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editatio

没必要害怕或希望，只需去寻找新式武器。

——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

“T”）关于在超世纪之年

反思经验需反思其时空背景，这不是就物本质被先行规划出的定义性话语（logos），而是在存在被置入生成性中最小遮蔽之属性——如果愿意——空间和时间。

跟记忆活动一样，经验被置入身份话语的阈限性（liminality）揭示了这么一个存在主体性问题：即个体体验与中心化规范之间的对立关系是依赖于情境/语境，还是说揭示了存在一种对无限定物（apeiron）的天元限定（peras）？为尝试以文字回答这些疑虑，在趋向事情自身时，构建文字之诸事已经是“直接意向”（intentio recta）了以传递强度为回应的此性（haecceities）了，也就是说，作为客体的前主体属性；在“存在同一律”的基础上经由了未被排序的生成性基础。而作为主体认识对象的存在之时空性，仅是在主体要求对本质直观作出回忆时，证明与唯名化基调对立而在绵延中抽离出来的纯粹要素的冠名（无论是几何公设还是量化工具）。这样，形式分析作为以一种语言工艺须言说不可言说的东西：是欲将事后呈现的普遍之物穷尽为先于主体化的个体要素，但与对在场的形而上学之柱石的解构/寄生不同，对准诗学的后现代诠释策略与态度视前见（Vorurteile）为一个超验的互渗空间，只有借助聚焦于认识-对象断裂的人文科学（sciences humaines）实践，总体与中心的枯竭才涉及并残余着与种种意向主体的可经验性决裂。

如此，后现代（当代）诗（文字）的风格体（body）仍是被没有太大创见的涵盖为在存在中持存的“创异”（differing）和“延后”（deferring）。“当诗人摒弃一种旧风格，祂就似乎是在对自我实施一桩暴行。诗人若想要获得一具新身体，则旧躯壳必须被非物质化”（Helen Vendler，The Breaking of Style，P1）。这里延后的无疑是种种经验上的浅滩滞留，放在具历时性的参照系上来说，可以说也是少数若阿比·瓦堡（Aby Warburg）者经验地对异教文化的“死后生活”（vita postuma）之忧愁、或如马克·费舍尔（ Mark Fisher）带着忧郁在晚期景观的幽灵回廊与恋物癖展会之间跋涉的——“‘Ce dangereux supplement...’”（那危险的增补...）。无论此前的批评与书写多么有力，当政治粗暴地将美学问题弃至受文化工业操控的历史性社会——视觉中心文化（流行/亚流行文化）试图在将精神规训为智能的定量化分析视野中把握并复制的灾难性后果；已然是当下人被抛境况（Geworfenheit）中最促生对一切在场（presence）提出质疑与创造对抗的在场状况了。这样，考虑到风格受话语实践（pratiques discursives），一段因重复书写而变形（deformation）的文字是文库（在场性框架）神圣的（sacer）省漏，如果说有意在提供辩证式治疗上运动的书写有其要回归自身的黑格尔圆，无疑延异的文字已在现时增补了这段书写——修辞、形义、风格——其自身也是一种可视觉的艺术；“在‘生成-他者’中介入身体”（Ronald Bogue，Deleuze on Music，Painting and the Arts，P2），问题是，其存留的踪迹（trace）是否能显化为介于知识型（epistemes）之间的鲁洛克斯三角形（Reuleaux triangle）规律（logos）呢——若将那涵摄其间的三圆（元）解释为“onto-theo-ego”（本体论-神学-自我）的话——风格在作品间需要起到的作用构成了联系时空主题（偶然的，就感觉/知性而言）与时空性（纯粹的，就决断/通约而言）之间的指涉性关联。而标记后现代风格的，是对现代文本枯竭的省漏、超现代审美理想流失的把握。

如此，作品与现代；两者可以在这样的时空框架中被把握；决定其在何种参照语境网（contexture）中并何以被引入一个又一个系统——看似由“风格”（style）这种略显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的含混偏见所掌握。现实语境显然是；除去借用“风格”而不细谈这种对非理性的拥戴所结出的思想果实（去中心、主体至主体的存在-相关主义）早已被由现象学运动提供作证工具的社会研究瓜分的现实外，使用风格作为对实质性生活中的产物——作品，已经暗示了当下只将日益增补的当代模拟（simulation）；已破解了对再无产阶级化再辖域的赋权（启蒙）编码：通过投放在各个处境都具有超级传导性的传输工具——按照维利里奥（Virilio）话语——“诸速度机器（speed machines），它们都通过速度的生产来产生中介化。”（Virilio 2005a：116）旋即而来的便是诸意指模式在竞速层单一或流离的视觉假象。在生成性知觉普遍受扭曲、需借助审美参与进行的体验性诠释被憎恶生成的面孔性（faciality）体认已能私密性的景观化后的当今，位于加速世界间隙的异托邦空间，以不入主宰超现实文化之原型（model）的独异性（singularity）风格；道成肉身般筹划着角色扮演性的话语实践（pratiques discursives）。试图为这些言语行为（speech act）拟设专学是引缺乏意志者崩溃的，因为只有在不断地肯定其中虚假的力量级别与病理深渊后，无蓝本的绝对神圣（虚假）之物（作品）才能完成从风格到实在的转换，重新以超越象征的名义实现与加速控制社会的真实制约或对撞。在受记忆之场存忆的创作中，当下仍召唤着解构文本（作品）者自觉提升至班克斯（Banksy）级别的事件；即其作品（包括图像复制品）所希望（潜在地）被宣之于艺术评论者嘴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与其被置入伦敦苏富比拍卖行所产生的对应着玩兴观众的事实性言语行为——以从属句文体（hypotactic style）将前后事件加以框定——“因为对远离受控制的艺术趣味追求着换喻（Metonymy），所以用以表现视觉艺术不能是什么的图像空间（pictorial space）纵深被反对控制生产的破坏所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