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半生买房的我们，如今都成了空巢老人 | 住在人间

配图 | 《一一》剧照

作者：竹子

刮了一整天的西北风，终于在傍晚停歇了，冷清的天际落日明净，预示着霜降就要来临。枝头的鸟儿在呼朋引伴中陆续归巢，下班归来的邻居把院门弄得咣当乱响，孩子们追逐嬉戏的喧嚣声以及犬吠，尽显其乐融融。

我独立于胡同尽头的深宅大院，回望身后那空荡荡的3层楼，心间莫名地惆怅。回想24年前，我在县城打拼买下这个深宅大院时，四世同堂，何等光耀。现如今儿孙各奔东西，人气渐散，剩下我独守院落，暗自神伤。

1

经过南疆战火的洗礼后，我身残蛰伏偏僻的乡村7年。1988年春季，30岁的我终于跛着两条腿离开老家，来到几十公里外的县城，应聘民政局的文员岗位。

民政局在县城中心的筒子楼内办公，那是60年代末期县计委建的丁字形3层楼。随着改革开放职能的扩展，民政、劳动、土地、城建等局委应运而生，就像一个大家庭的儿子分家一样，陆续从计委裂变出来独立办公，仍然挤在一栋破楼内。

一楼门挨门是各单位的综合办公室，人声嘈杂，迎门一道宽阔的水泥楼梯通向二楼，20几个单间被局长和副局长们占据了。三楼居住着单身职工，正好有一间空屋子，局里临时安排给我住，还买来一张1米2宽的木条床。

我拿着宿舍钥匙，却迟迟未住进去，除了担心在漆黑的夜晚摔坏腿，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生活不便利——三楼无水、无厕所，双腿残疾的我，每天要到二楼转弯处取水，如厕需要下到一楼最南头的公厕去。

到厕所得先从南屋山墙的夹道里穿过，再顺着后墙向北走20多米到死角处，南北一长溜蹲位就出现了。平常再内急，也得脚踏稀嚓嚓臊气冲鼻的尿液排队等候。大热天，人挨人蹲着，如练功一般出恭。蹲厕时间长了，感觉脚心痒痒，低头瞧，蠕动的蛆虫顺着凉鞋的缝隙直往里钻。于是，艾怨怒骂声不断。

虽然这个单间宿舍对我来说很难得，但我思来想去，最终没有把铺盖搬进去。就在我犹豫的时候，局里新分配来两名女大学生，二人在县城内都没有栖身之所。局长找我说：“那屋子你不住，也不能闲着，就让给女同志吧。”

局长一句话，我就乖乖地将宿舍钥匙交了出来。

进县城之前，人武部领导听说我是个“笔杆子”，政委就指名要我去政工科帮忙，还将我的铺盖安排进了招待室。政委指着家属院北边的两间空地皮对我说：“只要你过来上班，那地方就无偿给你了，自己掏钱盖房子住。”

那年月，能够在县城立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门小院生活是很荣耀的。我虽然为那块空地皮而心动，可我伤残从部队退役时，档案交接给了民政局，是由局里分散供养的人员。我不敢得罪局领导，暂且将两个单位的文字材料都揽下来，经常熬夜超负荷工作。

人武部招待室时常接待军分区和省军区来客，我已经脱下军装，不再是军人，长期住在那里很不方便。后来他们催我搬走，幸好部长跟我姐夫是同村发小，说透了这层关系，部长就在县城东关新建的训练基地给我开了一个单间。

那单间在一楼通道南端，朝阳，生活用水也方便，唯一的缺陷是公厕在大院最东南角，有点远。当时，为了开放搞活训练基地，空房子被陆续租了出去。

我高中的同桌在一楼西边临街的铺面内开设了祖传皮肤科诊所，另有一家推拿按摩诊所。三楼的空房租给了私营服装厂、手套厂、印刷厂，还有一家工艺美术制镜厂。这栋楼内的人员成分十分复杂，被我们戏称为“七十二家房客”。

