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于廑：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大冲击

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大冲击

亚欧大陆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矛盾，爆发为暴力的形式，自古代起，直到公元13、14世纪，可以总括为游牧部族向农耕世界三次冲击的浪潮。

游牧世界在生产发展水平上，在人口数量上，都不如农耕世界。它在这两方面不具备优势。但是在某些重要的、关键性的生产技术方面，许多游牧部族与农耕世界各族的差距不大。金属冶炼和武器制造就是这样。农耕世界具有的金属武器，游牧部族也能具有。活动于亚欧草原上的游牧部族斯基泰人就善于铸剑。源出游牧部族、后来进入西亚边缘的赫梯人，最早冶炼并锻造了铁器，传播到游牧世界。因之游牧世界使用金属武器，起初是青铜武器，后来是铁武器，并不落后于农耕世界。既然双方使用武器的水平大体相当，一旦出现其他因素，如农耕世界的国家因内部矛盾包括统治阶级内部的和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出现力量衰落的情况，毋宁说，游牧世界诸部族在这种时机向农耕世界进行冲击，完全有可能占据优势。

游牧世界诸部族具有农耕世界定居者无法与之比拟的一个特点，这就是他们的流动性，他们有相对于农耕世界定居者的较高的机动能力。在军事上，这个特点非常重要。有了这个特点，机动性强的少数就能制胜安土重迁的农耕世界的多数。自从战车和马进入历史之后，游牧世界的各部族本来就已具有的机动性，更其成倍地增强。由此而形成的冲击力量，往往使农耕世界的文明先进的国家，特别当它们因内部矛盾而陷入衰落时期，处于难以防御的地位。

现在知道的最早的战车，是公元前27～前26世纪苏美尔人的战车。这种战车见于从乌尔王陵中发现的“乌尔军旗”上镶嵌的图像，四个实心车轮，由已被驯化了的野驴拖拉，非常笨重。苏美尔人不知有马。不仅他们不知有马，就是过了八九百年，到汉谟拉比时代，公元前18世纪，农耕世界比较先进的两河流域也不知有马。汉谟拉比法典的条文中，多次提到牛、羊、驴、大小牲口，但没有一处提到马。连马都没有，更不用说用马拉的战车了。马驾的战车出于何时何地，不清楚。有的学者认为可能出自高加索一带的山地游牧部族。不论怎样，约当公元前2000年前后由外高加索进入小亚细亚的赫梯人，就已经知道用马驾车。赫梯法典从第58条起一再提到马，驾车的马，还提到马勒和驾具。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一些冲入两河流域和埃及的来自北方的游牧、半游牧部族，都已使用了马驾的战车。这种车双轮，车轮有辐，一般是6辐，不是实心的。每年载两人，一个御者，一个战士，用弓箭，比苏美尔时代的驴拉的四轮车，轻便快速，具有远为超越的机动性能。公元前17世纪从西亚经巴勒斯坦长驱直下埃及并加以征服的喜克索斯人，用的就是这种战车。公元前16世纪初大掠巴比伦的赫梯人，稍后入侵巴比伦并且建立长期统治的迦喜特人，在两河北部立国的米丹尼人、胡里特人，大都已知驯马，并且有马驾的战车。在两河流域偏北一带，和上述诸族先后敌对并又彼此敌对的乌加尔图人和亚述人，也都使用战车，以此强化他们的战斗力量。古代世界两个农耕文明发达最早的中心，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都抵挡不住以战车武装起来的来自北方游牧世界诸部族的冲击。到公元前1000年代，断断续续由高加索山区南侵的西密里安人和斯基泰人诸游牧部落，不仅有大群牧马，而且已经使用骑兵了。

