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思想综合分析兼论《周易》成书年代及作者

提要：本文以思想分析为主要方法，结合史料考证，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周易》思想、作者及成书年代作了综合考察，提出《易经》是西周卜筮官员们汇集的卜筮记录，经殷商草创、西周渐成、孔子编定；《易传》是对《易经》的义理发挥：《象》是纯粹儒家之作，《彖》是儒道融合奠基作，《系辞》和《说卦》是儒、道和阴阳思想综合作。《易传》各篇作者为：曾子作《大象》，子思作《小象》，子弘作《彖》，田何作《系辞》，丁宽作《说卦》，杨何作《文言》，田王孙作《序卦》和《杂卦》

《周易》思想的性质判定问题，是易学研究的根本问题之一，在60年代初的易学讨论中，冯友兰先生的“《易传》的哲学思想”①和“《易经》的哲学思想”②两文对该问题作过总体探讨， 80年代初张岱年先生“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③和余敦康先生“从《易经》到《易传》”④等文又作了总体研究，在朱谦之、金景芳、张立文、朱伯昆等的易学专著中也可看到对该问题的独到见解。同时， 《周易》成书年代及相应作者问题，也是易学史上争辩已久但仍无公认定论的重大问题，相传“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传”，而后衍成“易林三千”，但自宋代欧阳修《易童子问》揭证“系辞”、“文言”诸篇非孔子所作以来，历代考证不断，近现代康有为、梁启超、顾颉刚、余永梁、郭沫若、闻一多、李镜池、高亨等从史料、训诂等角度深刻研究过该问题，70年代香港蒙传铭的“周易成书年代考”⑤和80年代台湾王开府的“周易经传著作问题初探”⑥等也颇有创见。 显然：任何思想必定与特定的作者相联系，特定作者又必然与一定的时代相对应，因此，《周易》思想，作者及其成书年代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同一系列问题，本文试图以思想分析为基本方法, 结合史料考证, 即通过将《周易》思想与诸经、诸子思想相比较，兼取《尚书》，《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中的史料和考古发现为证，在前人时贤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周易》思想及其作者和成书年代再作一次综合论证。

一. 《易经》思想及其作者

1. 《易经》非周公所作、也非出自孔子

　　通观《易经》（卦象及卦爻辞），不能否认其为卜筮之象和占断之辞，其占断的范围涉及当时社会生活各个侧面，表现出一些朴素的思想，包括何种情形为“吉”,何种为“凶”，何时“有利”，何时“不利”，等等，其中贯串全经有一种对“君子”、“大人”　和“小人”无　向性的总体思想值得注意，如：

　　　“利见大人。”（《乾》等）

　　　“君子吉，小人否。”（《遁》）

　　　“小人用壮，君子用罔。”（《大壮》）

　　　“小人无咎，君子吝。”“君子无咎。”（《观》）

　　　“小人吉，大人否亨。”（《否》）

　　　“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师》）

< 这决不是站在帝王立场能说出的话，象周公站在君主立场强调“重小民”、“敬德保民”的思想就与此不同，试看《尚书》中记载的周公思想：

　　“呜呼！小子封，恫　乃身，敬哉！天畏　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　民。”（《尚书·康诰》）

　　“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徽柔懿恭，怀保万民，惠鲜鳏寡。……用咸和万民。……则皇自敬德……”（《尚书·无逸》）显然与《易经》总体思想有异，综合《尚书》中记载的周公言行和周公本人从未提过《易》且继承了殷人龟卜传统“乃卜三龟，一习吉。”（《尚书·金滕》）可以认定周公本人未作《易经》。同样，《易经》中“开国承家”类思想也不会出自底层平民。这样，《易经》就只能是既非君主、又非平民的中层人士所作，孔子和后来通称的士阶层就是这类中层人士的代表。

　　但《论语》中记载的孔子思想却有抬举君子、贬抑小人的　向：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圃，……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

这些思想及其语言风格也都不同于《易经》，故《易经》也不会出自孔子。

2.　商代无《易》

　　卦爻辞是否会成于周公之前呢？由于《尚书·商书》中找不到《易》的记录，箕子传授武王“洪范九畴”（见《尚书·洪范》）时也只字未提《易》（如商代有《易》，则作为纣王亲戚的箕子必知《易》。箕子能将包括五行说在内的“洪范大法”传给武王，有《易》的话也无必要保留。），加上甲骨文中无“卦”、“筮”、“蓍”、“或”、“国”等字，故可以判定通行本《易经》不是出自商代。考　虑到周人文化应低于殷人文化的历史推定⑦，“文王拘而演《周易》”就不足信了。

　　然而殷商卜筮之风很盛，考古发现的甲骨卜辞和数字卦显示着殷商文明与《易经》有或多或少联系──　从现今已有发现看：商代的数字卦多为六位一组⑧，与《易经》卦象六爻同构，故易卦源于筮数之说是合理的⑨；　同时，因龟壳裂纹确似卦象, 故卦象出自龟卜之说⑩也是合理的(关于这一点, 如果经济条件和养龟繁殖允许, 甚至可以用正交试验设计法进行实验验证)。卜象和筮数应是产生卦象的两大实践源泉。

　　卜辞与卦、爻辞之间存在一些类似, 如：

　　　　卜辞　　　　　　　　　　　　　　　　　　卦、爻辞

　　　利；不利　　　　　　　　　　　　　　　　利；无不利；无攸利

　　　吉；大吉；弘吉　　　　　　　　　　　　　吉；大吉；贞吉

　　　若；弗若　　　　　　　　　　　　　　　　若；如；不如

　　　贞我旅吉。　　　　　　　　　　　　　　　旅贞吉。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由此推知：尽管商代无《易经》，但盛行于殷商的以龟卜成象、筮数成卦的卜筮实践确实奠定了卦象的基础，卜辞已经开始为卦爻辞作资料积累，是卦爻辞的初始形态。

