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鹤岗小文青到上影节大奖，一个有机会收回成本的导演

上周，由耿军指导的影片《东北虎》在院线上映。本片由章宇、马丽、张志勇等主演，去年在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获得金爵奖最佳影片奖。影片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复仇故事：徐东因妻子美玲临盆，不得不将家中心爱的狗托朋友寄养到别处，而被托付的马千里穷途末路之际把狗变成了菜。徐东盛怒之下前去寻仇，却发现了马千里不为人知的一面。

影片拍摄于鹤岗，是耿军心心念念的故乡。在那里，“说话要损失热量”，但与此同时也有着北上广大城市没有的温度。事实上，说耿军拍的是鹤岗并不准确；在采访中，耿军一再强调自己对鹤岗市中心没有什么记忆和感觉，他所生活的的郊区才是真正承载记忆的场所——那里是煤矿塌陷区，现在已经成为生态保护区，过去的老房子所剩无几，电影成为了留存记忆为数不多的有效方式。

《东北虎》剧照

某种程度上说，《东北虎》几乎站在最近大热的影片《爱情神话》的完全反面：一面是经济发达的沿海，一面是社会凋零的东北；一面是连珠炮般轰炸的上海话，一面是一字一顿、“被冻住的”东北话；一面是求之不得的爱情，一面是你情我愿的出轨；一面是无比精致的城市生活，一面是欠债不还的苟延残喘。对耿军来说，他所描绘的这群人不是“边缘群体”，而是“广大层”，是全国大多数人都在面对的荒诞现实。

不过吊诡的是，他所采取的高度风格化的方式却又并不是人人都能接受，豆瓣6.2的分数无疑证明了这点。事实上，风格已经成为耿军在这一阶段电影创作中最在意的部分之一，风格意味着“还原+艺术加工”，意味着创作内部限制和自由的对立统一，而这其中，“精确”又是最关键的基础性因素。在剧本创作环节，耿军就试图让每句台词摆脱惯性思维，而在影片拍摄过程中，其对每个镜头、每句对白的把控达到了强迫症般的地步，整个剧组从演员到摄影都在如此这般精确到秒地运行。对他而言，60天拍摄时间不多，毕竟“电影不就是该慢慢拍吗？”

这也是耿军的原创力所在：“土地+笨拙”，与“轻松+愉快”截然相反。

《东北虎》剧照

以下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演从影经历自述，第二部分为《东北虎》创作访谈。

第一部分

耿军自述

从北京到鹤岗

耿军

我对电影最初的印象是录像厅时代，那是电影院五毛一块钱的时代，大家的娱乐手段很单一，所以电影太重要了，闯进录像厅看看周星驰、刘德华、周润发，咣咣咣，看看徐锦江风月片，挺过瘾的。那时候对外面的世界特别好奇，我们在鹤岗遥望香港，享受。当时中国电影还是制片厂阶段，非专业的人想从事电影行业可能性很小。

在图书馆的时候我会看到《大众电影》《看电影》杂志，当时看到了刘恒的剧本集，名字叫《菊豆》（《刘恒自选集：菊豆（电影剧本卷）》——编者注），里面也有《本命年》这个电影的剧本。《本命年》我看过电影，但当我看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发现不太一样。看了这个剧本，我就想我好像有机会能靠近电影这个东西，所以19岁那年我在家里写了个剧本，也没写完。从一个观众、爱好者、文艺青年的角度，电影还是有点过于遥远，但我想试一试。

《本命年》剧照

20岁中专毕业来到北京，我跟家里撒谎说要去沈阳，其实就是为了骗点路费。到北京直接就变成了来京务工人员，但心里会惦记着剧本和电影的事儿。来京务工就是上班、挣钱、租房，挺好。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心情，就是别回去，回去就让我爸笑话——“600块钱路费花完了回来了吧，没能耐了吧？回来跟我养鸡。”我家在鹤岗郊区，离农村走路五分钟，两分钟就是煤矿，半小时能到百货大楼。现在那边都拆了，我们那儿是塌陷区，2010年前后塌陷区改造，我们2015年搬到市里的楼房，距离大概是五六公里。