同时期内，即公元前2000年代中叶，在美索不达米亚东西两面，都有来自北方的印欧人部落向南冲击。东面，雅利安人冲入印度，有马有战车。而早于他们的印度河流域上的哈拉巴诸城邦，这时也是不知有马。哈拉巴的车是牛挽的车，显然不是战车。只有牛挽的车的哈拉巴人，抵御不了拥有马驾的车的雅利安人。在西面，另一支印欧种人，即最早一批的希腊人，冲入希腊半岛。文特里斯释读成功的迈锡尼线形文字乙，证明他们有马、有战车，后来他们进入爱琴海文明中心的克里特。这批最早南下的希腊人，在荷马史诗中也有反映。荷马史诗所追忆和歌颂的属于这个时代后期的英雄人物，就是驾着战车去打仗的。

公元前2000年代中叶，亚欧大陆东端的中国，也经历着商朝取代夏朝的变化。消灭夏朝的商人从哪里来？是个可探讨的问题。《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金景芳先生有一篇论证商人来自北方的文章，我觉得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关于战车，夏朝有没有，不能光靠后代的文献记载，现在只能存疑。至于商代，考古发现已经使人信而有征。商都附近的大司空村，孝民屯大墓的发掘，从随葬的车马坑证明有车有马，而且车是双轮，用双马，还有御者。很有可能，如果商人确如金景芳先生所说，来自北方，则他们利用的双轮车也会是从北方来的。至于商克夏的鸣条之战，是否以战车取胜，还无从回答。如果讲到约5个世纪后周武王伐商末王纣的一战，则回答是可以肯定的。《史记•周本纪》记牧野之战说：“诸侯兵合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4000之数，可能有夸大。《孟子•尽心》中说：“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这大概没有把诸侯来会的车包括在内，可能接近真实。不论怎样，看来这是一次规模颇为可观的车战。

由上所说，在古代亚欧大陆整个农耕世界，约从公元前2000年代的中叶开始，都经历了由北方来的以战车为武装的各个部族的入侵。这是游牧世界向农耕世界第一次冲击浪潮。当然，在中国灭掉夏朝的商，不能说是还处于游牧状态的部族。卜辞反映了它们已经经营农耕，虽则畜牧还占很大的比重。可以引起注意的，是他们也有马驾的战车，并且还有人提出了他们来自北方的看法。

这里不打算谈由战车发展为骑兵的问题了。只指出一点，即在亚欧大陆的东边和西边，都是先有马驾的战车，然后才有乘在马上的骑兵。骑兵比战车的优越性，只举一点就明白了。战车在西亚是1个御者，1个战士，每车2人，驾御和作战分工。也有1车3人的，如赫梯战车，战士、御者之外，还有1个持盾兵。中国是每车御者1人，战士左右各1人，共3人，也是驾御和战斗分工。骑兵1人1马，下肢驾御，上肢战斗，人力配备少，而机动性能大为加强。和战车相比，还不大受地形的限制。早在游牧世界各部族发动第二次冲击浪潮之前，即在第一次冲击的后期，他们已掌握了骑兵战术，铁兵器也早已代替了青铜兵器。

