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山西商人家族的轉型故事
山西商人在明中葉時隨「開中法」變革而入揚，至嘉靖末年已在江都縣建立一定的影響力。然而，中國傳統社會，「金」的地位永遠在「權」之下。為了令子孫攀上成功的天梯，進入建制，進一步向上流動，商人家族不但利用自身積累的財富支持子孫考取功名，更憑藉自身的影響力，爭取到附民籍考試，及商籍名額等考試便利，務求透過科舉，逐步將自身由商人家族轉型至士大夫家族。下文將討論的綏德閻氏，便為這種轉型的典型例子。
綏德閻氏的故事始於閻金。據方志資料記載，閻金以販鹽起家，為人任俠好義，即使其他人差自己錢，他很多時都會焚毀欠單，把債務一筆勾消。【注1】至嘉靖三十七年倭亂進攻江都城時，閻金更響應知府石茂華的呼籲，率領數百客居當地的山西商人登上城牆，協助官兵守城，並射殺敵首，迫使進犯的敵人撤退，巍然為當時揚州山西商人的領袖之一。
閻家也不例外，到了閻金兒子一輩，他們便開始考科舉。我們知道閻金最少有兩子——閻九德和閻九經。根據現存資料，閻家第二代考科舉並不順利，閻九德獲舉監生竟要待萬曆八年（1580），因其子士選考取進士，才靠「子幹」獲得朝廷恩蔭。【注2】至於次子閻九經，最高的學位也不過為「府學生」，直至萬曆十年（1582）才獲恩蔭。【注3】由此看來，閻家第二代由商人家族轉型至士大夫家族的過程不算很順暢。
然而，所謂前人種樹，後人乘蔭，閻家的投資至第三代閻士選、閻士聰終獲回報，兩人文運甚佳，在科舉遊戲中成績甚佳，其中尤以閻士選成就最大。閻士選是閻家官位最高的子孫。他在萬曆己卯（即萬曆七年 1579）中舉【注4】，舉進士則在翌年，即萬曆八年（1580）。【注5】此可見閻士選科舉之途甚為順利。據方志記錄，閻士選的仕途除因不依附張居正，在他當政其間有所貶抑，其餘時間皆頗順利。閻士選之宦跡，【注6】萬曆《江都縣志》載其進士及第後，「見任南口大理寺評事。」【注7】至其遷萊道備兵的宦跡，《大清一統志》有以下記載：「閻士選，江都人。其於萬曆中守萊州，陞登州海防副使，值浙兵鼓譟，士選聞變，兼程赴登，捕治渠魁，登民安堵。」【注8】
可見閻士選任萊道時頗具政績，可能因此又升任「山西右布政使」。除《江都縣志》所記錄的官職，《福建通志．名宦》載閻士選曾「知邵武府，有惠政。留心學校，親製學庸，解以誨諸生，又建復黌宫。工舉而民不擾。」【注9】至乾隆《綏德州直隸州志》亦言其「歷官任山西參政」。【注10】明代官制，左、右布政使司為從二品、左、右參政為從三品【注11】，兩官均省級官員，高於正四品的知府，【注12】因此閻士選之知邵武府，應在登州海防副使後、山西參政前。上述資料皆表明閻士選官運亨通。
閻士選之弟士聰雖未舉進士，但亦在萬曆十三年乙酉科（1585）中舉。【注13】此皆足見閻氏此代舉業之盛。更值得注意的是，閻家的商人角色日益淡化：閻士選在地方志的傳記，對其祖輩商人身分隻字未提，也沒有記載任何經營鹽業的記錄。誠然，若以此否定閻氏家族仍經營鹽業的可能性，不免推論過度，但明顯鹽業已非閻氏家族的重心，商人家庭的商人成份愈來愈淡。
閻家至閻金曾孫輩在科舉仍有斬獲。據乾隆《江都縣志》載，閻士選子閻汝梅在萬曆年丁酉（即二十五年 1597）中舉。【注14】考慮到其父閻士選之中舉亦不過萬曆七年（1579），可見閻汝梅成為舉人時應頗早。然而，閻汝梅的科場生涯似遠沒其父順利，他考獲進士竟至崇禎四年辛未科（1631）方成功。【注15】由舉人至進士共費三十四年。對於閻汝梅之事跡，康熙《揚州府志》有以下記載
閻汝梅字和陽，江都人，方伯士選子也。崇禎辛未成進士，署門自戒，不預外事。授陽榖令，清慎以寬，恤民力為念，擢刑部主事。先是汝梅為孝廉，常閉戶讀書，及聞劉鐸（按：即當時知府）以詩觸魏閹被逮，為緹騎所宭，汝梅以百金贈之，又送至郭外數十里，更勸尚義者助之。有恐賈禍者，汝梅哂曰：「設不測我身任之奚，慮焉？」其忠直如此。【注16】
上文的記載更可見閻氏商人家族的特質愈加淡薄。首先，閻汝梅長年不舉進士，在這段時間中，其「常閉戶讀書」，似不太可能同時從事商業活動。即使閻汝梅其後成為進士，也「署門自戒，不預外事」。這句話之含義，應指汝梅除官務職責外，對其他「外事」均不加干預、理會，鹽業等商業事務，照理應在「外事」之列，可見鹽業再非閻家的關注重點。此外，閻汝梅本人以忠直尚義著稱，如縣志中強調的贈金劉鐸的故事，便為此點最佳例證。此正為一典型儒家知識份子的樣板，對比閻汝梅之性格與其曾祖閻金敢於「召共豪，共登陴」擊倭寇的個性，則更可反映閻汝梅所受的儒學教育，使其性格已與其商人曾祖大異。總而言之，閻氏當時商人家庭的性質愈來愈淡，其家族逐步轉型至士大夫家族的特點。
官商斷連與兩淮山西商人之衰落
