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记录（七）

今年除夕梦到旧人，醒来后恍如隔世——过年这几日忙于应付父母亲人朋友，好像活在现实中却又一直想要离开。我的故乡是多少人想来的地方，对我来说，这里是既让我期待又让我害怕的地方。

重新修好旧手机的屏幕后，在备忘录里找到一篇旧文，是与故人在巴黎时的一幕，所有的故事也于两年前谢幕。

留在这里，也算是一点记录吧。

2018年末，带着《昆明记》和《自由与包容：西南联大人和事》离开莎士比亚书店后，我一直在寻找可以永久寄存这两本书的地方。

恰逢朋友到访巴黎，她是一名英语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到巴黎既想游览名胜古迹，也想拜访莎士比亚书店。

那日，与朋友沿塞纳河左岸向莎士比亚书店走去，沿岸的二手书摊冷冷清清，一位摊主正与一名顾客聊着法国左右派的问题。我犹豫是否要把书送给这样一位摊主，又怕仅仅只是一个小小的书摊，日后难以继续与东方书店交流，便也作罢。

到了莎士比亚书店，依旧是人满为患，游客穿梭其间，高峰时需要保安在门口控制人流。书店分两层，一层为小说、科学等类型的书籍，二层有诗集和大量旧书，还有一架老钢琴，一间可以随意落座的小房间。房间里有一扇窗，窗户外面便是塞纳左岸的景色，向外望去，巴黎圣母院就在眼前。

因为此前赠书被店主婉言谢绝，这次也没有再提出这样的邀请。

出了书店，我们没有走到河岸，而是向着路的更深处走去。嘈杂不过百米，有一座修道院矗立在路旁。相较于巴黎圣母院的摩肩接踵，Séverin修道院倒是宁静了许多，三五游客漫步其中，一位妇女正在祈祷。

天色渐暗，修道院旁边一抹橘色的柔光吸引了我们。走近一看，便是修道院书店 — —The Abbey，巴黎十大英文书店之一。

书店门口摆满了旧书，正值圣诞，一个彩灯麋鹿放在上面。旧书由客人自行取阅，书上都标有价格，客人可以即时付款带走。

一进门左手边是一个狭窄得仅容一人通过的楼梯，直通楼下的房间。地下一层错落着几个书架：大部分是哲学类书籍，也有部分非洲籍、印度籍作家的作品。

楼上由两间贯通的房间组成，墙壁，书架，地上甚至书架顶上都摆满了书。一个书架专门放置了法语书籍，我还在上面发现了完整的第二版的《追忆似水年华》。剩下的按类型和字母顺序排列着无数英语图书。和朋友忙着搜索各类图书，忘了时间。

期间，偶有三五顾客光临，只是轻声与老板打个招呼或是简短询问，便隐匿在书架中。书店老板是一名六七十岁的老人，一个加拿大白人，定居巴黎。一张和善的面孔，与客人交谈极具耐心。与朋友仔细翻阅和挑选了几本书之后，我决定试试能否把书托付给这位老人，这里似乎是塞纳左岸的一片净土。

临走前，我走到老板面前，拿出了这两本书。

“先生，您好。”

“您好，您过得怎么样？”

“我这里有两本书，受一位书店老板所托，想在巴黎找一个地方，把这两本书放在这里。也许可以作为一种文化交流。”

“哦，这太好了！有时我的朋友会问我，你这里有没有中文书籍，不幸的是我这儿没有。”

我急忙说：“这两本书可能不出售…”

“对对对，仅仅只是让他们看看或者借阅。”

这时，他打开了谷歌地图，问我说：“您来自中国的哪座城市？那个书店在哪里。”我在地图上指着故乡说我来自这里，书店在这个城市的中心。他立即打开谷歌搜索并认真读起这座城市的简介来。接着他拿出两个书店的帆布袋和一张明信片，并在明信片上写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谢谢你令人感激的礼物。”递给我说，一个给您，一个给书店，还有这张明信片，麻烦您帮我转交给东方书店。

不久之后，我结束了课程，离开巴黎回到家乡，也照修道院书店老板所托，将印有书店名字的帆布袋和那张明信片送给了东方书店。

在巴黎的那些日子里，除了琳琅满目的艺术品和展览让我目不暇接，眼花缭乱，时刻感受着这场流动的盛宴之外，左岸深处的修道院和修道院书店似乎给了我这个异乡人遥远的慰藉和安宁。

我记得当时写这篇文字是为了给东方书店老板，因此文中隐去了许多事情的原委和我真实的感情。

2018年夏天回国时，东方书店老板想做一次所谓的“书籍文化漂流”，托我带书送给巴黎莎士比亚书店，而后者拒收。很巧，今天的莎士比亚书店和东方书店有着本质上的相似— —打着历史的破伞以文化的名义行商业之实。最终我把书送给了修道院书店，并认识了那位和蔼可亲的店主。那次交流一度让我想到《查令十字街84号》，尽管这次经历与这本书毫无关系也并不相似，却在内心掀起了读这本书时候的波澜。

那年末，是与旧人的第二次长久分别，临别前允诺她会再重逢。后来的回国，返乡，到沪，永久的分别，返乡，返沪，成就了我两年来一切的失意与得意，一切的妄想与现实。

过年返乡数日，忙乱中找不到一丝宁静。回忆可以让人短暂的逃离现实，也可以给人安慰。我花了十年的时间逃离这里，也就不会再轻易回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