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人在揚州 山西鹽商與明中葉揚州地方社會

山西商人素有「匯通天下」的美譽，經常和票號相聯繫。（山西省平遙縣日昇昌匯通天下匾額）

山西商人素有「匯通天下」的美譽，經常和票號相聯繫，此形象近年在各類影視作品的渲染下愈加強化，似乎他們就等同票號。【注1】其實除了票號，山西商人尚有經營不少其他產業，製鹽便為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行業。早在明代便有大量山西商人移居揚州，經營鹽業。在累積了驚人財富的同時，他們亦嘗試透過各種方式，確立自身在揚州的社會地位。究竟這些揚州晉商因何契機進入揚州？他們的行為又如何影響揚州地方社會的發展？下文將嘗試講講他們的故事。

山西商人大量遷入揚州，主要因為明中葉時政府對「開中法」的變革。開中法早在明初便被推行，簡而言之，是一種「讓商人把米糧輸送到指定的地點，然後準許其販鹽以為報價」【注2】，以糧換鹽的交換方法。商人把糧草送至指定的邊倉後，便能換取「倉鈔」，其後便可攜帶此「倉鈔」為憑據，前往指定的都轉運鹽使司、鹽課提舉司換領「鹽引」，再憑引到鹽場取鹽，運至政府規定的行鹽地售賣。單憑上文的描述，已可想像到這種售鹽方式有多繁瑣不便。事實上，黃仁宇估計一趟開中法的交易「即使在理想的條件下，一個商人要完成這一交易也需要大約兩年的時間，記錄顯示這有可能花費五六年，或是更長的時間。」【注3】

這套繁瑣的制度推行不久已出現變化。明英宗天順八年，明朝政府便開始「准許商人使用市場上普遍通用的白銀開中；於是納銀開中成為全國各邊區通行的制度。」【注4】其後憲宗成化年間，因政府開始允許餘鹽在各都轉運鹽使司販賣，漸使正鹽的報中亦可直接在運司納銀進行，【注5】開中法由原本必須以糧換倉鈔，正式轉為可以納銀的方式代替糧、草。換鈔方法的改變直接導致原本統一的換鈔、換引，得以分開進行，【注6】使不少「擁有大資本的鹽商，遂紛紛自邊方『輟業而歸』，內徙淮、淅鹽場，坐守納銀之利。」【注7】相對於繼續留在邊境地方納粟報中的「邊商」，這些前往內地定居的西北商人，便被稱為「內商」。而作為揚州府附廓、兩淮鹽務官員衙署所在的江都縣，正為山西商人遷居的熱門地點。

位於揚州的清代鹽商大宅

正因如此，明中葉後江都縣的山西商人大量增加，至孝宗弘治末年已相當普遍。時任南京刑部主事的胡世寧，在其〈備邊十策疏〉中提到：「古遷豪右填實塞下，今山陜富民多為中鹽徙居淮淅，邊塞空虛也。」【注8】可見其時山西商人移居淮南、江淅一帶販鹽數量之多，已達致「邊塞空虛」的局面。

這些山西商人群體移居江都後，早在嘉靖年間已在當地形成一股不容忽視的勢力，並嘗試透過捐助地方基建等方式，建立自身的社會地位，嘉靖末的倭亂正為他們提供了一個絕佳機會。乾隆《江都縣志》對江都縣在倭亂其間的築城有以下記載：

新城創於嘉靖丙辰（l556年），起舊城東南角樓至東北角樓周十里，……時以倭寇，用副使何城、舉人楊守誠議，而都御使陳儒，御使吳百明、崔棟用，知府吳桂芳、石茂華先後成之。【注9】

上文提到江都縣新城因為倭寇興建，大致不誤。唯在起議者何城本人撰寫的〈揚州府新築外城記〉中，卻可發現更多有關築城原因的線索。何〈記〉言：

先是倭寇弗靖，騒動東南。郡守吳公自湖，用不敏議謂：『揚介兩都之間，四方舟車商賈之所萃，生齒聚繁數倍於昔，又運司餘鹽銀，獨當天下賦稅之半。而商人實居舊城之外，無藩籬之限，非捍衛計也，置外城便。』……通計銀四萬六千一百五十七兩，括府藏止一萬六千兩有奇。春洲公（即上文提到的崔棟用）許借商鹽銀三萬兩足其費，議始定。【注10】

