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雄周末书话第91弹|齐国君主优生优育，让身材好的妃子与宾客同床，生有70多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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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雄周末书话# 每弹评鉴四本书。
本周四书分别为：《书店四季》《问彼嵩洛：中原访古行记》《罗斯巴德传》《汉兴：从吕后到汉文帝》。
作者经营着苏格兰最大的二手书书店，写过一本《书店日记》，我在走读英国的书中提及过。
这是《书店日记》的续集，老生常谈：
身为书商，你会觉得你的书架上绝不能少了某些作品和某些作者，唯其如此，你店里的东西才能同慈善商店里那些丹妮尔·斯蒂尔和凯瑟琳·库克逊（二人分别是美国和英国的畅销书作家，创作了大量言情小说）不一样。并不仅仅是那些毋庸置疑的经典——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哈代、狄更斯、马克·吐温之类。身为书商，有那么些书，如果客人想买而你店里却没有，你会感到难堪：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海明威或菲茨杰拉德的所有作品，约瑟夫·康拉德，艾萨克·沃尔顿的《钓客清话》，《杀死一只知更鸟》《第二十二条军规》，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白鲸》《美丽新世界》《1984》《送信人》，奥威尔、弗吉尼亚·伍尔夫、达夫妮·杜穆里埃的所有作品……书单可以一直列下去，可屡屡发生的情况是，客人问起时，我们手里却没有他们要找的书。新书店就不一样了：只要书没有绝版，他们可以随意选择店里卖哪本。但开二手书店，我们有什么书卖是由别人卖给我们什么书决定的：架子上唯一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卖掉了，我们无法再“订”一本来替代。如果我们在售的书里没有某本名作，总感觉顾客好像会对我们有点失望，但这种书是最好卖的，能不能补货完全是碰运气，取决于什么时候能遇到下一本。
至于为什么我们店里好像从来不缺《达·芬奇密码》和《五十度灰》，完全有可能是因为这些书不够深入读者的灵魂，他们读完不会想把书留在身边，处理掉的时候也就没那么不舍了。
这是十位人文学者实地访问古迹的随笔，想法很好，但缺乏“领悟”。
奥派大家中，门格尔、米塞斯和罗斯巴德可以视为三个阶段的代表人物。罗斯巴德的思想、才华与原创性未必逊色于哈耶克。
指出了所有国家的根本罪行之后，罗斯巴德概述了自由意志主义的选择，在自由意志主义社会里，“选择自卫的方式是个人而非国家的事情”。与右翼好战分子的论战中，罗斯巴德简要描述了一个完全自由的社会的形态，在那里，就连国家对防卫武力的垄断也已完全私有化。他指出，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有权为自己和他人的正当防卫而战；另一方面，如果他觉得这场战斗没有必要，甚至觉得战争本身都是无用的，他有权选择不去战斗。类似地，他有权自愿支持提供防御的警察和法庭，也有权不支持”。他引用洛克的话，将国家定义为“犯罪垄断者（或者企图垄断）”。如果应用到国际关系领域，那么“国家是压迫和掠夺机器”这一理论意味着，“所谓的警察也不过是一群侵犯公民的犯罪团伙”。要是承认作为一个实体存在的国家不管多么邪恶，“即刻消失的可能性也不大”，自由意志主义保守派就必须想好如何应对相关矛盾。罗斯巴德引用了警察“对帮派斗争袖手旁观”的著名案例——“如果两帮匪徒‘掐架’的话，警察不会参与其中。那么为什么要浪费纳税人的钱去保护一伙匪徒免受另一伙匪徒攻击？”该原则的变体“应当应用于外交事务”。
罗斯巴德曾为米塞斯的《人的行为》写过一本《人、经济与国家》，也成了经典。
其中，罗斯巴德反驳“垄断”企业必然会统治自由市场这一观点，从而拓展米塞斯反对计划经济中的经济计算的论点，明确私人企业规模的自然限制。谈及相关议题，即所谓的垄断价格，罗斯巴德指出，既然一件产品没有内在的客观价格，“因此无法给任何既定价格冠以‘垄断价格’之名，即便是从概念上也不行。”
