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友书 09.8 (摘)
高中时,一般都在想人与自身,人与自然的一些事。上了大学,才开始关注社会。那天突然想看看那以前写的一些东西,竟然找不到了…… 费半天劲找回来,有些观点尽管已经改变,还是在网上留一些吧~
--------------------------------------------------------------------------------------------------------------------------
多日不见,可好?
前几天在百度上无意搜到这样一篇文章,现将其大意摘出,全文贴于最后。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读后感慨良久,转发此文于一网站。一天后被删帖。
想起你那天说的那些话:中国的政府自觉得比民众要聪明云云。又想到以前看得一些文章,思量前后,觉得这并非中国政府有意为之,实则形势使然及文化的契合。
下面我详细阐述一下:
首先,中国的综合国力是比较落后的。这就是一个事实。
我不知道这种落后从何时何处开始,(虽然一直在补世界历史,但没有那么综合和敏锐的眼光。但曾听政经老师讲,地理大发现时期,欧洲国家(西班牙、葡萄牙等)获得了巨大的海外市场。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阻隔了亚洲通向欧洲的道路。同时由于中国的自大,地理和心理上的原因,中国在贸易和商业并未取得大的发展)但落后一旦形成,就很难扭转。这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打个比方,几个小树,生长状况一摸一样。某天,一只牛经过,在一棵树下“方便”了一下,使得一颗小树得到滋养。“牛屎运”使得它繁茂于它的兄弟。它占据了上层的阳光雨露,发达的根系也使它获得更多的营养。偶然的运气,使它能压制周围树木,这种压制又给使它获得更大的发展,从而更好的压制。所以中国的落后,将导致它愈来落后。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改变这种落后。
人治和集权并非毫无益处。还是举个例子,在一个十字路口,车辆按红绿灯(法律)指挥,虽能有条不紊的进行,但难免有时会浪费一些时间(如东西向的路上已无车辆通行,但南北向路上的车量还是要等红灯)。但如果换一个指挥员,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调节(人治),上述情况便能避免。这就是我体会的“人治”的好处。
“人治”在某些方面具备 提高效率 的能力,而且它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内容,所以被应用。
下面是我整理的一些材料,来说明“人治”于传统文化中的根基,同时阐明了它的重大弊端:
是郎咸平的一些看法:
中国文化对企业的影响(摘)
植入每个中国人文化层面的劣根性包括三种:浮躁、投机取巧和思维僵化。
你如今的所做所想,有多少是来自你已经默然接受的中华文化?我们说具体一点,想想你心目中的诸葛亮,你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觉得诸葛亮足智多谋呢?”或者我换个问法:“你是不是也觉得诸葛亮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习的好榜样?”
只要你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你的答案肯定都是:“是,当然是,诸葛亮又是草船借箭的,又是借东风,又是空城计简直聪明极了!”然而你可能并没意识到,这恰恰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致命伤——投机取巧。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东风没有借到,东吴数万将士的生命将置于何处?你想一想,这是什么事件呢,标准的小概率事件!一场生死攸关的决定性战役却系成败于小概率事件,请问这是什么心态?同样,诸葛亮在空城计里是不是也心怀这种以小搏大的小概率心态?这种小概率事件具体的表现,就是我们经常谈论的“四两拨千斤”、“杀鸡焉用牛刀”这种投机取巧的心态。请读者想一想,中华文化为什么不崇拜“千斤拨四两”这样拥有必胜把握的心态呢?