由何城〈記〉可見，揚州新城建築的其中一主要目的，便為保護居住在舊城外的商人，而城池的修建，本身便得力於鹽商的借貸。據康熙《揚州府志》記載，何城乃「榆林人。父炫賈揚，因家江都。嘉靖壬午（元年，1522年）中陜西鄉試，壬辰（十一年，1532年）成進士。」【注11】何城之父既因賈揚而自山西遷居江都，必為山西鹽商，可知何城本人應為山西鹽商的後代。他提議修建江都新城時，特別強調對鹽商的保護，應與自身鹽商後代的身份存在一定關係。 此外，由其時山西商人對江都官學修葺的損助，亦可見其擴大自身影響力的嘗試。據《江都縣志》記載，嘉靖三十八年，「商人黃煥捐貲修葺，又建文奎樓於學門內。」其時知府吳桂芳所作之〈記〉提及：「風義關中黃商煥者，願捐千金為助，且請身任其成。」【注12】按黃煥既為「關中」商人，當即來自山西。他捐助學校，並獲知府撰記記之，無疑為一大榮耀。總而言之，最晚在嘉靖末，遷居江都的山西商人便已在地方建立一定的影響力。

鞏固自身在地方社會的勢力後，這些山西商人下一步的行動，便為保證群體在科舉的成功機會。【注13】他們所着意推動的措施，便為「商籍」。「商籍」是政府給予鹽商的特權，即容許商人子弟入讀附籍地的府州縣學，並為商籍人士開設相對固定的學額，保證他們每年皆能取得科舉最基本的應試資格——生員（即俗稱的「秀才」）。【注14】

值得強調的是，山西商人對「商籍」的爭取，並非一蹴而就，而是先取得在江都縣「占籍」的權利，其後再進一步獲得「商籍」的特權。對於此點，嘉慶《兩浙鹽法志》有以下記錄：

明嘉靖四十年，兩浙綱商蔣恩等，為商人子弟有志上進，比照河東運學事例具呈，巡鹽都御史鄢懋卿批提學道，議允行運司錄送，附民籍收考。萬曆二十八年巡鹽御史葉永盛題稱，淮揚長蘆等鹽場行鹽商人子弟，俱附籍應試，取有額例，惟兩浙商籍子弟歲科所取。不過二、三人而止。【注15】

上言「嘉靖四十年，兩浙綱商蔣恩等，為商人子弟有志上進……附民籍收考」。其所指雖為兩浙之事，但考慮到兩淮鹽商勢力遠較兩浙強大，若兩浙之商人子弟可附籍考試，則兩淮商人子弟亦應可附籍，因此兩淮鹽商可入籍參加科舉的時間，應在嘉靖四十年前。

取得在居地附籍應考的資格，免卻來回奔波山、陝原籍和江都的煩擾後，山西商人隨即推動設立商籍。上舉《兩浙鹽法志》資料載「萬曆二十八年巡鹽御史葉永盛題稱，淮揚長蘆等鹽場行鹽商人子弟，俱附籍應試，取有額例」。此條史料正若藤井宏所言，實反映了「在兩浙之前，至少河東、兩淮、長蘆即已成立商籍。」【注16】藤井氏其後並以兩浙商籍的設立為例，推斷兩淮商籍之所以只有山西商人而無徽商，乃因兩淮商籍之設，實來自山陝商人積極活動，故商籍名額亦「根據其對於實現『商灶籍』的功績如何，然後才考慮登弟者的實績。」【注17】無論如何，《鹽法通志》提到兩淮商竈籍學額之定，乃在「明萬曆間」，每年的錄取人數則為「商籍額取十四名，竈籍額取六名，共二十名，附揚州府學。」【注18】換句話說，山西商人子弟在生員考試必可穩佔十四個名額，科舉考試的資格從此有了保障。

總而言之，明代這群定居揚州的山西商人，為了讓自己家族的子弟在科舉考試佔優，得到向上流動的機會，可謂費煞思量。那麼這些商人家族轉型的過程又是怎樣？本文下篇將利用一個山西商人家族的故事，嘗試解答這個問題。