当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冲击浪潮将临未临之际，亚欧大陆东西两端兴起不久的两大帝国，即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对具有骑兵优势的北方游牧、半游牧或已趋于农耕的部族，都基本上采取戒备防御政策。公元前200年，汉帝国的开国之君汉高祖，到今大同东南的平城，匈奴冒顿单于“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如不是向单于的阏氏纳了重贿，几乎脱不了身。北方游牧部族第一次显示出来的骑兵威力，不得不使汉朝统治者对北方边界的防备高度重视起来。汉武帝之所以把长城一直延伸到敦煌以西玉门关，置河西四郡，沿边置烽燧，随时报警，目的就是防止游牧世界的各族南下。西边罗马帝国采取类似的防备策略。它把多瑙河、莱茵河当作自然边界，两条河上游的空缺之处，它筑起城寨来堵住这个缺口。在进入不列颠岛之后，又在苏格兰、英格兰之间筑了一道城，号为哈德良城，几乎是和汉朝把长城向西延伸同时。东西方两大帝国这样做，以为可以把北方游牧、半游牧以及一些已经营农耕的部族阻止于农耕世界的边线之外。汉文帝曾经说：“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汉文帝是一位躬行黄老之术的言行谦慎的皇帝，这些话说得婉转而和解。他很想把长城作为南农北牧的一道屏藩，彼此相望而不相犯。但是，从古以来亚欧大陆两个并列地带的矛盾运动远未结束。北方的游牧民族要求从南方富庶的农耕地带取得他们所需要的财富、物产，特别是他们部族中的上层。汉文帝时，一个投到匈奴去的中行说，后来成了匈奴统治上层的代言人。《史记•匈奴列传》曾经记下他说过的一段话，用现代汉语说，就是：你以农耕为本的汉族，要拿足量的上好的丝布粮米给我游牧的匈奴，否则，等秋天你们田里的谷子熟了，我们的骑兵就来抢收。还有倾向于农耕的要求内居，获得比北方肥沃的土地。南方农耕世界国家的统治者，当条件具备的时候，也要开疆拓土，移民实边。罗马的恺撒就曾推进到莱茵河外。汉朝的武帝也曾进入朔方，并且“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司马迁用“稍蚕食”3个字，是站在农耕世界国家的立场落笔的，实质上是侵夺了游牧世界的土地。还有，为了强化自己的兵备，也要向游牧部族取得马匹。和平的办法是市马，或是像汉武帝对乌孙那样，允许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宗室女江都翁主。这其实也是“市”，则以婚聘礼仪掩盖起来的“市”。这是和平的办法，但有时也要用暴力手段去夺马。也是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逼迫大宛拿出马3000多匹。总之，两个世界之间的矛盾远远没有结束。以后的历史是大家所熟知的。东汉窦宪把北匈奴驱逐到中亚以后，在亚欧大陆的东端，即中国，北匈奴赶走了，南匈奴内迁。接着原来在匈奴之东的乌桓、鲜卑以及拓跋诸部，跟踪而来，在他们之后还有东西突厥。后来他们推翻了西晋，在长江以北先后成立了十几个政权，完全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地图。这个局面直到唐朝才算结束。在亚欧大陆的中部，被匈奴赶过去的大月氏，其5部之中有一部是非印欧语系的贵霜，可能源出塞人或突厥人，进入大夏、印度，建立贵霜国。在公元1世纪迄二三世纪，其统治范围南达印度的北方邦，接近恒河流域。还有一支匈奴人和大月氏人的混合种嚈哒人，称白匈奴，约在公元5世纪初由中亚南下，到5世纪后期，占有伊朗东部和印度西部的大部分，迫使一度强盛的笈多王朝勉强保持残局。直到6世纪中叶，白匈奴才退入克什米尔，结束了对印度的冲击。

亚欧大陆西部罗马帝国在大体同一个时期所面临的游牧世界各部族入侵的形势，比东部和中部先后所临遇的还要困难。汉和魏晋之际的中国也好，笈多时期的印度也好，萨珊波斯也好，入侵的北方部族主要是匈奴人、突厥人，少量是由匈奴和操印欧语的吐火罗人混血的白匈奴。罗马帝国所面临的，除了精于骑兵战术、强悍善战的匈奴人外，有东西哥特和其他各支日耳曼入，斯拉夫人；还有从中国北部被突厥人赶到西方并与他族混合的柔然，西方史书中称为阿瓦尔人。可以说，在横亘亚欧大陆创建各古典文明的长弧形地带，当游牧世界各族，包括处于游牧和农耕两个世界边缘的已从事农耕的部族，向它作历史上第二次大冲击的时期，西半壁受到的压力最为沉重。以后的历史也是大家所熟知的。在由阿姆河一带席卷而西的匈奴人的进逼之下，处于农耕世界西部边缘的东西哥特人最先突入罗马帝国的边境。公元378年阿德里亚堡之战，哥特入歼灭了罗马的主力兵团，东罗马皇帝瓦伦斯战死，说明罗马已经无力阻挡北方各部族的南下。此后，匈奴人，尤其是受匈奴人牵动的日耳曼人各族，一批又一批波涛相逐，涌入罗马帝国的西部。劫掠、征服之后，日耳曼人各族的统治随之建立，使欧洲的政治地图也大为变样。东部罗马在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的冲击下，龟缩到巴尔干半岛的南部。有点像中国的东晋，印度的笈多，保持一个偏安的局面，这就是拜占廷帝国。

