢免后，让王曾出任宰相的呼声日盛，吕夷简甚至主动向赵祯提议应该让王曾出任首相，他甘愿居于王曾之下出任次相，但这事赵祯没同意。

看上去吕夷简和王曾这对宰相班子是选对了人，他俩必定能够和睦相处让大宋在他俩的手里迈向更为富强的道路，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原因就在于此时的吕夷简早已不是当年王曾屁股后面的那个小跟班了。如今的吕夷简早就习惯了在中书省唯我独尊且凡事都喜欢独断专行，以前的那个在王曾和曹利用等一众大佬面前恭恭敬敬的小老弟早已不复存在，如今王曾虽然回来了，可已经开了荤的吕夷简却没法再去吃素，这就导致了两人之间在公事上面时常产生摩擦。吕夷简在这方面表现得绝对的公私分明，他从不会因为王曾当年对自己的恩德而让着王曾，而作为首相，他的言辞和行为有时候甚至会让王曾当场下不来台。

不容置疑的是，在工作上彼此间意见不合实在是太过司空见惯的事，而且这里面没有什么对错之分，有的只是彼此的理念和方法不同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双方经常性地不能达成妥协，那么后果必然是产生争斗。为此，心力憔悴的王曾数次请求辞去宰相之职，而吕夷简也对赵祯以辞职相逼，赵祯再怎么糊涂也从中看出了一点门道。

本着息事宁人的老好人精神，赵祯就想着劝和，他就笑着问王曾：“怎么？难道吕夷简已经让你厌恶到了无法与之共事的程度了？你给朕说说，吕夷简到底都犯啥事了让你都觉得没法容忍了？”

王曾也没客气，他直言相告：“吕夷简已经不是从前的吕夷简了，专横跋扈且又容不得他人有不同意见，这些我就不说了，但我听说他如今竟然敢收受贿赂了，而贿赂他的这人还是边关重镇秦州的知州王继明。”

宰相结交边臣且私相授受，吕夷简这是要干什么？赵祯随即召来吕夷简质问，吕夷简当然矢口否认。他虽然是独断专行喜欢自作主张，但要说到收受贿赂就让他着实哭笑不得：我吕夷简爱权不假，可我还不至于穷得收受贿赂，这王曾到底是从哪里听来的小道消息？

吕夷简请求把王曾叫过来与他当面对质，赵祯倒也爽快，他不但把王曾叫了过来，另外两位中书省的长官、参知政事宋绶和蔡齐也一并前来接受质询。至此，王曾的目的也达到了，他本来就没有什么铁一般的证据，纯粹就是风闻言事，而他这样做的目的乃至于他把两位参知政事也卷进来的目的就是要让赵祯看到他们四人已经无法共事了。

四人齐聚之后，宋绶帮着吕夷简说话，而蔡齐则站在王曾这边，四人就此在赵祯的面前争执成了一团。这可就犯了宋朝官场的大忌——御前失礼，而这也是王曾所能想到的能够在瞬间扳倒吕夷简的法子。面对此情此景，赵祯算是彻底清醒了，这四个人组成的执政班底真的是走到头了，那就干脆全都给我滚到一边凉快去！

作为大宋的又一位状元宰相，王曾此举可谓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纵然吕夷简有诸多不是，但他可以说是宋朝的宰执集团里为数可数的能干事且想干事的人，而不像他后来的那些继任者那样尸位素餐整日只会例行公事地签字盖章外加吃饭睡觉和吵架。王曾这会儿已经是花甲之年，而且距离他离世也就半年时间，我们现在无法知道王曾之所以要如此急切乃至于不择手段地扳倒吕夷简是为何，难道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所以才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扳倒吕夷简，否则吕夷简在他死后定然无人可制或有尾大不掉的危险？还是说他就是单纯地无法忍受吕夷简的专横？但是，如果王曾知道接下来的数年里朝中以及大西北所发生的事定然会后悔自己此时的举动。

随着吕夷简的下台以及王曾的离世，当李元昊的羽翼日渐丰满的时候，大宋帝国却无人能够在正是需要有人站出来出面主持大局的时候挺身而出，那些顶在前排和顶层的人都难堪重用，而这也正是后面一系列战争惨剧之所以会发生的根源。换言之，在李元昊建国前后的那些日子里，依照吕夷简勇猛好斗的风格，他李元昊的日子绝对不会那么好过和顺当，而且宋朝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未对可能会爆发的冲突做任何的准备和应对，他们放任李元昊的坐大，放任他主动杀将过来，直到最后忍无可忍决定反击却震了自己一个虎口崩裂。可惜，这所有的一切不幸都不是王曾所能预见的，他自己走了，顺带着也把吕夷简给一并拖下水。

