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年夜月：在灶王爷眼里，今年的我是好孩子吗？| 月光下的飨宴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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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玮

前言

少时写故事，总觉得开场要写长长的景色，用那些精工细琢的词汇，写光影、花色、鸟鸣，和一切美好而婉转的东西。似乎把这些写完，故事才可以不害羞地讲下去。

《诗经》如此，山歌如此，私密的情感泄露之前，总要拿景物挡着。挡不住了，才“哗啦”一下，暴露在眼前。如同三十年前的月光，清澈，明白，不需要寒暄，瀑布一样洒落在脸庞，肩头，树枝，以及祖宅房顶的青瓦间。可写完景色，再写什么呢？我呆看着纸上空落落的格子，好似一间间空房等待被文字填满。

故事又该从何说起呢？

起了的开头晾在一夜夜月光中，直到少年的我认了输。再往后，故事跳动着、嚎叫着，将我的手捆束起来，在每一个想要提笔的瞬间折磨着我，直到青春几乎耗尽的今天。

如今，故事老了，我也老了。

当我终于能与儿时惶惶不可终日的羞愧共存，不知为何，我的眼前总是会掠过那道长长的风景——

寒夜孤灯，桑间馀影，北房花园淡紫色的鸢尾花，中院头顶结满红果的樱桃枝，一张张笑脸，一点点烛火，以及那永生永在的月亮。

三十年前，那是怎样的月光啊。

1

这事也是后来听妈妈说的。

那一年我很小，腊月二十三，天上月色明朗，适逢祭灶日，妈妈一个人在祖宅的厨房里忙活。焚香供果，擦拭灶台，正待祭祀，可不料竟失手打翻燃烧的蜡烛，引燃了木头锅盖。慌乱间，她赶紧用抹布扑火，控制了火势，可锅盖上还是留了道焦黑的印记，好像一记长长的伤疤。

这个木头锅盖，家里不知传了几代，煎炸煮烧，似乎从清代祖宅在时，它就在那儿了。锅盖上长了层厚厚的包浆，油亮亮，明闪闪。妈妈烧了锅盖，总觉得不祥，于是再也不敢祭灶了。然而有时，她又改口，说家里不祭灶是因为不讲“迷信”。

总之，我记事起，每年腊月二十三，邻居家都在祭灶的时候，我家的厨房总是黑着，冷着，灶头一如往日，一团炉火用煤封着。

虽然我家不祭灶，但我还是一心一意盼着腊月二十三，因为一到这天，小城的人们就彻彻底底沉下心准备过年了。这天以后出门办事的，总找不到人。“人呢？”如果有人问，留守的看门老头总会轻蔑地看办事人一眼，好像又撞见了个不懂事的憨货；有的则从打盹儿中被叫醒，打着哈欠应着：“都盼年去了，你早干啥去了？年后再来吧。”家乡语汇中，“盼年”就是采集年货，算是年末顶要紧的事了。

一近小年，农民便挑着担子，拉着板车，带着自家特制的年货来城里赶集。爸爸也会带我出去，沿着卖对联、花炮、年历的摊点，看看画糖画的、吹糖人的、打卦的，最后总会回到一个农民的扁担前。他戴着棉帽，穿着棉袄，两手缩进袖管，在寒风中跺着脚。扁担两头各有两只大筐，筐上压着浅浅的木盒。一只盒子装着炒熟的面粉，微微泛黄，里面浅浅地埋着一条条姜黄色的芝麻灶糖，白黑芝麻裹得绵绵密密；另一侧的盒子便装着糖瓜了，圆滚滚整齐地排着，好似一只只小白鼓。

“灶糖是哪里的？”爸爸总会这么问。

“二十里铺的，自家做的，也就卖这两天。今早五点我就往市里赶了。天冷得很，现在便宜卖了回家呢。”

“来上二三两。”

那人就将糖瓜放进一个微型的，明闪闪的铜称里，秤砣小得好似一粒鹌鹑蛋。称好后，将麻纸卷成一只牛角，把糖瓜塞进去，包起来。糖瓜重，三两也没几个，爸爸一付钱，我就迫不及待拆开纸,塞一个入口，糖瓜带着炒面的香味，刚开始凉凉的，脆脆的，好像在咬一块冰，慢慢嚼它就融化了，再咬就粘住了嘴，我奋力挣脱着牙齿，口水也快流出来。爸爸笑着说：“灶糖粘牙，祭灶的时候专门给灶王爷吃。他吃了，嘴就被粘住了，今晚到玉皇大帝跟前汇报家里的事，就啥话也说不出来了。”