上述由商人家族逐步轉型至士大夫家族的特點，實並非閻氏家族獨有，而應為山西商人家族之共同現象。兩淮的山西商人家族成功考取功名、進入官僚系統後，嚴格而言便再不可稱之為「商人家族」。事實上，這種憑藉家族培養子孫從事舉業的方式自古皆然，如宋代之士大夫家族，便亦透過類似方式培育自身的子弟成才，進入官僚系統【注17】，但這些家族卻從未被歸納成商人家族。因此，筆者認為所謂商人家族，應是如徽商般官商結合，以官助商，以商輔官的家族。徽商此種官商結合的宗旨，在下文汪道昆屢遭引用之名言中便可充分反映：
夫賈為厚利，儒為名高。夫人畢事儒不效，則弛儒而張賈；既則身饗其利矣，及為子孫計，寧弛賈而張儒。一弛一張，迭相為用。不萬鐘則千駟，猶之轉轂相巡。豈其單厚然乎哉，擇術審矣。【注18】
汪氏所言賈、儒「一弛一張，迭相為用」，不啻是對徽商家族官商結合的最佳詮釋。此行為對商人家族而言無疑有必要性。正如何炳棣指出，「明清社會中，財富本身並不是權力的根源。……但顯然財富的力量本身是敵不過官府權力的。」【注19】因此，商人往往需結合政治力量方能穩固財富，此便導致了「官商」的產生。所謂「官商」，即商人家族把商業資本轉化為政治資本，其後又藉政治資本擴大商業資本的循環。【注20】「官商」此種形式在徽商家族中屢見不鮮，且久為學界所注意。如清代時著名徽商鮑志道與其子鮑漱芳「相繼充任兩淮總商……而志道次子勛茂則由舉人授內閣中書，歷官至通政使。勛茂的顯赫政治地位正好為其父兄經營鹽業提供了極好條件。」【注21】而道光時績溪人章必林賈於杭州，便因其族叔在兩浙鹽運司下任經歷，掌管鹽場的事務的關係，「成為兩浙鹽業中的顯要人物。」【注22】此皆為徽商以「官商」模式鞏固自身財富的良證。
然而，兩淮山西商人家族卻甚少存在上述官商模式。山西商人家族在子弟科舉成功後，往往把家族重心全盤投放至舉業，家族的商業活動似僅作維持子弟教育、舉業的經濟來源，再非家族重心，這可能便是山西商人家族沒有發展出上述官商模式的原因。以寺田隆信曾提及的太原閻氏及大同薛氏為例：太原閻氏即清初著名學者閻若璩的家族。據寺田考述，太原閻氏自閻若璩祖父輩閻世科於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中進士起，至閻若璩於順治八年（1651年）以商籍入學的五十一年中，均未有閻氏當鹽商的記錄。【注23】而大同薛氏的薛綸在隆慶二年（1568）進士及第入仕後，其家族雖仍有「鹽策在淮揚者」的記載【注24】，但一來此時距薛氏正式進入士大夫家族時間未遠；二來薛氏亦未見如前述徽商般以官商結合的模式，鞏固自身財富，亦似不可再被稱為「商人家族」。至上部曾述之綏德閻氏，更似乎有一種刻意脱離商業的意味。到清乾隆四十一年時，兩淮商籍竟出現「額多人少」的情況。【注25】此情況的出現，雖正如王振忠所言，應與「清代山、陜商人的勢力逐漸衰微，而『賈而好儒』的徽商又無法在兩淮商籍中佔據一席之地」有關，但山西商人家族之日漸脫離商業活動，亦當對此情況有所影響。由此數例，皆可見徽商賴以強化家族的「官商」模式，未曾出現於兩淮山西商人家族。這可能有助解釋為何山西商人在兩淮鹽業的優勢，在明末逐漸為徽商所取代。
前文已述，官商模式的運行，令商業資本與政治資本之間得以互動，實大大有助鞏固商人家族之勢力。但山西商人取得政治資本後，便逐漸脫離商業資本的營運，淡化自身的商業身分，因此他們勢力的穩固程度明顯較推行官商模式的徽商遜色。這種官商脫鈎的特點，使兩淮山西商人家族完全轉型為士大夫家族。在缺乏政治勢力的支持下，山西商人在晚明時在兩淮鹽業的地位，便逐步為徽商所取代。
【注1】【清】崔華、張萬壽纂修：康熙【揚州府志】，卷二十四，〈人物〉，頁4a，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15册，頁315上。 【注2】【明】張寧、陸君弼纂修：萬曆《江都縣志》，據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選舉表〉，頁62b，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02冊（臺南縣柳營鄉：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總頁60上。 【注3】【明】張寧、陸君弼纂修：《江都縣志》，〈選舉表〉，頁63a，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02册，總頁60下。 【注4】【清】高士鑰修：乾隆《江都縣志》，卷十二，〈選舉〉，頁19a，總頁543。 【注5】朱保炯，謝沛霖編：《明淸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2264。 【注6】【清】高士鑰修：乾隆《江都縣志》，卷二十三，〈文學〉，頁10a，總頁1179。 【注7】【明】張寧、陸君弼纂修：萬曆《江都縣志》，頁62b，〈選舉表〉，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02册，總頁60上。 