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恩·雷特尔 | 社会综合与生产之古代自然哲学的产生基础
社会综合与生产之古代自然哲学的产生基础
要理解古代自然科学及其在公元前 600 年左右的爱奥尼亚的产生，人们必须注意到商品交换所导致的社会与自然的分离，正如通过纯粹社会性的第二自然与第一自然之间的区分所表达出来的那样。社会综合通过商品交换而排除了所有实践的自然联系，因为它，即私人商品占有者的社会综合，仅仅建立在他们商品交换的洽谈和签约的决定之 上。这与古代社会的实践的反差已经再显著不过了一一这一社会以不同的形式（尤其是以迈锡尼文明的形式）统治着过去，并且在这一社会中，尚未独立的个体的社会网络是与自然连接(Naturkontakt)处于不可分割的统一之中。对于综合社会来说——我们对比“原始的”与“综合的”这两个术语，就像对比橡胶与合成橡胶(Buna)一样一一除了进行思维上的努力之外，似乎不可能以其他的方式来获得关于自然背景的经验和知识了；在这一努力中，以从交换抽象中产生出的概念抽象为基础，史前时代所做的神话学上的虚构被切断了，这为事实的真正确知与方法上的考虑和知性思维创造了空间。
现在，没有什么比如下观念更为不妥、更具误导性的了：在其首次登场之时，商品交换似乎就突然统治了整个希腊城邦。最初，商品交换只能是一个偶然的、附带的事件(zufälliges und episodisches Ereignis)。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在海外交易中，比如在用产自阿提卡①(Attika)的橄榄油或葡萄酒与产自瑙克拉提斯②(Naukratis)或本都③(Pontus)的谷物的交易中，货币自公元前6世纪起就变得必不可少了。此外，推动货币发展的因素，即以资本为反思形式的货币活动，在古典的古代，即直到公元前4世纪末，只发生在流通领域内部，而没有侵入生产之中，也就是只作为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而不像在近代欧洲那样作为生产资本。这解释了古代自然科学与近代自然科学的不同的知识对象，即表明了古代人的认识是指向自然总体(Naturganze)之特性的，而在近代，研究的目标则是单个现象。在作为生产者和重甲步兵(Hopliten)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那里，商业思维方式(kommerzielle Denkart)尚未占据统治地位，这一思维方式最初是出现在贵族(Eupatrid)那里，他们让农村的债务奴隶来为他们加工货物，之后在公元前5世纪，就交由买来的奴隶(anthrápoda)来处理。按此，最起码在古典时期，生产者至少保有其等级。希腊城邦是围绕着其公共广场、神庙建造起来的。可能的是：传统的交往方式要留存下来，就必然需要复活古代神话，以抗衡与之相对立的条件，尤其是正成长起来的单个人的独立性。《厄庇诺米斯》(Epinomis)，即柏拉图为其晚年著作《法律篇》所写的附言④，为信神与被神化的星辰崇拜所做的辩护， 听起来就像城邦崩溃的恐怖危险的最后符咒，而后来城邦的确在4世纪末还是走向崩溃了。在这部著作中，柏拉图至少还是作为一名哲学家在言说。但人们可以这样问，在希腊，哲学的基础究竟是如何被奠定的？
①希腊中东部区名，南和东濒爱琴海。——译者注
②古埃及二十六王朝时期地中海世界的一座重要的商业港口城市，位于尼罗河支流卡诺比克河口。——译者注
③小亚细亚北部海岸地区，西抵庇推尼，东至亚美尼亚高地。——译者注
④当代有古典研究认为，这实为柏拉图的学生奥普斯的菲利普（Phillip of Opus)所作。一一译者注
A. 经过货币走向“希腊奇迹”的瓦解之路
这里所涉及的不应是作为总体现象(Gesamtphänomen)的希腊哲学，而是奠定希腊哲学之基础的那些关键概念。这里的目的在于对爱利亚学派的存在概念做发生学上的起源解释。在最初的哲学家们的诸概念中，巴门尼德的这一概念尽管是最呆板的、最片面的，但也是最简洁的，深刻地规定了希腊哲学发展的道路以及弯路。我们已经解释过， 在历史上，纯粹哲学概念以经由货币的方式获得其形态，并且我们在这种观点中看到了唯心主义精神史传统之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选择，唯心主义想要以思维的方式来解释概念的起源。但是，这种思维只能走进“希腊奇迹”的死胡同；最终，精神史的思维方式是不能解决这一矛盾的，即它应当以历史的方式探寻永恒的普遍概念的历史起源。
