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书的反思

李学勤

研究新发现的大量简帛书籍，与现存古书相对比，不难看到，在古书的产生和传流的过程中，有下列十种值得注意的情况：

第一，佚失无存。地下发现的简帛本古书，不少是不见于现存著录的佚籍。例如在最近发现的江陵张家山竹简中，有一种数学书题为《算数书》，其写成年代早于今本《九章算术》的成书，堪称中国数学史上的惊人发现，这部书并未见于《汉书·艺文志》以及其他著录。另外还有一些简帛本书，虽曾见于著录，却在时间的长河中久已湮没无存。例如临沂银雀山竹简中的《孙膑兵法》，当即《汉书·艺文志》记载的《齐孙子》，可是此书估计在东汉末年即已散佚了。如所周知，《汉志》著录的书籍能保存至今的不很多，看来《汉志》没有著录的古书还不知有多少种。

第二，名亡实存。有的简帛古籍前所未见，实际其内容仍保留在后世的书里。例如近年发表的长沙马王堆帛书《胎产书》，其开首一大段托名禹问、幼频答。这篇帛书字体较早，很可能抄于秦代，内容应是先秦作品，而上述一段现存于隋唐著作《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中，只是语句略有改易，却被说成是北齐名医徐之才的“逐月养胎方”。《胎产书》的这一段，事实上并未佚失，只是被改头换面，以致无人得知。

第三，为今本一部。马王堆帛书有《战国策》，发表时称《战国纵横家书》，共二十七章，其间十一章见于今《战国策》或《史记》。按传本《战国策》为西汉刘向纂辑，其叙云：“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脩书》。”帛书本应为其中一种，只能算今本的一部分，但就其性质而言，仍然属于《战国策》。

第四，后人增广。古书开始出现时，内容较少。传世既久，为世人爱读，学者加以增补，内容加多，与起初大有不同。如阜阳双古堆和定县八角廊都出有一种竹简古籍，审其内容，大多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查《汉书·艺文志》，记述孔门事迹的书有《论语》、《家语》，此书体裁与今《家语》接近，许多内容同于《说苑》等，也与今《家语》一致。今本《家语》久为人所怀疑，指为王肃伪作。从新发现看，《家语》还是有渊源的，只是多经增广补辑而已。今本后序所述《家语》传流经过，也许并非尽出子虚。

第五，后人修改。古书传流多赖师传，有时仅由口传，没有书于竹帛，因而弟子常据所见，加以修改，不能斥为作伪。在新出简帛中，例如长沙马王堆帛书和江陵张家山竹简都有《脉书》（帛书发表时题为《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经研究系今传《内经·灵枢》书中《经脉》篇的祖本，有很多文句是相同或类似的。不过，《经脉》比《脉书》要丰富很多，而且即以最中心的脉数而言，《脉书》是十一脉，《经脉》则增加到十二脉。这不只是文字内容加多，而是在观点上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然而，虽有这样的重大改动，仍不能否认《脉书》是《经脉》的滥觞。

第六，经过重编。以马王堆帛书《周易》为例。帛书有经有传，其传文多与今有异。与今《易传》“十翼”对比，可知“十翼”中的《说卦》等曾经重新编写，和帛书本的编次有许多不同。帛书本好些富有哲理的段落，也不见于今本。至于帛书《周易》的经文部分，则是对传世本加以重编，在卦序上更合于阴阳学说，其年代反而晚于今本经文的成立。因此，出土古籍有时也不一定是最早的本子。

第七，合编成卷。如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以《老子》两篇同《五行》、《九主》、《明君》、《德圣》四篇抄在一起，成了一卷书。这些内容思想倾向很不相同，虽然有某种联系，却分隶不同学派。尤其《五行》出于子思、孟子一派之手，和《老子》不能同日而语。传世古书也有这一类混编的情形，如《逸周书》、《管子》之类，各篇年代和思想多有差异，《管子》中收录《弟子职》，尤为明显。帛书《老子》甲本，以《黄帝书》（可能即《汉志》的《黄帝四经》，发表时称《经法》等）同《老子》合写，虽同属道家，有“黄老”之称，究竟不出于同时同人。不加区别地抄为一书，总是易滋误会的。

第八，篇章单行。古人抄书很不容易，书不易找，书写材料也有困难，因而大部头的书籍有时只有部分篇章单行，普及于世。清人刘宝楠《愈愚录》曾专论及此，举了不少实例，其间有《保傅传》。《保傅》是贾谊《新书》里的一篇，又被收录于《大戴礼记》。现在在定县八角廊竹简中，果然发现有单行的《保傅》。由这个例子，可知新出简帛中有些单篇，不一定意味当时还没有全书，只不过藏简帛的墓主人仅有此篇就是了。

第九，异本并存。上面已经谈及马王堆帛书和张家山竹简的《脉书》。书中发表时题为《阴阳十一脉灸经》的部分，又抄在《导引图》帛书上。马王堆帛书该卷，在《脉书》前又有现题为《足臂十一脉灸经》的一篇，也是论十一脉，而又有不同。同样是《灵枢·经脉》的渊源，但同见于一卷帛书上面，显然是不同本子的并存。帛书《周易》与传世本经文是并存的，上文已论。同样，帛书《老子》先《德》篇后《道》篇，曾引起学者惊异，而今传河上公注本实际也不是晚出的，汉初也可能存在。这些，都是异本并存的例证，不可见新发现之本而摈斥传本。

第十，改换文字。古人传流书籍系为实用，并不专为保存古本。有时因见古书文字艰深费解，就用易懂的同义字取代难字。《史记》引用《尚书》便用过这一方法，看本纪部分即可明白。临沂银雀山竹简《尉缭子》的发现，初看与今本不同，颇多深奥文字，细察可见也是经过类似改动，以致面目全非。这大概是由于《尉缭子》是兵书，更需要让武人能够学习理解。

以上十点，概括得恐怕不够完全，希望读者由此能认识到古书的形成每每要有很长的过程。总的说来，除了少数经籍早已被立于学官，或有官本之外，古籍一般都要经过较大的改动变化，才能定型。那些仅在民间流传的，变动自然更甚。如果以静止的眼光看古书，不免有很大的误会。

通过这些年来整理出土简帛的经验，又使我们认识到古代发现佚书时，整理的要求和标准可能和今天不一样。历史上有两次发现大量古籍，一次是西汉时的孔壁中经，一次是西晋时的汲冢竹书。壁经以古文《尚书》为主，汲冢所出则有《纪年》、《穆天子传》、《师春》等等。古文《尚书》东汉末始多流传，今本出于晋代梅赜所献，自孔安国起的整理过程是很漫长的。清代学者批评今本古文《尚书》，其中有些问题也许就出于整理的缘故。至于今本《纪年》，有的疑难同样可能是当时整理方法的结果。这个问题，我们将另文讨论。

对古书形成和传流的新认识，使我们知道，我国古代大多数典籍是很难用“真”、“伪”二字来判断的。在辨伪方面，清代学者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也有不足之处，其一些局限性延续到现在还有影响。今天要进一步探究中国古代文化，应当从这些局限中超脱出来。从这个角度看，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在文化史研究上也有方法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