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及系列丛书读后感
这算是偶尔遇到的一本书，在看完《大明王朝 1566》以及朱元璋之后，然后就找了一些关于大明的书，拿来看看偶尔当中就遇到了这本书，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是论证不是那么严谨，读起来比较轻松，不像张千帆那的《宪法学讲义》那样，议论文更强烈。所以读起来也是很轻松的，可以说，仅仅花了一周时间左右，就将这本书读完了，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的感悟，以此记录。
朱元璋的农民性格
一、保守守旧
“在乡村社会里，不仅仅有淳朴的人情和田园风光，也有愚昧、野蛮和对权力的盲目顺从。就在社会最底层的摸爬滚打中，底层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渗进朱元璋的身心。随着命运神奇的改变，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不可避免地把他性格中的贫困文化因子，更为广泛深刻地传播到整个帝国，乃至烙印在民族精神里面。”
“ 终其一生，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受着农民思维方式的牢牢制约。我们在他的治国大政方针里，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淮河南岸那个小村庄的贫困文化的精神印记。 在凤阳乡下这些农民的眼睛里，天圆地方，日升月落，小小的村野四周，景色永远不变。老一辈的生活经验对农民们有着持久的报答力。“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对于外部世界，他们的基本反应是排斥、恐惧和不信任。封闭的生活状态让他们感觉安全、轻松。 基于乡村生活经验，洪武皇帝的治国理念中表现出强烈的静态取向。他治理帝国的基本倾向就是把帝国的运转方式固定化，使整个社会倒退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状态。 ”
其中保守的一面表现为：“ 虽然取天下依靠的是武力、进取和冒险精神，然而一旦天下安定，朱元璋立刻恢复到农民的保守本性上来。大元帝国是一个世界性帝国，继承者朱元璋却对外面的世界丝毫不感兴趣。他对曾给中国带来巨大财富的海外贸易不感兴趣，不但禁绝了海外贸易，甚至禁止渔民下海捕鱼，把海岛上的居民悉数内迁，“以三日为限，后者死”。
其次对于底层劳苦大众来说，温饱问题一直是他们最关注的问题，这一点对朱元璋也不例外，朱元璋，因为在其幼年的时候，家父和家母皆因饥饿、战争、瘟疫，而死，而且自己的兄弟姐妹几乎也无法幸免，所以这中童年生活，在朱元璋的脑海里，深深的打上了一层烙印，这层烙印也是朱元璋，重农抑商、对农民的播种、丰收列出的详细计划，类似于计划农业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书中这样说到：“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轻商的皇帝。他屡屡说：“农桑为衣食之本。”只有实实在在出产了粮食和棉花的活动，在他看来才是劳动。他说：“上古时代，每个男人都耕地，每个女人都织布，所以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从人们学会了经商，学会了享受，农桑之业废……所以，要让天下人都吃饱饭的关键在于禁止商业。
”为了贬抑商人，他特意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本来，中国社会发展到宋朝，已经有了现代社会的雏形，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税收实现了货币化。朱元璋却严厉限制商品经济，恢复了低效率的实物征收制和劳役制。
“衙门内的传令、狱丁，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类的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地向村民征收。”用黄仁宇的话来说，洪武型财政的特点就是“缺乏眼光，无想象力，一味节省，以农村内的经济为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产……不顾投资为来日着想”。
“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还有一个现在农村当中普遍存在的亲族观念、父权观念，这些毫无疑问在朱元璋的身上也难以幸免，“ 第三个影响是强烈的亲族观念。“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农业社会里，血缘关系比任何关系都可靠。成为皇帝的朱元璋对所有人都抱着强烈的猜忌之心，独独对于自己的血亲却无条件地倚重信任 。”
二 、粗鲁流氓
对于从寺庙里面干活，到社会上乞讨为生，中间掺杂着起义军、元军、土匪等等，这三年的流浪生活，使朱元璋的心智逐渐强硬，狠毒。朱元璋在社会上练就的这一番心志，是其在发行一系列强硬政策的重要因素。
“ 三年行走于险恶的江湖，朱元璋对中国的社会、纷繁的世相有了深入的了解。在和各色人等打交道时，朱元璋认识了善良、慷慨，也见识了冷酷、邪恶，领略了勇敢、义气，也见到了苟且、堕落。三年流浪，他对人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在朱元璋晚年，他颇为得意地对自己的子孙说：其“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人之情伪，亦颇知之”。这知人的本领，相当程度上就是三年江湖生活历练出来的。
