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三岛由纪夫的那些事（4）

《三島由紀夫未発表書簡－ドナルド・キーン氏宛の97通》

（4）死从预兆变成预告，直指1970，为何如此执着地追求死亡？

三岛由纪夫的文学世界确有其特异的美，但说起他的话题又委实沉重。前篇提到在三岛由纪夫的很多作品里都显示了死亡预兆。如果说那还只是一种预兆的话，在他死前的一两年里，几乎变成了不加掩饰的死亡预告，主要见诸于其各类随笔，或与其他作家同僚的对谈，包括给亲友们的信件。死亡本身已经不是问题；问题只是时间。而时间若以事后论，其实也渐趋明朗，那就是1970年；不能再晚。最后的问题就变成了为何三岛如此执着地追求死亡；而这问题则实在不是短短一篇小文即可完成的，此篇暂时只能接触一部分，但却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三岛由纪夫晚年醉心于知行合一的阳明学，且以自杀这种终极性的行动表明心迹；应该说他绝对是认真的，有言必行，绝无虚言，今天的文人行止实在难以与其相比。此篇将通过他与一些亲密友人的通信及其谈话等第一手史料对三岛生前最后一两年作一番考察。

在三岛诸多外国友人当中，唐纳德·金应该是三岛最信任的外国友人之一。两人的关系好到什么程度，从他们往来通信时的相互称谓可见一斑。三岛对唐纳德·金使用几种日语谐音字，如“怒鸣门鬼韵”，“怒鸣门鬼院”（DONARUDO KIIN）先生；而唐纳德·金同样也对三岛使用日语谐音字，如：魅死魔幽鬼夫（MISHIMA YUKIO）。在他赴死之际发出的三封给外国友人的遗书里也包括唐纳德·金。三岛去世后，后者透露了许多三岛生前的言行。很多资料都极具价值。

唐纳德·金参加了2010年在柏林召开的三岛由纪夫学术国际论坛，与其他学者相比，他谈到更多与三岛来往的相关信息，其中很多都非常重要；既有直接从三岛获得的死亡预告，也涉及到自杀动机。

三岛每年夏天都会举家到伊豆半岛的下田去避暑，1970年的那个夏天他特意邀请唐纳德·金同赴下田；后者提到这一段往事如下：

“我自以为也算三岛的亲密友人。但在开始比较亲近的时候，三岛曾对我说，‘我不喜欢太过黏糊的亲密关系‘。我理解这是‘既不想听我倾诉自己的烦恼，也不想对我倾诉他自己的烦恼‘的意思。对于这个两人之间的约定，我一直到他死前都在维护。（引自《三島由紀夫の知的ルーツと国際的インパクト》以下同）

“那是1970年的8月，我与三岛坐在下田东急酒店游泳池的池边，他告诉我说，《丰饶之海》第四卷已经基本完成，这个作品完成之后，除了死以外，再没有其它什么可做的事了’。‘死‘，作为一个词汇，一般来说，当然是作为’自然死‘来理解的，但这时他对说的’死‘，显然是’自杀‘的意思。当时我们都当玩笑一样笑了起来；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在心中留下一缕不安。于是，我第一次破戒对三岛说，’如果心中有何烦恼，希望一定对我讲‘。他当时避开了我的视线，什么都没有说。我估计，那个时候，他应该已经大概知道自己的死期了。那就是，他把《丰饶之海》第四卷手稿递交给责编的日子—11月25日。“

关于这段话，唐纳德·金对朋友们提过多次，其他相关人后来也有提及，可能是由于翻译的微妙区别，在其它版本里，描述变得更为明确。比如在佐伯彰一与川端香男里（东大教授、川端康成的女婿）的对谈中也提到此事，引述如下：

“川端香男里：最后一年的夏天，三岛先生带着全家到伊豆下田的东急酒店避暑，在那里渡过了20天。他还把亨利·斯科特·斯托克斯和唐纳德·金叫来陪他。（中略）

在下田他与唐纳德·金说起，这一段时间一直都在紧张进行《丰饶之海》第四卷的写作，在做了各种说明之后，他最后说，在完成这部作品之后，只剩下一件事需要做，那就是自杀。（引自《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往復書簡》以下同）