人多就容易出乱子，有人把一辆崭新自行车停放在门口，转身离开不到10分钟，车子就没影儿了。那天我跟局里的同事一块下乡，匆忙将脱下的军警靴放在窗户外晾晒，下午归来，一双新皮靴就丢了。后来我实在没办法，担心做饭用的铁皮炉子被偷走，夜里就把它从楼道里掂进屋内。

一天夜晚，大风将玻璃窗扇给吹闭了，睡到半夜，我感觉头痛欲裂，翻来覆去折腾到黎明，一度干哕得肚子疼。后来急忙起床，晕晕乎乎扶着墙去厕所，刚走到楼道口，两腿发软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喘不上气。

开诊所的同学发现后，嚷嚷说是煤气中毒了，赶紧叫人将我搀扶到院子里的通风处。我迷瞪半天，终于缓过气来。过后想想，真可怕呀，如果不是出来上厕所，我可能就玩完了。

那时候，我苦苦思索：啥时候我才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安乐窝啊？

2

我进县城的那年冬天，7岁的大儿子到了上学的年龄，我让妻子也搬进县城，到训练基地三楼的服装厂打工。岂料，我们两口子被窝还没暖热，人武部就让我腾房子——开春后，全县的民兵要在基地集中训练。

正在为难之际，恰逢部里一位老战友转业到市里工作，家属院空出了一间寝室。部长和政委同意我们搬进家属院住，条件是我必须到人武部政工科上班，我的妻子也可以安排进八一商店。

我硬着头皮从民政局出走，在政工科上班不到两天，妻子还没进八一商店，局里就催我回去。迫不得已，我只能再回民政局。好在已经搬进了家属院，算是暂时安了家。

人武部位于县城中心的最高处，东高西低，凸凹不平。北家属院与南边办公区隔一道墙，地势比南边低洼近1米。院子里东西一排低矮红砖瓦房，住着6位现役干部。西边邻居的屋墙依高坡而建，比我住那间落差1米多，中间共用一道夹山墙。

在这里，左邻右舍都是和我一块当兵参战的老弟兄，见我初来乍到，一起动手帮我找来几根木棍，在门前的空地上搭起一个棚子，周围用油毡包裹，上边覆盖几块石棉瓦，权且做厨房用。

这个简易厨房西依邻居屋墙搭建，南边一道坡度，几乎是在坑内，潮湿气繁生出很多蜗牛。这种昼伏夜出的甲壳虫，夜晚爬满案板和周围的油毡，遗留下一道道白色粘液，瞅着令人恶心。每天早起，做饭前需要用清水洗涮案板，将蜗牛爬行过的地方清理干净。有时，这些烦人的蜗牛还会钻进碗里和盆里，防不胜防。

三伏高温天气，屋里的水泥地面直往外冒水珠，潮湿气散发出一股子刺鼻的霉味儿，跺一脚墙体哗啦掉泥皮。我在屋墙上贴几张白纸，遮盖住泥皮剥落的墙裙，将那张1米2宽的木条床放进去。晚上，我与妻儿挤在一起，4人分睡两头。人就跟炉子上的烤鱼似的，别说翻身了，伸开的腿刚蜷缩挪一下地方，再伸就没位置了。早晨起床，妻子总是佝偻着腰走路，看背影显得很老相，实际上她才30岁出头。

多年后，妻子回忆起这段生活经历，感慨道：“夜晚睡觉，俺侧身趴在床梆上，哪敢翻身啊！”

妻子在训练基地那家私营服装厂没干多久，服装厂就倒闭了。80年代还没有“打工人”这个词，不像现在满大街都可以找活儿干。妻子不识字，“农转非”进县城后，一直安排不了固定工作，全家都得靠我一个人养活。