公元1037年4月，赵祯的一道皇命颁下：首相吕夷简罢为镇安节度使、同平章事，判许州；王曾罢为左仆射、资政殿大学士，判郓州；参知政事宋绶罢为尚书左丞、资政殿学士；蔡齐罢为吏部侍郎，二人一并归班。

吕夷简离开之前，赵祯向他询问了继任者的人选，吕夷简推荐了枢密院的王随以及此前被外放出京的户部侍郎兼知郑州的陈尧佐。赵祯一点折扣没打，吕夷简对这二人的举荐全部奏效，而且二人并为平章事，也就是说权力大小没有区分，平头高，赵祯为这二人配备的三位参知政事则分别是原知枢密院事韩亿及原三司使程琳和翰林学士承旨石中立。枢密院方面，原参知政事盛度以及枢密直学士王鬷同为知枢密院事。

两府重组之后不久，曾经的天子之下第一人丁谓也在这个月里走完了他的全部人生，享年71岁。人生七十古来稀，丁大人能够在人生遭遇如此重大打击和挫折且跌落之后再没翻过身来的情况下活到了这般年纪，如此修为真的让人佩服。遗憾的是，他本可以成为一代彪炳千古的社稷之臣，或者成为一代大文豪或大儒，但这些都没有发生，他在历史上只留下了千古骂名和恶名，但我还是想说，丁谓之恶只是之于他的政敌，对于国家和百姓，丁谓其实远谈不上什么祸国殃民之大奸大恶之徒，他的最大骂名也不过就是为了尽快修建好玉清昭应宫而对民力所进行的过度压榨。

得知丁谓离世，他曾经的政敌、同时也是亲手将丁谓送入地狱、此时已经去郓州做知州的王曾仍然心有余悸地感慨道：“丁谓这人的智商实在是深不可测，我本来以为他会死在崖州，谁知道此人磨磨蹭蹭地竟然回到了中原，照这种样子下去说不定哪天他还会被重用，真到那时候可就是天下之人的大不幸了！”

丁谓如果再被起用于国于民是福还是祸不得而知，但新一届的宰执班底其工作能力和业绩以及群众的口碑到底怎样却很快就将见分晓。王随这个人在此前并无什么显赫的名声，此人你要说有多大能耐倒也未必，完全就是凭借勤勤恳恳的工作和资历一步步地从地方官爬到了如今的宰相之位，但此时的他已经是62岁了，而另一位宰相陈尧佐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他，这位童年时期就聪明无比的老兄这一年已经是75岁了，另外几位参知政事除了程琳之外也都是年过六旬的花甲老人。

后世将仁宗朝的这一届宰执戏谑地称之为“老人院”，这可不是在瞎说。年纪大其实也没什么，毕竟宋朝走到如今这个阶段也就是图个安稳与和气，而这正是老成持重之人的特点，可遗憾的是，赵祯的梦想很快就被无情地打碎了。某些老年人确实老成持重，但越老越返童的人也是有的，而且不少。很不凑巧的是，这几位老人家几乎每个人都是属于这一类人。具体而言，这些人一起在中书省议事的时候经常是谁都不服谁，而且谁都觉得自己的意见是对的，官场上的什么尊卑有序上下有别在这些老人们眼里都是狗屁，谁都觉得自己才是老大，于是乎中书省经常是上演吵群架的大戏。

王随吵烦了就索性撂挑子，三天两头请病假，赵祯还以为他是真的年事已高生病了，于是特许他每五天到赵祯这里来打一次卡，有事就去中书省处理一下，没什么大事就直接在家里养着或居家办公。陈尧佐在这方面也是不遑多让，他倒不是想撂挑子，而是真的年事已高经不起高分贝的唇枪舌剑，于是他也是经常性地请个病假，于是乎中书省里值班的人就成了那几位参知政事。

这下知道为什么中书省总是群架不断了吧？宰相很少理事，参知政事没有宰相的名分却经常干着宰相的活儿，几个人堆在一起议事的时候自然谁都觉得自己最有发言权，这种情况下不吵架那才叫怪事。