《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往復書簡》

川端香男里的传言里面没有提到唐纳德·金和三岛由纪夫对话之后的同时大笑。但事实上，估计川端香男里可能比唐纳德·金还要更为准确地抓住了三岛的真实想法。这是因为，他同时是川端康成的女婿，由于这种特殊身份，估计他已从岳父那里得到了更为清晰的信息。

川端康成与三岛由纪夫既是师徒关系，又同为知名作家，交往很深，几乎无话不谈，两人之间的信件往来比之唐纳德·金要频繁得多，涉及的领域也更宽，而且更为深入，毕竟两位都是日本文坛举足轻重的作家。事实上，在前一年里，三岛给川端的信件里，已有极为清晰的自杀通告，甚至还传达了拜托川端康成处理善后事宜，同时照顾自己家族的意向。1971年1月24日在东京本愿寺举行的三岛由纪夫的公共葬礼也是由川端康成担任丧仪委员长的。最重要的一封信的日期是三岛在1969年8月4日发出的。其中的重要部分拔萃翻译如下：

“昭和44年（1969年）8月4日

“暑中问候！

“此番在东京，制定了太过紧张的日程表，在那种气氛下，拜读大作《美しい日本の私》（我在美丽的日本）与《美の存在と発見》（美的存在与发现），实在有点亵渎，因此将大作带到下田这里，准备在海风吹佛中好好享受一下读书的乐趣。（中略）

“我要在下田待到16日。17日还要返回自卫队，一直在那里待到23日，预定参加新入队员（楯会）的一个月训练成果汇报。这4年来，我一边受人讥笑，一边也在直冲着1970年做着各种准备工作。不想被看得多么悲壮，权且算作提供漫画素材吧！如此认真地投入实际的运动，将自己的人力、财力和精神完全投入进来，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1970年很有可能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幻想。但是，即便只有百万分之一的非幻想的可能性，我也想赌上一把碰碰运气。11月3日的游行，请您一定前来检阅。（楯会结成一周年纪念游行预定在国立剧场的屋顶上举行。--原注）（川端康成事实上后来并没有参加这次游行检阅。-译者注）

“傻话讲得多了或许越发受人嗤笑，我害怕的绝不是死，而是死后家族的名誉。如果我发生不测，预计世间很快就会露出狰狞的牙齿，抓住我的弱点，拼命妖魔化我的名誉。活着时候遭到嘲笑无所谓，但孩子们若在我死后受到羞辱的话，会令人无法忍受。而能够保护他们的只有川端先生，所以我才为此不停地给先生写信求助。

“或者一切都不过是徒劳一场，很可能所有努力的汗水都将化为泡沫，消失在乏味疲倦的气氛中，以常识来判断，这种可能性非常高（或许在90%左右）。可不管怎样，我都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所以，如果说这是一种来自任性妄为的现实逃避也可以，戴着现实主义眼镜的厚颜之徒，无疑是这世上最让我讨厌的。

“就此祝愿秋天里能有再见到先生的机会。

“三岛由纪夫“

在这些话语中，三岛一再提到1970年。这不仅是他自杀的时间，也是给自己安排的可能成为英雄的最后机会。至于为何必须是1970，后面会再详述。

附带说一句，1968年，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美しい日本の私》（我在美丽的日本）正是他颁奖仪式上的演说词。众所周知，三岛也得到过三次诺奖提名，关于此事，还有许多内情，甚至牵扯到三岛自杀的一部分动机，同时也被看作是川端康成在三岛事件两年后自杀动机的一部分；因与此篇无关，容后再述。

再回过头来看三岛与唐纳德·金的通信。可能因为唐纳德·金是外国人，说话更为随意，在与金的通信中透露了更多相关消息。

1969年3月11日，三岛给唐纳德·金的信中提到左翼学生运动的情况如下：

“（中略）再说此厢日本情况，东大安田讲堂的攻防战目前处于暂时休战的小康状态，何时再次爆发，情况不明。左翼学生几十个人目前还坚守在安田讲堂的屋顶上，万一学生自爆（指跳楼等自杀行动--译者注），会相当麻烦。（中略）我已给警视厅打过电话，让他们派直升机撒点催眠药粉，结果人家告诉我，五分钟前学生们已经举手投降了。