后来过了一大段时间，我去电影学院碰见了一个老师，叫张丹，他在电影学院讲视听语言。我们是在国图的影院认识的，当时张元导演的电影《过年回家》在那里放映，张丹老师带着几个学生去看，我坐在前一排。那个电影放完之后有个映后交流，我就听后面的人聊，一听是个教电影的人。我就跟他聊天，说“老师我能把我的剧本给你看看吗”，他说你写了剧本？我说对，他说可以啊。

《本命年》剧照

我就把剧本寄回鹤岗，有一个同学在粮食大厦上班，他用电脑帮我打出来，复印出来，然后我把剧本给到张丹老师。那个时候还是呼机时代，他看完剧本就联系我，说你来电影学院找我聊一聊。到了之后，他说你这个有些情节还挺生动的，但还不能叫一个剧本。你要是有兴趣可以来听我的课，我的课在一楼阶梯教室，每周三晚上六点半。

我那个时候不太知道还能听别人的课，后来我就知道了阶梯教室有很多人在蹭课。再后来我跟录音系的一个哥们儿叫张宇认识了，大家都管他叫“祥子”，我们两个从课堂出来，到北太平庄坐300路公交车。我当时住垡头，他住潘家园，我们每天出来为了赶末班车就疾走，一小段的冲刺。前两天电影定档，他在上海，我邀请他来看，他来不了，但他恭喜我，他说了一句话我特别有感触，他说“夜晚追逐300路的青年，终于有电影能在影院放了”。

耿军

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张丹老师用电影知识分析国外的片，我就意识到电影这个事儿挺深的。我记得最后一堂课讲的是香港女导演罗卓瑶的《诱僧》，视听语言课对我来说特别神奇，但是这种蹭课，虽然有点儿上瘾，跟电影仍然没有多少关系。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2000年之后。数码时代来了，那个时候杨荔钠和杜海滨已经拍出了《老头》和《铁路沿线》，在标放（标准放映厅）放《铁路沿线》的时候就给我震撼了，我心想DV咱们能租到啊！当时我还参加了杨超一帮人弄的一个沙龙，叫实践社，我就是在那儿旁听。那个时候有人开始用DV拍实验短片，作者就翘着二郎腿坐在台上聊天，我们在那儿看，我就特别不忿儿，因为我看不懂，那它跟我的情感就挂不上钩。我说就这玩意儿我用脚都能拍，创作欲就有点被勾起来了。

2001年，我得了肺结核，一场重病，觉得自己可能要死，我想在死之前用DV拍个东西吧。于是就拍了第一个短片叫《山楂》。当时是在鹤岗拍的，我同学演的，我自己买DV带，找了两个婚礼录像帮我拍，拍了一个星期，花了1000多块钱找电视台的剪辑师做剪辑。拍完短片五六个月的时间里，去医院检查吃药，慢慢好了，我就带着短片回到北京，给周边在美院的、搞设计的、写诗的人看——那就是一个“车祸现场”。确实拍得很烂，大家就给我一顿批评，说别再拍了，没有天分，要内容没内容要形式没形式。听到这个，我脆弱的心灵就粉碎性骨折，缓了两个多月才缓过来。

耿军

天分和感觉这个东西其实特别难以描述，但那个东西可能对每个创作者都挺重要的。电影它有一个特别表层的东西，就是拍人类活动。你怎么拍，谁拍得好谁拍得不好，让人舒不舒服，好看吗，有那个思想碰撞吗？能不能提出点问题，有没有感动，感受到温暖了吗？那种批判凛冽吗，刻薄吗？所以它有难度。

拍完第一个短片特别失败，我就写了个长片的剧本，借了台DV，2001年底到02年初就想拍出来，但第一天拍的时候我就知道完蛋了，我发现我把剧本写大了，拍不了。但是过年回去就要把DV机还了，有点儿不甘心，挺贵的白借了吗？我就写了个短片剧本叫《散装日记》，也是用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花了3000块钱在北京五道口借的机器。

