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疫情下的一些个人看法与感悟

近日西安疫情，和朋友讨论了很多观点。发现很多事情到最后都不能说对错，只是个人在权衡利弊时赋予的权重不同，导致大家的行为各不相同。不想道德绑架大家，也无益于拿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说事，只是把零碎的观点整合成我的看法，总结一下。希望没有人对号入座。

第一个要说的怎么看待大家舆论批评的问题，我称之为【众错无错问题】。

疫情期间，隔离者抱怨一刀切，自己被冷落被忽视。基层工作者抱怨心力交瘁，民众不听话上级要求高。上层抱怨压力太大，无法兼顾所有人，做啥啥不对。纷争四面八方，总结起来就是：错的是他们，不是我。

Culture Revolution（CR）后，每个人都回忆那个时代自己遭受的不公，似乎每个人都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是悲剧的产物。带袖章的不回忆自己当时戴着袖章的趾高气扬，民众不回忆自己扔的白菜，不回忆自己的威胁语录。

陈凯歌说：尽管“CR”因“十年浩劫”这样的名词而似乎得到否定，也有了许多批评的书籍，但只要人们仍然只会控诉他人时，这场“Revolution”实际上还没有结束。我试图做的，就是在审判台空着的时候自己走上去，承担起我应承担的那部分责任。因此，这是我的自供书。我一直不能以轻松的态度看待生活，这也许恰恰是我在书中所描绘的那个时代给我的影响，我却没有什么后悔。

天道中，丁元英父亲病危，大哥要求讨论父亲的事该怎么办，大家该如何分担。丁元英说：“我只知道他是我的爹，他还是谁的爹我不知道。如果我知道咱爹不仅是我爹，也是你们的爹，那就一定会想到分摊责任，否则心理就会不平衡，只要你是个人就会这么想。我和大哥都在外面，如果秋红在给父亲端茶倒水的时候也这么想，他也是你们的爹，那这碗水就端不下去了，结果就是咱爹喝不上水了。”

同理，顾炎武有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觉得还不太对。如果大家都想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匹夫都有责，分摊到我身上就没有多少责任了。所以应该是：天下兴亡，我的责任。天下兴亡是我的责任，我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不能做让天下亡的事。但【天下兴亡，我的责任】向来难以试行，其源于每个人的素质不尽相同。有人恪守天下兴亡我的责任的时候，也有人认为匹夫有责，自己只负责一点点就好了。结果恪守我的责任的人费力不讨好，他心想那么多人都认为匹夫都有责的话，那我也匹夫有责好了。毕竟我一个人的付出对天下的兴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一个人的付出对我个人的损耗确实100%的。这就是为什么熵增很容易，熵减很难。内卷这些问题其实归根结底也在这里，大家都知道无止境的竞争是无谓的，对每个人都是耗材耗力的。但是我的孩子不上奥数，是无法影响其他孩子不上奥数的，我一个人的一点不竞争对无止境的竞争的减弱作用是趋近于0的，但是对我的孩子的成长的副作用是很大的。所以我没办法，我的孩子还要上。每个人都这么想，每个人的孩子都要上。结果是大家都很累，但没有人想做第一个妥协的牺牲者。

那么什么时候天下兴亡才能是我的责任呢？答：当大家的素质（此处是中性词）极大提升时。

尤其有两个问题。（1）为什么大家素质不尽相同。（2）为什么素质极大提升容易走向我的责任。

回答一：为什么大家素质不尽相同。因为生物本能的规律，和群体心理学有关：个人进入群体，就会失去责任感束缚；群体比个人降智；群体感性大于理性——众错无错就是在说群体心理学现象

回答二：为什么素质极大提升，就会容易走向我的责任呢。因为素质的提升是一个先快后慢的过程，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大家的素质接近相同。这时候思维有可能到同一个层级，即有可能形成天下兴亡我的责任的共同看法。那时候大家都不再考虑别人的非一致做法对自己造成的不利损耗，也就大同了。

那么什么时候才能使得大家的素质极大提升呢？朋友小卓认为要满足两点：（1）资源极大丰富，大部分人都在追求马斯洛最高的自我实现需求；（2）群体价值观中，担责救世的感性情感光环很强。只有这样才能不违背基本的规律，实现我的责任的那种情况。我认同。

说实话，这个路任重而道远，且走的越快的就是越早牺牲的。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是主动性走在了前头，大多是政策导向性被推在了前头。所以当我们拥抱幸福时，一定不要忘了那些主动或被动被湮没在发展道路上的无名之辈。

