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宏与韦恩斯坦：“性瘾受害者”的神话
王力宏的事情之后，果壳紧跟热点出了一篇科普性成瘾（Sex Addiction）的文章。
不过具体到王的例子上，我有些别的看法。在我看来，王的“性成瘾”更像是他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副产品。他只不过是把“性”当成了彰显权力和自我存在的途径之一。但有意思的是，当面对“追求自我存在”这个目标时，男性似乎比女性更容易陷入王力宏的局面——以性、控制和更多强烈的排他行为，强化自己的主体性，他们似乎更容易走入自恋和性瘾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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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宏出身名门。
曾外祖父许凤藻是民国知名海军将领，奶奶许留芬毕业于清华大学，是著名史学家许倬云的姐姐。王的父亲毕业于台湾大学医学系，母亲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他本人毕业于马萨诸塞州威廉姆斯学院，几个兄弟也都名校毕业。
成长在这种家庭里的王力宏，潜移默化之间，或许会将“优越”当成下意识，把“权力”视为直觉。当一个人用以区别自己和他人的尺度是“优秀”或“权力”时，他就毫无疑问会陷入阶级和剥削的图式——即，如果他人是好的，那我是更好的。
拉康认为，主体在生存过程中，不仅自己在看，也在炫耀给他者看。
在王此前一帆风顺的人生中，他的炫耀对象是朋友、同龄人，乃至簇拥在“优质偶像”身边成千上万的粉丝。等到结婚生子，他的炫耀对象干脆囊括了东亚文化圈内的大部分男性——毕竟，有几个东亚男性的梦想不是“事业成功，老婆貌美又听话，孩子可爱还不用自己带”呢？
王的前半生，可以说就是一部精神分析意义上的炫耀史。他源源不断地向他者输出着自己的“优越”：比他们成绩更好，比他们更会玩音乐，比他们更有钱，比他们更幸福。当阶级图式与炫耀相遇，自恋就产生了。无限膨胀的自我会带来同样无限增长的欲望——对“确认自我存在”的欲望。
而与此同时，拉康的凝视理论也指出，主体能意识到自己在看，却意识不到自己同时也在炫耀给他者看。换句话说，即使已经有足够多的人对他和他的人生进行偶像崇拜，王力宏本人也无法从这种无意识的炫耀里得到满足，人们的崇拜已经远不能构成他对自我存在的确认——自恋的典型特征之一，认为自己目前所有的一切成就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得来轻易，所以还远配不上完美的“我”。
当这样一个人需要一件东西来彰显自我存在、证明自己的魅力远高于“唾手可得”的水准时，王力宏和他的许多前辈们一样，水到渠成地把“猎艳”提上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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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的事件令我想起另一位更著名的“男性瘾者”——哈维·韦恩斯坦。这位好莱坞著名制片人在被控一系列与性有关的罪行之后，向媒体表示自己正在向医生寻求有关“性成瘾”方面的帮助。
然而，根据美国心理学会（APA）2013年发布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2013），“性成瘾”并未被看作是一种精神疾病。也就是说，APA并不支持医生对患者作出“性瘾症”的诊断。
所以，韦恩斯坦的言论很快被一些专业人士所驳斥。《性瘾迷思》（The Myth of Sex Addiction）一书的作者、性治疗师David Ley认为韦恩斯坦的说辞完全是无稽之谈：“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自私’和‘厌女’也称得上是一种精神障碍了？”
在他的书里，David指出，通过判定一个男性患有“性瘾症”，我们的社会相当于忽视了这些男性本该承担的责任：正直、自控，以及对自己和他人基本的尊重。“长期以来，那些有钱有权的男人发生不负责任的冲动性行为之后，都会搬出‘性瘾’这个概念，来解释他们的行为。”通过让自己看上去像受了疾病的控制，而不得不犯下错误，这些人可以狡猾地逃脱指责，甚至还能博来一些同情。
同时，这一说法也指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否只有男性着迷于‘性瘾’这个概念？”英国“性瘾者自助网”（Sex & Porn Addiction Help）提供了一组颇有深意的数据：21,000名登录该网站寻求帮助的受访者中，有91%为男性。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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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权制文明要求女人保持贞操；人们多少公开地承认男性有满足性欲的权利。”波伏娃并不是第一个意识到这点的人（尽管她可能是其中最著名的那一个）。事实上，任何一个掌握基本生物知识的人，都会愿意承认：“性”带给女性的危险，总是远远大于男性。在最基本的生理层面，它可能会导致疼痛、出血、怀孕，以及疾病。而当事情上升到社会层面，一切只会更麻烦：它事关一个女人的“名声”。简单来说，同样是“猎艳”，女人要付出的成本总是高于男人，而承担的风险也总是高于男人。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男性似乎更容易成为“性瘾受害者”。“他投身到他者身上，却不丧失他的自主。”在哈维和王力宏这类男性看来，“女性”不过是“性资源”的文明叫法。男人寻求过量的性，不是因为他们是“性瘾者“，而是因为他们是男人。男人们互相攀比，在自己的派对上能请来多少火辣的女孩，通讯录里能翻出几个随叫随到的床伴，就像攀比地下车库里有几辆豪车、在世界各地有几处房产一样。通过把“年轻火辣的女孩”物化到和“车子”、“房子”一个级别，他们的主体性又一次被强化，像给泥塑的佛像镀金一样，使得他们成为父权制社会所敬仰和追求的那种男人——不惜践踏他人的主体性，以扩大自己的自我存在。侵略所得越多，越伟大，越强壮，越“大男人”。成功的制片人和偶像这种身份，远不足以满足这类男性对于“自我”的无止尽欲望。
总的来说，对这类男性而言，事实是这样的：如果他们需要一个王冠，一些女人的尸骨会是很好的点缀，就像他们曾在远古时代做的那样——把作为战利品的兽皮披挂在身上。唯一的区别也许是，那时候的男人不会为自己辩护道：“抱歉，我有杀戮成瘾症，我正在寻求医生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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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上面的问题：“是否只有男性着迷于‘性瘾’这个概念？”
我的回答是：部分意义上来说，是的。至少，相信“性瘾神话”的人当中，绝大部分会是男性。因为性对他们而言，风险不高而回报丰厚，是稍有些危险但绝不足以毁灭的小游戏，是显示自己“富有魅力且强有力”的最佳工具。他们当然会不遗余力地为这种行为辩护，如果它到了有些出格的地步，那么就发明一个“成瘾症”，让它看上去就像其他任何一种疾病一样无辜。
如果说男人必须要通过把女人贬作他者，来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那么，性，无疑是非常好的先遣队员，一种古老而总是有效的剥削手段。想想他们是怎么描写性的？“夺走贞操”“占有”……即便在苍白的纸张上，他们也不愿放弃口头侵略的主动权。
所以，“承认性瘾”绝不是一个男人的投降仪式，恰恰相反，它有点像是一种无奈的炫耀：好吧，我成瘾了，我被控制了，所以我伤害了很多人。但那又怎么样呢？至少说明我有伤害的能力，我是剥削者，而非受害者。
我们应该警惕的是，会有一部分犯罪者狡猾地借助“性瘾”为自己开脱，将自我放纵归罪于大脑里某种器质性病变，这不仅是对受害者的伤害，更是对全社会此前所做的防止性犯罪的努力的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