我们崇尚“杀鸡不用牛刀”、“以少胜多”、“四两拔千斤”。为什么呢?我认为我国传统文化最重视“悲剧英雄”。我们的文学戏剧里所歌颂的往往是以少胜多的事例,例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杨家将、文天祥、史可法、岳飞等等。但我们历史上绝对不缺乏以多胜少、以众胜寡的事例。例如汉武帝时的卫青、霍去病,当这些大将军出征匈奴时,他们必定采用以众胜寡的策略,经常以20万大军吃掉匈奴2万之众。而且武器也是最先进的。当时的汉军使用的弓叫“钢弓”,这种弓涂上了一层黑漆后,变得更加坚硬,且能比一般弓多射出100公尺,成了当时塞外之战的决胜利器。可是我们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事例呢?知道的人不多。
也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不重视“以多胜少”、“千斤拔四两”。在研发中,则形成了喜欢少花钱多办事的思维,多花钱就代表没水平,这是我们的思维。但西方理念崇尚遵守规律,如活动遵守规律,过程受控制。由于受到这种东方文化的影响,我国许多高新技术企业在新产品研发中,追求最少付出,寄希望于小概率事件。例如许多企业宣传和奖励有那些条件不具备(如资金、设备或环境),储备不充分(如备有技术积累和经验),过程超常规(不按程序和规范进行),但获得成功的项目和个人。这些项目风险很大,成功率很低。这种宣传和奖励的导向,将引导企业进入风险领域。这些小概率的项目的成功是建立在大概率的项目失败的基础上。这也正是我国许多高新技术企业短命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根据调研结果显示,有17.4%的企业研发投入仅占主营收入3%以下,这基本上就是属于小概率的项目。
由于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我国许多高新技术企业在新产品研发管理中,追求个人的能力和作用。例如我们经常听到政府和企业奖励有“特殊贡献的专家”,但很少听到奖励有“特殊贡献的团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必然导致“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更不要说当“鸡身和鸡尾”。这也正是我国高新技术企业长不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我们的心底,我们是相信奇迹,崇拜奇迹的。根据调研结果国内有54.6%的企业倾向于期望某个研发人员突然间能创造出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能赚大钱。可在西方却不然,他们只相信规律,不相信奇迹。他们不会倚重于个人的创造能力,而更多的依靠制度的运作。
东方文化崇尚精神目标。如“追求第一”、“不鸣则以,一鸣惊人”、“愚公移山”,“铁棒磨成针”。而西方文化崇尚现实目标。如“相对优势”、“阶段目标”、“综合指标”。由于受到这种东方文化的影响,我国许多企业在高新技术产品开发过程中,追求技术是否先进,水平是否领先,没有进度和时间观念,甚至把追求“国内首创”、“填补国内空白”、甚至“填补世界空白”作为产品的研发目标,把 “愚公移山”和“铁棒磨成针”作为新产品的研发的座右铭。因此,许多高新技术企业产品的研发进度不断延期,经费不断追加,状态不断更改屡见不鲜。这种现象已成为我国企业技术产品研发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上面文字,讲的虽都是经济,但同样可以映射到国家治理。中国文化太崇拜个人能力能,相信个人的行为能改变全局,最要命的是认为通过巧劲取胜是众妙之所在!经常听到歌颂哪个领导人好,完成了所谓“不可完成的任务”。即为最突出的表现。矛盾与冲突,企图通过某个(些)领导人的才智加以调和与解决,而非是通过法律与程序。
当然,正是“有官必有私”,人为调节的方法,给 私心 留下了空间。钻营关系成风(至于这一点,我还有一些想法,可以以后讨论。)这也是“人治”的缺点。
所以,中国现在的情况,我觉得是由现实国情——落后、传统文化两方面决定的。我们能改变的是什么呢?
再比如中国的法律,采取了大陆法系。虽拥有完整的逻辑,但可操作性比较差。很多其他法令、规章都是看起来很完美,但执行起来就差了。但如果你是最初制定法律的人,你是会选择写一部完整的法典,使每一個法律范畴的每一个细节(虽然不可能),都在法典中有明文规定;还是让法官们依据以前的判例来做判决呢?文化已根植于我们每一个人心中,这不是谁或谁们的问题。
P.S. 其实很多问题(比如农民的问题,我认为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所致,欧洲、俄国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都是残酷剥削了下层阶级,这是避免不了的事……)我都觉得它们背后有着太深刻的历史、社会、文化的原因,单把表面现象提出来,要求加以解决,似乎带了一点 形而上 的观点。这样的想法使我回避对那些问题提出质疑,有点犬儒了。这也是困惑我的……
祝假期愉快~
--------------------------------------------------------------------------------------------------------------------------
多日不见,可好?