米塞斯在60岁流亡美国，他的思想主要由罗斯巴德传扬当地。
米塞斯本人的性格多少有些阴郁，罗斯巴德一贯的乐观主义也许构成了鲜明反差。米塞斯从他这位学生身上看到了思想催化剂的作用，他不仅能够忍受自己所经历的思想和政治孤立，还能打破这种孤立。
米塞斯看到罗斯巴德集学者与思想企业家于一身，能成为连接曲高和寡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与大众之间的桥梁。在给《人、经济与国家》写的书评结尾处，米塞斯称罗斯巴德的大作是“对人类行为的一般科学的划时代贡献”，高声呼吁“通过改变身边公民的心态，让西方文明避免毁灭和沦落到原始的悲惨境地”。
1995年，69岁的罗斯巴德因心力衰竭，突然去世。
人们常说天才总在死后才得到认可，这句话在罗斯巴德身上也不幸地应验了。最主要的原因是，那些本该对从事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项目研究的知识分子施以援手、给予荣誉和学术职位的人，却对这位最坚定的拥护者大加挞伐。不管罗斯巴德是活着还是死去，他反对的权势集团肯定不会爱戴他。
虽然朋友和追随者爱戴罗斯巴德，但他们在很多方面都忽视了罗斯巴德的天才之处。部分原因是罗斯巴德与他们距离太近了。只有当他离开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这是多么巨大的损失。他的思想品质未被充分赏识还有一个原因：罗斯巴德在努力创作一部能展现其才学的作品。只需要看一眼罗斯巴德毕生出版作品的脚注，就能觉察到他学识的广度和深度。1997年出版的《经济学思想史》是无人能及的作品，罗斯巴德第一次将他的博学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这部主题广博的著作中。它是罗斯巴德毕生创作的顶点，是他学术王冠上的宝珠。罗斯巴德一直在反复计划和构思这部作品，至少可以追溯到1949年秋天，当时他第一次写信给米塞斯并催促他写一部“学说史”来“合理评价所有经济思想的贡献”。
米塞斯把任务留给了罗斯巴德，而他用惯有的认真开始了工作：罗斯巴德的研究笔记有好几卷，满是富有启发性和犀利的评论，全部标注了引文来源。《经济学思想史》不只是一个学术成就，它最充分地展现了“不顺从的人文主义”是奥地利学派或者米塞斯派经济学的核心。它让读者看到在宗教、伦理、文化和政治思想的绚丽多彩背景下的整个经济思想模式。
如果把罗斯巴德毕生建立的思想体系和范式看作一个雄伟高耸、层级众多、结构复杂的建筑，那么《经济学思想史》就位于最顶端。这座大厦有无数个房间，里面装满了缺失的知识珍宝，有的是被遗忘的，有的是被压制的，足够人们穷其一生去探寻。
《经济学思想史》不仅包含这位百科全书式大师的满腹经纶，还体现了他的人格。他花了很长时间思索、阅读和记录，这部著作已经和他融为一体，成为他的作家和经济学家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这是继《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楚亡：从项羽到韩信》后的三部曲终篇，也是最平淡的一部。不过，还是有精彩之处。如：
田氏代齐前，苦心经营多年，种种方法无所不用其极。大体说来，一是世代仕于齐国的君主，始终不离权力的核心；二是或暗或明，施惠收买齐国的民心。还有就是优生多育，尽可能繁衍田氏一族的人口。
史书上说，田常（田氏齐国第一代君主田和的曾祖父）选取身高七尺以上的齐国女子进入后宫，数量在百人以上。为了激励这些高大的妻妾生育的欲望，他不但自己努力，也纵容她们与宾客舍人们交往。到了田常撒手归天的时候，膝下有儿子七十余人。如果算上女儿，田常的子女，当在一百五十人上下，怕又是一项吉尼斯纪录。
古代地广人稀，国家之强弱，势力之大小，往往以人口计算。田氏优生多育的结果，到了田氏齐国的时候，不但将相大臣多出于田氏，田氏的支庶，也几乎遍布齐国各地。秦末战国复活，基于血缘世袭的王政复兴，在齐国得到完整的体现。复兴的七国当中，唯有齐国，政权始终在田氏一族中交替流转，田氏当王的理念，始终支配着齐国人心。齐国的这些历史特点，或许都与田氏优生多育的做法有关。
