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但求一事，其他的，都交给命运吧

约150年前，李鸿章形容当时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今日之世界，又号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若将此较短百年纳入较长之千年，当下或可视为“变局中的变局”。

变局之变，是将今日状况与过往状况作比较而定义。固此时此刻的人只能觉察其变，可就如何改变，向何处变，终将变为何等状况，尚无清晰图景。身处变局中的个人，必觉迷茫困惑、无所适从。是尽力挽救以维持渐渐逝去的安全感，还是在风云际会中弄潮，抑或是怀抱难言之痛而息交绝游？

生逢乱世，最难做人。

一切乱世危机，都是人的危机。关于政治、经济、技术的讨论滔滔不绝，关于变局中的迷途之人如何安放，却又寥寥。但绝非无先例可参考，也绝非无迹可寻。

中国人最为熟知的孔子，也生活在一个可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孔子也曾历经迷茫、不顺、和厄运。

无论被尊奉为“大成至圣先师”，还是遭遇“批林批孔”乃至坟冢被掘，后人多只讲孔子思想，纠结于孔子究竟是封建礼教的坚定维护者，还是自由进步的“革命家”。捧得越高，圣人地位越稳；贬得越狠，也反衬其重要。但终究忽略了孔子在成为“圣人”之前，其实不过一乱世之中的普通人。唯有将孔子之为人处事言行放回当时当世，才得以见真正孔子，唯此才会对当今的迷路者有启发鼓舞。

去年底，刘勃新著《匏瓜：读〈史记·孔子世家〉》面世，可谓恰逢其时。

一

刘勃旧著“历史三部曲”（《失败者的春秋》《战国歧途》《司马迁的记忆之野》）我都读过。其文字如口语，娓娓道来；其评议或犀利或幽默，多用当今俗语，增添了些许玩味风趣。这一风格一以贯之，在《匏瓜》一书中也颇为显著，更有助于今日读者感孔子所感，似经历孔子所经历，进而得以思孔子所思。

《匏瓜》中的孔子，非不可高攀、令人敬而远之的圣人，也非学术党阀自娱自乐的玩偶。作者以简易白话记孔子一生遭遇、以常人之心揣摩孔子性格，也不忘描述当时社会情景，以还孔子一个原本面目。

正如书名所示，此书是以《史记·孔子世家》作为基础。西汉司马迁《史记》采集以前各书材料成《孔子世家》，是记载孔子生平首尾条贯之第一篇传记。然而，《孔子世家》的选材或真伪杂糅，史料编排或次序颠倒。全盘接受司马迁所记，必被误导。如《孔子世家》开篇讲“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若不去伪，接受孔子“野合而生”的神话，从起始处便偏离了正轨。

刘勃非学者，其书价值在于向大众传播，但若不慎将错论谬论也一便传开，其遗祸必大。因此，书中各种探讨和定论必要借助专业研究者的成果，钱穆晚年的《孔子传》便是重要参考。钱宾四先生希望《孔子传》能获广泛读者，故措辞力求简净平易，但行文终不能尽求通俗化，因《论语》《左传》《史记》等先秦古籍若一一译为白话，恐失原文之真。

而《匏瓜》比《孔子传》更为通俗，与大多流传的孔子故事相比，贵在谨慎，存疑处存疑，不可知处便称不可知，合理推测处也有相当保留。

对孔子及先秦历史不甚了解的读者，可将《匏瓜》作为入门。

二

刘勃写孔子，书名冠以“匏瓜”，源自孔夫子的自称。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

匏瓜或类似葫芦，古人有“匏瓜徒悬”之说，比喻怀才不遇，尤其指不得仕用。如汉代王粲《登楼赋》：“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又如王安石《韩持国见访》诗：“余生非匏瓜，於世不无求。”