民政局有一个福利化工厂，实际上是社会上几个有门路的人凑一块办的民营企业，挂靠在局里免税的。局里让我作为残疾人顶替一个名额，让我妻子去化工厂上班，每月领几十块钱补贴。那个化工厂生产的白色粉末如碱面一般，据说是重工业用于分离金属的，毒性很大。因为污染问题，厂区临时设在县城西郊烈士陵园南邻的荒岗上，妻子每天要往返几公里去上班。

我的大儿子进县城实验小学读一年级，5岁的小儿子原本留在了老家，但他哭闹着非要跟我们生活。因没钱送幼儿园，就待在家属院跟邻居的小孩一块玩。

炎夏的早晨，吃过饭，妻子将小儿子撇在家里，照常去城西的化工厂上班，我应邀到城东训练基地去搜集材料。天近中午，小儿子在家玩厌了，独自出门找妈妈。他听说妈妈在城西上班，就顺着东大街走上人民路，一直朝西奔去。走到一座桥上，面前出现两条岔路，他不知道该向哪儿走，就哭着掉头回来了。

他沿着大路折返5公里，穿城而过，凭记忆一直找到东关训练基地。瞅见我，就扑进我怀里，“哇”地一声大哭起来。7月的太阳如同一个大火球，照得马路上的柏油直冒烟发软，热浪炙烤得人脸皮发烫。儿子的裤头和背心汗湿如洗，小脸上脏兮兮的，让我心疼。我紧紧抱着他，眼泪止不住直往外涌。那一刻我揪心啊，万一儿子走丢了，或者是被人贩子拐跑了，将是我一辈子的痛悔。

后来，为了小儿子的安全，任凭他哭闹，我和妻子只能狠心将他送回老家交给父母看护。我痛定思痛，暗下决心，要在县城争得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为妻儿遮风避雨。

3

人武部政委见我屡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就再次找我，要以那块地皮为条件，让我到政工科上班。我反复掂量，最终做出决定，要那块地皮建房。临走时，我对民政局的领导说：“俺就是一匹马，也该有一个栖身的棚子吧。”

为了挽留我，民政局的领导索性将城区闹市临大街的两间瓦房许诺给我，这条件远比人武部的地皮优厚。我并不是那种反复无常的势利眼，争来争去，就是为了寻求一个固定的窝儿。

当时，那两间瓦房里还居住着一个孤寡老太太，是外籍退休干部的遗属。局长对我说：“等老太太去世以后，你再搬进去。”

为人子者，谁都是父母生养的，从良心上讲，我不能盼着孤寡老太太早点死。可我又心存顾虑，怕时间长了领导班子更换，到时新上任的领导不认账，让我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我执意要将那两间公房买下来。局长同意我拿出2000元钱，交给财务室入账，由局里与我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我拿着这份合同去房产部门办理了过户手续，才算成为那两间房屋的合法拥有者。

1991年冬天，孤寡老太太去世了，我接过房门钥匙却无法入住——随着县城主干道拓宽，瓦屋在路南占道1米多，城建部门一直要求拆除房屋。当时大雪扑门，天寒地冻，我计划等来年开春气温回暖了再建新房。可计划赶不上变化，开春后我还没有施工，人武部就要统一拆除北家属院，新建一栋家属楼，催我立马搬家走人。

清明节的前几天，细雨霏霏，我早起还没上班，只见屋顶直落泥皮。抬头看，拆房的民工已经登顶揭瓦了。我心急火燎地赶到民政局，发现新建的临街铺面还有3间没有租出去，于是打开门锁匆忙搬了进去。

此时，我到县城不满4年，从城东到城西，来来往往搬了5次家，真应了那句老话“人挪活”啊。

1992年春季，我要拆除旧房建新家了，可那地方处在城中村，周围的邻居都是坐地户农民，我很担心施工时发生意外纠纷。恰巧有个乡长调进局里任副局长，他之前在城关镇任过职，跟城中村的干部比较熟悉，局里就让这位副局长出面协调各方关系。