我咿咿呀呀地问：“灶王爷要汇报啥啊？”

“汇报家里的人这一年做没做坏事啊。”

我觉得奇怪，灶王爷不就住在厨房，管管吃饭的事，怎么还能上天汇报家里的好坏呢？如果没人做坏事，让他汇报也无妨，为啥硬要粘住他的嘴呢？难道我身边熟悉的人，都有些我看不见的，他们也不说的坏事？那我家的坏事是啥呢？我嚼着糖瓜，想着心事，总觉得自己是清白的。

2

待夜色降下，糖瓜带来的兴奋感几乎就耗尽了。我依在火炉边，听见有人远远放了第一声鞭炮，炮声逐渐次第响起，很快便迫近了。

“前院开始祭灶了。”爸爸闻声说。

祖宅三进，前院曾是菜园和磨坊，后来盖了厕所和房舍。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祖宅被国家收去，分给了其他住家，前院搬来了常家和任家，还有一个五六平米的小间，安顿着亮亮一家。

正对着一棵高耸入云的桑树；中院只是一间小小的过道，七八个平方，进入院门看到的就是照壁，墙根长着一株成人胳膊粗细的樱桃树，是曾祖母吃樱桃时把核儿吐在地上，自己长出来的。曾祖母去世后，紧逼墙壁的樱桃树长大了，又没处落脚，就倾斜着，枝叶最终覆盖了中院大半个天空。

我家在后院最深处的西房和北房，东房住着张家，南房一半是厨房，另一半则是罗婆婆的居所。

腊月二十三，前院的鞭炮总是最先响起的。不出意外，祭祀总从常家开始。常家三间屋子，一间厨房，住着常婆婆和她的长子常爹爹一家。一到小年，常婆婆的五个儿子带着媳妇孩子就全都来了，哄哄闹闹从下午就忙活起来。

常家一点鞭炮，对面任家便也不示弱了，虽然没厨房，做饭也在廊檐延展出来的一小段窝棚里，简陋是简陋了些，可礼数却少不了。任家住着眼麻耳背的任爷爷，裹着小脚走路颤颤巍巍的任奶奶，他们和儿子、儿媳和五个孙子住在两间房中。

任家不及常家人口众多，但鞭炮要比他们放得更响。常家放一千响，任家就放两千响。等腊月二十四一早，走过前院，两家对门的过道处，总会积着厚厚一层红屑，运气好还能捡到几只未燃的鞭炮呢。

白天的时候，我已经借着去前院上厕所的机会，窥探了他们两家祭灶的准备——任家的厨房看不见，而常家却人声鼎沸，厨房门帘掀起，远远看见厨房灶台上，两只红烛各自插在半个土豆上，灶头前的木桌上已经放了一大盘灶糖，摞起来像个宝塔，各式水果干果，颜色极其明艳：红彤彤的苹果，黄澄澄的冬果梨，又圆又大上面还有一点红印子的馒头，还有大盘瓜子和花生。常爹爹忙进忙出，张罗着祭祀事务，全院里就数他最热心神鬼之事，这样的年节正是他一展雄才的时候。

前院的鞭炮一响，祭祀便开始，我吃着被火烘烤而变软的糖瓜，竖起耳朵听听后院的动静。

后院的轰轰烈烈，无非是从张婆婆家开始的。西房的张婆婆家里有四个女儿。腊月二十三下午，老大秀姑和丈夫，带着儿子镜镜最早来帮忙。老二英姑来得晚些，儿子兴兴总跑在最前面，还没进院，就听见他高叫着：“婆婆，我来了！我来了！”英姑挽着的丈夫，手里总提着贵重的礼物。老三刚结婚，女婿在中学教书，笑眯眯的，不怎么说话，眼睛看着老三时，好像温柔的风拂过水面。老四待字闺中，等祭灶鞭炮放尽，全家人围在一起吃饭的时候，笑得最大声的也总是她。