注1】此處所指的「山西商人」沿用了寺田隆信的定義，「包括了山西商人及其鄰省的陜西商人。」見〔日〕寺田隆信著，張正明譯，《山西商人之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頁1。 【注2】〔日〕寺田隆信著，張正明譯，《山西商人之研究》，頁77。 【注3】黃仁宇著；阿風等譯：《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北京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頁257。 【注4】徐泓著：〈明代中期食鹽運銷制度的變遷〉，載《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2(1975)，頁151。 【注5】若以徐泓之語概括，即「成化末期，不但實行了納銀開中法，運司納銀制也已經形成。」參徐泓著：〈明代中期食鹽運銷制度的變遷〉，頁153。 【注6】此現象若套用寺田隆信之語，正是「在成化末年，開中法的主要形態便由在邊的納糧或納銀制轉變為在鹽運司、鹽課提舉司的納銀制。而原來以邊境為其活動基地的商人中，便有一部分向內地，特別是向兩淮、兩浙地方移動。在各有關運司納銀領取鹽引的商人便成為所謂的內商，繼續留在邊境地方納粟報中的沿邊土著商人便成為邊商，兩者的經營業務終於分化為二。」〔日〕寺田隆信著，張正明譯，《山西商人之研究》，頁80。 【注7】徐泓著：〈明代中期食鹽運銷制度的變遷〉，頁158。 【注8】【明】陳子龍等選輯：《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136，〈胡端敏公奏議四．備邊十策疏〉，頁9b，總頁1353上。 【注9】【清】高士鑰修：乾隆《江都縣志》（台北市：成文出版社，1983；據光緒七年重刊本影印），卷3，〈城池〉，頁5b，總頁128。 【注10】【清】洪汝奎修；徐成敟等纂：《增修甘泉縣志》（臺北市：成文出版社，1983；據清光緒七年刊本影印），卷2，〈城池〉，頁8b至9a，總頁304至305。 【注11】【清】崔華、張萬壽纂修：康熙《揚州府志》，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卷26，〈人物〉，頁49b，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15冊（臺南縣柳營鄉：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總頁337下。 【注12】【清】高士鑰修：乾隆《江都縣志》，卷5，〈學校〉，頁4b，總頁238。 【注13】當時，此並不代表山西商人至嘉靖末才開始培育子弟考科舉。如上文提到的何城在嘉靖元年已中舉，十一年又舉進士，可見早於嘉靖元年前，徙居江都的山西商人家族，便已培養子弟考科舉了，否則何城斷不可能早在嘉靖元年便中舉人。據馮爾康整理，明代揚州進士中，「陜西籍的黃諫、茂彪、曹英，山西籍的張頤、季春等人都中式在15世紀50年代前後，可知他們的先人應當在這以前到達兩淮經商，而要成為揚州人的商人子弟以科舉中式，就表明商人不會是極少數，而會有一批了。」參馮爾康著〈明清時期揚州的徽商及其後裔述略〉，載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編：《徽學》（合肥市：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頁17。嘉靖晚年只是山西商人真正在江都建立社會地位的時間。 【注14】〔日〕藤井宏著，傅衣凌、黃煥宗譯：〈新安商人的研究〉，載江淮論壇編輯部編，《徽商研究論文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頁239。 【注15】轉引自〔日〕藤井宏著，傅衣凌、黃煥宗譯：〈新安商人的研究〉，頁235-236。 【注16】〔日〕藤井宏著，傅衣凌、黃煥宗譯：〈新安商人的研究〉，頁237。 【注17】〔日〕藤井宏著，傅衣凌、黃煥宗譯：〈新安商人的研究〉，頁241。按藤井氏此說遭到實王振忠之反對：王氏認為商籍之獲得，並非根據藤井氏所言之「功績」，而是根據明代地方省分的行政範圍區分，其指出「在明代，徽州府屬南直隸，與兩淅運司所在的淅江省分隸二省，而與兩淮運司所在的南直隸則同屬一省，所以在明代兩淅『商籍』中有徽商，而兩淮『商籍』中卻只有山、陝商人而無徽商。」（王振忠著：《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頁61。）按王氏此見，雖對釐清兩淮商籍只得山西商人此疑問有啟發性的作用，但其全面否定兩淮「商籍」之設立與山西商人活動的關係，卻不免過於武斷。因商籍的設立，無疑對山西商人子弟入學、從事舉業有極大幫助，故明政府為何會無故推行此一對山西商人如此有利的政策？若沒有商人的從中活動，則斷難解釋此點。 【注18】周慶雲纂：《鹽法通志》（上海：鴻寶齋，1928），卷99，〈雜紀三〉，頁1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