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道与原野

上个月飞去湖南录《天天向上》，写台本的男生过来对词，一直想问出“登顶珠峰那刻是什么样的感受”。在所谓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方，从脚底的洁白四面八方延伸出去的是浩荡淡影，广而深，似乎所有风景都从脚底开始。比起更具有仪式感的队友，我大概算什么也没做，除了跟着喊“北大精神，永在巅峰”这类口号，只是看看风景。这当然不是灯光灼目的舞台需要的故事。

我大概也从未真正注意过“舞台”需要什么故事。登山以某种形式永久地改变了我本科的那几年，其中之一或许是让我从化院转向心理，从此登山途中的漫长的冥想不再只发生在高海拔。去登珠峰是学校行为，为了北大的百廿校庆，导师知道我是队员，也知道我心理上“转行”已久，收了我做他的直博生，研究心理学某细分方向。

博士的这两年，我没有再像本科一样跑遍西部的高山高原，那些疯狂开花、却几无人迹的地方，相反一直坐在办公室里，北大最高的那栋楼，一个很小而稳固的角落，看书、写作业，比起本科是真正过上了一个“学生”的生活。但很快我感受到了博士，或学术研究，本身对于“终身事业”的隐含承诺。而终身这个词太重了，究其竟，如何从事研究、以什么样的方式获取谋生之所必须，只要是在一个终身体制中都不是我能决定的。就像古代的嫁娶，“终身”总隐在那红盖头前面或后面，“入行”之前，你对这行的一天如何度过、十年后又该怎样度过、二十年后又该怎样度过，没有了解。

上面说过，我从未真正注意过各类“舞台”需要什么故事，也并不在乎他人对自己的叙事，于是我休学了，这也是我的第二次休学。第一次是半个校方的决定，为了攀登珠峰，怕我耽误学业；这一次却是我自身对于“事业”的选择。在阅读了大量顶刊和学者著作之后，我清楚我无法参与其中的学术生产，也渐渐意识到一件事情：所有体量较大的体制，包括学术体制，都是一种磨损，将人器物化的磨损。我肯定它作为一份职业的价值，但再次，我很清楚它不会成为我的终身事业。

复旦的“自由而无用”似乎被提得太多，但我越来越发觉到“自由”和“无用”之间的彼此互文：要自由，必须要无用，因为“君子不器”，而一旦君子成为某种器物，必然是要牺牲自己的内里去装东西的，那些“作息时间表”，那些把时间切割成一块块赁于世界的漂亮双手。而无用倒也是一种自由，一种抵抗：外界无法奈你分毫，因为无所求于你，自然松开了手。

但我也并非希望过一种自由而无用的生活，或者“提早退休”（FIRE），虽然没有对所谓“大事业”的非此不可的激情，我一直非常慎重使用“事业”这个词。我也有一群和我一样重视这个词的朋友，所谓广义上文科生，或者没有有幸学到“有用之学”的人；把这个词理解为一种与世界最深刻和稳定的互动方式。借由我们的事业，我会改变、了解并再次改变这个世界，循环往复。

我相信学术不是唯一一个触碰知识的方式，相应的，也相信金融、互联网、法律、医学等实用领域并非唯一二三四的与世界互动的方式。从峰顶向下看是三千大千世界。绝望的时刻也有，当时没法吃饱饭的时候，至少还能运动。如果拒绝一种不合理的生活足够干脆，就没有什么阻挡去过一种合理生活。有人一直会在轨道，有人转身去了原野。在原野的，“无法不勇猛，无法不飘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