前几天在百度上无意搜到这样一篇文章,现将其大意摘出,全文贴于最后。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读后感慨良久,转发此文于一网站。一天后被删帖。
想起你那天说的那些话:中国的政府自觉得比民众要聪明云云。又想到以前看得一些文章,思量前后,觉得这并非中国政府有意为之,实则形势使然及文化的契合。
下面我详细阐述一下:
首先,中国的综合国力是比较落后的。这就是一个事实。
我不知道这种落后从何时何处开始,(虽然一直在补世界历史,但没有那么综合和敏锐的眼光。但曾听政经老师讲,地理大发现时期,欧洲国家(西班牙、葡萄牙等)获得了巨大的海外市场。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阻隔了亚洲通向欧洲的道路。同时由于中国的自大,地理和心理上的原因,中国在贸易和商业并未取得大的发展)但落后一旦形成,就很难扭转。这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打个比方,几个小树,生长状况一摸一样。某天,一只牛经过,在一棵树下“方便”了一下,使得一颗小树得到滋养。“牛屎运”使得它繁茂于它的兄弟。它占据了上层的阳光雨露,发达的根系也使它获得更多的营养。偶然的运气,使它能压制周围树木,这种压制又给使它获得更大的发展,从而更好的压制。所以中国的落后,将导致它愈来落后。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改变这种落后。
人治和集权并非毫无益处。还是举个例子,在一个十字路口,车辆按红绿灯(法律)指挥,虽能有条不紊的进行,但难免有时会浪费一些时间(如东西向的路上已无车辆通行,但南北向路上的车量还是要等红灯)。但如果换一个指挥员,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调节(人治),上述情况便能避免。这就是我体会的“人治”的好处。
“人治”在某些方面具备 提高效率 的能力,而且它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内容,所以被应用。
下面是我整理的一些材料,来说明“人治”于传统文化中的根基,同时阐明了它的重大弊端:
是郎咸平的一些看法:
中国文化对企业的影响(摘)
植入每个中国人文化层面的劣根性包括三种:浮躁、投机取巧和思维僵化。
你如今的所做所想,有多少是来自你已经默然接受的中华文化?我们说具体一点,想想你心目中的诸葛亮,你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觉得诸葛亮足智多谋呢?”或者我换个问法:“你是不是也觉得诸葛亮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习的好榜样?”
只要你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你的答案肯定都是:“是,当然是,诸葛亮又是草船借箭的,又是借东风,又是空城计简直聪明极了!”然而你可能并没意识到,这恰恰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致命伤——投机取巧。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东风没有借到,东吴数万将士的生命将置于何处?你想一想,这是什么事件呢,标准的小概率事件!一场生死攸关的决定性战役却系成败于小概率事件,请问这是什么心态?同样,诸葛亮在空城计里是不是也心怀这种以小搏大的小概率心态?这种小概率事件具体的表现,就是我们经常谈论的“四两拨千斤”、“杀鸡焉用牛刀”这种投机取巧的心态。请读者想一想,中华文化为什么不崇拜“千斤拨四两”这样拥有必胜把握的心态呢?
