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浪子，别泊岸》周嘉宁
在我还没见过小元之前，便听说了她许多事情，那是很多年前，七年，八年。那会儿，我们的朋友大雄沉浸在对她单方面的热恋中，在多次集体大醉的排档上，他说起小元，甚至为她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在前年无声无息地出版了，我没有买，我想其他人应该也是。一方面是因为他才华的有限性显而易见，另一方面，二十七岁新年过后我便去了北京，渐渐和他们所有人断了联络，他们彼此之间应该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没有如期望中那样，成为什么真正出色的人。大部分人遵循规矩，混得不错，但是与出色绝对不沾边。但是我们并不愚蠢，纷纷接受了自己作为平庸小人物的存在，没有苟延残喘，也没有滞留在任何灰色地带。大雄是个典型人物，当他把有限的才华投入电视剧本的撰写时，赚到很多钱。
我一度怀疑小元是被杜撰出来的，因为她被描述得像个梦。哦，或者说，更像是一个理想，一个不管是谁都想要成为的人。那会儿她十七岁，高中时作为交换生去了荷兰，之后依然是以交换生的身份去了法国和西班牙，通晓英文和法文，能用西班牙语做日常对话。她的语言天赋有赖于超群的智力和记忆力，因此只要她愿意，她几乎可以在任何有望改变人类现状的领域有所建树，但是她偏爱文学，试图与普通人一样从悲伤的文字中寻得意义。高中毕业以后她回国念大学，浙江大学中文系。完全是一种浪费，哪怕念哲学都对她的头脑更有益，天赋异禀的人却最不把才华当回事。这给了大雄不切实际的希望。那段时间他频繁往返于杭州和上海，包里装着博尔赫斯的小说和卡瓦菲斯的诗集。我敢说，不管是他还是小元对于这两个人都从未产生过真正的兴趣。
但是小元在一个学期后便退学了。大雄认为她是出于对规则的挑衅以及少年心气，但当我认识小元以后，便觉得这样的决定多半是出于对整部人生过早的洞察，接下来她对外部世界的抛弃也变得更加直接。
之后大雄提起过她两次，一次说她去非洲参加了一个人道主义援救项目，一次说她在大西洋的船上采集标本，三个月后上岸。很难说这里面是否有杜撰的成分，他对她的描述一定有主观臆断，然而小元的经历又在大雄以及我们所有人的经验之外，他不可能凭空捏造出一个非洲人道主义项目，我怀疑他对非洲的全部认识来自于海明威描写的乞力马扎罗山。所以他应该只是省略了一些部分。为什么她可以那么潇洒。实际点来说，她是如何赚钱的，如何解决生计问题。毕竟她还是个孩子，为什么她竟然可以随意地在世界版图上移动（而我们却都被困在这里）。
直到他们分手，我们才终于感觉松了口气，世界的齿轮仿佛终于卡对了地方，不会再发出刺耳的声响。
“她啊，真是一个流浪儿。”我们劝慰他。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她就是那种人，浪子。你比我们更明白。”
“你们怎么会这么想。”他几乎倒退了一步，露出非常吃惊的表情，继而是冷冷的嫌恶。
大雄最后一次找我，我已经在北京住了两年。他在电话里说小元申请了美国的学校，要从武汉到北京来办签证，想要找个落脚的地方。几天，最多一个星期就够了。问题在于，那段时间我的状况非常不好，租住的房间很小，三十平米的一间被房东用一排柜子割出客厅来。窗户底下便是垃圾场，终日无法开窗。四周偏僻，荒凉。而且我正在交往一个男朋友，为了维持这段事后想起来糟糕透顶的关系，我几乎每晚都去他家过夜，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关系濒临结束，无可挽救。但是我除了一张靠墙的小床外，确实还多出一张沙发床。
不管怎么说，一个星期以后我便见到了小元。
她非常瘦小，戴着一副眼镜，背着容积很大的登山包，风尘仆仆。像是花费了很多时间，从很远的地方来。她给人的印象非常模糊，不美，甚至有些过分平常，没有任何可被留意的特征。时间已经很晚了，她比说好的时间晚到两个小时，虽然没有解释，但是很礼貌地道歉，接着从包里掏出一只快要熟透了的木瓜递给我，外面包着一张旧报纸。