找了一天晚上，我安排了酒席，副局长邀请村干部和包工头吃饭，将建房的活儿大包干给他们。席间，那位村干部大包大揽地冲我说：“兄弟，你把这地方让给我们吧，俺打算建村办公室。城外只要是俺队的土地，你随便挑，给你弄半亩地盖一个大院子。”

副局长一摆手说：“这事儿就甭说了，局里指派给我的任务，我得圆满交差啊。”

施工队拆了旧房，由城建部门监督往南退1米多挖地基。这下本来就小的院子已经没有空余地方了。我只能建内楼梯全封闭的两层小楼，一楼两间铺面，二楼隔成两室一厅，外带一个小厨房，没有卫生间。日常大小便需要到路北的医院上公厕，对于双腿残疾的我来说，上下楼梯极不方便。

长期居住在城中村的农民都有一种优越感，对我这个陌生新邻居很排外。他们眼馋我新建的两间临街铺面，聚齐在施工现场冷言冷语质问我：“你咋恁光棍，俺的地盘都叫你给占了？”

一个老太太很有气势地冲我说：“孩子乖，这两间临街房比儿子都孝顺。”言外之意，建好的铺面是有租金收益的，再孝顺的儿子每月也不会给恁些钱。

东邻隔着一条路，脾气大的老爷子是坐地户，有点气不过，逮住本家的包工头破口大骂，硬说卡车给我家卸砖时压坏了他家下水道，立逼民工当场挖开下水道查看究竟，却安然无恙。

包工头苦着脸冲我说：“兄弟，看看俺挣你这辛苦钱容易吗，把老街坊都给得罪啦。”

老爷子还昂着头冲我说：“放线下地基往里缩，多一公分，掂抓钩把房子给你搂了！”

新房的地基刚出基础，这地方不通自来水，需要自己打轧水井解决生活用水。白天施工队不能耽误干活，只能等到傍晚民工下班之后，连夜在设计好的楼梯间打轧水井。

之前我在老家院子里打过轧水井，村子临近贾鲁河，地下水层比较浅，随便挖一个坑，浇上几桶水，两三个壮汉子架着铁锥杆使劲儿往地下杵，一小时就把井管下进去出水了。而老县城地处黄河下游，历史上多次遭受黄河水冲淹，地下城摞城的残砖烂瓦，阻碍着铁锥杆钻不下去。

我向包工头求情留下几个民工帮忙，他们跟打井的师傅不停点儿干到凌晨，一个个累得筋疲力尽。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将塑料水管下到地下17米的咸水层，便再也钻不动了。轧井里取出来的水，喝一口，咸涩，还带一股子苦味儿。

那个年代，乡下的民工都还比较单纯，帮我白干了半天的活儿，不要工钱，每人一盒香烟，夜市砂锅摊上的酒菜随便吃喝。这些饿透了肚子的壮汉子往砂锅摊前一坐，烧鸡扣碗外加凉拌猪头肉，专拣荤菜点，掂着整瓶的啤酒当茶喝。我们家境不富裕，心疼这额外的花销，却只能在一旁笑脸陪着，几乎熬了一个通夜。

忙和累暂且都不说，刺耳的羞辱话也能忍受，最让人烦心的是节外生枝——有人告我建房侵权，法院下达了开庭传票。

4

我建房的南边有一处四合院，原来是人民政府收缴的敌伪财产，划给县速成师范做教职工宿舍用。后来速成师范变为中学，那院子年久失修，已经少有人居住了。中学校长眼见我拆了旧房要建临街铺面，有点红眼，就以我建房侵占宿舍出路为由，直接起诉到了法院。校长还当众发话：“你咋盖的房子，到时候就给我们咋拆除了。”

