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说供应链的学习障碍 | 从“尴尬的阿米巴”谈起
刘润老师前段时间发表了一篇引起较大反响的文章《稻盛和夫，和他尴尬的阿米巴》。稻盛和夫，和他尴尬的阿米巴
“阿米巴”已经是非常流行的一个管理学上的代名词。虽然这个名词究竟指代什么现在还是众说纷纭，但当前大部分围绕这个概念的讨论基本也都和供应链领域有关系。这样一来，阿米巴的概念理应成为供应链从业者学习的一个对象。而刘润老师的文章一旦引起了巨大的争论，这个争论过程马上就可以变成一次非常理想的学习过程。比起枯燥乏味的说教，没有什么比一场激烈的辩论更能帮助大家学习的了——“理不辨不明”么。
比起五花八门的阿米巴学书刊和文章，刘润老师的文章高度精炼且清晰。相应的，反对者的批评也很激烈。基本直来直去。在管理学领域这种论辩并不多见。但即便如此，对于外行来说，想要从中真正搞清楚阿米巴是怎么回事，却仍然存在某些障碍——虽然很多时候人们并不在乎这种障碍。
01
首先这显然不是围绕科学命题的真伪之辩
管理学是一碗浓汤。每当发生观点的争执，就会苦于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马上拿出笔在纸上进行演算；或者是像爱因斯坦和玻尔发生争论的时候那样立刻设计出某种理想实验。“华山再论剑”——第六次索尔维会议 | 量子群英传在双方的辩论方式中，一个显著的特征是稻盛和夫的原话显得非常重要。与平时一般的叙述中引用某些著作原文作为点缀以及加强说服力有所不同的是，即便是在论证某种机制逻辑（例如作为争论焦点的“单位时间核算表”究竟是干什么用的这个辩题）的时候，双方主要也是依赖于稻盛和夫的原话来做论证（辩论的正反双方不约而同皆是如此）。对于一个自然科学的命题来说，自然是无需这么做的。无论是牛顿力学还是相对论，都无需通过牛顿或者爱因斯坦的原话来做出论证。虽然有时候引用一些原著中的话会有助于理解。“受控实验的普遍可重复性”——这一辨别科学真伪的方法——无法在这里适用。盛和塾生喜欢用大量的企业成功案例来做出证明，但很显然，在这些案例中，既不满足“受控”（例如医学上的双盲实验），也不满足“普遍可重复性”。
02
“理想型”
当然，双方都是将阿米巴称为某种“思想”（有时候也用“逻辑模型”或者“解决方案”之类的称谓，只是在这种逻辑模型之中所谓的“哲学”不能缺席），并没有人真的会把阿米巴作为一个科学命题来对待。不管是演绎法还是归纳法，其实都不能对信徒们的信念带来丝毫撼动。那么，对一个外行来说，了解某种“思想”我们还有可能找到相对靠得住的方法么？一旦缺少了公理—定理的命题系统，我们是不是就只能在“语录”的碎片中去寻找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试图对某种“思想”做出价值评判之前，得首先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这需要某种“走进去”与“跳出来”的过程。“走进去”是同情的了解，这个过程尽可能保持价值中立。“跳出来”则是在理解的基础上，从宏观视角进行反思。“
在我看来’做思想史研究的必须具备一个基本功——学会‘走进去” ‘跳出来”的思考方法。“走进去”指的是想象自己生活在那个时代……。研究者做到“走进去”后’就要‘跳出来”。思想史研究中的“跳出来”指的是对当时人的思想有了同情的了解以后，再回到理性反思的层面上，阅读当时的思想家的著作。如此才能读懂当时思想家在讲什么。——金观涛《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
”
这其实就是马克斯·韦伯的“理解”的方法。通过这种“走进去”，“跳出来”的过程，我们才能把握某种思想的“理想型”（Ideal Type）。观念与观念之间的关系，社会行动与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都是无限的。我们不可能认识所有的内容。“这种思想图像将历史活动的某些关系和事件联结到一个自身无矛盾的世界之上面。这个世界是由设想出来的各种联系组成的，这种构想在内容上包含着乌托邦的特征，这种乌托邦是通过在思想中强化实在中的某些因素而获得的。”（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
阿米巴既然不是某种科学法则，那么很显然，它也归属于某种“理想型”。这点上，它和诸如“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科层制”等等概念类似。著名的“精益生产”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理想型”。从这些“关键词”的流行程度可以看出，不管人们有没有意识到，“理想型”对于人们平时把握社会与观念对象已经是必不可少的了。缺少了这种抽象概念，对于复杂观念对象的沟通几乎就没有可能。虽然有的时候，当日本人和美国人谈论“资本主义”的时候，各自的含义多多少少会有偏差。
抓取某种思想的“理想型”，仅仅从思想家的文本与语录之中获取往往是比较困难的。抽取出一个可理解的理想型，需要某些条件：
1，它需要高度的概括性与抽象性，它必须从杂乱的关系中构建某种秩序。与系统论对于“系统”的定义类似，它们都服从观察者和研究者特定的、主观的目的。即便如此，它仍要求内在逻辑的一致性。2，作为一种观念系统，我们必须考察它与社会行动之间互动的动力学过程。