我们解释的历史出发点是公元前6世纪向商品交换的过渡，并且处于走向商品社会的系列之中，因而也就是对一种不会被磨损的铸币材质的假设，这是一种在商品社会中逐步起作用的隐秘假设。城邦的商品交换只是在边界上发生，并且这还绝没有渗透到城邦之内，以至于上述假设在货币的使命上还不可能发生任何制度性的表现，这些都不是对这个出发点的反驳。上述假设不依赖于这种明确的表现，它内在地存在于铸币中，而且对于敏锐的观察者来说是能够很真切地感觉到的。
但现在，应当暂时忽略哲学——希腊哲学或其他的哲学及其概念，并要求读者自己去努力发现关于货币必须由之制成的材质的一个规定、描述或概念。显然，货币必须具有一种材质；蒂尔·厄伦施皮格尔也不会想象出一块用来购买东西但不具有材料上的实在性的货币。毋宁说，材质必须是真实的，存在于时空当中，并完满地体现出货币价值。但是，这应当如何来考虑呢？“各种曾经充当过商品等价物的普通商品”①中，没有一种唯一符合那使它特别地优越于其他商品的规定，即应当在时间中保持不变。因而，货币必须由一种现实的材质(wirkliche Materie)组成，但它不等于一种存在且可能存在的现实材质，而是一种不存在于感官经验中(in keiner Sinneserfahrung existiert) 的材质。因此，它是单纯的概念，也就是非经验的、纯粹的概念，一种非经验的抽象，对这种抽象而言，只可能存在概念的思维形式。尽管如此，这一概念所含的内容，如前所述，不是单纯的思想，而是一种时空上的实在性，其承载着任何一种材质，但它却不是物质性的(stofflich)。思考这一概念的人之中，也没有谁能够自认为，他用感性经验的给予物，通过从特殊到普遍的逐级上升来构成(gebildet)这个概念。它不是被任何人构成的，它已然在此，不需任何推导和背景。作为概念之源的抽象，已然发生在别的地方，而且是以不同于思想的方式发生的。思想所添加的东西，无非是努力为既定抽象进行令人满意的命名，为它找到适当定义过的词汇，以在思想上领会这种同一化(Identifizierung)。为这种现实抽象的要素找到一个恰当概念的第一人，是提出存在的本体论概念的巴门尼德，当然他极少注意到他的概念所承担的是什么，以及这个概念给这些东西强加了些什么。他说，所有物的实在，不是其感性现象，而是唯一的、单独的“一”。这就是说：这无非是说，它是完整无缺的，充满了时间和空间，是不可改变、不可划分、静止不动的，无非是说， 它不可能消失，因此也不可能是产生出来的。这一概念的思想显然是对这里认识到的货币物质本性的片面化和绝对化。由此现实抽象的其他的、同样本质性的特性，如运动和原子性被排除了，这些属性后来必定会被其他的思想家所重视。
①MEW 23, 72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2页。
人们从这一例子中看到：第一，在交换的现实抽象，或者说交换的不同要素能够强加于意识之前，就需要通过铸造货币而在形式上制度化的货币形式。第二，这种“强加”的确切表达并不采取任何神秘的方式，而是在于对现实抽象的相关因素的同一化之中。因为既然现实抽象无非是纯粹的形式抽象，那么对它的同一化所导致的结果，无非是一种纯粹的概念形成。形成概念的能力与其作为认识“主体”一一“逻各斯” 、努斯” 、“理智”——的角色，在此才获得历史性的产生。第三，这种同一化消解了已形成的概念的起源和整个起源关联。关于现实抽象的正确的、同一化的陈述产生了错误的意识。因为概念中的同一化将现实抽象的历史性特征转变为没有历史时空(historisch ort-und zeitlose)的思维形式，它的非经验抽象的特征就使它脱离了时空上可定位的事物(örtlich und zeitlich Lozierbaren)的领域。第四，现实抽象的社会－综合功能转变为概念思维的逻辑－综合功能。第五，这种转变将这样产生出来的思维同所有体力劳动和活动不可调和地区分开。第六，这种转变赋予这种思维以思维真理的哲学概念意义上的真理概念，正如这一概念在巴门尼德的存在那里第一次并且最为清晰地表达出来的那样。真理观念是在对必然错误的意识的占有中兴起的。从展开了的商品生产中发源的概念－逻辑的思维方式，执行着思维的普遍社会化形式所不可或缺的功能，这一点的确属于必然发生的异化(Entfremdung)的特征。
希腊哲学的永恒性，即在今天的哲学探讨中它也还是作为不可消逝的尺度被卷入进来这个事实，可以这样解释：它将综合地组成我们的社会的现实抽象的本质内容概念化了。这些就是哲学的概念(Begriffe der Philosophie)，或者，如果人们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哲学概念(philosophischen Begriffe)支配着社会绵延于其中的时间。