江湖深刻地改变了他的性格。走出孤庄村时，虽然已经表现出与一般孩子不同的胆大聪明，朱重八本质上毕竟还是一个质朴的农村少年。流浪生活大大损坏了他的道德素质。对天天都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朱重八来说，活着就是目的，吃饱就是价值。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实用主义不可避免地成了流浪儿的生命哲学。 他从一个逆来顺受的农民，变成了一个大胆狡黠的野兽。流浪生活就是踩在刀锋上前进。很多时候，机会只有一次，抓住了就是生存，抓不住就是死亡。
江湖奖励勇敢和果断，淘汰懦弱和被动。随着一次次与死亡擦肩，主动冒险精神成了朱重八性格的一部分。 他从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变成了冷酷无情的人。在冬季里能活下来的树木，不得不长出有角质层保护的针叶，在寒冷中长大的人必然生长铁石的心。江湖经历使他明白，要在这个世界上成功生存，心一定要硬，要冷，要狠。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三、平均主义
“ 唯有对于农民，朱元璋是关怀备至。坐在皇位上，朱元璋发现，一个皇帝心中的蓝图与广大农民的梦想居然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他清楚地看到，实现“农民理想”，即是皇族的利益所在。 因为自耕民恰好处在历朝统治者梦寐以求的没有“余粟”、“余智”、“余力”的状况下，只要他们都能吃得上饭，并且没有渠道自我组织起来，就对帝国构不成丝毫威胁。况且，驯服的小农是专制政权最牢固的基础，他们的劳动成果也是皇族最主要的财政来源。
所以，朱元璋要制造一个平均化的社会，使尽可能多的人成为自耕农。这样，基层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体积大小都差不多，不会相互侵凌，也不会相互融合。在皇权面前，他们都是原子化的个人，对皇权的控制没有丝毫的抵抗力。
通过打击地主，他基本上已经把大的土块碾成碎沙。不过，这盘沙子在整个中国这个盘子里的分布还不均匀。 明朝初年，举国人口分布严重不均。
因为连年战乱，地方百姓非亡即逃，土地荒芜，人烟稀少。面对这种情况，朱元璋动用行政力量，组织了人类史上最大的政府组织移民行动，在位期间共移民一千三百四十万人，占帝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在中国史、人类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 ”
四、计划经济
“ 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这是一个理想社会的起码标志。朱元璋投入了极大精力来解决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 为了解决百姓的穿衣问题，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发布硬性命令，要求帝国统一执行：“凡农民家有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如果有田十亩以上，则种植面积加倍。各级官员要亲自督察，如果不种桑树，就罚他交绢一匹，不种麻和木棉的，罚他麻布、棉布各一匹。” 朱元璋的经济措施的一大特点就是高度的计划性。
因为这种方式符合朱元璋凡事要求皆在自己控制之下的个性，最方便于专制统治者的操作。根据天下形势，他在深宫天心默运，拟定措施，发布命令于天下。由于生性苛细，朱元璋的经济指令往往详细刻板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
比如洪武二十七年（1394）三月，他命工部行文，令天下百姓，按帝国计划种植桑、枣。他规定，每一百户农民要共同种二亩秧，并且详细给出了种植方式：每一百户共出人力，挑运柴草烧地，耕过再烧，耕烧三遍下种。待秧苗长到二尺高，然后分栽，每五尺宽为一垅。每一百户第一年种二百株，第二年四百株，第三年六百株。 这样刻板详细的命令要在全国统一执行，谈何容易。不过，朱元璋并不担心，因为就像他的强制移民一样，朱元璋的经济政策也是以帝国暴力作为执行力的后盾。敢不执行者，往往遭受破家灭门的惩罚：“栽种过数目，造册回报，违者全家发边充军。” ”
“ 在朱元璋的理想社会里，帝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应该在皇帝的指挥下整齐划一。朱元璋登基以后，建立了宣谕制度，皇帝每个月都要亲自写作宣谕一道，提醒百姓在每个月应做的事，由顺天府发出，以达于天下每县每乡。比如六月份老百姓应缴夏税了，宣谕即提醒，众人须“各守本分，纳粮当差”。这一制度成为大明祖制，被后代皇帝继承了下去。
人民公社时期，社员们上工都是听队长的统一号令。每天清晨，当村头大树上吊着的那半截铁轨被敲响时，全村的劳动力从各家各户里走出来，在队长的带领下，下地劳动。很少有人知道，这并不是人民公社的发明。六百年前，为了督促人民生产，朱元璋就已经想出了这个非同凡响的主意。”
海刚峰的“刚”
一、“刚”理想主义
“ 在历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体里，总是汹涌着激进主义的热血。他们总是认为，有那么一种终极真理，可以解释整个宇宙，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如果你找到了这种真理，坚定不移，大刀阔斧，就可以粉碎一个旧世界，换来一个光辉灿烂的新世界。所以，他们做起事来，总是那么唯我正确，总是那么激烈绝对，总是那么一步不退，总是那么缺乏建设性空间。而他们的失败，也总是一败涂地。王安石如此，海瑞如此，康有为也如此。 ”