孔子希望自己有所用，甚至考虑“叛徒”佛肸的邀请，子路不解。孔子反问：难道我只配做一只高高挂起的匏瓜吗？

北京大学李零也曾出版过一部关于《论语》的著作，题为“丧家狗”。丧家狗一说，也是孔子本人自嘲。李零以此为题，是强调孔子周游列国，浮海居夷，最终不为作用的命运。

不甘愿只做能看不能吃的“匏瓜”，到头来却自嘲为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丧家狗”，这便是孔子一生最悲情之处。

然而，孔子如何面对不由己的“时、命、运”，今天的迷途之人需特别关注，继而从中找寻鼓舞力量。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孔子如此回顾自己一生，听上去好似按计划步步为营，似乎很得意。但了解其中的波澜曲折、艰难险阻，定会对孔子抱以同情，进而理解孔子的言论、思想和主张。达到陈寅恪所说“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

我读《匏瓜》和《孔子传》，最为理解、最为同情之处，在于孔子三十到六十之间的际遇。常说人有中年危机，孔圣人终究一凡人，也有“中年危机”。

三

孔子十五岁志于学。当时的学，还不是追求真理的学术，无非是士族家庭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其学之目的是谋一职业，获一份俸禄而已，这也是“儒”最初含义。

而孔子家贫，更急于出仕谋生。

三十岁以前，他做过两份工，一次为委吏，主管仓库和会计出纳；一次为乘田，主管牛羊放牧，和如今大学毕业的“打工人”并无二致。

钱穆认为，这两份工作孔子做得都不久，年过三十，便退出仕途。这十年间，孔子或许因谙熟礼仪，有不少士人慕名而来求学，希望将来跻身贵族社会。孔子便开始办学招徒，并以此维持生计。

西周乃至孔子之前，“学在官府”，只有官府有学，民间私家无学术。孔子授徒设教，遂成中国第一个教育家。

然而，孔子所办学，虽有“职业学校”的成分，但其实远出于此，乃至最终变成“思想大学”。后来，孔子对学生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所谓小人儒，仅仅是学成后求职谋生；所谓君子儒，是以明道行道为主。若职业不符合道，宁可丢掉饭碗。从此，“儒”字意义大变，有守道之意，并成为中国数千年最重要学派。

对照现代人，二十来岁时，多胸怀理想浪漫，见世道不公，遇不平之事，往往奋起批判，甚至力求改造社会。但到三四十岁，历经种种挫败，勇气傲气多被扑灭，变成但求一份谷禄的芸芸众生，所谓“变成了自己曾经看不起的人”。

当世界不如自己所愿，自己的理想也不被世人接纳，这是人人都会面对的难题。

孔子对于当时的时代，时代对于当时的孔子，也是如此。

四

根据目前学界定论，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69年。

在经过了一百多年的霸权争夺之后，中原地区迎来了一段和平时期。公元前546年，当时最强大的晋、楚两国与诸侯一起在宋订立弭兵之约，这是春秋中期史的结束。中原国际战争平息，社会的主要变动集中在各国内政斗争，最明显的便是卿僭越国君之权，比如孔子就亲历鲁昭公被“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驱赶出鲁国。

在此变动之际，孔子主张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于权力岌岌可危的国君来说，颇具吸引力。但悖论是，想启用孔子的国君，已没有了安排人事的权力。若有一国国君想用孔子，敌国也会从中阻扰，以免对手君权强大，构成威胁。

齐景公曾对孔子说：吾老矣，不能用也。于是孔子便离开齐国。

从三十岁到五十岁，这二十年间，孔子未尝不想出仕，但自己主张不被接受，时代局势使然，个人无可奈何。从《论语》从可见，在此期间，孔子曾与弟子讨论如何面对“道不行”的境遇。

子曰：“道不行，乘浮游于海……”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孔门弟子，各有所长，子路长治军、冉有长理财、公西华长外交礼节，皆是世用之材，孔子也乐见门生进取之心。然而，孔子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探讨个人志向，唯独欣赏曾皙能够放情世外，从日常生活中自得乐趣。而孔子对颜回最为深爱。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吾未见其止也。”