反秦叛乱中，儒生们与六国的其他文化人一样，纷纷背秦向楚。其中的入世进取者，直接参加了革命，如孔鲋、陈余、郦食其、刘交、叔孙通之流。一心向学者，继续潜藏观望，直到汉帝国建立，方才应运出山，如田何、浮丘伯、申公、白公、穆公等。
在秦楚汉间的这些儒士身上，我们看不到秦时遭受特别的迫害，直至被坑埋的踪影。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与诸子百家的其他学派一道，受到焚书禁学的打击，被迫转入地下。秦末乱起，他们又与诸子百家的其他学派一起投入推翻秦王朝的斗争中。其中的道理，正如司马迁所言，“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陈王也”。
秦始皇焚书禁学，打击诸子百家，灭绝思想文化，遭到所有文化人的共同反抗，自是当然的事情。不过，出于一家一派的利益，编造殉难的谎言神话，则又是一种文化专制的变态，也要有所警惕。
刘邦这个人，多年在游侠社会和下层胥吏中厮混，属于黑道、刁民和猾吏一类的不轨人物。刘邦一生狂妄自大，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对上虽说是能低头会观望，能屈能伸，然而，一有机会就脱轨使坏，骑到头上来。
刘邦的一生，最会使人用人：一方面，他豪侠仗义，手面开阔，有福同享，利益均沾；另一方面，他颐指气使，当工具筹码摆布，当家奴使唤打骂，有难时，使做挡箭牌。待到做了皇帝，更是没有了敬畏，除了对萧何、张良等几位年长的老臣，对张耳、英布、吴芮等几位同期的旧王，还有几分敬重外，待人接物随心任性，上自诸侯王，下至将相大臣，动辄爆粗口，乌龟王八蛋地骂，对待亲信近臣，不时还有拳打脚踢，骑上脖子的虐待。
史书上说，萧何生活简朴，购置田宅，都选在穷荒之处，修建家舍，不筑高大的围墙，为子孙留下解语道：“后代贤明，当效法我的简朴。后代不肖，也不会被权势之家所侵夺。”萧何的处世之道，深得道家守弱全身之精髓。萧家的爵位封邑，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与汉王朝之国运同始共终。
萧何的一生中，与刘邦的关系最为玄妙，互相欣赏，互相信任，互补互助，又互相猜疑提防。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到头来入狱受辱，出狱遭讥，那句“我刘邦不过是桀纣主，你萧何是贤明相”的怏怏自嘲之语，最是皇权官僚集权体制下的荒唐话。
陈平参加革命晚，不是刘邦集团的核心成员，长期被老资格的元功宿将们白眼相看，视为趋炎附势的小人。陈平出仕，不拉帮，不结派，不建自己的小圈子，而是凭借机巧谋略，依附权力核心，秉承最高领袖的个人信任，隐秘地出谋划策，周密地行动实施。从这种意义上讲，他属于宠幸近臣。
楚汉战争开始，陈平背叛项羽，只身投奔刘邦，被任命为护军中尉，成为军情机构的最高长官，负责对楚方刺探行间，也负责监视汉军将领们的动向，引起以周勃、灌婴为首的少壮派将领们的不满。吕后当政以来，陈平投靠吕后，先任郎中令，进入吕氏宫廷，后任右丞相，为吕后分忧，其地位，在众多功臣宿将之上，更是招来嫉恨非议。
作者在鄱阳湖畔的山间野地访古，追寻英布之死的踪迹，搜寻杀死英布的真凶，蛛丝马迹，都指向长沙王吴臣，特别是吴臣派遣到英布身边的使者，或许是直接的元凶？
整理长沙国的历史，史书见载的长沙国关系者，不过数人而已。英布之死时，除长沙王吴臣外，有便侯吴浅、阮陵侯吴阳、义陵侯吴程、离侯邓弱和轪侯利苍。其中，吴浅和吴阳，是第一代长沙王吴芮的庶子，吴程当是吴氏一族的功臣。邓弱和利苍，皆是吴芮的部将，以军功封侯。基于有限的史料做可能的推想，受长沙王吴臣之命，前往鄱阳湖见英布的使者，或许在上述五位人物中。
上述五位人物，史书的记载皆残缺不全，唯有轪侯利苍，作者为他做了传记的补写，大体复原了他的历史。利苍的经历，与英布最为类似，早年是聚众造反的枭雄，后来是吴芮的部下，先后封王封侯。与英布不同，利苍始终追随吴芮，吴芮死后，他又追随吴臣，出任长沙国丞相，成为协调长沙国与汉朝及其周边王国关系的定海神针。
英布之乱，关系到长沙国的生死存亡，对策的制定，吴氏一族的直接参与，当是必然。然而，吴氏一族，与东越、闽越关系密切，而与南越关系更近者，则是利氏一族。引导英布南走南越的使者，由他来担当，或许也在情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