局里帮我聘请了律师，让我陪着查档案、搜集证据。那段时间，我拖着两条残腿四处奔波，请律师吃饭，他说牙口不好，指名要吃烘烂的肘子，我像跟屁虫一样殷勤地伺候着，生怕他不尽心举证答辩。

局长见我精神憔悴，就对我说：“打官司该花的钱，你记住账，如果官司打输了，局里兜摊，不能让你吃亏。”

局长言外之意，官司打输了就将我花的钱报销了，可我的房子呢？到时候不是鸡飞蛋打吗？我疲惫不堪，整夜睡不着觉，夜暗中怨恨顿生，但却不知道该恼恨谁。

情急中，我挨门去找县长，请求政府给我解决回城安置房问题。那年月，政府大都敞开门办公，主管城建的副县长是从西藏归来的支边正处级干部，态度十分和蔼。他笑呵呵地对我说：“自古盖房如楔钉，你打灯连夜施工，盖好房子就搬进去，看谁能把你撵出来。”县长也拍桌子说：“那四合院属于公产，政府当初划给学校，如今已经改变使用性质了，政府有权收回来。”

最终，法院依法驳回了学校的诉讼请求，由县政府裁决，维持原状给我了。我终于吃了一颗定心丸，自认为占了便宜，那打官司、跑路花费的几千元钱也不敢再提。

4月份开始建房，到中秋节前搬进新居，期间的苦和累，将人折腾得脱一层皮。

妻子胆子大，每天上水保养混泥土屋顶，都是她抱着一根木杆爬上7米高的顶层。一次，她下来时不小心，一脚踩在铁钉上，将脚心扎穿到脚面了。去医院简单消毒包扎一下，又一瘸一拐地出现在工地上清理建筑垃圾。

搬进新居的第一晚，我们两口子躺在床上，瞅着卧室雪白的墙壁和天花板，都兴奋得睡不着觉。屈指算来，我们进县城4年多，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那时，妻子辗转多个地方一直找不到固定工作，在家里歇了一年，坐吃山空被逼入了绝境，就狠心在新居东边50米的服装市场购买摊位，跟熟人学着卖小百货。

头一趟去开封进货，我陪不识字的妻子一块儿去，每进一包秋衣或者裤头，就在纸片上用数码写上进货价，回来让她看着卖。开始妻子记不住价钱，也有卖赔的时候，时间长了熟能生巧，一个月下来，也能挣几百块辛苦钱。这让我们憧憬着未来美好的生活，内心有一种充实感。

搬进新居后不久，当初扬言要掂抓钩搂我房子的东邻老爷子，突然叫我去他家楼上赴宴。我忐忑不安上了东邻二楼，瞅见客厅里摆一桌子酒菜，马路对面那个卖烩面的老板笑盈盈站起来直给我递烟，一时让我莫名其妙。

瘦筋巴巴的老爷子平时紧绷着苦皱脸，难得笑一回，此刻露出新镶的银白瓷牙冲我说：“孩子，以后咱都是邻居啦，门面甭租给旁人，让他开饭店吧。”

我这才明白，路北那家烩面馆，房东要用铺面，老板就傍着老爷子，要租我新建的房子。之前我和妻子就拒绝过开饭店的租户，担心将新房给弄脏了，可没容我推辞，老爷子一挥手武断地说：“甭犹豫，就这儿吧，明儿个开门垒锅灶。”

就这样，我自个的房子不当家，让脾气执拗的老爷子做了顺水人情。

自从一楼的铺面开了饭店，每天烟熏火燎的，冬天还好些，到了三伏炎夏，下边煮肉的大锅灶正对着二楼客厅，炙烤得楼板的水泥地直烫脚。楼顶的平台一览无余，被毒辣辣的阳光暴晒成热鏊子，处于二楼夹层的我们一家四口就像钻进了蒸笼。

低电压的吊扇半死不活地转动着，扇出来的风热得两个儿子起一身痱子，他们嚷嚷着睡不着觉，第二天上学都打不起精神。可那时每月房租才80块钱，我们建房欠的债务没有还清，压根就买不起空调。