剪辑的过程里我会跟着剪辑师，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这样好，我觉得那样好，但大部分时间确实是人家那个好，因为我完全没有经验。现在剪辑也是一起工作，我会先把粗剪做完，粗剪工作很浩瀚，我要把一条一条的表演选出来最好的，把线搭上，空镜放在时间线后面，剪辑师再开始他的创作。一边聊一边剪，有一大段时间我不管，最后再讨论。

《散装日记》海报

拍了第二个短片之后，2002年在北京世纪坛有一个首届北京国际DV论坛，但后来再也没有过第二届。当时评委有张亚璇、张献民、贾樟柯。那次得奖的有三个导演：万玛才旦、韩杰和张洪峰（获奖作品分别是《静静的嘛呢石》《过年》和《窑工》，前两部是剧情片大奖，第三个是纪录片大奖——编者注），我是一个优秀奖，就是鼓励奖。得了奖之后，我周边那些搞艺术的朋友就想看一看，看了之后他们开始夸奖这个片子，我那种创作的激情就被鼓励、调动起来了。

（获奖名单参见：

https://yule.sohu.com/2003/12/01/67/article216336713.shtml）

之后就是非典，我就拍了第一个长片《烧烤》。那个时候有7000块钱的存款，我用5000块钱拍了这个片子，剪辑完全是蹭的机房。那时候在大钟寺有一个哥们儿知道我拍了一个片子，他当时在给管虎剪《生存之民工》。他跟我说，“管虎走了你就来”，我那时候在广告公司做业务员，就在附近。他每次就给我打电话，蹭了七八个月的机房，终于给剪完了。张献民老师当时特别喜欢这部，就在选片人来北京的时候给他们看，后来片子入围了鹿特丹和南特三大洲电影节，还出了DVD。卖DVD版权就卖了三万多，张献民老师说你这个相当于一千多万拍的片子卖了七千多万，翻了七倍，他说“你是一个拍电影有机会收回成本的导演”。

2013年创作的短片之前，是我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就是现实主义写实风格的阶段。从这部之后，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有点变化，我会把它描述成现实荒诞阶段，创作的第1.5个阶段。

《东北虎》剧照

第二部分

荒诞现实与《东北虎》

深焦：

为什么会向荒诞的方向转型？

耿军：

我觉得第一个阶段我想要做一点变化，我想让表达再宽广一点，不单单是针对这个区域，也不单单是这几个人。广大层指的是普通人。我从来不认为我描绘的是底层和边缘，但有的人会说你们是边缘，我就想如果我是边缘的话，主流是谁？主流是玄幻吗？是西装革履喝咖啡吗？从一个电影的观赏程度上来说，之前的阶段其实是老实本分的，第二阶段的时候我想在创作内部更自由一点儿，再来点儿我喜欢的东西。2013年短片和《轻松+愉快》有寓言体部分，《东北虎》又往前走了一点，会有一点荒诞和魔幻的部分，我觉得这可能是审美趣味的逐渐变化，我没法说个人创作的“成熟”，我觉得是审美乐趣在变化和延伸。

《轻松+愉快》海报

深焦：

《东北虎》是非常风格化的，更有利于描绘、呈现和抵达广大层吗？

耿军：

我不会在拍电影的时候设定准确的目标观众。我心里面一直在跟自己强调，电影不好看是有罪的。电影这种东西就是要和观众交流，电影的初始阶段是杂耍和纪录，《火车进站》《水浇园丁》卓别林，本身就是带着这个功能的，后来逐渐转变为电影艺术。主流娱乐电影旁边的补充，我应该是属于这类的。

《东北虎》剧照

深焦：

《东北虎》的缘起是什么，怎么想到拍摄这部影片？

耿军：

主线“为狗复仇”就是原型徐刚的故事：他们家狗被人弄死了，他要为它报仇。这是故事的原点，从这个原点创作出来整个剧本。2010年大年初二，我在鹤岗市的中心站，家里要买鞭炮，在那里碰到了刚哥。当时下着小碎雪，他在那里等车，衣服头上都是雪。我问“刚哥你走亲戚吗”，但是又觉得不太对，因为他脸色不太对，手里也没拎礼盒，他说“我家狗让人给弄死了，我去干那小子去”。他要去新华镇，离鹤岗40分钟的车程。