“刚刚在楼下看到有人推着板车在卖，只要十块钱。”她几乎快乐地说，“姐姐。”
她的话轻松打破了初次见面尴尬的寒暄，接着我告诉她网络密码，教她如何使用热水器，给了她一把备用钥匙。我并不打算留下来与她一起过夜（两年的独居令我一时无法适应近距离的陪伴），便把床留给了她。等我从柜子里拿出一套床单来，转身的工夫，她已经迅速在房间里找到一个角落，打开登山包，井井有条地摆好了自己的东西，像在荒蛮的野地里扎起一只小小的帐篷，再点亮一盏浅浅的灯。
后来，当我偶尔不自觉想念起小元时，才意识到她身上有种天生的消除距离感的气息，但那并不意味着亲密。她的存在感很微弱，像是寒冬到来前森林里的小鸟和松鼠，为了保存体力歇息着活下去，只在积雪上留下一点点痕迹。
第二天早晨我回到家里时，多打包了一份外卖，但是她不在家。我在茶几上做了一会儿案头工作，时间过得很快，傍晚时分我在床上合衣睡了一会儿，因为记挂着她什么时候回来，睡得很浅。翻身时感到枕头底下压着什么，是小元带身边的书，于是干脆翻到她折角的那一页，读了一会儿，很快天就暗了，到了差不多要出门开会的时候——那段时间接了一个展会的工作，时间过得颠三倒四。临走的时候我把她前一天送我的木瓜切开。吃完一半，剩下的一半连同外卖一起放在冰箱里。后来隔天再次回家取东西时，打开冰箱，发现木瓜吃完了，而饭盒里的食物被拦腰截断，饭和菜各自被整整齐齐地吃掉一半，剩下的像是特意为我留着。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都没有遇见。白天她在外面办事，我则连续几天住在男友家里。我原本以为她会在这儿待三天或者四天，但是她始终没有提起这件事。
到了周末，小元发消息问我说晚上是否在家里吃饭，因为她收到一张外卖单。是附近新开的一间小饭馆，她很想试试沸腾鱼，但是担心分量很大，一个人无法吃完。
“姐姐你能吃辣吗，突然特别想吃辣。”
我觉得一起吃饭的请求无法推却，不过应该请她吃顿好的，但她坚持只想待在家里吃沸腾鱼，配一碗大白饭。而且她对这个愿望有种热乎的执念，让人不忍心拒绝。
结果外卖送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大份的鱼，装在一只比脸盆还大的瓷碗里直接端了过来。我在家里找了半天可以盛放的器皿，就连最大的炒菜锅都装不下，只好把整个瓷碗都收下。这样折腾了一番，送外卖的中年人站在楼道里尴尬地说，哎呀，忘记带米饭了。以往碰到这种情况我一定是算了，为了一块钱的米饭让别人再跑一次在我看来完全是不讲道理，但是站在身边的小元却认真地解释起来。
“真的不行啊，不能将就，沸腾鱼一定要配上白米饭。”
我们三个人在楼道里站了一会儿，感应灯亮了一次又暗了一次。小元认真起来便有些委屈，我正在思忖该如何应对僵持的气氛，中年人却突然转身消失在楼道里，热忱地大声招呼，你们先吃起来，米饭十分钟以后就送到，十分钟。
小元吃了两碗米饭，我吃了一碗，最后她耐心地把花椒粒挑了出来，吃完了浸在红油里的豆芽菜。
接着我们谈论起各自的生活，主要是我在发问（因为我的生活看起来平庸且一目了然）。但她并非不善交谈，也没有给人谈话无以为继的尴尬感，相反，她的经历奇特，表达方式有趣、准确，我不知不觉被她吸引，问题不断往外冒。她确实去过非洲，也见过乞力马扎罗山，那不是一个人道救援项目，她在内罗毕的中学里为当地小孩上代数课。她用轻盈的口吻叙述，像游戏机里的小人般在各块大陆间跳跃，轻巧地避开任何涉及孤独或者迷惘的拐点。她对细枝末节毫无兴趣，也不像普通女孩那样热衷谈论恋爱。她对世界也好，人生也好，或者具体的人也好，都抱有一种宽容而笼统的认知。
她说起一些故事，却很少提及故事的发生地，主人公也面目模糊。她对于自己的经历既不夸耀，也不遮蔽。语焉不详是因为她对其他的大部分细节根本不感兴趣，也或许，她对庞杂世界过分锐利的观察反而蒙蔽了她的眼睛。她说不定正在经历旁人无法理解的迷失和挣扎呢。
我思忖着她来自于什么样的家庭，绝非富裕优越。我认识一些那样的女孩，聪明些的，中学时便是耀眼的明星，早早学会在肆无忌惮和小心翼翼间仔细拿捏分寸，唯恐伤及旁人的自尊心。可是小元对自己的独特性没有知觉，却有着对贫穷和困顿的体察，不是同情或者怜悯，而是出于体察而产生的思考。这使得她的性格中怀有感恩和分享的基调。