我趴在窗口上，看着对面的张家散发出暖黄色的灯光，温煦，热烈，饭菜冒出的水汽笼罩在玻璃窗上，笑语欢声隔着院子隐隐入耳。接着，远处的鞭炮声也稀稀落落起来，爸爸说，放完鞭炮，灶王爷就要带着贡品升天了，那时候各家各户才正式开饭呢。所以，凭着爆竹的声音，就能推测每家开饭的时间。

爆竹声或长或短，或大或小，在这个小城腊月的寒夜中不断升起、回荡。每一扇窗户，不论明亮还是黑暗，或许都有一个灶王穿过升上天去，他们有的嘴里粘着糖瓜，有的两手空空，御风而行，他们华丽万方或穷酸朴素的衣裾，在高空中翩翩起舞。

3

灶王爷升天时，除了嘴里含了灶糖外，据说还要带走一只公鸡。每年腊月二十三，我和镜镜总与一只公鸡短暂相遇，继而永远告别。

腊月二十三下午，张家女婿总会带来一只大红公鸡，单从祭祀规模上讲，就远远超过了前院的任家和常家。公鸡装在麻袋中，拎回来就扔在院里。每当这时，镜镜总会兴高采烈地喊我出来。他叫我时，常躲在我家窗下，用约定俗成的声音：“咕咕！咕咕！”喊两声之后，若不见我回应，便会放大嗓门，转换成另一种动物的声音：“勾……勾……勾勾！”这时如果爸爸不拦我，我准会出门了。

镜镜比我大3岁，眼睛圆圆，脸也圆圆，一笑的时候脸蛋上两只酒窝深深，好像被剜了两刀。他妈秀姑在车间当工人，也有一样的酒窝，爸爸则在城北一个店铺修车，总不言不语蹲在角落抽烟。镜镜放学常待在张婆婆家里，寒暑假更是长住。

我已急不可耐要去看鸡了。镜镜避着家人，悄悄解开装鸡的袋子，一个顶着大红冠子的鸡头就先冒了出来。它的眼睛好大啊，仿佛一颗衬衣纽扣，眼睑从下到上一闭一合，用审视的目光看着我们。见我们没反应，它就从袋子中站起来，抖抖颈上的毛羽，它的毛几乎是金黄色的。拎着袋子边缘的镜镜吓得一缩手，公鸡就完全从袋子中出来了，翅膀呈枣红色，而尾巴高高翘起，带着深绿绸缎的反光。

出来后，它并不走动，只用大眼警觉地观察周围的一切。镜镜见状便又潜入家中，顺来大白馒头，将它们掰成一粒粒，丢给公鸡。看见吃的，它终于动起来了。

镜镜爸爸看到镜镜喂鸡，有时会过来抓住鸡翅，捏一捏它的胃：“啊呀，这卖鸡的人为了重一点儿，喂了多少玉米！光玉米掏出来都能磨一碗面了。”公鸡在他手里挣扎着，尖叫着。

天色暗下来，夜风冷冽，院中充满了煤烟味。公鸡冷了，蜷缩在麻袋旁，丧失了威风。我也冻得脚冷，而镜镜依然不遗余力地掰着馒头；看鸡不吃，就风风火火跑回家，再拿一把瓜子喂它；再不吃，就又急匆匆跑回厨房，拿出水果和点心，一趟接着一趟，乐此不疲。

“镜镜！”张婆婆喊道，“赶紧回来，要祭灶了！”

他这才依依不舍地告别公鸡，对我说一句：“各回各家！”然后便钻入对面那个欢声笑语的温暖房屋。

而我也只能悻悻然地再看一眼公鸡，百无聊赖回到家里。

家中的白炽灯怎么那么亮呢？那白光倒映得家里冷清清的。妈妈坐着织毛衣，爸爸在火炉上的铝锅里煮着白菜、豆腐、粉条和肉丸。院子黑下来，很快就看不分明了，我拿着碗筷围在炉边，锅里的汤水咕嘟嘟的，蒸汽上升，带着蔬菜的香味，而我却侧耳特意留意院里的动静。

不久，那里就传来镜镜爸爸的说话声，之后是公鸡尖刻而恐惧的叫声，翅膀在土地上用力扑腾，仿佛一连串惊叹号落地。接着，张家的鞭炮也起了，公鸡的声音就再也听不见了。

我吃着白菜，想着刚才那只漂亮而巨大的鸡。它从麻袋里出来时，那么威风凛凛，夜色降下，它要像往常一样睡去，丝毫不知生命即将终结。再见时，它已闭了双眼，喉咙上带着刀痕，成了灶台上失了血的贡品，还被摆成昂首挺胸的样子——那是镜镜刚刚喂过的鸡，几个小时前还鲜活的生命。