徐刚是一个学校的老师，一个文人，要去找一个社会人报仇，这40分钟车程就是他复仇的距离，这件事儿本身就充满着故事张力，这个画面、这个情境也经常出来提醒我。我在2012年写剧本的时候，上来就开始写这个，写作过程中才构建了马千里的部分，徐东的家庭的部分，还有其他的部分。2012年剧本写到第三稿的阶段，我就试着找了一下钱，因为自己也没什么影响力，也不是本专业，野路子找不着钱。

《东北虎》剧照

但也没耽搁在这件事儿上，13年我就拍了一个短片，这个完全是一个即兴创作。我回到家，家里面朋友说我们当地有人用DV拍了一个《情恋鹤岗》，在网上特别受欢迎，他说咱们人都在，也可以拍一个，我说拍啊。然后我就看了一眼《情恋鹤岗》那个网络视频，我说这玩意儿跟电影没关系，咱们拍一个电影吧。

我用一周的时间写完剧本，40多场戏，找了摄影师录音师，一台金杯车。拍了16天，特别即兴的创作。后来得了金马奖，一下就会有很多人找我，同时那个短片在爱奇艺分账，分到了十几万块钱。接下来我就又写了一个剧本《轻松+愉快》，2015年拍了这个戏，2017年走影展。2017年底，我的制片人王子剑跟我说，我们拍《东北虎》吧，于是我就开始在17年底到18年初进行6年前剧本的修改，因为审美趣味、对社会的认识、人性的认识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东北虎》剧照

深焦：

具体发生了什么变化，修改了哪些部分？

耿军：

不是推翻性的变化，但差不多40%的戏份进行了修改。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写得不够意思，有些地方当时的能力不够。2018年的时候我就觉得得把人推向绝境，得把小三儿扥到桌子上，这个场面怎么写最难写就得怎么写，这才能够意思。在这之间我也和编剧刘兵老师，还有文学策划张思雨和监制张献民老师讨论，张老师就说你写来写去怎么就不能再狠一点，因为稍微放松就是通俗剧还有水分，如果写到了就能高级。我自己的剧本，尤其是这两三部，到开拍前定稿的时候可能会写出来三四十万字，一场戏写出来二十多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东北虎》剧照

深焦：

拍摄期间剧本还会再改吗？

耿军：

很少。我们在开拍前围读，章宇就说哥咱一个字也别改，因为一个剧本我们耗了那么长时间，谁要是想即兴地进来改一下，还是很难的，尤其是台词部分。有些时候我在走路的时候就会想这事儿，突然想到一个行的，我就会用语音录下来回去改。我需要大面积的安静的时间来自我面对，到一定的时刻就能出现最好的部分。举个例子，比如像窗户飞进来的萝卜，写到这一刻我就觉得宽广了，因为扔砖头扔不动的人才会扔萝卜，他们有可能是留守儿童。我们不需要去把它做得很清晰，但这些沉睡的东西最终都会被调动出来。

深焦：

《东北虎》拍了两个月，为什么拍了这么久？

耿军：

这对我来说是很短的时间，拍电影不就是要慢慢拍吗？当然也因为我们那儿三点半就黑天了，每天日照时间特别短，我的日戏又特别多。每天下午两点半是我最提心吊胆的时候，要换一个灯光就会加快速度。一个镜头拍十几条二十条正常，多了能到四五十条，有时候一场戏拍两天，天儿太冷演员表情都冻僵了，回去一看回放肯定不满意，第二天又去拍，这种事情也会发生。我需要把所有的细节都卡得特别满意，所以很多制片公司对我还是比较谨慎。