这样一来，我就更加不好意思谈论自己的生活，仿佛一旦提及，我们的谈话就会终止。我的生活与其说是乏善可陈，不如说它因为过分具象而显得沉重，它在小元跟前丧失轻盈，只会像秤砣一样把原本低空飞行着的我们拽回到——拽回到我的房间。
“其实我之前见过你一次。”小元突然说。
“诶？”
“有一回新年我去上海，大雄和我约在一个咖啡馆见面，我去找他，你们都在，很大一群热热闹闹的人。也有你。但是我不好意思来和你们打招呼。”
“为什么不好意思，那都是些和气的人。”
“我明白。但是你们看起来很快乐，开怀畅谈，不是我能够加入的。”
“怎么会呢。”
“朋友是什么呢，我也不太懂。我总是刚刚熟悉了一个地方就不得不走了，一辈子都在做转校生。”
“你觉得大雄是什么样的人？”其实我更想问的是，你觉得我们是怎么样的人。
“值得信赖的人。他对他人的事情都能做出冷静的判断，也常常能提供很好的建议，却把自己的人生捣成泥潭。”
（但是小元你不正是那个泥潭的始作俑者吗？）不知道是什么力量牵制住我，无法说出任何会拉近我们距离的话。但是我们挨着沙发床，坐得很近，膝盖碰到一起，还喝了一点黄酒。
“什么是泥潭啊？”
“他总是高估善良的意义。他以善良为准则在生活。”
“不是挺好吗，大部分人都不再把善良当回事了。”
“你呢，你不觉得善良都有些假惺惺吗？说到底人都是自私的啊，怎么能够以此为准则生活呢。”
“就没有例外吗？”
“姐姐，你看过霍桑的小说吗。霍桑有一个小说叫《韦克菲尔德》，讲的是一个男人突然离家出走，很多年，大概二十年。没有任何的原因，甚至都很难说是出于恶意。然后他在家附近租了一间屋子，自己独自住着。小说里没有提及他的生活状况，所以不知道他这二十年到底在做什么。直到有一天，他回到了自己的家。”
“然后呢？”
“这不是最重要的，我是说那个结局并不重要。你得看看才知道。这个小说我看过太多遍了，但是总有不确定的地方，像是那些句子会在记忆里发生变化。比如他离家出走前，曾经回头看了妻子一眼，作者通过她妻子的视角描写了他的表情。但是那个表情在我的记忆中不断发生变化，确实有一种自私的邪恶的基调，但是除此之外，又有一些其他东西，有的时候我觉得那是对世界的放弃，有的时候我觉得那是被放弃而已。就像作者在结尾说的，每个人在世界都有一个位置，个体和整体之间也被协调得十分微妙和妥帖，以至于个体离开自己的位置片刻，就有永远失去位置的危险。所以最后作者给这些人起了一个名字──宇宙的弃儿。”
“你是说他和大雄有相似的地方？”
“不，不。当然不是。只是我们刚刚谈起了善良。”她突然沉默起来。
这天晚上我睡在沙发上，小元睡在床上，我们之间隔着一面柜子。凌晨我被她睡梦中的呜咽声惊醒，并不太确定那是否是哭泣，也不知道应不应该唤醒她，尽管如此，依然觉得黑暗中的小元，哪怕身处噩梦，也有微弱的光晕持久地浮动在她周围。
接下来的两三天我们相处的时间多了一些。我们坐公交车去雍和宫转了一圈，回来的时候去逛了书店，还吃了一顿涮羊肉。她带着我去另外两个朋友家里，我们喝了不少酒，玩了一种有趣的纸牌游戏。甚至有一天早晨我们一起去逛了楼下的菜市场。然后我看着小元把剁碎的香菇、牛肉、豆腐干炒香，倒入一罐豆瓣酱，加水，慢慢用小火熬出一大锅酱来。接着她耐心很好地切了黄瓜丝，炒了鸡蛋，下了面条。我在面条里舀了一大勺酱，她笑着说这种酱很咸，北方人吃面条的时候只舀小小一勺，这样一大锅可以存着吃很久。
“到底可以吃多久呢？”
“一个月，两个月。”她笑嘻嘻地说，“然后我再过来给你做。”
第二天白天我出门办事，收到小元发来的消息。她说她突然发生了些意外情况，或许得要赶紧离开了。我诧异地问等不到我回家吗。她礼貌地表示非常非常抱歉。又过了一个小时，她问我备用钥匙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告诉她放在门口的电表箱里就行。等我再给她发去消息的时候，她便没有再回复。可能正忙着赶往火车站、机场，或者其他某个地方。我不由替她开脱。