但是，我们的社会本身——其以哲学作为精神穹顶——从来对自身都是盲目的。马丁·海德格尔在关于解蔽①，即真理的个人解读方式之中表达出了这一事实。按照他的说法，他适合去探索已陈述出的遮蔽，去解蔽它，如海德格尔所说，去探索它的原因。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也没有尝试这样做。他只是把它理解为，在解蔽的曙光 (Dämmerschein)中沉溺于一种哲学研究的特殊风格。
①
B．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起源的回忆
对早期希腊哲学及其在公元前5、6世纪的起源的研究指向一个严重的悖论：必须追问历史上永恒的普遍概念——前苏格拉底哲学即以这些概念为基础的历史起源。从唯心主义传统的精神史的立场来看，这一悖论是无解的，精神史的努力结果所导致的总是一再地屈服于曾多次被引用的“希腊奇迹”的评判，当然，今天人们再也不乐于提及这一评判了。这一点很清楚：希腊哲学并未因这种评判而更富荣光，而只是被视为错误的沉思方式。
但是，在我看来，新近的语言分析方法的结果同样是成问题的，比如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布鲁诺·斯涅耳(Bruno Snell)及其他人，如B. L.沃尔夫(B. L. Wharf）与E.萨丕尔(E. Sapir)创造性地应用了这一方法。因为我不能看到，人们在这一道路上，如何能从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意识的语言形式跳跃到纯粹抽象的水平。我赞同布鲁诺·斯涅耳所说的：“只有在希腊，理论思维是独立产生的，只有这里才有一种本色的、科学的概念形成。”①但是，在此之前是这句话：“语言与科学概念形成之间的这种关系，严格说来，只能在希腊人那里观察到，因为只有在此，概念是从语言中有机地生长出来。”②哲学家从日常语言的语词与表述中挑出一个术语表，在其中，这些词汇的通常理解的意义在根本上被转化和陌生化了。我不能同意的是，像斯涅耳似乎暗示出来的那样，道路在相反的方向上终止了，或者本来可能终止的，也就是从语言到思维，而非从思想到语言。此外，在我所援引的第二句话的末尾，斯涅耳通过从句中的一种错误表述夸大了他对此的看法。他说：“……因为只有在此，概念从语言中有机地生长出来。”但这只能是说：是概念的形式而非概念本身。语言能为思想者提供的，只是其思想的表达手段，这些思想应该采取概念的形式，也就是说应该称为概念。除此之外，语言分析方法的行家们能用合理的方式提出的便没有什么了。我认为，试图在希腊人的语言发展中来寻找希腊哲学普遍化的起源根据，这个做法是错误的。众所周知的是，最初的哲学家们在命名他们的新概念时，其操作并不完美，这些概念并没有因此而遗失；这些概念趋向于适当的表述，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保存了下来。但是，为何这些永恒的、普遍的东西变成了哲学的基础？是什么赋予了它们哲学意义？
社会的现实抽象向思维抽象的转变存在着严重不足：对于思想家来说，作为结果的概念是并且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难以接近其起源。在希腊，说到比哲学家们还要有本领的诗人，人们只会想到索菲克勒斯 (Sophokles)及其《俄狄浦斯王》这部悲剧。马丁·海德格尔通过其关于真理一词的个人解读方法，提出这个词应正确理解为敞开的东西 (Unentschlossene) ，或者如他所说：解蔽的东西 (Entborgene) 。借助亚里士多德，他将这个词的词干理解为神圣之物，这在巴门尼德那里是相当有理由的，因为他想从正义女神那里接受他的真理。这可以通过下面这一点来证实：无论是他还是其他任何一个哲学家，都没有通过自己的抽象活动来形成其基础性的普遍概念。抽象发生在其他地方，并且以近乎完成的形态向思想家们给出了。这涉及概念的另一种等级，如亚里士多德在其逻辑学中列举的、作为抽象的教学例子的那些种概念。恰恰因此，那些种概念的起源的不可辨识性及其绝对抽象性具有如此深刻的意义。因为在概念它们在感官世界中没有支撑，因而其真理不是外在于，而只能是内在于它们自身一一那里，对其起源的无知使得理解它们成了难题。它们起源的不可理解性使得对它们的解释成为思辨阐释的任务，换言之，成为哲学的任务。
①Bruno Snell: Die Entstehung des Geistes, Görtingen 1975, S. 205。
②Ibid.。
阿多诺说：