而现在，大家都停留在【错的是他们，不是我】的阶段。

大家的看法是：是他们没有尽守他们的匹夫之责，我要批评他们的匹夫失职。而我是否恪守了我的匹夫之责，这不重要，因为我的责尽了影响不了大环境的失责。由此自己的责可以被无限弱化，他们是多数，他们的责需要被乘以系数去看待。借陈的话再说一遍：只要人们仍然只会控诉他人时，这场“疫情”实际上还没有结束。我们没有人做的，就是在审判台空着的时候自己走上去，承担起我应承担的那部分责任。

可对大部分人来说，他们没有错，本分居家不外出，那又有什么不能批评别人只能反思自己的责呢?有一个：对工作者抱有同理心的责。没有好干的工作，没有面面俱到的照顾，没有不需要睡觉的铁男，没有不会遗忘遗漏的大白，没有能同时派发的蔬菜，没有实行一致的街道社区。大家都是特殊情况特殊处理，都是朝令夕改的变化和应对。谁来都一样。如果还在纠结别人的错，以此来否定自己的责，就是依然陷在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里。

最近有个社会面清零的概念又引起大家吐槽，在我看来就是局部集中封控的意思。我的朋友中的任何一个人或朋友如果被强制局部封控，我们其他人一定会大口谩骂批评政策，但可能事还是要这么干。这就是舆论有时不能引导结果是吗？因为舆论是无数个1（个体），结果却是1+1>2的2（集体）。骂是因为匹夫有责，做是因为我的责任。大家“被做”了，是因为大家还是认同了匹夫有责。

第一个问题的看法我只谈到这里。第二个问题是权衡投入产出的问题，我称之为【志愿者问题】。

疫情防控加重，很多地方都会找志愿者支援工作。这些被管控的居民去不去志愿，该不该志愿，我们拆解来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貌似没那么简单，没有对错是非。

首先我对参加志愿的人民报以极大的尊重与感激，这点我已经像很多人表达过了。

我相信大家对志愿的人都是佩服的，但对自己是否去都是打鼓的。黄继光是伟大的，值得歌颂的，但我去堵抢眼，对不起我做不到。这种态度我觉得是正确的，也正因为如此，才证明黄继光是伟大的。

当然，绝大部分不做志愿者的是没有门路，毕竟去做需要咨询别人，需要繁琐的验证申请找社区的流程，然后还要看自己是否合适，家里的老人有没有照看，配偶孩子怎么办。而我所讨论的问题范畴是排除这部分人的，因为这些人的所想我认为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志愿者是要出力服从安排，志愿的前提是所做的工作不影响自己已有的工作，这是共识。对于管控在家的公务员，如果自己的志愿工作能得到宣传，那对自己未来的路也是很好的。这些我想是没有争议的结论。问题在于，如果志愿工作是默默无闻，那么对于管控在家无事可做的居民来说，埋头苦干的志愿工作是否值得去做？

很多人都觉得当然值得，不然，其实很多人的意思是说志愿工作是有价值的。有价值≠值得做。有价值是要付出的，是要投入的，而值得做指的是投入产出比合适。那么志愿的投入产出比是什么呢？

投入：辛苦疲惫、被感染的风险（虽然小但不是不存在）

产出：帮助别人的获得感、不同经历的体验感、未知圈子的扩展

有人会说，志愿的最大产出是工作有运转得以继续推进。那是对集体，不是对个人，个人的产出就是使得工作得以运转后给自己带来的帮助别人的获得感。

对于很多人来说，他重视这种感性的收获，忽视这种辛苦（反正在家也没事），风险几乎没有，他愿意冒险，所以他去做志愿者。

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不看重这种虚无缥缈的感性收获，这种辛苦有点重（不如在家闲着），风险虽然很小但如果发生就很严重，所以他不愿意冒险，所以他不去做志愿者。

大家对投入产出项都是认同的，不同的是不同的人对其有不同的比例分配，也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权重，这影响了行为判断。这些决定与判断都属于人之常情，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去做或者都不去做某件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事风格。当然有Party要求或约束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投入产出比的比例分配为什么因人而异，小卓认为归根结底是哲学或人格心理学提的一些东西：利己利他享乐主义，助人型人格野心家人格etc。后天成长环境导致个人三观不同，价值标准和信奉处世法则也会不同。不同时代流行不同的价值法则，我们对当代里下不流行的价值认同也要有一定的包容度。因为价值观本身没有对错，是价值潮流使大家有了主观上的是非观。而价值本身是有容他性的，利己主义者和利他主义者都会在很长的时间里存在着，且利己利他不见得只因人而异，对一个人来说，可能还因事而异，但这只是我的泛泛一想，因事而异的归根结底我没有想过，碰到了再思考吧。

当然我更希望，能重视感性收获的人可以多一点点。而这么希望的人最好自己首先就要这么做（不绝对，毕竟赞美英雄≠想当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