那位灶王爷上天，为啥还要带走一只漂亮的公鸡呢？我想不清楚，只觉得被“命运”的手指轻戳了一下。它们与我相关吗？我们也不过是短短几小时的交情。

可如果它们与我无关，我的眼前为何总闪动着那些纽扣一样的眼睛、朝霞一样的毛羽？

童年的我怎么也想不分明，只好躲在自己屋檐下，学着去忽略另一个屋檐下一次又一次的死亡。

4

祭灶这天，祖宅一半是喧闹的，另一半则是寂寞的。

热闹的人家备花献果、洗手焚香、杀鸡放炮、点蜡磕头、举杯欢宴、围炉夜话——是夜，总能尝到新年将至的喜悦；然而有的人家，一年年过去，什么也没留下，到了年底，在别人的欢闹中，反倒显得更寂寞了。

后院南房，住着罗婆婆——这常常是被人忽略的。张家的人声和鸡叫，我在院里的疯跑，时刻都提醒着后院中两个家庭的鲜活日子。然而罗婆婆家只有寂静。

她从来都是一个人住，只在很稀落的时候，才有客上门。其中一个是她的养女，嫁了个小干部，常穿一身卡其色女式中山装，熨得平展，头发烫着大卷。她半年来一次，总是笑眯眯的，好像电视里那些慰问孤寡老人的领导。也不多待，一会儿就出来了，她一走，罗婆婆家就又恢复了往日的安静。

另一个客人是罗婆婆心心念念的远房侄儿。他来时手里总提着麻纸包裹的一包水晶饼，点心大概晃荡了许久，麻纸被油酥浸得透明。每次他来，都是因为城里有公事，需要在罗婆婆家借宿。只有这时，她家才终于有了声响：一会儿糊顶棚，一会儿钉纱窗，一会儿清烟囱。可腊月二十三这样的重大年节，他们是绝不会来的。

下午五点多，天色一暗，为了省电，罗婆婆就关上门，合上两扇木窗，也不开灯，家里完全是一片黑暗了。

“罗婆婆睡下了。”爸爸看一眼南房说。

她不祭灶吗？我心想。小年夜此起彼伏的爆竹声中，谁又能真正睡着呢？睡下的罗婆婆家好像只是后院一间空房，那样悄无声息，一切热闹都与她毫无关系。

这些年节之夜，她都躺在黑暗里，不知在想什么。会想起她最后一次祭灶时候吗？

那是民国初年，罗婆婆还年轻，腊月二十三晚上，她端着糖瓜、凉菜、供果，一双小脚进进出出忙活着。身边的男子是她新婚的丈夫，穿着黑色长衫，如同她家木桌上供着的画像那样。后来，丈夫死了，她孤寡辗转，六十年代被政府分配进我家祖宅，搬来时，就抱着一幅画像。这么多年过去，人们早已习惯她小脚老寡妇的样子，好像她生来就是这样的。

没有鞭炮，也没灯光，罗婆婆的小年夜饭也不知吃了没有。而她家的灶王爷呢？大概也是一副饥肠辘辘，老迈颓唐的样子吧？每年上天，既没糖吃，也不知说些什么事。她家的好事儿反正是一丁点儿也没有，而坏事儿呢？这样毫无盼望地一天天老去，算不算得上是坏事儿呢？

5

小年夜，寂寞的人家，都是沉寂的，罗婆婆是死寂，而前院的亮亮家却是活寂。

他家的灯是亮着的，可也只是一灯如豆；他家有响声，可也只是喁喁细语。溶解进别人家的笑语欢声中，好像一点墨水坠入夜晚的冷湖里，连涟漪都看不分明。

这个晚上，他们活着的响声，还不如外面桑间的风声引人注意。

腊月二十三下午，都有些晚了，前院桑树下的亮亮家仍不见人影——就连这一点，也是次日闲聊的时候，邻居们提起的——从来没人知道小年夜他们何时回家，又是如何吃饭，是否祭了灶。单凭这寂静无声，大概也是没有的。