“到1970年，说不定，我也将投笔从戎，看来必须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武士了。”（引自《三島由紀夫未発表書簡》）

为什么在左翼学生已经投降的情况下，三岛反而显得如此不愉快？居然还想投笔从戎。这里面显然大有文章。可以这么说，当时的三岛可谓唯恐天下不乱，学生不闹事，岂止是不愉快，简直让他大伤脑筋。因为他的大致计划恰是预料左翼学生运动会像1960年那样激烈盲动，他才好配合自卫队中的一部分志同道合者，找到发动旨在修宪的军事政变的借口。而左翼学生运动一旦软化，他的计划也将随之全部流产。看后面的唐纳德·金的叙述可知，临近1970年的状况发展却是与三岛所预料完全相反的，因此他才十分不愉快。

对此，2010年在柏林召开的三岛由纪夫国际论坛上，唐纳德·金有一段极为准确的叙述，说出了三岛的真实想法。具体如下：

“（中略）但究竟怎样去死，必须是最适合自己的方式。于是，他心中开始设计一个计划。

“1960年，安保反对运动兴起，左翼学生开始激烈的游行示威，这场学生运动一直由60年延续到65年，67年，70年，势头一直没有减弱；有一种迹象，似乎事态会骤然突起。这实在是太棒了。三岛想。如此下去，他的死似乎变得简单了。那么在哪里死呢？就在皇宫前。他率领自己建立的迷你军队—盾会，去迎击敌人，寡不敌众，全军覆没，这岂不是太棒了嘛！

“但事与愿违，安保条约自动延长（指1970年的安保条约延长。-译者注）。那个晚上，我偶然与三岛在一起坐在汽车里通过皇宫前广场。政府出动了大批警察，我们在车里只能看到警察，示威群众一个也见不到。三岛那时显然心中有火，他嘴里嘟囔着：‘没办法，既然这样，只能自己处理自己了‘。可以说，盾会，实际就是旨在自杀的会。别人不来杀我，只好自杀“。（引自《三島由紀夫の知的ルーツと国際的インパクト》）

此处透露了1970年时的日本学生运动状况，显然三岛的计划已然破产，不得不自寻出路了。

一场精彩的戏剧一定要在到达最高潮时戛然而止，拖泥带水就无趣了。应该说一心向死的三岛由纪夫错过了许多时机。二战时以三岛的年龄是足可以上战场的，但初出茅庐，自视为天才却尚无建树的三岛显然不满足于如此单调，像炮灰一样无声无息的死亡。

只是此处唐纳德·金的描述过于简单，所谓“自己处理自己“，实在没那么简单。事实上，三岛为此做了极为周密的准备，至于关于盾会的事，唐纳德·金此处一笔带过，其中存在着海量信息，容后再述。

三岛绝不想无声无息地悄然死去，不弄出点大动静，他是绝不甘心的。事实上，在他给川端信中所提到的“百万分之一”的所谓“可能性”，实际就是指他策划的政变计划。然而，对三岛来说，万分遗憾，“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计划尚未成型就已胎死腹中。在时间面前， 他已然没有可供选择的余地。三岛只能像赌输的赌徒一样，飞蛾扑火，以身殉道；在他心目中有许多英雄形象供他模仿，总有一个适合他。

1970年2月27日，在三岛给唐纳德·金的信中，提到此系列文（3）中提到的三岛一篇随笔中的内容如下:

“(中略)几天前，在我家门口，有个不认识的高中生为见我等了三小时。而后在玄关前，我与他约好，只提供五分钟的时间，请他提问。是一个眼睛很亮的年轻人。

”我说：“我没时间，只能提一个问题，什么都行。“

“他沉默了一会儿，最后直瞪瞪地盯着我的眼睛，问道：

“先生什么时候死？“

”哦哟！听了这提问，心里不禁咯噔了一下。（中略）

“昨日是226事件纪念日，东京下起暖暖的春雨，中央公论社为让我专心写作，特意为我开了皇宫酒店的房间，我孤独一人从酒店窗户茫然眺望隔着护城河的皇宫，不禁越发打不起精神了。

