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107（周五）书摘：李安自述；王鼎钧回忆录；杨潇《重走》

1、张靓蓓《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

舞台，改变了我的一生。在此，我的灵魂第一次获得解放。混沌飞扬的心，也觅得了皈依。

一上舞台我就强烈地感觉到，这辈子就是舞台。清楚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它擦亮了我的双眼，呼唤、吸纳着我的精魄。我逐渐了解，所谓的升学主义、考大学，除了培训基础知识与纪律外，对我毫无意义。遵循常规，我的一生可能庸庸碌碌；但学戏剧，走的可能就是条很不平常的路。

但刚进艺专影剧科时，谁也没当回事。有些人就是去读了一个月，随即办理休学，准备重考。戏称影剧科是第一百零八志愿的我，也打算重考，所以在我脸上找不到新鲜人（freshman，大一新生）的喜悦。当时学姐施秀芬（广播主持人金笛）正编导一出独幕剧，还缺个男主角“诗人”，经同学推荐，选中我来演。她觉得我虽无诗人的飘逸，但面部表情尚可，照他们的讲法是，脸上挂着一副多愁善感的忧郁气质。这出戏是个转折点，记得第一次站上舞台，强烈的聚光灯洒下来，面对灯光之后黑暗中的观众，我第一次感觉到命运的力量，是戏剧选择了我，对它我无法抗拒。接着又演出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姆斯（TennesseeWilliams）的名著《玻璃动物园》（The Glass Menageries）的男主角汤姆。

2、王鼎钧《昨天的云》

近代的兰陵很闭塞，很保守。可是放足，剪辫子，写白话文，兰陵都有及时开创风气的大师。南下黄浦抗日，北上延安革命，闭门研读资本论，都有先知先觉。

兰陵的城墙东西三里，南北五里，宽可驰马，是我小时候散步的地方。四面城门都有名家题字，东门是“东海镜清”，北门是“文峰映秀”，南门为“衢通淮徐”，西门是“逵达邹鲁”。虽是小镇，气派不小。

范筑先做过临沂县的县长，是兰陵人的父母官。能在这样一个好官的治理之下为民，也是风水有灵，三生有幸。

范县长的第一个优点是不要钱。对身为行政首长的人来说，贪为万恶之源，廉为百善之媒。

他的第二个优点是不怕死，“仁者必有勇”。

那年头临沂的土匪多，军队纪律也不好，时人称为“兵害”、“匪患”。向来做县长的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认真，唯恐兵匪以暴力报复。

范县长不怕。那时允许民间有自卫枪械，大户人家甚至长年维持一支小小的民兵。范县长把这些乡勇组织起来，施以军事训练，又把各村的武力联络起来，建立指挥系统，一村有警，各村来救，同时以正规军队作后盾，土匪遂不敢轻举妄动。

兵害比较难除。幸而那时国民政府也知道兵害严重，不得不扬汤止沸，下令规定县长一律兼任军法官，在某种情况下，军法官有权判处死刑。范县长拿起这个尚方宝剑，挥舞叱咤，有效地震慑了兵痞兵氓。

临沂城内的驻军，军官往往告诫士兵：“我饶得了你，只怕范大牙饶不了你。”范县长的门牙特大，有这么一个绰号。

范在临沂的任期是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六年。后来他调到聊城去升为行政督察专员。不久，对日抗战发生，日军进攻聊城。范专员曾在北洋军中做过旅长，原是一员虎将。他守土不去，激战中阵亡，吾乡尊长王言诚先生浴血参与此役，突围得免。

3、杨潇《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学生方面，接到长沙临时大学开学的通知，翁同文是在9月中旬，费自圻是在10月初。同在浙江的吴大昌只记得消息来得相当晚，“通常9月1日就开学了，那时候正是上海打得很厉害的时候，一点消息都没有。上海一打，大家知道这个事情一时完不了，但下面怎么发展，不知道。像蒋百里这些懂军事的人知道，沿海是守不住的，要守住洛阳襄阳衡阳一线以西，我们是不知道的（……）

刘兆吉就是在山东老家接到老师黄钰生的来信，得知临时大学将要开学而设法辗转南下的。黄钰生还在来信里叮嘱，如果经济有困难，可谋临时工作，以维持学业，这对刘兆吉不啻于天降喜讯。“当时可以上大学的，可以说都是中产阶级以上，我父亲（的家庭）恰恰是山东偏僻的农村里最穷的。”刘兆吉之子、西南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刘重来告诉我，刘兆吉能上学和祖父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和英国在山东招华工，招了14万，我的祖父就是华工。当时英国发布的‘真诚无欺’的布告里就说了，工人每月领工资12元，家属养家费另给10元，工人走之前，还要给安家费20元，当时对那些穷人、农民来讲，简直觉得太好了”。

靠父亲当华工积攒的钱，刘兆吉从小学读到初中，这时这笔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家里做了一个决定，刘兆吉继续读书，他的哥哥辍学去药厂当学徒。刘兆吉每周背一袋玉米煎饼、一包咸菜去读书，一日三顿都吃这个，就着学校免费供应的开水。刘重来跟我回忆说，“我父亲讲，因为一点儿油水没有，到了晚上什么都看不见了，（走路）脑袋碰到树上都可以”。有一次刘兆吉的父亲去学校看他，买了点荤菜，“其实就是一大片桑叶上面托了三两片卤肉，我父亲几个月没吃过肉了，他说吃了那个肉之后，当天晚上就能看见路了”。完成初中学业，刘兆吉去了不收学费的山东第一师范，毕业后在济南教小学。但他一直有个大学梦，教了几年书有了点积蓄，就考入了南开大学，1935年入学时，他已经22岁，非常珍惜这个读书的机会，“所以抗战爆发他回到家里时非常丧气，后来接到黄钰生的信，感动得不得了”。刘重来说，因为父亲家太偏僻，信只发到附近村一个杂货店，有乡人上那里买东西，才辗转告诉他的，“喔！他才兴冲冲地跑到杂货店去拿那个信！”刘重来用带着重庆口音的普通话转述着父亲当年对他描述过的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