只等到次日清晨，看亮亮妈妈带着孩子又出了门，邻居才关切地问几句，如果寻得了有意思的答案，则又关切似地听下去，然后将所得传遍前后院，当作年前最有内容的笑话。这笑话生了腿、开了花，不日，就传遍全巷了。

“那个瓜亮亮一家……”这个院子里，虽然亮亮也姓张，可从没有人叫他们“张家”。所有人背后都叫他们“瓜亮亮家”，而当面，却热情万分地喊着并刺探着：“呦，亮亮妈又出门啊！”“诶，亮亮爸今天也出来啊？”

人们叫这家15岁的孩子“瓜亮亮”，是因为他天生智力发育不全。大人说，亮亮8岁时，他妈领他去附近小学报名，老师问：“亮亮，一加一等于几？”他答不出，上了半年，完全跟不上，只好退了学。老师推荐他去特殊教育学校，可学费贵，又上了半年，便再没去过。

“亮亮，一加一等于几？”巷里人见了他，也总是爱问这个问题。亮亮每次都会歪着眼睛想上半天，有时急得头上都要冒汗了，然后吃力地蹦出来三个字 ：“等于……八！”

人们笑一遍，乐此不疲，似乎一考亮亮这个问题，自己的生活也会好过一些。

腊月二十三，亮亮家就忙着出门做生意了。究竟是什么生意，也没人愿意深究，左不过打打零工，挣一口活命饭罢了。只是亮亮妈有时会在人前感叹，从前她的家境并非至此。

从前？闻到他们因为很少洗衣、身上散发出的腥臭味，看见亮亮膝盖、屁股上一圈又一圈的补丁纹，还有大白天门缝里瞥见的、亮亮爸爸躺在五六平米家中床铺上，一管又一管抽着水烟、死活都不起来的样子，谁敢相信她家真的阔过？

只是有时，我去前院找亮亮玩，进了他家狭窄的空间，总好奇地盯着镜框里的照片——

照片里的亮亮五六岁，穿着白底蓝纹的海魂衫，淡蓝色短裤，和父母站在天安门广场前合影。

“阿姨，亮亮去过北京啊？”

“是啊，亮亮小时候，他爸爸带我们去过北京。”

镜框里的亮亮爸爸，是八十年代最时髦的样子，阔腿裤，太阳镜，亮亮妈妈也鲜有地穿着连衣裙。镜框里还有别的照片，亮亮妈妈告诉我：这是上海，这是江苏……那是祖宅人们听过但从未到过的远方。

亮亮妈妈每讲解一张照片，眼睛就亮一下，好像夜空中划过一颗流星。可那些好日子，不知去了哪儿。眼下他们的生活已万分艰难，平日就靠亮亮妈妈打零工，维持基本吃穿，可一近年关，小城万事歇业，连零活儿也少了。

于是每天早上，亮亮妈妈都会带着亮亮，到大马路上去，一路走着看着，一路找活儿干。

那些白花花的糖瓜，红彤彤的干枣，黑黝黝的瓜子，金灿灿的新疆葡萄干，亮亮和妈妈走过去，只能眼巴巴儿地瞅瞅。猪肉摊这时总挤满了人，就连平日不怎么吃得上肉的，也得买点便宜的猪板油回去，哪怕炼一小盆猪油，包一顿油渣青萝卜饺子，也算是一年的盼望。

那些干货的摊位前也是热闹的，倘若炸了丸子，与胡萝卜、粉条、木耳黄花烩一锅，配上长长的打卤扯面，大年初一中午吃，又是一年福寿绵长的盼望了。但这些颜色，味道和盼望都不是亮亮家的。他们成日在街上转悠，却两手空空，盼不到一丁点儿新年。

终于有一天，他们看到有人支了桌子，在年集上写毛笔字。一张大红纸，裁成方块，只需写一个福字，就能卖一块五；再裁成两条，只需一支毛笔，一点墨汁，就可以写副对联，一副能挣两块钱呢。亮亮妈妈终于看到了希望——她家里可有个读书人呢。

亮亮爸爸就是这个读书人——至少，亮亮妈妈是这样说的。

前院常爹爹的媳妇桂大妈总问她：“亮亮妈妈，家里的事情你叫娃他爸也做，一个大男人，成天躺床上！你出去挣钱，回来还要伺候他，叫他打扫卫生，做饭啊！”