03
"走进去”、“跳出来”
“管理人员应该期望管理科学家不是提供公式，而是提供理解。—— 彼得·德鲁克《管理：使命、责任、务实》” 刘润老师的研究很好的吻合了这一研究方法。他选取的研究资料非常特别，是时间跨度长达几十年的演讲实录，对这一资料的研究恰好能够让我们走进整个阿米巴的观念系统与具体实践反馈的互动过程——看到观念如何塑造行动，行动的反馈如何进一步改变观念系统。一旦重演了这一双向塑造的过程，“走进去”也就基本完成了。当然，“走进去”的过程，刘润老师还坚持了另外一个并非人人都能做到的原则——那就是“价值中立”，不预设某种价值立场。 从破碎的文本、不容置疑的训条中，以及在各种形而上的迷雾笼罩之下，真正抽取出形成特定秩序的、可理解的“理想型”，这种真正的“走进去”的研究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也并非在经验世界中去实地“走进”某些企业做考察所能取代的。进一步了解有关“可理解性”、“可重演性”，以及这种有别于自然科学实证研究，但又具有坚实基础的方法论，建议大家阅读金观涛先生的文章。金观涛：数字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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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巴的“理想型”分歧
什么是隐藏在“阿米巴”这个关键词背后的观念体系？刘润老师做了非常成功的把握，他画了下面这张图。
作为“跳出来”的整体性反思，刘润老师在文中指出了这一体系某些不完备之处。由此所引发的双方的争论中，当然也确实包含一些“理想型”层面的分歧。其中最典型的分歧，就是前面提到的“单位时间核算表”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单位时间附加值不是用于横向比较，而是主要用于纵向比较，用于找寻自己缺点，以提升自我，而不是用来相互攀比的。”……“对阿米巴进行评价时，重点并不放在接单额、生产总值、单位时间附加值等绝对数值上，而是要看各个阿米巴是如何通过钻研创新来提高这些数字的。”（独家 | 曹岫云父子回应刘润：尴尬的不是阿米巴）
一方面是强调了内部独立核算的用途，另一方面则属于持续改进PDCA结构中的“测量”环节（获得持续改进过程中基于“目标差”的反馈）所起的作用。前者过度强调了“内部市场化”，它有着潜在的伦理危险——容易导致内部自私自利的恶性竞争；而强调后者则看似可以避免这一危险。当然了，前者的独立核算机制也不可否认是阿米巴的必要组成部分，而抑制其中的伦理危机的方式就是发扬“利他”精神。很显然，如果要宣扬利他精神，在“单位时间核算表”的用途之中，就有必要更强调其“纵向比较”的一面，而弱化其“横向比较”的一面。
如果暂时把伦理上的问题悬置起来，“单位时间核算表”同时用在“内部市场化”与“持续改进”这两个方面，本不存在互相冲突和矛盾之处，两者完全可以共存。同时，正如刘润老师在文章中所梳理的，作为单纯的管理机制来看待，这两者都存在不完备性和不稳定性。前者的不稳定性比较明显，刘润老师已经做了详细的梳理——他将其比喻为按下葫芦浮起瓢。对于后者——持续改进的结构——其不稳定性则不太明显。
持续改进，在系统论视角看来即为某种负反馈结构。相对于更早期的开环式、一次性调节的结构（未来我们会用较多笔墨界定这两者在结构上的区分和演变），负反馈结构确实是一个较大的组织模型上的进步。而作为负反馈结构，其结构中关键的环节则是“目标”，以及目标的统一。这一结构的不稳定之处正是在于目标是否一致，以及对待目标的坚定态度。目标，特别是某种终极目标，往往直接对应着应然的价值层面。
这样一来，无论是”内部市场化“所导致的不稳定性（它似乎已经被不容置疑地归咎于人的自私自利了），还是持续改进的负反馈结构中的不稳定性，都导向同一个方向——必须把组织中人的价值系统与伦理道德纳入控制范围。
05
进一步的反思
如果将这种“跳出来”的反思更进一步，我们不难发现，在刘润老师所总结的结构图中，无论是上层的实然层面的管理机制（所谓“实学”），还是作为图片中地基的围绕组织价值体系的理论（所谓“哲学”），其实都已经是管理学的老生常谈，并无太多新意。
前面曾提到了两个实然层面的机制。一个是所谓的内部市场化。这从斯隆年代的分权机制开始，各式各样的化整为零、独立核算、全员参与，包括在ERP系统中利润中心的解决方案等各种理论早已屡见不鲜。凯文·凯利的去中心化组织可能是这种化整为零的一个极端，阿米巴的理论家可能也不会去想象这种极端情况。而作为持续改进机制的负反馈结构，则也在诸如戴明环（PDCA结构），六西格玛（DMAIC结构），以及各种目标管理、数字化经营机制中反复出现了。
至于组织中的价值体系问题（所谓的“哲学”），即使不考虑德鲁克所谓的“工厂共同体”（Plant Community）的理论，就算从以霍桑实验为起始标志的“行为科学”理论阶段开始，管理学理论重心也早已放在了如何应对与人有关的问题上面了。将人的因素，包括人性、人的心理活动、人的生命意义一起纳入管理控制范畴的尝试，从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麦格雷格的X-Y理论，彼得斯的卓越企业理论，一直贯穿到了圣吉的学习型组织。而对这一理论脉络的批评同样也是老生长谈。怀特《组织人》的发表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将这类思想统称为“社会伦理”，给予了辛辣但不失幽默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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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的有效组织