”不好意思，请原谅我这一通牢骚话。”（引自《三島由紀夫未発表書簡》以下同）

这段话在1970年9月季刊《边境》上发表的小品《独楽》中有提及，显然该文绝非虚构。而且确实像一支箭射中三岛的胸膛，并渐渐开始化脓；其心情之沮丧可见一斑。写信时恰逢226事件纪念日，可谓好雨逢时节；三岛的226情结非同小可，牵扯到他的自杀动机，后面会单辟一章来详述。

1970年4月16日，三岛给唐纳德·金的信中提到当年一大事件-左翼激进派赤军集团劫机成功的事。内容如下：

“赤军派劫机成功，我们盾会也一直受到警察盯梢跟踪；（他们是赤军派），我们是白军派。虽然心情颇为烦乱，但一想起明治维新志士当年的心情，心中还是很愉快。“

此信提到一个重要内容，三岛及其私人武装社团盾会当时已受到日本公安当局的注意和监视。显然日本当局已经注意到三岛及其同伙的计划。近年有一个最新的未加证实的说法是，三岛的行动早被日本当局所察觉，事态发展不过是欲擒故纵。事实是，三岛事件一直到今天都在受到各种利用。

1970年11月26日（这是三岛由纪夫给唐纳德·金的最后一封信，是为遗书之一。）

“小生终于成为您命名的魅死魔幽鬼夫了。金先生的训读命名在学术上是完全正确无误的。对小生的行动，我想金先生也是完全能理解的；不需要多说什么了。很久以前我便下定了决心，不是作为文士，而是以武士的身份死去。

“事到如今，再来郑重其事地致意，多少有点拘礼见外，但对于金先生很久以来尽心尽力给予我的亲密友情和温厚之意，还是要最后说一句感谢的话。托金先生的福，我对自己的写作有了自信，与金先生的交往也给了我许多快乐，特此表示最后的感谢！（中略）

“今夏来下田时一起度过的那一段时间成为美好记忆。对小生来讲，这是我最后一个夏天，我从心里向您告别！那真是一段愉快的时光。（中略）“

三岛死前写过数封遗书，这是其中之一。可以看出，三岛对老友感情至深，收信者读后也不禁会黯然失色吧！正可叹，“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我们继续通过唐纳德·金的第三者视角来看三岛的真实故事，其中涉及到三岛的一个重要的自杀动机。唐纳德·金在2010年的柏林三岛由纪夫国际论坛上，在上面已经提及两人去皇宫前广场的那段话之前，还说过以下的话，时间跨度很大，对了解三岛更具立体感。

“三岛有过一次夭折的机会。如果真想死的话，当时几乎可说完全没问题。那时他只有19岁，收到征兵通知。在进行体检时，他对医生说“我生病了”。但那不过是谎言，只是一个小感冒而已。碰巧当时的医生是一个刚从医的新医生，医术还不熟练，问他‘总是这么咳嗽吗‘？‘是的。总是这样’，三岛回答。结果他就躲过了那次当兵的机会。

“好像就是这样。后来听说和他一起参加体检当兵的大部分都奔赴南洋前线战死了。也就是说，大概率一定会死的那一劫，被三岛躲过了。也因此，他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而且一直在想，应该通过什么办法去赴死，他一直在想着这件事情。”（引自《三島由紀夫の知的ルーツと国際的インパクト》）

关于唐纳德·金叙述的这一段三岛逃脱兵役的经历，有许多版本，以各种形式和视角出现，有三岛父亲的视角，有三岛自己的回忆录，也有在小说作品中经过加工的场面。三岛去作征兵体检那一次，好像是他父亲陪他一起去的。三岛的父亲不但是个话痨，还是个毒舌；他在三岛去世后写的回忆录（平岡梓著《伜・三島由紀夫》（儿子 三岛由纪夫）中是这么说的。