亮亮妈妈这时总笑盈盈地说：“我们亮亮爸爸是大学生，读书人咋能做这样的事？”

亮亮妈来自农村，不识字，却对读书人有近乎偏执的崇拜。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凤毛麟角，一条巷子都不一定能出一个。考上了大学，国家包分配，进了好单位，从此衣食无忧。可如此金贵的大学生怎么可以沦落到亮亮爸爸这般田地，让家里的光景都奔到全巷垫底了？这一点，人们是难以接受的。

于是便有传言，说亮亮爸爸并非大学生，只读过几年书，毛笔字写得好；也有的说，亮亮爸爸不过是个中专生，亮亮妈妈是粗人，不懂得中专生和大学生的区别；还有的说，当初结婚时，亮亮妈妈就是吃了媒妁之言的亏，媒人夸大其词，结果被骗一辈子。

亮亮爸爸的字写得如何，我并没见过。只听镜镜说，从前居委会组织大家上街欢迎老山战役回来的解放军，各个院子都要准备些彩旗，而旗上的毛笔字就是亮亮爸爸一个人写的。

镜镜说：“亮亮爸爸写的是草书吧，反正我看不懂咧。”

不过，在我九岁这年的腊月，亮亮家终于在年集上找到了新的谋生方式——亮亮妈备了红纸，翻出了从前写彩旗时留下的毛笔和墨汁。亮亮爸爸终于从床上爬起来，趁着冬日下午天光尚明，把家里仅有的桌子也搬出来，趴在上面书写着。写完的对联晾在家门口桑树下，后院住户进出，都会停留一阵，一张张瞧着，犹如观赏一场露天书法展。这凑热闹的人里，自然也有我，可我怎么也看不懂。

“亮亮爸爸的毛笔字究竟写得好不好？”我问爸爸。

爸爸不言语。

“他写的能卖出去吗？”

爸爸还是不言语。

我的心里为亮亮家忐忑着，却也抱着希望，或许亮亮爸爸这个大学生写的“毛笔字”，会是年集上抢手的商品，说不定可以打败那几个卖对联的长胡子老头。也许今年这个腊月二十三会不一样，亮亮可以早点回来，嘴里也嚼着糖瓜，和我一起去看张婆婆家的大红公鸡。

6

我9岁那年的腊月，还有那么多衷心盼望的事情。

快入冬时，妈妈买了只半大的芦花鸡，羽毛好似黑夜中点点星光，头顶冠子深橘红色，像矮矮的小山嶙峋。爸爸在东房廊上用竹筐给它搭了窝棚，说是到腊月，芦花鸡就下蛋了。此后，我每天就像盼着朋友来访一样，盼着它下蛋。

而这年的腊月二十三，也比往年添了惊喜——大概受到邻居们祭灶热情的长年浸润，妈妈突然决定又要重新开启她的祭灶事业。可这次祭灶却足够隐秘，等别人家的鞭炮放完， 晚饭也吃完，天空中半个月亮高挂起的时候，她突然说：“今年还是祭灶吧。”

“饭都吃完了，还祭吗？”

“祭！”妈妈一边说着，一边把当堂供着的曾祖母遗像前的香炉拿起来，就往厨房走。我跟着她一路小跑到了厨房。她开灯，拿出个小盆子，在面柜里舀了一大碗面。

“妈妈，你不是要祭灶吗？舀面干什么？”我忙问。

“舀面烙灶饼。这灶饼要烙十二个，灶王爷带上天呢。”

灶王爷可真能吃啊，不但嘴里要嚼着灶糖，而且要带只公鸡，现在居然还要带灶饼，我对灶王爷的不良印象又增加一份：“为啥要十二个呢？”

“十二个灶饼，保佑咱们家明年每个月都平平安安的。”

妈妈一边说一边和面。灶饼长什么样？我从没见过，只是看着妈妈的手在面絮中旋转。她拿出两枚鸡蛋，打进盆中，那面就呈现出淡黄色。

揉好面，她把吹风机打开，早先埋下的火，就重新生长、跳跃、欢叫起来。妈妈在灶上放好平底锅，再放进花生，然后拿着木铲搅拌，渐渐的，花生的香气就泛了上来。花生炒熟后，轻轻一搓，一揉，红衣就掉落，露出泛着微黄的花生仁来。炒好花生，她又将芝麻放进锅里，我的口水已然在嘴里泛滥。

