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公憶舊
白先勇先生的《臺北人》《紐約客》宛如一聯對仗句。寫盡特定時空底下那一群特定人物的哀怨荒涼。自然是華語文學的上乘之作。其實他的散文也寫得好。我尤其喜歡《樹猶如此》和《不信青春喚不回》兩篇。前者寫個人情感的深慟。後一篇更其闊大。寫六〇七〇年代臺灣文學的風雲翻滾。他是親歷者而兼組織者。所聞所寫自是見林見樹。那些年月裡華語文學的核心正在此文範圍之中。
白先勇史筆兼詩筆地書寫憶舊。突然淡淡一轉。寫在中文系聽鄭騫先生講詞的過往。點染得宜。極有境界：
“‘綠鬢舊人皆老大。紅樑新燕又歸來。盡須珍重掌中杯。’－－這是晏幾道的《浣溪沙》。鄭因百先生正在開講《詞選》。我逃了課去中文系旁聽。惟有逃到中國古典文學中。存在的焦慮才得暫時紓解。鄭先生十分欣賞這首小令。評為‘感慨至深’。當時我沒聽懂。也無感慨。我欣賞的是‘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晏小山的濃詞艷句。
那幾年。聽鄭先生講詞。是一大享受。有一個時期鄭先生開了‘陶謝詩’。我也去聽。坐在旁邊的同學在我耳根下悄悄說道：‘喏。那個就是林文月。’我回頭望去。林文月獨自坐在窗口一角。果然。‘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聯想起司空圖《詩品》第六首《典雅》中的兩句詩來。日後有人談到林文月。我就忍不住要插一句：‘我和她一起上過“陶謝詩”。’其實《現代文學》後期與臺大中文系的關係愈來愈深。因為柯慶明當了主編。當時中文系師生差不多都在這本雜誌上撰過稿。
臺大文學院裡的吊鐘還停頓在那裡。可是悠悠三十年卻無聲無息的溜走了。逝者如斯。連聖人也禁不住要感慨呢。”
白先勇筆下的中文系才真是該有的樣子。鄭騫鄭因百先生南渡之前長居京華。想來他老人家的課堂上亦是一口漂亮的京片子。聽他在堂上說法。一定是一種享受。他開的課好像以詩詞講授居多。也許藉由這些舊日世界的遺存。能讓他在心靈空間裡回到昔日家山之中。
他和老友臺靜農先生一樣。來臺大中文系教書起初都以為是暫住。不料卻成了長安之所。《清晝堂詩集》裡有《初到臺北紀事》一組詩。作於民卅七年戊子十月。第二首便寫這種惘然：“昔年常怪東坡老。牛矢何緣寫入詩。今日南荒迷歸路。臨風惆悵立多時。”
詩後自註：“東坡海南詩‘但尋牛矢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水道町即今溫州街南段至水源路口一帶。十餘年前予初來時。其地多水田。阡陌縱橫。牛矢滿途。與今日之大廈林立熙來攘往者迥異。”
鄭先生的課與詩都精彩。寫下的文論與隨筆也都好看。他年輕時候寫幾篇如《詩人的寂寞》《雪天的詩》我尤其喜歡。對古典詩文的賞析之作本該就寫得如斯空靈蘊藉。其自身即應是美文。將心比心。呼朋引伴。右盼左顧。直指詩境。只有這樣才稱得上匹配。
“千古詩人都是寂寞的。若不是寂寞。他們就寫不出詩來。人在心如止水的時候。總是很自然的過著日常生活。當然無所謂詩。但是很少人能夠長久保持這種止水似的心情與常態生活。已往的回憶。未來的冥想。天時人事的變遷。花開葉落。暮雨朝雲。一切都像風吹水面似的。惹起人們心情的波動。這些波動。層疊堆積起來。就需要寄託。需要發洩。這是人之常情。尤其多情善感的詩人。更是如此。”
白先勇的憶舊還同時提到了林文月。林先生當年寫了好些文章懷念臺靜農鄭騫兩位恩師。甚至連他們二位文集中的素描小像都是林先生所繪。可嘆恨的是如今連林先生這一輩人都漸行漸遠。聽說她在異國生活患疾甚重。連紀念臺先生一百二十周年誕辰的文章裡都已沒有她的新作。此時再看白先勇筆下風華絕代的她。真是唏噓不已。
林文月自己也寫過聽鄭先生“陶謝詩”時期的回憶。頗能顯現鄭公心中藏匿甚深的灑脫氣質：
“我的學士論文《曹氏父子及其詩》。是鄭因百先生所指導。至於碩士論文《謝靈運及其詩》。題目的選定是頗有趣的。我考取研究所那一年。鄭先生第一次在台大開‘陶謝詩’課。上學期講淵明詩。下學期講靈運詩。一個冬日午後。我和同時考取的同學王貴苓步入第四研究室。她穿著藍布旗袍。我在黑衣上罩了一件織錦緞的褂子。那時代。女大學生穿旗袍是很普遍的。鄭先生看到我們。忽然說：‘你們兩個人今天穿的衣服。一個像陶詩樸素。一個像謝詩華麗。你們就一個做陶詩研究。一個做謝詩研究吧。’那已經是四十年前往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