我们崇尚“杀鸡不用牛刀”、“以少胜多”、“四两拔千斤”。为什么呢?我认为我国传统文化最重视“悲剧英雄”。我们的文学戏剧里所歌颂的往往是以少胜多的事例,例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杨家将、文天祥、史可法、岳飞等等。但我们历史上绝对不缺乏以多胜少、以众胜寡的事例。例如汉武帝时的卫青、霍去病,当这些大将军出征匈奴时,他们必定采用以众胜寡的策略,经常以20万大军吃掉匈奴2万之众。而且武器也是最先进的。当时的汉军使用的弓叫“钢弓”,这种弓涂上了一层黑漆后,变得更加坚硬,且能比一般弓多射出100公尺,成了当时塞外之战的决胜利器。可是我们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事例呢?知道的人不多。
也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不重视“以多胜少”、“千斤拔四两”。在研发中,则形成了喜欢少花钱多办事的思维,多花钱就代表没水平,这是我们的思维。但西方理念崇尚遵守规律,如活动遵守规律,过程受控制。由于受到这种东方文化的影响,我国许多高新技术企业在新产品研发中,追求最少付出,寄希望于小概率事件。例如许多企业宣传和奖励有那些条件不具备(如资金、设备或环境),储备不充分(如备有技术积累和经验),过程超常规(不按程序和规范进行),但获得成功的项目和个人。这些项目风险很大,成功率很低。这种宣传和奖励的导向,将引导企业进入风险领域。这些小概率的项目的成功是建立在大概率的项目失败的基础上。这也正是我国许多高新技术企业短命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根据调研结果显示,有17.4%的企业研发投入仅占主营收入3%以下,这基本上就是属于小概率的项目。
由于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我国许多高新技术企业在新产品研发管理中,追求个人的能力和作用。例如我们经常听到政府和企业奖励有“特殊贡献的专家”,但很少听到奖励有“特殊贡献的团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必然导致“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更不要说当“鸡身和鸡尾”。这也正是我国高新技术企业长不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我们的心底,我们是相信奇迹,崇拜奇迹的。根据调研结果国内有54.6%的企业倾向于期望某个研发人员突然间能创造出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能赚大钱。可在西方却不然,他们只相信规律,不相信奇迹。他们不会倚重于个人的创造能力,而更多的依靠制度的运作。
东方文化崇尚精神目标。如“追求第一”、“不鸣则以,一鸣惊人”、“愚公移山”,“铁棒磨成针”。而西方文化崇尚现实目标。如“相对优势”、“阶段目标”、“综合指标”。由于受到这种东方文化的影响,我国许多企业在高新技术产品开发过程中,追求技术是否先进,水平是否领先,没有进度和时间观念,甚至把追求“国内首创”、“填补国内空白”、甚至“填补世界空白”作为产品的研发目标,把 “愚公移山”和“铁棒磨成针”作为新产品的研发的座右铭。因此,许多高新技术企业产品的研发进度不断延期,经费不断追加,状态不断更改屡见不鲜。这种现象已成为我国企业技术产品研发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上面文字,讲的虽都是经济,但同样可以映射到国家治理。中国文化太崇拜个人能力能,相信个人的行为能改变全局,最要命的是认为通过巧劲取胜是众妙之所在!经常听到歌颂哪个领导人好,完成了所谓“不可完成的任务”。即为最突出的表现。矛盾与冲突,企图通过某个(些)领导人的才智加以调和与解决,而非是通过法律与程序。
当然,正是“有官必有私”,人为调节的方法,给 私心 留下了空间。钻营关系成风(至于这一点,我还有一些想法,可以以后讨论。)这也是“人治”的缺点。
所以,中国现在的情况,我觉得是由现实国情——落后、传统文化两方面决定的。我们能改变的是什么呢?
再比如中国的法律,采取了大陆法系。虽拥有完整的逻辑,但可操作性比较差。很多其他法令、规章都是看起来很完美,但执行起来就差了。但如果你是最初制定法律的人,你是会选择写一部完整的法典,使每一個法律范畴的每一个细节(虽然不可能),都在法典中有明文规定;还是让法官们依据以前的判例来做判决呢?文化已根植于我们每一个人心中,这不是谁或谁们的问题。
P.S. 其实很多问题(比如农民的问题,我认为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所致,欧洲、俄国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都是残酷剥削了下层阶级,这是避免不了的事……)我都觉得它们背后有着太深刻的历史、社会、文化的原因,单把表面现象提出来,要求加以解决,似乎带了一点 形而上 的观点。这样的想法使我回避对那些问题提出质疑,有点犬儒了。这也是困惑我的……
祝假期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