“妈妈，这个灶饼吃起来是啥味儿的？”我忙问她。

“灶饼可香了，你看这里面要放炒熟的花生芝麻呢！”妈妈见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制作灶饼，说：“和的面多了，给灶王爷献上12个后，再给你多烙几个吃。”

我太高兴了，恨不得把这个消息分享给全院所有的孩子。

妈妈将花生和芝麻擀碎，又与切碎的绿葡萄干，白糖拌匀，然后把这馅儿包进圆圆的面皮中，再一压，擀成和柿饼一样大的圆饼。转眼间，十二个灶饼已一锅烙成，她就把它们装进白瓷盘中，一个压着另一个，摞得高高的，然后放到灶头上。看见给我的灶饼入了锅，我忙奔出去，先跑到对面张婆婆家，在门口高喊：“镜镜！”

张婆婆家吃完饭正坐着聊天，镜镜听到声音就掀开毛毡门帘，露出个头来。

“我家祭灶了！我妈烙了灶饼，出来吃吧！”

镜镜溜了出来。

“走，到前院叫亮亮去。”我对他说。

趁着月色，我们打开二道门，进入前院，没想到今年的小年夜，亮亮家居然回来了，亮亮妈坐在门前烧火，“阿姨，我们叫亮亮到后院耍呢，我妈烙了灶饼呢！”

亮亮妈叫了声“亮亮”，嘱咐一句“早点回来”，我们三人就又飞奔回后院了。

满院都是灶饼的香味。我跑进家里，搬出矮脚方炕桌，放到花园旁边，再搬出三个凳子，围在桌子周围。然后便欢欣雀跃跑进厨房了。妈妈的灶饼已经烙好，灶台上也点上红烛，香炉里三株香燃烧着。我端着属于我的那盘灶饼，乐呵呵来到院子，把它摆到炕桌上。

“你们等一下，我再去拿点吃的！”镜镜看见灶饼，便飞跑了回去。回来时，他两手抓着瓜子，兜里塞着糖果，腋下还夹着橘子，后面跟着七岁的兴兴。“开会了，开会了！”兴兴兴奋地喊着，“我也要开会！”

镜镜拿来的吃食颇多，就连兴兴手中也攥着苹果，一米见方的炕桌几乎铺满了。兴兴蹲在地上，我们坐着，院子里的孩子从没这样聚过。腊月里夜深露重，我们身上冷着，头顶叶子落尽的梨树也站在我们身边，陪着我们。

东西房都亮着灯，光芒透进院子中央，而花园和南房的罗婆婆家却一道黑着。桌上白花花的灶饼，此时好像一只只小月亮落入盘中，在天上半片月亮的照耀下空前得亮，带动了整个桌子都在发光，把我的心也照得暖暖的。

我真想叫来这天所有不能祭灶的人，一同参加灶饼盛宴——那些孤身一人，没有兴致祭灶的；那些谋生疲劳，回家就栽倒在床上的；还有那些连灯也舍不得开，只静静听着别人祭灶声响的。

“大家吃灶饼啊！”我对着他们说。兴兴早已迫不及待拿一个塞入口中，镜镜也捡起一个，小口咬开，好像在检验着什么似的好奇品尝着里面的馅儿。只有亮亮坐在月色下，一动不动，腰杆挺得笔直。

“亮亮，吃。”

“你吃吧，我不饿。”他像从前一样礼貌地慢吞吞地说。镜镜停止了咀嚼，新取了灶饼塞到亮亮手里。

“你们吃吧，我妈不叫我吃别人的东西。”亮亮继续推脱着，脸上的神色并不自如。

镜镜放下自己的灶饼，瞪了他一眼：“今天大家都祭灶呢，你妈说你干啥？你别扭扭捏捏，吃！”说着就把亮亮手里的灶饼塞到他嘴里。

兴兴抓了一把瓜子，也趁机塞到亮亮手里：“亮亮，吃！”