《伜・三島由紀夫》

“体检刚完一出门，我拽着儿子的手就撒丫子跑。快跑！快跑！跑得那叫一个快。跑了有多远如今记不清楚了。总之跑了很远的路。而且一边跑一边不住回头望。唯恐那体检负责人又追回来说“不对！刚才检查错了。取消了。你体检合格了”。然后再教训我们。那真是害怕啊！跑得那个快法，差不多与电视剧里的越狱犯一样吧！（中略）坐上火车后，总算安下心来了。渐渐开始高兴。那个高兴劲啊！简直没法说。“（ 引自平岡梓著《伜・三島由紀夫》）

在三岛的作品里则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我が思春期》（我的思春期），收在随笔集《私の遍歴時代》中；一个是《仮面の自白》（假面告白）。前者属于回忆录，比较低调，貌似可信度较强；后者是小说，经过加工，按说可信度比较差。但实话讲，三岛毕竟是小说家，很难判断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先看前一个版本如下：

《私の遍歴時代》

“如今还记得很清楚，体检的地方是驻扎在相当荒凉的大山里的一个联队（相当一个加强团-译者注）里。我在那儿站着站着不觉之间身体就开始发起寒来，还咳嗽，有点头晕。结果一个新来的军医把我的症状给误诊了。他说我肺子有毛病，按军医用语说就是胸膜炎，我听他说完自己也吓了一跳。要说那时的真实心情，直说吧！与其当兵，生病或许还好一点，总归是检了一条命。后来听说，那个联队之后都去了菲律宾，大多数都战死了。托了医生误诊的福，我又返回了东京。回家的路上，夜车里很寒冷，一边发着高烧，那个难受劲，现在还记得。回到东京后，又做了详细检查，结果根本没发现是肺结核。就这样，我的征兵体检又延迟到第二年了。（引自《我が思春期》）

看这段话，不像小说，比较低调实在，可信度比较强。但完全没有提及三岛的父亲，更没提及体检结束后拼命跑的事，也许是把这段给省略了。

至于“征兵体检又延迟到第二年”，日本已经战败投降了。因此三岛失去了战死的最后机会。据昭和史家保阪正康调查，由于三岛未能上战场，战后他返回日本东京帝大法学科，班上有许多上过战场的同学喜欢聊战场上的事，他们一聊起来，三岛就躲到一边。当然这是因为他没上过战场，无法参与话题，当然也没有发言权，从第三者来看，这应是他的一块足以导致自卑的心病无疑。

再看小说版本，比这可精彩多了。无论真假，即使从篇幅上看，也反证了他确实长期纠结于此。

《仮面の自白》

“那时正在工厂参加劳动（战时学生的义务劳动-译者注），偶尔一次休假回家时，深夜十一点的时候，突然接到了征兵令，2月15日入队的电报通知。

“是父亲给我出的主意，说像我这样的纤弱体质在城市里不新鲜，所以干脆到原籍的部队去体检比较有利；与乡下青年相比，我这样的体质比较扎眼，因此被打下来的可能性也该比较大；所以我是在近畿原籍的H县接受体检的。装着大米的口袋很重，乡下青年们很轻松就能举起十来回，而我费尽全力也只能举到胸前，尽管受到检查官的嘲笑，结果竟是乙种合格；所以现在收到这个入队通知，令我必须及时报到。（引自《仮面の自白》下同）

“母亲伤心得哭了起来，父亲也没精打采，我看着召集令，虽然打不起精神，心中却闪过一丝壮烈战死的期待，心想总之怎么都行吧！可没想到在工厂染上的风寒在奔赴部队的火车上越加严重起来。总算到了目的地，自从祖父破产以后，老家已经没有一坪土地，只好到一个比较熟悉的乡亲家里歇息，我那时已经烧得站都站不稳了。多亏那家人的照顾，喝了不少退烧药，感冒也有好转，早上起来，打起精神被送到部队去报到。

”可被退烧药压住的热度又渐渐上来了。入队前需要再次体检，衣服脱得光光的，我不停打喷嚏，一个年轻军医听诊下来，说我支气管有异音，我又顺着军医的话茬加油添醋胡说一通，把病情说得蛮严重，还检查出血沉来。感冒引起的高烧显示较高的血沉，结果被诊断为胸膜炎让我即日返乡。