公元7世纪，还有从亚洲西南角冲入农耕世界的属于闪族的游牧部族，这就是也精于骑兵战的阿拉伯人。骑兵在什么时候引入阿拉伯，现在不清楚，但最早恐怕要在公元1世纪或稍后。公元前5世纪，波斯皇帝薛西斯向受他辖制的各部族征集兵力，阿拉伯人带去了骑兵。不过这些骑兵骑的不是马，据希罗多德所记，是和“马一样快的骆驼”。自从马引进了阿拉伯的草原地区，阿拉伯就组成了一种特别的马和骆驼相配合的骑兵。马用于奔驰作战，驼用以载运辎重。在行军缺水的时候，还可以宰杀骆驼，从驼囊中取水饮马。阿拉伯人在出击后的1个多世纪，占有了亚欧大陆包括北非农耕世界将近一半的地区，建立了地跨亚、非、欧3洲的阿拉伯帝国。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冲击随之结束。

第二次冲击后四五个世纪，到了13世纪，又爆发了第三次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这是最后一次，也是范围最广的一次。发动这次冲击的主要是蒙古人，投入冲击成为主力的还有大量的突厥人。冲击的范围包括东亚、中亚、南亚、西亚、东欧和中欧。在第一、第二次冲击中作为主力的印欧人和闪人，原来是驾驭战车或驰马弯弓的部族，这时大都已接受了农耕世界的定居生活。时间有好几个世纪以至一两千年之久了，他们不但不再是冲击力量的主体，而且变成了受冲击的客体，成为农耕世界的防御者。发动这次冲击的蒙古人，各部族估计在内，总人口大概不出100万人，其兵源最大限额不出十二三万人。如果没有众多的突厥部落与之联合，没有动机性极高的骑兵，就很难设想他们能把兵力作如此大范围、大幅度的有效分布。蒙古骑兵战马日驰一百四五十公里，大弓射程可达180公尺，作战时善于分兵突袭，围歼人数远远超过已方的敌军。其攻击力的旺盛，使分散的俄罗斯人、德意志人，衰落中的南宋和哈里发帝国，都对之难以形成有力的防御。松散的、不稳固的蒙古帝国形成之后，到13世纪后期，第三次冲击高潮渐渐平息。14世纪，自称是成吉思汗后裔的突厥首领帖木儿对中亚、西亚、印度的入侵，只能算是这次大冲击的余波。帖木儿帝国在他本人死后也就随即瓦解了。

对游牧世界各部族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冲击浪潮作了历史回顾之后，可以看出，三次冲击的部族构成有明显的变化。卷入的部族最多的是第二次，有匈奴、鲜卑、拓跋各部、突厥人、塞人、白匈奴、阿尔瓦人、西部印欧种人的日耳曼各支、斯拉夫各支、闪族的阿拉伯人等。第三次则大大减少，主要只是蒙古人和与之联合的突厥人了。为什么会这样？我的初步解释是：每一次冲击浪潮的结果，来自游牧世界的游牧、半游牧部族、倾向于农耕或开始从事农耕的部族，很多被吸收、融化于农耕世界之中。从而，在卷入部族最多的第二次冲击高潮之后，第三次冲击的范围虽然很广，但卷入的部族却很少了。而在第三次冲击之后，来自游牧世界的游牧、半游牧部族多已融入了农耕世界，虽然这里、那里还有游牧部族存在，但已再也发动不了向南冲击的浪潮了。农耕世界虽然在受到冲击时军事上处于劣势，但它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先进终于显示出优越性，显示出吸收、融化打进来的北方游牧、半游牧和已从事农耕的各部族的能力。公元前后共约3000年南农北牧矛盾的这一历史运动的结果，是农耕世界的日趋扩大，游牧世界的日趋收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