　　汉代郑玄之后，历代都有人引《周礼·春官宗伯·大卜》证明有夏易《连山》、商易《归藏》，这实在是误会，请看《周礼·春官宗伯》原文：“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王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　梦，三曰咸陟，其经运十，其别九十。”明明是说连山、归藏、周易为三种方法，怎么就会因后来有《周易》之书名而推出有三种《易经》呢？既使有三种《易经》，也都是周代共存的三种《易》，决不是夏、商之《易》。──　更有孔安国《尚书序》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中国文字至商代甲骨文、金文才较为成熟，夏代陶符似还不足以记《典》，何来《三坟》《五典》？纯属托古崇古之为。

　　至此，说明周代以前也不存在《易经》。

3. 周代卜筮史官作《易》

　　从《周礼·春官宗伯》中可知：西周设有大卜、龟人、占人、筮人等卜筮官职，其官种之繁、人数之多在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些卜筮官员的工作任务应该就是将卜筮结果及应验情况记录下来，其最后成果自然应该就是《易经》，现存《易经》卦爻辞中有些占断显然不是一次卜筮记录而成，例如:

“坤: 元亨, 利牝马之贞; 君子有攸往, 先迷后得主, 利; 西南得朋, 东北丧朋; 安贞吉。”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

　　“睽·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　·初六：系于金怩，贞吉；有攸往，见凶；　　孚嘀躅。”

　　“巽·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遁·九三：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

　　如《易经》系一人所作，显然无必要在同一断语中重复多个“亨”、“吉”之类的词，故看来《易经》非一人一时所作。顾颉刚先生曾从卦爻辞中的故事推断《易经》著作年代当在西周初叶11，这仅是从历史可能性考虑，如再结合知识积累的逻辑考虑，由卜筮记录积累成《易经》规模需要相当长时间，故《易经》的形成年代极可能绵延于西周三百多年间，作者应是多位卜筮史官。

4. 孔子编《易》

　　另一方面，由于有案可稽的最早《易经》应用史实是公元前672 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这说明在孔子(551-479 B.C.)之前的公元前672 年《易经》就已经成书或初具规模。这从历史的角度否定了孔子作《易》，可与前述从思想角度的否定相补充。

　　然而，《易经》的语言风格与《诗经》、《春秋》确有相似之处12，不比《尚书》古奥，如：

　　　　《易经》　　　　　　　　　　《诗经》

或跃在渊（《乾》）　　　鱼潜在渊，……或潜于渊（《小雅·鹤呜》）

　　王用出征（《离》）　　　王于出征（《小雅·六月》）

　　受兹介福（《晋》）　　　报以介福（《小雅·信南山》；《小雅·甫田》）

　　系于苞桑（《否》）　　　集于苞桑（《唐风·鸨羽》）

　　君子于行（《明夷》）　　君子于役（《王风·君子于役》）

　　　　《易经》　　　　　　　　　　《春秋》

　　童蒙求我（《蒙》）　　　齐人救邢（《闵公·元年》）

　　高宗伐鬼方（《既济》）　晋侯伐卫（《文公·元年》）

　　震用伐鬼方（《未济》）　楚人伐吴（《定公·二年》）

　　利牝马之贞（《坤》）　　考仲子之宫（《隐公·五年》）

　　公用亨于天子（《大有》）公会郑伯于垂（《桓公·元年》）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易经》与《诗经》和《春秋》的形成年代不会相差太远，有可能是孔子统一编定。

　　于是，从历史与逻辑相结合考虑，符合史实的《易经》成书经过的逻辑推断是：

　　《易经》是西周时期将卜筮卦象与有应验的卜辞结合起来的卜筮记录，作者为西周多位卜筮官员。西周末年，社会动荡，王权衰而诸侯兴，于是一些卜筮官员携《易》投奔诸侯。春秋时期，鲁国文化发达，必有《易经》传入，《易》在传抄过程中难免添加减漏，这应是后来形成多种《易经》抄本的根源。孔子早年可能倾力于《诗》、《书》、《礼》、《乐》而未注意《易经》（这从《论语》中多次提及《诗》、《书》、《礼》《乐》的内容可以看出），到晚年才“晚而喜《易》”，惊呼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于是“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而编定《易经》（包括卦序和卦爻辞），传与门人，奠定今日通行本《易经》之基础──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孔子作书编册之艰辛可以想见，竹简之错漏脱落当属常事，故编《易》时可能发现个别中断或不连贯处，于是孔子自行补入──这应是有些爻辞与前后爻辞关系不大的原因，如乾卦“九一”、“九二”、“九四”、“九五”、“九六”各爻都讲“龙”，唯有“九三：君子终日乾乾”讲君子等。《易经》也只有通过孔子经手并以其所创之师授徒式教育体制代代相传，才得以发扬光大。

5. 关于《易经》思想和作者的结论

　　　　至此，得出《易经》草创于殷商、渐成于西周、编定于孔子的分析结论，《易经》思想总体上是西周时期掌握知识的中层卜筮官员对世界事物的认识。这一结论可以较圆满地解释《易经》的思想、形式、作者以及卦爻辞中记录的“高宗伐鬼方”、“晋侯以锡马蕃蔗”等故事，不致于产生逻辑矛盾和历史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