回家时已经是晚上。我从电表箱里取了钥匙，感应灯不知道什么时候坏了，黑乎乎的，我伸手摸了好一会儿。打开房门以后，家里被恢复成之前的样子，沙发床收了起来，床单拆下来洗过，平平整整地摊在晾衣架上。我陆陆续续在房间里发现一些小元留下的痕迹。洗脸台上的一小块印度肥皂，床和墙壁缝隙里的一本书，一盒剩下两三根的薄荷香烟。尽管如此，却感觉有种无以描述的东西，已经把小元的痕迹确凿地抹去了。
之后我几乎没有再和小元联络过，但是偶尔会从Facebook上看到她的一些消息，直到Facebook被封锁。
有一年夏天她在伦敦实习，我正好有一个出差的机会，便约好了要在那里见一面。她回消息的时候非常欢喜，并且告诉我说她正在交往一个男朋友。“我和他说起你，他问我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告诉他说小姐姐是一颗糖。”我不知道这是否真的是我给她留下的印象，接着她又告诉我，她非常期待能够见到我，她很想念和我一起度过的那段时间，并且提议说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住在她家里。“我可以带你到处走走，而且我的男友做得一手好菜。他从没见过我从国内来的朋友，他觉得我没有家人，是个孤儿。”
临出发的一周前，我的行程被推迟了时间，等我再次联络小元时，她已经离开伦敦，回到了纽约。她并没有在邮件里表示遗憾，倒是详细向我描述了一个在跳蚤市场旁边的炸鱼店，说那儿的炸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由于没有详细地址，她在邮件里细心地附了一张手绘的地图和一张她的照片。照片里的她站在一栋房子门口，穿着一件宽大的黄色T恤，光着两条腿，更瘦了，皮肤晒成棕色。她笑嘻嘻地踮着脚，从门里探出身体，像是正在和拍照的人说着什么高兴的事情。
后来我倒是真的按照她的指示去了跳蚤市场，沿着轻轨走了一段路，没有找到炸鱼店，也没有买到任何东西。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至少有两年，我丝毫没有小元的消息，我想我几乎把她忘记了。两年前我搬回了上海，告诉关心我的朋友说，我厌倦了北方的天气，以及没完没了的饭局。然而实际上，我只是对自己心灰意冷。所追求的东西全部没有实现。挫败、无聊和孤独彻底击溃了我。回到上海以后，事情当然也没有变好，甚至谈不上有任何起色。不过从根本上来说，我已经做出了妥协，当我接受了理想破灭的现实以后，日子便也不至于过分难熬。
有一天我收到小元写来的邮件，说她已经回到北京，在法国大使馆找到一份工作，想要见见我。我告诉她我已经离开了。接着我们来来回回通了一些邮件，大多在讨论租房的事情。她对我当年租住的房子念念不忘，问我那间卖沸腾鱼的小饭馆还在不在。但是房租已经翻了个倍，而且我离开时，旁边开始挖地铁，据说会持续几年。于是她自己又在东四那边看了几处四合院，询问我的意见。尽管北京已经不复几年前的美，冬季雾霾带来的绝望感非常强烈，但是她说她很庆幸能够在极夜到来前离开欧洲。
等我们再次见面，已经是夏天了，这大概是她成年以后在国内停留最长的一段时间。小元来上海出差，只待两天。虽然大部分时间她都必须工作，但还是找出两个小时的空档来。
“姐姐，有件事情想和你聊聊。”之前收到她这样的消息。
我们约在她酒店旁边的商场见面。我出门的时候，天气还是晴好，半途下起雨来，我为了躲雨在地道里耽误了很多时间，到商场的时候她已经在二楼找了间啤酒屋坐下，点好了两杯扎啤。尽管是下午，啤酒屋里却有不少人，两个中年人占据了台球桌。我们坐在露天雨篷底下，天色就和室内的灯光一样昏暗。
这是我最近一次见她。对我来说时间已经过去很久，而小元依然只有二十四岁，长生不老。她自然发生了些变化，但是她从来没有从相貌上给人留下强烈印象，与其说她不事打扮，不如说她故意做了些什么，像是在雪地上行走的小鸟，只在世界的林子里留下浅浅的脚印，为的是让人更迅速地将她遗忘。如果不是因为多年前的铺垫，现在我多半觉得这个坐在跟前的女孩过分沉默，毫无特征，是个任由他人支配的人。
我们接着说起房子的事情。小元现在和一个朋友一起租住在东四的胡同里，从四合院里隔出来的一间，带院子。她形容给我听，厕所竟然是蹲坑的，但是独用，打扫得很干净。院子里有棵香椿树，发芽的时候可以直接用竹竿去够。