我们一家在这个小楼上住了5年，当初搬家的新鲜感逐渐过期了，都厌倦了这种狭窄的生活环境。

妻子依旧风里来雨里去，大包从相国寺批发市场背回来针纺织品，每天早出晚归摆摊练地盘，巴望挣更多的钱。我同时在另外几家做兼职，拼命写文挣稿费。我们想早日还清债务，勒紧腰带将余钱积攒起来，思谋着想再买一个大院子，摆脱眼前的窘迫生活。

5

1997年冬季，经熟人介绍，我和妻子在城东看中一处宅子。那是银行新建的家属院，临街的铺面带院子办公，最里边一个建好的三间门头独院，主房两层半，东边跨耳建两层平房，客厅、厨房和卫生间齐全，软装古色古香，可以直接入住。最大的优势是，南北十几米长的空院子能栽花种菜，周围没有高层建筑，一直到傍晚院子里都有阳光。

我向亲友筹借了一笔钱，全款13万元将这处院落买下来。我是独子，将老家的爷爷和父母接进县城大院，一家人团团圆圆，其乐融融，度过了人生中那段最美好的时光。

可天下无不散的宴席。随着时光的流逝，年迈的爷爷驾鹤西去，90岁的父母也住进了老人公寓，儿子们羽翼丰满了，便举翅飞往大城市另觅高枝。

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应聘到南方一家公司，找一个东北媳妇，他们结婚生子，落户深圳；紧接着，小儿子也大学毕业，跟女同学成婚后进了省城。

两个孙子相继出生，半辈子没坐过飞机的妻子先飞往深圳看大孙子，又常住郑州抱小孙子。双腿残疾的我有心想跟妻子一起走，可家有白发高堂在，不能远游。

回头仔细想想，我和妻子进县城努力打拼这些年，两口子从来没有分开过，一直抱成团拼命挣钱。刚进城居无定所，流浪中迫切渴望拥有自己的安乐窝，后来自建了临街的狭窄小楼，进而谋求更大更宽敞的院落。这些都如愿以偿了。

只是夜色渐浓，我常常一个人独立深宅大院内，仰望灰蒙蒙的夜空，观天象数星星，顾影自怜，寂寞难耐。每次妻子从郑州归来，小住几天，又急匆匆离去。我送她到长途车站，目睹班车消失在公路尽头，心间忽然冒出柳永的诗句：“自古伤情多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动情处，两行浊泪早已滴落腮边。

乍然之间，一个人漫长寂寞的日子又要开始了。

回到家里，我紧闭大门，闷坐在电脑前码字，一整天不说一句话。我甚至几天不出门，慢慢地就变成了失语者。

那次送别了妻子，赶上农历十月一的“寒衣节”，我骑电动车回老家给逝去的爷爷奶奶上坟，目睹冷清的坟头长满萋萋衰草，压抑的情绪在一瞬间发泄出来，七尺男儿跪地嚎啕大哭，泪水涟涟哭喊着说：“爷呀，奶啊，跟孙儿走吧，晚上陪俺说说话。”

我不能变成一个失语者，独居空巢吟诗赋词，自己对着镜子跟自己说话，聊以自慰。久而久之，我便养成了自语的习惯，无名状中，一个人突然就冒出来一句话，将短时间归来的妻子吓一跳，以为我的脑子出现了问题。

后来，我走出封闭的深宅大院。发现当年跟我一块在人武部家属院住公房的战友们，还有那位开皮肤科诊所的同学，都有了成套的住房。只是，他们几乎和我是一样的境遇——儿女长大后纷纷到大城市工作，妻子随之而去，一个个独守空巢，成了“光杆司令”。

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何时能够重聚这深宅大院，再现当年热热闹闹的人气呢？

（文中人名、地名均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

本文头图选自电影《一一》（2000），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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