吵归吵，但事情还是得办，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不和睦就会导致宋朝的政务体系陷入瘫痪。宋朝此时立国已近八十年，官场的各种规章制度早已健全，中书省缺了谁大宋都照样正常运转。早在郭皇后被废的次年，吕夷简就受命组织人手编撰了一本《中书总例》，全书共计400余册，里面详细地记载着你如果是一个宰相应该怎么去办公，拿吕夷简的原话来说就是——自吾有此书，使一庸夫执之，皆可为宰相矣。所以说，即便王随和陈尧佐哪天吵架把其中一个直接气死了也不会对大宋的政务造成什么伤害。

当然了，这些人吵架只是关起门来吵，出了大门以及在皇帝赵祯面前还得是个乖宝宝，而赵祯显然是不知道这些事的，要不然这些人早就被赶下台了。可是，在官员队伍内部，中书省里的几位大佬失和早就不是什么秘密，更有好事者直接把中书省称作“养病坊”，寓意就是在说王随和陈尧佐动不动就因为吵架而请病假，就此撂挑子回家生闷气。

国家承平日久，在这种环境下做宰相需要的其实不是什么过人的才华和能力，你能让皇帝省心省事基本上就能官运亨通长享富贵。此外，说句不好听的，一个王朝活到这把年纪早已是各种富贵病缠身，简单说就是各种体系已经相对健全，官僚主义也已经渗透进了政治体系的各个领域，年轻的官员往往愤世嫉俗希望引领社会的变革，而老一辈的官员则是甘愿因循守旧少点折腾，大事以稳为主，小打小闹的事就对付两下凑合着过。

此时的北宋虽然是山雨将来但却是清风满楼，而外部尽管是暗藏杀机但谁也不当回事或是压根就完全没有察觉，从表相上来看整个帝国更是建国以来最为鼎盛的时期。除了极少数的人之外，几乎每个人都以为这样的和平岁月还将长久地维持下去。

作为一个身处于人间烟火里的男子汉大丈夫，乱世自当斩妖除魔，盛世自然要追求功名利禄和荣华富贵以不负此生，而这些人尤其是寒门子弟想要实现自己的这种愿望基本上就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进考场。诚如赵祯他老爹所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还有别墅和车夫。

我们这里又要说到科考了。

关于宋朝的科考，这个话题真的是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全，这一次我们要额外提到一个新名词——锁厅制。所谓的锁厅制就是有官爵或官职的人参加科考，这种人不会像普通的学子那样走入考场去考试，而是会被单独地锁在自己的办公室或是一间屋子里完成答卷。有人会问，我已经做官了，为啥还要去参加科考？为啥？为了文凭，为了那个进士出身的头衔，从古至今这玩意儿虽然被无数人吐槽但又被无数人奉作精神上的神灵牌位。

北宋的官员可不尽然都是科考出身，靠着父辈的恩荫而当官的人一抓一大把，其他的靠着各种赏赐做官的人也不少，但这种人都缺一张文凭，为了不被某些人在背后嚼舌根子，那些有真才实学且还想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的官员就会去参加科考。考中了自然有赏且脸上有光，但如果没考中也绝不至于会丢官，顶多会丢一点人，毕竟进士这玩意儿一次就过实属难得，所以这个事基本上是稳赚不赔。

说完了锁厅制，再来说一下宋朝皇帝的仁德。自从赵光义开始，屡考不第且年事已高者被皇帝御笔赐同进士出身就成了皇帝的一项对读书人的恩德，这种行为后来被赵恒和赵祯父子俩更是玩出了花，只要你肯努力地去考，只要你考够了一定的次数且达到了一定的年纪，那么你就迟早会有出头之日。北宋为什么会有冗官冗吏这个顽疾，说白了，这都是大宋的官家自找的，妇人之仁于国家之长远大计永远都是个祸害。但是，这个事如果是从读书人的角度上来看却是天大的好事。

说完了这些，我们再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会不会发现什么问题？一方面是你有官做却还要来参加考试，一方面是无官无爵的寒门学子就想着通过考试改变命运，可蛋糕就那么大，录取的人数肯定是有限的，这就让二者之间产生了矛盾，尤其是寒门子弟中那些落榜的考生就会在内心里怪罪于那些可恶的官二代跟自己抢食吃。这些话上不了桌面，但私下里却是各自都心知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