“这里所说的一切都只是常识，关键则是对常识的有效组织”。管理学逃不开我们上一篇推文中所引用的这个断言。理想型是一种在各种常识的纷繁的头绪在找到某种秩序（也就是组织）的方法。而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基本可以发现，这个理想型“组织”本身并不稳定。阿米巴“实学”上的不稳定我们前面做了基本的分析。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这其实是来自于系统中的无法避免的“无组织力量”。系统论将“组织”定义为功能耦合体。而无组织力量，则来自于不能有效实现耦合的多余功能。艾什比的“必要变异度定律”（Law of Requisite Variety）从另外一个角度阐述了这一原理。
“无组织力量”是金观涛先生在《系统的哲学》中所提出的概念。后续我们频繁涉及这个概念。
“必要变异度定律”参见艾什比：《控制论导论》，通常被表达为控制过程中只有主体足够的“变异度”才能吸收对象丰富的“变异度”。
刘润老师在梳理阿米巴在观念与实践的互动链时，曾经举过一个例子，那就是阿米巴对“人效”的控制。其中有一个貌似很不起眼的干扰因素：薪资保密问题。这个不起眼的地方，显示了系统中无处不在的内在冲突：化整为零、“把变大的组织划小”，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思路；薪资保密则来自于中心化组织机制的需要。这样的功能耦合障碍在系统中随处可见，且不可避免。
组织理想型中的不可避免的内在冲突与无组织力量并不是世界末日，它同时代表了组织身处的不确定性背景，是组织自身持续演化的动力之源。阿米巴自身高度重视的持续改进（之前我们论证了京瓷会计学的主要目的其实是获得PDCA循环中的目标差反馈），正是这样基于这样的前提条件——它必须基于永远没有完美的组织这一前提。但接下去发生的事情却是出乎意料的。理论家陷入了寻找终极完备性乌托邦的幻想之中，这种完备性得益于不容置疑的“哲学”。当然，这并不是阿米巴独有的困境，从德鲁克的“工厂共同体”，到行为科学理论的各种人性与文化学说，一直到学习型组织，都存在某种深层次、又不易觉察的悖论。怀特的《组织人》读起来颇为幽默风趣。但真正振聋发聩的，是韦伯在现代性危机最为深重的时刻所做的演讲。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Öffentlichkeit）隐没，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一个超越世界，或者流于个人之间直接关系上的一种博爱。无怪乎我们最伟大的艺术，皆以隐邃柔敛（intime）见长，而非以巍峨雄放（monumentale）取胜；更无怪乎在今天，唯有在最小的圈子里，在私人与私人的关系间，才有某种东西以极弱的调子在搏动；换到以前的时代，这个东西，正是那曾以燎原烈焰扫过各大社会，而将它们融结在一起的那种发出先知呼唤的灵（pneuma）。如果我们企图强求或“发明”巍峨刚发的艺术感性，那么，会出现的将是像过去二十年间所建的许多纪念堂、纪念碑那样的可怕怪物。如果有人企图在没有新的、真正的先知的情况下，谋划宗教上的新力量，那么会出现的将是一种在心灵意义上相似的怪物，唯其后果更恶劣。最后，至于讲台上的先知，将只能产生狂热的宗派，永远无法造就真正的共同体。对于我们时代的这种命运，谁若无法坚毅承担，让我们对他说：您还是安静地、不要像一般回头浪子那样公开宣传，而是平实地、简单地回到旧教会双臂大开而仁慈宽恕的怀抱中去吧！它是不会为难您的。不论以哪一种方式，他总是要以某种方式奉上他“理知的牺牲”的——这是无法避免的。如果他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不会因此而责骂他。因为这种为了无条件的宗教皈依而采取的知性上的牺牲，从伦理的角度来看，和规避智性诚实这个平实义务并不是同一回事；如果一个人缺乏勇气去澄清自己的终极立场，转而用软弱的相对主义论调减轻这个义务，那就是在规避智性诚实这个平实的职责。在我看来，为了宗教皈依而牺牲理知的人，比讲台上的先知有更高的地位，〔因为〕后者没有了解到，在教室的范围内，唯一的德性便是平实的智性诚实。不过，这种知性上的诚实，要求我们指出：在今天，所有在等待新先知和新救世主的许多人，所处的情境，和以赛亚预言所记的流亡时期以东（Edom）的守夜人那首非常美的歌所唱出的情境，完全一样——有人从西珥不住地大声问我：“守望的啊！黑夜还有多久才过去呢？守望的啊！黑夜还有多久才过去呢？”守望的人回答：“黎明来到了，可是黑夜却还没有过去！你们如果再想问些什么，回头再来吧。” ——马克斯·韦伯《学术作为一种志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