“前段时间看到新闻里说有一个女孩在一间四合院的屋顶上搭了个蒙古包。她在蒙古包里度过了一个冬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想到你，还想要来问问你，因为也是一个从美国念书回来的女孩。”我告诉她。
“蒙古包里那么暖和吗？”
“听说是专门从蒙古运来，真的是那种大草原上的蒙古包。”
“上厕所怎么办呢？”
“底下四合院里住着的就是她的朋友。”
“真像一种小动物啊，她还在那儿吗，我应该去找她，讲不定是我的邻居呢，我可以从屋顶爬过去找她。”
“新闻登出来以后，很多人去采访她，她躲了一阵子，但是后来大事不好，被人检举了。几个星期前已经被当成违章建筑拆除了。”
“真是一个可爱的女孩。但是──但是我现在却被美好宁静的生活折磨得疲惫不堪。”
“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而且哪里有什么美好宁静的生活呢。”
“唔。”
我思忖着她想要找我聊些什么呢。不管是什么，此刻沉默变得那么清晰，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我才意识到她想要说些什么，倾诉，正是倾诉让她变得局促。她的身上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一种必须通过倾诉才能解决的困境。这对她来说无疑是一个新难题。她还在犹豫，而我突然紧张起来，这次或许能跟着她浅浅的脚印，回到她栖居的山洞里看看。有了这样的念头，我屏住了呼吸，连思索都变得轻轻的。
“是想和你聊聊，但因为不是什么大事，反而有点不好意思起来。”她隔了一会儿说，“上个星期呀，我见到了爸爸。”
“爸爸？”
“是啊。爸爸。我没有告诉过你吗？三岁的时候，爸爸便和妈妈离婚了，所以我是跟着妈妈长大的。”
“好像是听你说起过。但是──”
“就是这样一件小事。不过你大概还是会想要听下去，因为爸爸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我算是遇见过特别多的怪人了，但是爸爸依然是他们中间最怪的一个。”她说着掏出手机来，手指在屏幕上飞快地滑动，翻到一条短消息，小声地念了起来，“范晓元您好。本周我到北京出差，想于今晚六点拜访您，不知您是否能拨冗见面。范志明。哈哈哈哈，就是这样一个怪人啊，根本不会使用敬语，却还要这样乱说一通，要不是因为他署了名，我差点以为是骗钱的家伙。”
“你没有存你爸的手机号码？”
“没有。三岁以后，我只见过他三次啊！这是我第三次见他。”
“什么！”
“所以才说他是非常奇怪的人。他在我三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但是他倒不是那种别人描述的浪子。如果你见过他就会明白。没有任何嗜好，始终过着按部就班的人生，连相貌也平淡无奇。要说有什么特征的话，那大概就是聪明。对一般人来说，聪明不是一种显而易见的东西，但是就连我妈妈在说起他的时候，都忍不住赞叹他是个少见的聪明人。所以这整件事情要细究起来的话，没有丝毫背叛和欺骗的成分，他可能是一个混蛋，但绝没有要浪迹天涯的野心。恰恰相反，他对人间毫无留恋，却出于一种严肃的责任心，认真地生存着。”
“爸爸是做什么的？”
“地质学家。我小学二三年级那段时间，妈妈去外地做生意了，我住在奶奶家，睡他的房间。他的房间一直保持着他走之前的样子，床架上摆着他从各地带回来的石头，积着很厚的灰。我非常小心，从来不去动它们。在我的心中，这些石头和他的模样联系在一起。稳固，稳固到试图消失。他离家以后就待在地质队，再也没有回来过。不是仅仅没有回到我们家，就连自己父母的家也没有回过。但他绝对不是文学作品里献身工作的人，他怎么会对那些事情感兴趣呢，但是工作维持着他日常生活的运转，也给他一个容身之所。”
“所以他无法忍受的到底是什么？”