“出了营门我便跑了起来。

“（中略）我在想，我追求的是一种天然又自然的自杀。活像一只还不成熟的小狐狸那样，沿着山坡自由奔跑，由于自己的幼稚，被猎人一枪撂倒，我想要的就是那种死法。

“-----那么说来，军队难道不是理想的所在吗？我难道不是希望当兵吗？为什么自己不顾一切地胡说八道，欺骗医生？为什么胡扯自己低烧已经半年多，肩膀发僵得很厉害，经常会咳血，还说头天夜里出了一身虚汗（吃过阿斯匹林，那不是当然的嘛！）？为什么在听说让自己即日返乡时，为了掩盖自己的心情，玩命似地用胳膊肘抵住脸颊，不让自己高兴得笑出来，那种压力从何而来？为什么一出营房就像逃跑一样跑了起来？我不是背叛了自己的期待吗？垂头丧气，腿脚萎缩，走起路来也没精打采，这是怎么回事？

“心里明明很清楚，虽然从军队所意味着的“死“中逃出，自己却不拥有足以抵消它的“生”的价值；能够让我一出营房就拼命奔跑的力量的源泉究竟是什么，我无法明白。我难道不是还想活命吗？这与自己为躲避空袭下意识地拼命奔向防空壕那一瞬间的活法几乎一样。

“想到这里，突然从我心里发出另一个声音：我应该一次也没有过想死之类的念头；这个话顿时帮我解开羞耻的绳索。说起来是有点难过，但我明白了。我对军队期待的所谓的“死”是虚假的。我对军队生活好像抱有某种情色期待，而为了维持这个期待的力度，我所持有的是人们大致都会有的一种近乎原始的巫术般的盲信，其实不过是自己一定不会死的一种确信。“

这一段描写，把三岛自己的心情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其中不完全是假，也未必完全是真。虽然作家戴着假面具，但其微妙的内疚和自卑的心理一目了然。

这个自卑心理可以说折磨了三岛一生。他的死，对他来说，不啻为一种最好的解脱。当然随着他成为著名作家，青年时代对死的某种向往也开始复杂化；一句话，他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文人式的自杀。

关于以上这个问题，笔者还听过三岛与大学生的一个对谈访谈录音，其中有一段话可以说对他一直所持有的内疚心理有特别的阐述，基本可以说他承认了这个问题。这是NHK的一个节目，录音原文如下（附上自译文）：

「自分はなぜ生き残っちゃったかっていつも考える。お前、20年間何してたんだってこと言われると、グッと詰まる。文学で日本に貢献してたって言えるかどうか」

“经常会考虑，为什么自己能活下来。若被人问起，20年来你都做了什么？实在会很揪心。所谓以文学手段为日本做了贡献什么的，感觉都是瞎话。”（引自NHK记录片）

归根结底，战前这段经历，是三岛一生都无法绕过去的一道坎。因此，他必须死。而且必须是在适当的，足以令人感到惋惜的英年自杀而死；假如活到七老八十再自杀，对三岛来说就完全丧失了意义。严格地说，45岁对他来说都已经有点老；所以他必须额外加码，以不同于常人的格外引人注目的方式，以一个真正的武士的姿态死去；毫无疑问，那当然就是切腹自杀。

与此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三岛需要如此拼命地工作，据唐纳德·金的说法，他经常同时开写几部作品，而且都按时交稿。从根本上说，只是一个勤奋是不足以成为理由的，三岛清楚地自知，自己最多只能活到45岁，他没有多余的时间，所以必须拼。当然，不世出的才华也帮助了他，从其罕见的多产来看，即便80岁的老作家也未必能做到。

总之，三岛由纪夫可以说是多活了25年。在这25年里，他一边在寻找合适的自杀机会，一边在拼命写作。他的生活方式是十分严谨的，从30岁起，夜间彻夜写作，早上睡觉，下午起床，锻炼身体，征兵体检时曾被人嘲笑的三岛由纪夫最终练就一身隆隆肌肉。1970年，他45岁，完成42卷本的著作，得到三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三岛终于迎来了人生的高潮时刻，他开始挺身迎接死神的到来。