个人的“道”得以行于世，固然是孔子所希望。但孔子还有更深层的境界，便在于懂得，倘若“道不行”，又该如何？

在孔子心中，要如颜回一样安贫乐道，从内心下功夫，日精日进，而不只在表面。

可惜颜回四十一岁早卒，否则他很可能成为孔学的真正继承者。孔子四十岁不惑之年是何种模样状态，今人已无从知晓，但只需看一眼颜回，或许也能理解何谓“四十不惑”。

五

五十一岁时，孔子终于得到入仕机会。鲁定公任孔子为中都宰，一年之内升迁为司空，又为大司寇。大司寇已是卿职，级别与季孙氏（司徒）、叔孙氏（司马）、孟孙氏（司空）相同。

升迁如此快速，可见鲁国君用人之急切，但其实是出自掌握实权的季孙氏的主张。

上文提到，春秋中期卿僭君权现象普遍，“三桓”——尤其是季孙氏——成为鲁国的实权者。季氏夺了国君的权，但在季氏家里，自己的权却被家臣夺去了。

季孙氏最重要的封邑是费邑，费邑的邑宰叫南蒯。南蒯控制了费邑，作为根据地，企图背叛季氏。

南蒯之乱平息后，又出现了阳虎之乱。三年之间，阳虎的实权几乎超过了“三桓”。控制了“三桓”，也就控制了整个鲁国，形成了“陪臣执国命”的乱象。

阳虎之乱后，费宰公山不狃又“霸占”了费邑，背叛自己的主人季孙氏。

在混乱局面下，鲁国君也好，三桓也好，都无所适从。

《匏瓜》总结孔子出仕的背景：

在大家都满心豪情壮志，想要干一番事业的时候，会觉得孔子很迁腐，说的都是正确的废话。但在大家都活得很有危机感，渴望秩序的时候，就觉得孔子讲得很有道理。

孔子最重要的政治行动是“堕三都”，也就是拆掉三桓各自封邑。此举起初得到“三桓”的支持。他们愿意拆毁自己的封邑，实则是借孔子打击自己的家臣反叛自己的图谋。但孔子的目的则是削弱“三桓”的势力，巩固鲁君的权力，以实现他“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政治愿景。

但最终“三桓”也琢磨到了孔子的目的，于是对“堕三都“一事不再配合。五十五岁这年，孔子辞去官职，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历程。

六

事业遇挫，常人或许会怀疑自己的能力和选择，但孔子反而更加坚守自己的道。周游列国期间，孔子并非没有出仕的机会，但都因与自己主张相悖，毅然离去。在此仅举一例。

五十七岁时，孔子出仕卫国，卫灵公奉粟六万。一天，卫灵公向孔子询问攻打陈国之事，孔子反驳道：我只知礼仪，未曾学过军旅之事。一语不合，孔子便辞官。

孔子事后评价此事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数年来，孔子去卫过宋，去陈来蔡，途中还遭遇绝粮。但孔子仍“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道不行，仕不得，乐何从来？

孔子之乐，非在道行于世，而在于永不懈怠地追求“道”，其所愤、所乐，全在这份追求中。“人不知而不愠”“学而时习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孔子内心所向，便在一个“学”字。为此“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才是孔子的精神所在。

子贡评价孔子之圣：“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

钱穆说：一部《论语》即以“学而时习之”开始。圣人虽高出于人人，然必指示人有一共由之路，使人可以由此路以共达于圣人之境，乃始为圣人之大仁大智。此路緊何，则曰学。

孔子之“圣”，非高不可攀之“神圣”，而是在波折中的平凡之“圣”。他指示给世人的方向，是“乐”，这个“乐”需在“学”中求，而这个“学”，只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向前迈步而已。

孔子晚年曾感叹，“道指将行于世也，命也。道之将废也，命也。”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其他的，都交给命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