【注8】【清】和珅等撰：《大清一統志》，據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影印，卷一百三十七，〈登州府〉，頁29b， 載《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第476册，總頁698上。 【注9】【清】郝玉麟等監修；謝道承等編纂《福建通志》，據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影印，卷三十二，〈名宦四．邵武府〉，頁17b，載《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第52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總頁544下。 【注10】【清】李繼嶠撰：《綏德州直隸州志》，卷五，〈選舉〉，頁5a，載《故宮珍本叢刊》第82冊，陝西府州縣志；第4冊（海口市：海南出版社，2001），總頁82下。 【注11】【清】張廷玉等修：《明史》（北京：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七十五，〈職官四〉，頁1838。 【注12】【清】張廷玉等修：《明史》，卷七十五，〈職官四〉，頁1849。 【注13】【清】高士鑰修：乾隆《江都縣志》，卷十二，〈選舉〉，頁19a，頁543。 【注14】【清】高士鑰修：乾隆《江都縣志》，卷十二，〈選舉〉，頁19a，頁543。 【注15】 朱保炯，謝沛霖編：《明淸進士題名碑錄索引》，頁2263。 【注16】 【清】崔華、張萬壽纂修：康熙《揚州府志》，卷二十四，頁56a，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15册，頁278下。 【注17】如黃寬重便言「從事舉業是一項長期投資，需有相當的經濟能力作支持，才有餘裕讓子弟讀書。」（黃寬重著：《宋代的家族與社會》（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年），頁252。）據其研究，宋代德興張氏之興起，亦因張潛致力治生，使張家擁有豐厚的經濟實力，能「收藏了萬餘卷圖書，分成四部，建立圖書室，並在旁設置學舍，禮聘名師授課。」其結果是張家科舉中子弟屢舉進士，大獲成功。（詳可見同前引黃寬重書，頁204至205。）而學者朱瑞熙於另一硏究亦指出宋代江陰葛氏之崛起，乃因「第四代葛惟明，在繼承其父葛詳『累致』的巨資的基礎上，在一次應舉失敗後，便回鄉廣購書籍，教導子弟研讀。……葛氏家族在這種學習氣氛的薰染下，無不讀書應舉，從第五代葛宮和葛密「以甲科起家開始，連續五代『世世有人』進士登第。」（詳可見朱瑞熙：〈一個常盛不衰的官僚家族〉，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品編輯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世家族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頁133。） 【注18】【明】汪道昆撰；胡益民、余國慶點校；予致力審訂：《太函集》（合肥：黃山書社，2004），卷五十二，〈海陽處士金仲翁暨配載氏合葬墓誌銘〉，頁1099。 【注19】徐泓：〈何炳棣著《明清社會史論》譯註：第一章 〈社會意識形態與社會階層〉〉，載《東吳歷史學報》第21期，2009年6月，頁36。 【注20】藤井宏認為官商「不是指商家出身的官僚，而是在商人一家中，因其子弟中有人登第為官，於是這商家的父兄遂取得官商資格。官僚自身暗中指揮自己一家的商業經營，……有官商資格的商人，不僅可豁免官吏的一切不當誅求和額外負擔，而且可減免應納的稅額。」〔日〕藤井宏著，傅衣凌、黃煥宗譯：〈新安商人的硏究〉，載江淮論壇編輯部編，《徽商研究論文集》，頁243。 【注21】王廷元、王世華著：《徽商》，載《徽州文化全書 2》（合肥市：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頁41至42。 【注22】王廷元、王世華著：《徽商》，載《徽州文化全書 2》，頁42。 【注23】〔日〕寺田隆信著、張正明譯，《山西商人之研究》，頁248。 【注24】〔日〕寺田隆信著、張正明譯，《山西商人之研究》，頁248。 【注25】【清】素爾納等撰：《欽定學政全書》，據遼寧省圖書館藏淸乾隆39年(1774)武英殿刻本影印，卷六十七，〈商學事例〉，頁6b，載《續修四庫全書》；828 史部政書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總頁889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