深焦：

您会感觉影片里角色的交流节奏很慢吗？

耿军：

我特别在意我电影里没有惯性思维的东西。真正的交流是摆脱惯性思维的，不是脑袋里面存的词儿突噜出来。我们日常交流里面其实有大面积的废话，环境这么喧嚣，但是没有声音，所以我想让每一句对白都有弦外之音，都能说出心里话，他们那种情景、那种躲闪和脆弱，和人性里面温暖的那一部分，我都想把它写真了，所以他们都是会思考一下，再回答上一句话，我会把物理时间留下来。这个东西不是特别少见的，其实我们在看欧洲的艺术电影的时候，这种情况是常见的。

这种交流方式也跟气候有关，我们那儿有半年的冬天，最低气温零下二三十度，大家在街上说话要损失热量，语言是被冻住的。那种城市是缓慢的，不是北上广急急匆匆的。我还原了一部分，艺术加工了一部分，不完全是架空的，我的演员不是在拟人。

深焦：

这是您第一次使用职业演员，有什么感觉？

耿军：

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担忧，但担忧又没有什么理由。后来他们提前来到剧组，跟我当地这帮演员在一起生活，学开铲车，跟学生们一起玩儿，融入到这个环境里，努力把自己的质感跟这帮人靠近，这件事儿对他们来说是有难度的，但他们做得很好，所以到开拍的时候我就不担心了。

我记得章宇提前来了八天，马丽提前来了四五天，章宇上一个戏拍得非常疲惫，心里很没底，但过了几天，融入得特别好，去家里吃饭聊天，捕捉生活的质感。而且他会做非常充分的准备，比如拍公园里卖诗集那场戏，当时突然就下雪了，摄影指导说我们赶紧拍吧！我问章宇准备好了吗，章宇说“我准备好了，哥咱来吧！”他每天到现场之后都准备得特别充分，到那儿就可以演。四十分钟拍完一场戏，雪就停了。

《东北虎》剧照

深焦：

职业和非职业演员，怎样调整到同一个频道？

耿军：

其实在围读剧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要把职业和非职业调到一个频道。这有一定难度，但是他们都看过我之前的电影，这次创作跟之前是有延续的。现场的时候会有一些微调，会让他们明白这是什么，当他们发现生活里面的物理节奏，这个东西抓到了就好办了。当然，我没有哪块儿是故意慢的。我也可以一反打一剪辑，接得非常快，那个太容易了，但是我想还原物理时间。马丽、郭月和章宇三个人对峙的戏，在他们实际演完之后，我会告诉他们“这块儿是12秒，你刚才是16秒，再往回找一点儿”。马丽后来就说，“哥我发现你是个数学家”。

《东北虎》剧照

深焦：

这个时间节奏是怎么找的，以前拍电影也是这样吗？

耿军：

以前也是这样，我会根据我的心理节奏来调整。我觉得人物内心的张力一定要扎实，快了就背诵了，慢了就故意了，如果不准确，风格是假风格，准确的基础上才能建立风格。这是我自己拍电影里面最重要的那一部分。这个其实并不难，我从影经历里面最难的一场戏是《轻松+愉快》里小二和刚哥吃带鱼那场戏，那场戏我拍了两天一百多条，难度就是节奏感，一个镜头下来我给整个剧组道歉。导演笨拙让大家受累了，但是没有办法，如果做不到的话整个电影我都不想要了，我必须得做到，我才能对得起这次创作。

我是那种胆子特别小的导演，我每天必须看回放。看完回放，我放心了的时候，我会偷偷地给他们竖大拇指，但不够意思的时候，我就会跟大家交待我的问题，同时涉及摄影和表演的问题。一个电影拍60天是有这个机会改正的，如果哪儿都差一点，哪儿都不找对了，这个电影就没了。

《轻松+愉快》剧照

深焦：

马丽在开心麻花演喜剧是完全另外一种状态，进到《东北虎》剧组是否需要很多调整？

耿军：

她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演员，中戏表演系毕业之后跟林兆华一起演话剧。她是一个演员，只是开心麻花让她成名，喜剧的标签贴上了，但她对正剧的理解是非常准确的。找到马丽的时候她对剧本也很满意，见了一面就定下来了。据我了解她接下来可能还是会去演喜剧之外的角色，应该会有更有意思的呈现，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实际上我对喜剧演员是有好感的，喜剧太难演了，能把喜剧演好的演员其他的戏应该是没问题的。