“这是一个我从小到大都在思索的问题。起初是疑惑，试图找到一个解释，大概非常痛苦。现在回想起来，作为一个小孩就整天思索这样的问题，难怪后来变成了这样的大人。之后每次遇见人生中重要事件的时候，也会把这个问题再拿出来想一想。如果你去年问起我，我大概会说是日常生活，那个支撑着精神世界的日常生活。但是就在刚刚，我再次想起那些石头，突然想到，在精神世界中的他，或许也栖息于一个不怎么样的地方。他像是一个早早放弃了的人，只是有时候我想不清楚，到底是他放弃了世界，还是世界放弃了他。”
“你从来没有恨过他吗？”
“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是三年级在奶奶家。放学以后我在他的房间里做作业，他突然出现，也不和我说话，就坐在我旁边看我写作业。我对爸爸这个词语没有概念，觉得他是一位温和的叔叔，有点像妈妈单位里某位关系不错的同事。他教我做了两道题，然后我们和奶奶一起吃了晚饭。这天晚上唯一的不同是我睡在了奶奶的房间里，他和奶奶在外面说话。不是很激烈的交谈，他们讨论了一会儿家里房子的事情，非常平静，琐碎，所以我很快就睡着了。早上起床的时候，他已经走了。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过被抛弃的感觉，相反，他一定比我更孤独，这种感觉折磨着我，对他那份模棱两可的痛苦偶尔会感同身受，想要帮助他。对，折磨着我的其实是这种想要帮助他的念头。”
“唉，你不应该让这种念头影响到你，你又怎么帮得了他呢，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大概始终是一座山头和另一座山头，哪怕是亲人也没什么两样。”
“你也是这样想的吗？”
“不然呢？”
“在北京的时候，睡在你的床上，觉得床都是香喷喷的，心里特别羡慕你。你每天晚上都出门，像是有很多朋友，觉得这真是一个潇洒的姐姐，想成为像你这样的人。”
（唔，怎么会，竟然想要成为像我这样的人──潇洒的人。）
“第二次见到爸爸，是我十七岁那年。就是高中毕业的那年夏天，我从法国回来，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沮丧。尽管已经被大学录取，但在当时，世界上竟然没有一个我想去的地方，也不想待在武汉。虽然家在这儿，却感觉和自己没有关联，对于读大学这件事情也完全提不起兴致。经历着这样的低潮期，找不到原因，便想起了爸爸。”
“你觉得自己身上有爸爸的遗传吗？”
“确实在我人生的某个阶段，因为感觉到自己或许是一个和爸爸相同的人，而感觉既担忧，又欣慰。我和他，像是茫茫宇宙中两颗微不足道的星星，黯淡，但是确凿地知道彼此的存在。但是如果能够简单地把问题都归咎于血缘就好了。反正那回是我主动联系到了他，他为了这次见面，专门回了一趟武汉。他没有回家，我们约在家里附近的商场吃了一顿午饭，地方是我选的。他真是一个聪明人，在我开口前便知道我想说什么。他告诉我，别以为长大成人以后事情会有任何的转机，不会，不要相信其他任何人安慰的话，不要抱以希望。”
“唔。”
“他说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对人生失望，之后试图用最平常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结婚，生育。不过显然他的努力全都失败了。他大概忘记了我是这个解决办法的产物。他完全把我当作一个成年人，谈吐非常礼貌，甚至带着谦和的尊重。但是他不知道这种尊重让我痛苦极了。接下来的几年都非常痛苦，一方面想要摆脱与他之间血缘的羁绊，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它带来的安慰。”
“那你的妈妈呢，她也原谅他吗？”
“她吗，她的人生像是始终被蒙在鼓里的。我想起初她是不理解的，当时她也很年轻。但是她并没有对突然转弯的命运做出任何抗争，随波逐流的天真拯救了她。她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她彻底放弃了对意义的思索，却也没有像其他妇女一样投入生活。”
“她没有再交往其他男人？”
