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有关画的故事

很久以前读过一本土耳其作家写的《我的名字叫红》，具体的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似乎事关一场谋杀，但主要聊的却是土耳其细密画——波斯艺术的重要门类，始于《古兰经》的边饰图案，是一种用来装饰书籍的精致小型绘画（百度）。书中提到一位细密画大师毕萨德的画。后人在看他的画时会赞叹“这实在太毕萨德了，甚至不需要签名。”根据书中大师的说法，毕萨德也明白这个事实，因此从不在画中某个秘密的角落暗藏自己的签名。而且，在这一点上，“毕萨德隐约带着某种难堪及羞耻感”。在细密画家看来，“惟有真正高超的艺术技巧，才能让一位艺术家既画出无可匹敌的作品，又不留下任何透露自己身份的痕迹。”因为细密画家看到的是安拉看到的世界，这个世界应该是同一的，不应该因某位画家的独特风格而产生差异,当然更不允许有个人的签名。

这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都很难在表达上完全隐藏自我的痕迹，绘画如此，书写亦是如此。在如今这个追求个性的时代，隐藏自我就变得有点奇怪了，但是不管你承不承认，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你试图隐藏自我的各种方面，可能是舆论环境，可能是隐私，可能是虚荣，可能是为了让自己无懈可击……。如果说所有的表达都是一种记录，那就都可以看作是历史的一种形式。而既是表达，便无法摆脱个人的观点立场风格，所以历史就会有千种面貌。比如绘画，在大宋有流民图，有千里江山图，有人说从清明上河图里能看到北宋衰败的前兆，都城的防卫空虚，张择端在画里表达了他的谏言，可惜皇帝视而不见。

最近看了马伯庸的《古董局中局2：清明上河图之谜》和黄仁宇的《汴京残梦》，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照，小说家写的历史和历史学家写的小说互为佐证，可以看到一些重叠部分。马伯庸的小说可读性很强，可以直接搬上电视屏幕，黄仁宇的文字就有点艰深。

小说家马伯庸在《古董局中局》中虚构了一个古董鉴别世家“明眼梅花”五脉，目前有四部，每一部都是五脉和制赝高手老朝奉之间的对决，其中第二部是关于故宫的清明上河图。主人公是五脉后人许愿，他一路追查故宫清明上河图的真伪，虽然故事和人物都是虚构的，但是关于此画的所有分析和争议都各有来源。

历史学家黄仁宇写了北宋书画局徐承茵参与清明上河图的绘制，由此连缀北宋徽宗年间诸人诸事，一直写到靖康之变。记得从前看他写的《万历十五年》，觉得很新奇，历史也能有这样的写法，可以跨越时空，把看似并不相关的人和事放在一起，找出其中的某些关联，可能未必都有道理，但却给了我们不同的视角和逻辑。当然黄先生也遭到了来自史学界的批评，这可能是为什么他在《汴京残梦》里一开始就声明，这是一本历史小说。我个人觉得历史学家写小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一边想着要无一字无来历，一边又要有小说的虚构和想象，想必是有些纠结的。

举个例子来对照一下这两本书。清明上河图的“清明”到底是不是指清明节？ 黄先生通过徐承茵告诉我们： “这画卷已定名为《清明上河图》，取其‘清明在躬’之意，只表示城中一种意态，并不一定所画限于清明节那天的情事。（P72）（如果是一本学术著作，此处就应该列举所有的争议和出处。）

而马先生是这样表现的： “戴海燕没容我思考，又指向了画面上的第三处。这是画卷中的一座大拱桥，这桥叫作虹桥，没有桥墩，桥身圆拱如彩虹，是汴梁城外横跨汴河的一座木结构的桥。桥上熙熙攘攘，人车拥挤，桥两侧都是商贩，十分热闹。 ‘看到没有？那几个小摊贩的案上摆的是什么？’她问。 ‘切开一半的西瓜。’我回答。 ‘你说宋朝有没有大棚温室？能不能在清明节吃到西瓜？’戴海燕的目光锐利无比。” （许愿和戴海燕都是虚构的人物，但是质疑是真实存在的。类似的争议在小说中还有很多，很有趣，相当于把学术著作中的枯燥文字巧妙地转换成了大众语言。）

有关清明上河图的故事有很多，黄先生的书里提到，这幅图张择端其实画了正副两个版本，“一幅被焚，一幅则给金人掳去。也不知道哪一幅是哪一幅。”（P251）这就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猜想的空间，也是马作家灵感的源泉。他在小说最后借老朝奉之口说，“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清明上河图》上没有张择端的署名了吧？他原本名气太小，没有署名的资格，等到天子御笔签题后，他就更不敢补名了。”原来清明上河图并没有张择端的署名，所以看到有署名的必是赝品，这倒是容易鉴别。

听学艺术史的朋友说，其实唐宋画家在画上署名的不太多，到明代开始比较普遍，和美术市场有关，艺术商品化了。我猜想，不署名的原因肯定跟土耳其的细密画家不同，也许是跟绘画这种艺术的地位有关吧。不知道故宫何时会再次展出清明上河图，想去看看那切开一半的西瓜和轿旁的小侍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