2018年启动这个电影的时候，选演员对我来说就比较难，因为最开始这些角色符合我们的年龄，本来是想我们这帮人自己演的，但2018年我们四十多岁了，腮帮子都耷拉下来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年龄段的演员过一遍。太光滑太漂亮的不行，形象上没有特点也差意思，这种东西特别微妙。三十五六岁这个年龄段，我要找到适合的形象，刚好章宇、马丽和郭月的质感和气质合适。

《东北虎》剧照

深焦：

小二和诗人是两个重要的配角，他们的角色是怎么考虑的？

耿军：

主线人物都在困境、湍急的生活河流里面滚滚向前。我自己有的时候在想，这些人物他们知道自己在生活的困境里吗？小二和诗人他们是站在岸边的人，他们有机会伸手拉一把河里马上要溺水的人，他们都是天使。（深焦：这个“拉一把”指的是精神上的？）也是物质上的，五百块钱不是物质吗？

深焦：

场面调度上看，怎样实现影片的风格？

耿军：

在跟摄影指导做分镜的时候，我们就定下了影像风格。其实来自于我跟摄影指导影像上的审美共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呈现这一片土地。我用的所有的景都是我自己有回忆、有情感的地方。鹤岗市中心我从来没拍过，我就对郊区、对厂矿、对老的居民楼有感觉，这些地方越来越少，都被拆没了，变成了种树的地方，现在剩下仅有的没拆的是有年代记忆的，我就想在影像里面保留下来。我就想我们一定要用严肃一点的方式，尊重这片住宅区，平视它，让我们的主人公在我们平视的镜头语言里面生活。

耿军与王维华

我跟王维华认识是在刚拍完《烧烤》的时候，我在广院（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旧称——编者注）做映后交流，他们学校里的同学就说我有一个朋友也要拍电影，介绍给你认识认识。他当时已经在中央二“健康之路”节目上班了，也有车开。拍《青年》的时候，王维华是我们剧组的灯光助理，当时他在传媒大学学编导，到我剧组之后，他就去电影学院进修了。我们第一次合作是拍他的毕业短片、我导演和编剧的《飞机》，第二次是2013年创作的短片，第三次是《轻松+愉快》，第四次是《东北虎》。

耿军

深焦：

音乐在《东北虎》里有很重要的地位，如何给这部电影进行配乐？

耿军：

我在影像里面呈现的那些环境、空间还有人物都是我投入了情感的，在音乐上我想要把情感显露出来。所以我在跟作曲聊的时候，就说我们不需要宏大的音乐，需要小的音乐，需要斯拉夫的音乐元素。我觉得音乐在这个电影里面都是一个人物。这部电影的作曲陈筱舒是1993年出生的，她是南加大（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电影音乐专业毕业的，锦州人。我们聊通了之后，她做了三段，我就特别喜欢。

这个电影里面还有一些主观音乐，比如沙滩上奔跑嬉戏、泳装美女，听到她的创作我特别喜欢那段，热泪盈眶，扎到心里了。具体流程上，一开始是我有几个需要配乐的点给到，第一回合就觉得这几个点都挺好，但还是想再饱满一点，后来就是她说了算了，我说自由度给你，你来主宰电影的配乐。

《东北虎》剧照

深焦：

下一部电影《刺客与明信片》是一个小说改编。

耿军：

改编工作已经做完了，是我的一个作家朋友给我推荐的小说。它不完全是一个类型电影，但是一个犯罪故事，有商业的元素。我觉得对犯罪来说，最重要的是心理动作，那种付诸于行动一瞬间的罪恶感，而不是实施犯罪的那一刻，所以这会是一个心理犯罪片。当然我对商业片没有向往，能持续创作就挺好的。

耿军在《刺客与明信片》创投会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