亮亮嗫嚅着，一小口一小口地尝着灶饼，好像这饼不属于他，也好像吃着一件极为珍贵的东西，不舍得咽下去。

“亮亮，好好吃，这儿还多着呢。”我见状又塞给他一个，自己也拿起一只。那饼皮酥酥的，一咬开，芝麻花生在嘴里碎开，与砂糖融合在一起，甜甜的，好像最美的一场梦。圆圆的灶饼咬了一口，好像天上的半片月亮握在手中。我们说着话，也不是什么特别的话题，只是学着大人的样子围在桌边，吃着东西，就觉得很快乐。

灶饼还没吃完，兴兴的妈妈英姑从对面出来，她穿着一身藏蓝呢绒大衣，脖子上扣着一圈白狐皮围巾：“兴兴，走，我们该回家了。”

“我不走，我要开会！”兴兴喊着。

“今天太晚了，你要是现在跟我们回家，下回给你买好吃的，你拿去开会。”兴兴爸爸也出来了，他比英姑低一个头，长得几乎是大号的兴兴，大眼睛饱满得几乎要迸出来，头也又圆又大，听张婆婆说，兴兴的爷爷奶奶都是我们这个小城的“大官儿”，张家出嫁的三姐妹里，唯有老二嫁的条件最好了。

即使他爸这样说，兴兴还是不为所动，英姑就走过来，一把把地上蹲着的兴兴抱起来：“走了，走了，你们下次再开会！”

兴兴又圆又重，在英姑身上挣扎着，眼见抱不住了。

镜镜连忙说：“赶紧回去吧，我们下次还开呢。”

他这才放心地从妈妈身上滑落下来，依依不舍地走了。

离开没多久，后院的门又被推开了，一个头探进来：“亮亮！”他的妈妈轻声唤着他。看亮亮坐在桌前，桌上都是瓜子壳和糖果纸，他妈妈忙问：“亮亮有没有害人？”

“我们好着呢，我们开会呢！”镜镜喊道。

亮亮一声不吭，起身向门口走去，身影消失于黑暗之中。

看亮亮走了，我和镜镜坐了一会儿，都觉得无趣——不知为何，总觉得亮亮在的时候，这小小的宴会才显得热闹而圆满。下霜了，镜镜嘴里嘟囔着“各回各家”，也起身往张婆婆家走去。

半片月亮下，只有我一个了。

一个人时，月亮就越坐越亮。从前周围黑暗的一切，似乎都更分明些：那花园里矮小而碎叶落尽的石榴树，枝桠向上尽力伸展着，好像要伸手去捉月亮；房顶上的青瓦串成鳞片一样的屋顶，鱼背一样的屋脊，反着光，亮晶晶的，好像刚从水里捞出。

南房的罗婆婆已经打鼾了，镜镜也嚷着要睡，爸爸妈妈的房间，电视的光芒明明暗暗，好像是黑夜中宝藏的光芒。

这个世界尽力安静，可万物却悄悄萌动着，流动着，跳动着。那个看不见，又吃了我家灶饼的灶王，或许也一边飞动一边盘算着今年汇报的内容。今年他故事里的我，会是一个好孩子吗？

尾 声

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后，小城所有人家就都要过年了。不管是穷人，富人，一家子，一个人，这个新年，热闹或寂寞，总要过下去。可这过去的一年，谁是好人，谁又是坏人，谁做下了好事，谁又害了人，也许只有神才真正完全地知晓吧。不过等灶王爷一上天，至少祖宅这个评判的任务就交给了前院的桂大妈。

你看，腊月二十四一大早，她就迫不及待来后院串门了。桂大妈说是散心，却总要聊些夜里祭灶时的新闻旧事。一会儿，她洪亮的笑声就升起来了：“哎呀张妈，你知道吗？今年啊亮亮妈到年集卖对联去了，摆摊摆了这么多天，昨天终于卖出去一副，挣了两块钱呢！”

“那是好事啊！”张婆婆高兴地说：“亮亮爸爸不是大学生吗？字写得又好，看来还是有人相中，肯掏钱了。”

“啥大学生？！每天就晓得在床上躺尸，跟电打了一样！”桂大妈照例骂一句亮亮爸爸，可马上话题一转，眉飞色舞，好像一直等待别人提问，等不来，只好迫不及待自问了：“你们猜亮亮家昨天一共挣了多少钱？”

“多少？”

“卖出去一副对联两块钱，摊位费呀——收了两块五！”桂大妈乐得直拍大腿。大伙儿全都哈哈大笑起来，好像听了旧年最精彩的一个笑话。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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