“使哲学之为哲学的，不在于范畴抽象地现存着，而在于它们是问题，它们仅仅是如此现存着的因此也在于对立性的运动形式。交换抽象自身是无问题的，因为它仅仅是在交换中作为其条件和结构而发生的。而范畴是成问题的，因为它们与传统的、惯常的意识相矛盾。它们不是种概念(Gattungsbegriffe)，而是有着与种概念相对立的特殊的抽象性，是纯粹理想性的；它们不仅与特定的神话的规范意识(Normalbewuβtsein)相矛盾，而且也恰好与经验的规范意识相矛盾。
范畴是被个别地意识到的；每一范畴都有其排斥任一其他范畴的绝对范围，但又与任一其他范畴有着共同的根源，因而不能绝对地清除其他范畴，而必然是与每一范畴相中介。这样的中介是哲学的本质内容。
巴门尼德惊异于交换客体的特性，即实体；赫拉克利特惊异于在交换中发生的持续的运动中的平衡，即混沌与有序的统一；普罗泰格拉惊异于比例关系。
交换包含着相互矛盾的范畴，但又是它们的统一；只有当它们被意识到时，它们才是抽象的，并且明显是彼此矛盾着的。
价值是杂多的统一，是不同感性事物的统一，是诸多使用价值的统一。价值范畴对于其所包含的矛盾来说，是一个托辞。对真理的坚持是相互矛盾的范畴的统一，并且这一对真理的假设迫使范畴相互中介，因为中介才是真理。真理范畴是交换存在(Sein des Tauschs)与交换范畴的概念之间的差异①。
哲学按照其内在的、体系的一致性展开自身，它拥有引发自身的社会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为其阶级斗争而需要哲学的阶级，这个阶级必须要主张自身的正当性。
取决于将交换抽象陈述为真理的可能性的有：（1)为与旧阶级相对立的新阶级辩护；（2) 与手工业的单纯经验相对立的理智的自信，即科学的可能性条件。如下这两方面关系在古典时期是一致的：对生产的理论的－有组织的控制与商业阶级的统治在意识形态上的自我奠基②。
但是，诸范畴之间的互动争辩并不是发生在其纯粹性之中，而是发生在［科学中的］客体身上。范畴的建构，即交换抽象的哲学反映，要求撇开（遗忘）它们的社会起源，撇开所有的起源。而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起源的回忆(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ist Aanmnesis der Genese)。”③
①在“笔记”原文中为差异范畴，参见该书德文版223页。——译者注
②我和阿多诺当时的假设，即波斯战争后出现了一个商业阶级的统治，在根本上是错误的。这种假设在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之间广为传播，但却没有人注意到，它是与对马克思的更好的理解背道而驰。对此，只需从“大纲”，（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译者注）中引两句格言。一是已经提到过的：“古代人那里，交换价值不是网络(nexus rerum)(Grundrisse, S. 134)，二是还需强调的：“古代的自由和平等恰恰不是以发展了的交换价值为基础，相反的是由于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毁灭＂（ibid., S. 56)。——如果大奴隶主（比如雅典的大奴隶主）不是按照商业上的生意人的方式来使用奴隶，那么他们是如何通过占有奴隶而变得富有的呢？在这个关键问题中，我决定同意马克斯·韦伯的猜测：他们将在战争中或是在德洛斯(Delos，爱琴海上的一个岛屿，曾有古希腊最大的奴隶市场——译者注）的奴隶市场上获得的奴隶出租给外来移民(Metoeken，古希腊城邦中长期居住的外来者，不能拥有地产，多从事贸易和手工业——译者注），他们在自己的作坊中用奴隶来生产武器、化妆品、陶器、家具、鞋等，有些作坊拥有30个甚至更多的奴隶。因此·希腊的奴隶主还是收利息者，并能享受其作为Kaloikagathoi的贵族悠闲。
③特奥多·W·阿多诺与A.索恩－雷特尔，“对话笔记（阿多诺记）”，Warenform und Denkfom mit zwei Anhangen, Suhrkamp, Frankfurt a. M. 1978. S. 135 ff。
我打算以阿多诺这一精练的、中肯的规定来结束上述引用，尽管在这份对话笔记中不乏进一步有价值的内容。这个笔记尤其还展示了阿多诺那时候(1965年）在何种程度上吸取了我的唯物主义知识－科学理论(materialistische Erkenntnis-und Wissenschafttheorie)。——对于我来说，深入希腊哲学的内容是不合适的，因为我没有接受过人文主义教育，也不会说希腊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