上个世纪60年代，应该说是个激动人心的时代，美国陷于越战，国内反战运动方兴不哀，法国五月革命兴起；日本左翼学生也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安保斗争，从60年开始，一直持续到70，80年代。笔者79年赴日留学，82年进入大学校门，学生运动仍然还在此伏彼起，在日本的大学校园里还能见到大字报，仍有小股激进派大学生头戴柳条帽，臂上戴着红袖章，开着广播车在街头活动。那个时代，在西方国家，到处可见毛泽东与切·格瓦拉的画像，他们是那个革命时代最常见的吉祥物。

只可惜在三岛走上文坛中心的位置时，高潮已经退去，他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1960年才是安保斗争的高潮，正赶上执政的是岸信介首相，此人战前曾任东条内阁大臣，战后定为战犯，而后重新出台执政，是左翼势力的眼中钉。1951年日美签订旧金山和平条约，结束对日本的占领，同时签订日美安保协定，并以10年为期，每隔十年无异议则自动更新。

1960年，日美安保协定重新修订即将生效，左翼学生数十万人将国会大厦包围得密不透风，岸信介被逼之下不得不从地道逃走。而此时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准备访问日本，为访问成功，岸信介担心警力不足，甚至联系了右翼黑幕大佬児玉誉士夫，动员右翼势力和黑社会暴力团共三万人协助警备，但仍然不够，结果是让艾森豪维尔不得不取消访日行程。之后，岸信介也不得已引咎辞职；此人正是前年下台的安倍晋三原首相的外公。

如果1970年时也是这样一副壮观的图景，对三岛来说，那该是何等快意。警力不足。他的迷你部队-盾会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如果事态再严重一些，那简直就是天赐良机，正好可以让自卫队以此借口出动，里应外合，掀起一场旨在修宪的军事政变。

可惜当时的左翼学生无法与十年前相比，都是软蛋；敢于死拼的激进派赤军等，已经潜入地下或逃亡国外。只有他的盾会还可上场。在左翼学生软化下，已经没有他出场的机会了。于是才有了他与东大左翼学生的对决。他的真实目的不过是挑动左翼学生进行盲动。

按说三岛与左翼学生无疑是死对头，但作为文人，实际上思想十分复杂。他当然不会是左翼，但也很难说他就是纯粹的右翼。左翼右翼从理论上来讲虽说严重对立，从现象上来看，也几乎只隔着一层纸片的距离；以三岛对暴力美的赞美，以及反美复古的立场，以及他作品里对昭和天皇的激烈诅咒（见《英灵之声》），从某些角度上甚至与左翼有许多共同点。

（《三島由紀夫vs東大全共闘》全记录）

综上所述，一直到临近1970年，第二次反日美安保斗争即将来临时，三岛方才蠢蠢欲动。虽然他在思想上严重右倾，但与传统既存右翼还是有区别的（关于此点另有详述），而且即便在左翼学生中也不乏他的粉丝。左翼学生甚至想拉拢他加盟，他也梦想以三寸不烂之舌对左翼学生或怀柔拉拢，或挑动他们盲动，以期利用。

1969年5月13日，三岛独自一人应邀独闯左翼学生大本营东大校园（三岛本人也是东大法学科毕业），以左翼全共斗组织为对手，舌战群儒，展开一场大辩论。到底是东大，人才济济，秀才如云，听他们的辩论犹如一群学院派学者在进行学术讨论，玄而又玄，不知所云，重读当年的论战记录，到底谁胜谁负，难做判断。最为有趣的是，当天三岛在台上说了非常关键的一句话，竟被左翼学生论客抓住，被逼最后表态，是一个大看点。

“假如，全学连的诸君当初保卫安田讲堂时，能够喊一声天皇，我会很高兴地加入你们的行列，与你们一起保卫安田讲堂。这不是随便讲的，是我经常在说的话”。（引自《三島由紀夫VS東大全共闘》以下同）