“哦，有一位叔叔。叔叔是家里的邻居，和我们家住在同一幢楼里，所以他算是真正看着我长大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确实担当了部分父亲的角色。他对我们相当不错，奶奶家的人也默认了这件事。但是他有家庭，非常完整的家庭。他们一家住在楼下，他的母亲、老婆，还有儿子。”
“一直相安无事？”
“是啊。大概持续了十五年，直到我快要回国的前一年，叔叔家的老奶奶因为老年痴呆症跳楼了，他们的关系也突然告一段落。中间没有外人想像的难堪的情节，最后他们分开得也很自然，像是深秋死去的虫子。我身边的大人，他们都生活在一种持续而平稳的不快乐中，既具有弃儿的气质，又具有根深蒂固的意志力。”
“但是你相信他吗？”
“谁？”
“你的爸爸，相信他曾经做出过努力吗？”
“是啊，毫无疑问。没法不相信他，甚至没法责备他，没法觉得他是个无情的人。”
小元说着，我突然有些动了情。
“所以他上个星期来找我，尽管我觉得糟糕透顶，但还是去见了他，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种不好的感觉，担心他病了，出了什么严重的事情，担心他突然死掉，或者打算从此消失。有很多事情我觉得他没有勇气做，但是谁知道呢。”
“嗯。”
“反正我们后来见了一面，真的是书面意义上的见了一面。他六点准时到我楼下，我又磨蹭了二十分钟下楼见他。他没有什么变化，两手空空，穿着一件旧衬衫。一时没什么可说的，他便说我们走走吧。便开始步行。从一个地铁站走到下一个地铁站，走得很慢，所以花了大概二十分钟。”
“你们聊了些什么？”
“没什么特别的，工作啊，奶奶的身体状况啊。他告诉我说晚上他还有其他饭局，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没什么地方要去。不过我们还是在地铁站门口告别了，临走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公交卡来，郑重其事地交给我。我后来坐地铁的时候用了，里面有两百块钱。”
说完她松了口气，喝了一口啤酒，然后鼓着腮帮子慢慢地望向远处。这种时候该说些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小元总是可以在叙述中找到分寸和边界，她始终有能力消解一切严肃悲伤的话题，连带听者和她一起，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轻松理智地审视。偶尔她会流露出一些零星的情绪，却如同微弱的火花，轻盈的，还没有来得及落地便已经被空气扑灭。
临走的时候，雨还是没有停。小元撑着伞在路边陪我喊车。接近傍晚，天提前擦黑，沿街都是绝望的等车的人。小元把伞塞进我手里，两三次冲进雨里替我拦车，又徒劳地折返回来。最终我们都放弃了努力，挨得紧紧的，站在雨伞下。
“好怀念那天吃的沸腾鱼呀，配上一大碗白米饭。”她说。
“下回我可以去北京找你。”
“姐姐，你真的觉得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就是一座山头和另外一座山头吗？”
“是啊。”
“那我和你之间呢，是两座很远很远的山头？”
“倒也无所谓远近，谁会爬下自己的山头呢。不过就是站在各自的山头上挥挥手吧。”
“果然所有人都这样想啊。”她说。
“嗯？”
“我大概就是想要打破这种时代的无聊。想要站在一个山头，站在界限的一侧。”
我扭头看她。她朗朗说完，侧着脑袋，刘海上的雨水顺着额头淌到了鼻尖，像是在认真地确认某件事情。
这时一辆出租车溅着水花停在我们两三步之外，亮起顶灯，小元灵巧地跃过去，我跟在她身后，从黑色的雨伞底下，看到周围三三两两等车的人也焦躁地涌来。小元拉开车门，几乎推搡着把我塞进车里，对着司机嚷嚷了句什么，砰地关上车门。司机低声咒骂着，慌乱地踩下油门，踉跄着摆脱了连同小元在内的人群。
小元站在下街沿，探着身体，大概想要说句告别的话。
我也是，谢谢，再见，保持联系。但是其实，我只是轻轻地，动了动手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