结果，有一位学生君接话了。此人不简单。开口便说

“既然三岛先生口出此言，只要我们说一声天皇，便加盟我们，实话讲，我本人是东大《大和语言研究会》的会长，对大和语言极有兴趣，而且家祖父战前是一高的教授，身为《古事记》的研究权威，鉴于这层家学关系，对包括古代天皇制在内的大和语言文化和政治都抱有极大的兴趣。(中略)与此同时，我一边研究天皇制，一边参加东大全共斗的活动，毫无影响，如果三岛先生刚才所述属实，那么应该有言必行，加盟参加我们的活动才是。（中略）

对东大学生论客的挑战，三岛显然没有料到，此处多少显得有点尴尬，进退失据；但毕竟是三岛，头脑飞速转动，于是又回答道：

“适才这位同学的发言感铭至深，我也知道固有观念的溃败，但不知从何时起自己也变成了固有观念，是该高兴，还是不该高兴都不知道了。至于刚才所说只要大家说一句天皇，就加盟大家一起战斗的说法，我是以言灵（日语“言灵”说：信者认为在言语中，某些话语有着一股不可轻视的神圣力量。不信者则认为，那不过是“自我催眠”。--译者注）的意味在说话，当然是信者的言灵，如果并不相信言灵，那即便说了也无意义。（中略）总之，今天我把这个话放到这儿再离开。我相信各位的热情是真实的。

但方才对答的同学并不买账，继续问，“那么究竟是参加我们，还是不参加”？

三岛回答“刚才的对答只是个诡辩的邀请，虽然非常具有诱惑性，但我对此予以拒绝“。（笑、鼓掌）

必须说，这里的嘲笑声与掌声都是给三岛的。三岛在前面的对答中，表示了对暴力手段的承认，暗里有对左翼表示亲近的意味，但同时，应该也包括警察对学生的武力镇压，一切都是出于化左翼为己用的野心，虽然未能成功，但三岛一人独闯东大与千人对峙两个半小时的大辩论却也成为一段传说。

面对三岛的遁词，学生代表也声明如下：（原文如下：附上译文）

“我们虽然无法认可你的主张，但不管怎样，敢于独自一人出来辩论的勇气还是令人佩服的。“

学生代表与三岛在台上握了手。同时三島在这次辩论会上，也留下了预示即将起事的以下预告。

“我起事时，结果将会与各位同样，也只能采取非合法的手段。非合法起事，形同杀人犯，到那时候，在被警察逮捕之前，或将采取自决手段去迎接死亡。“

这一段话，可谓用心叵测。实际是一种激将法；挑动左翼学生与他一样，也采取非合法的手段进行运动。这样他才会有机会。可惜的是，三岛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气概，十年磨一剑，却如前所述，在1970年安保协定自动延长的那个时点，他与唐纳德·金一起开车去皇宫前广场时，没有看到一个游行的学生。三岛彻底失算了。于是才有了飞蛾扑火，切腹自杀的后续篇章。

鉴于三岛事件在日本当代史上留下的巨大印记，甚至有日本史家认为该事件与1945年日本战败具有同等历史地位；也因此，三岛由纪夫拥有两个身份，一个作家的身份和一个活动家的身份。谈作家的三岛，首先饶不过他活动家的身份，否则便不是一个完整的三岛由纪夫。

拙文试图对三岛两个身份同时入手，牵扯到历史和文学两个侧面，先以三岛事件为核心，勾勒三岛走向不归路的路线图，发掘并考察三岛事件的核心意义；与此同时，考察作为行动派的三岛的思想渊源。事实上，三岛两个身份的形成是他一向主张文武两道思想的结晶，互相缠绕，相辅相成。虽然三岛晚年倾向于行动派，但其思想复杂，渊源亦深，横跨东西，从文化流派上可以追溯到战前的浪漫派。日本著名评论家加藤周一对他有个评价，说他是“假面的战后派”，可谓一语中的。他的思想也基本贯彻在他的大部分作品里；后面的篇章，笔者会通过三岛主要作品和相关文献，深入三岛的内心世界，考察所谓的三岛美学，分析其价值。拙作所有信息都来自可信的第一手史料文献，敬请各位期待!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