“ 隆庆三年（1569）七月二十二，海瑞单车入巡抚官署。当天颁布了《督抚条约》三十六条，详细规定了应天府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其详细琐碎、严格刻板与朱元璋《皇明祖训》如出一辙。这三十六项的要点为： 巡抚出巡，禁止各地迎送，禁止装修招待房舍。
明确规定各级官员见巡抚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 禁止大吃大喝，制定饮食标准。巡抚在各府县逗留，地方官供给的伙食标准为每天银二钱，鸡、鱼、肉均可供应，但不可供应鹅及酒。 禁止百姓穿奇装异服。 禁非礼之费，禁请托，禁给过往官员送礼，禁过往官员拢取更夫，禁苛派银粮包揽侵欺，禁假公济私，禁苛派差役…… 林林总总，三十六禁。其他大员上任之后，也会定一些冠冕堂皇的规章制度，但多数是用来做样子的。独海瑞的规定，写到纸上，就等于已经实行了。一纸下达，整个应天地区的政治风气为之一变。各级官员的用车、住房都按规定重新安排，接待费用大大降低，大吃大喝风顿时刹住。行政经费大幅压缩，农民负担有所减轻。一时间，百姓称颂“海青天”之声不绝于耳。 ”
二、“刚”父权理念
“ 海瑞在狱中等死。一日，牢子给他送来了一席丰盛的酒席。他以为明日要行刑了，遂开怀大嚼，神态自若。吃完了，牢子问他：“知道为什么送先生酒席吗？”海瑞说：“想让我当饱死鬼吧。”牢子说：“错了，皇帝今天驾崩了，先生您要出狱了，而且早晚得大用！”海瑞闻听，“即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
让海瑞失声痛哭，痛苦一夜的来源于其忠君忠父的思想理念。
“ 在海瑞那里，皇帝就是他的“天”，他的主人，他生活的目标，他无条件尽忠的对象，他的希望所在。不管皇帝如何对待臣子，从伦理上讲，都是恩典，臣子唯有欢喜承受，不应有丝毫怨言。忠君观念由于不断内化，在海瑞心里达到了高度情愫化的境界，以至超越了理智的范围，喷发为感情的激流。皇帝去世，于他，就是儿子失去了父亲，立马失去了主人，怎么能不有恸于心？ ”
三、“刚”至清清廉
“ 开国之初的经济萧条与现在的经济繁荣不可同日而语，官员继续维持那时的俸禄标准是否现实？要求所有人都像他一样摒绝物欲是否可能？推崇中庸的中国文化其实总是在走极端。
儒家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个相互对立的群体，宣称一个人“不为圣贤，即为禽兽”，为中国文化打下了偏激的底色。凡事都被划为两极，中庸无处藏身。清官们的一丝不取与贪官们的毫无禁忌，其实也是相同文化基因上生长而成的两极。 ”
“清官”现象，其实是贪黩文化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清官与贪官相辅相成，正如太极之一阴一阳，相互依存。正是清官的“至清”，才造成了贪官们的“至贪”。
换句话说，做清官标准太高了，对人的要求太苛刻了，绝大多数人都达不到这个标准。达不到清官标准，那或多或少，就是个贪官，既然贪了，何不贪个痛痛快快？
清官在官场中是官员们的反面教材。做清官不仅物质上吃苦，精神上也要承担巨大的压力。每办一件事，海瑞都要严格遵守帝国规定，因而窒碍重重、举步维艰。同僚的讥笑、排挤、不合作，乡绅们的抵制、咒骂、上访甚至死亡威胁，这些都不算，就是在家里，母亲、妻子、亲戚也整日抱怨不已，虽然不敢明着指责他，起码不给他好脸色看。因此，做清官，其实需要日日承受一种常人不能忍受的煎熬。
海瑞把这种煎熬当成了一种考验，一种磨炼，“超凡入圣”的必经之途。是否过于极端？
农民起义
一、古代农民起义的循环
“ 随着刘邦、朱温、朱元璋之类的底层人物一次次由社会最底层上升至社会最高层，以实用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底层文化不断扩散，并逐渐以“厚黑学”为面貌，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使中国政治越来越趋流氓化。 三是专制思维越来越强化，促进专制统治更加周密严谨，制度监狱更加牢不可破。中国的正统文化当然包含了全部专制制度的意图和基因，然而它与底层文化的区别在于，它以王道和大同为面目，包装得比较得体，而底层文化却是对专制赤裸裸的欢呼和肯定。
其实，农民从来不是专制统治的异己因素。他们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具皇权意识，更崇拜权威。他们甚至比上层社会的成员更认同于专制体制。或者说，农民们的专制性格往往比统治者还要鲜明和强烈。他们最豪迈的宣言不过是“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是也”。他们的家长制作风、权威主义倾向，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比统治阶级更甚，而他们的统治技术，更为粗犷。
这就决定了，一旦他们掌握了权力，他们对阶级兄弟往往更为残忍，他们的统治手法往往更为暴虐残酷，他们的政权自私性更强。洪秀全建立的政权，其等级制度之森严为中国历朝之冠。更为可笑的是，在太平天国这个农民自己的政权中，对官员和军人的惩罚措施居然有一条是“罚做农民”。
而由底层出身的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朝，是专制程度最深的一个王朝。朱元璋的用人行政，带有明显的目光短浅、实用主义、愚昧落后的农民特征。那些为历朝历史研究者所乐道的“均田”、“均富”等平均主义要求，和摧富益贫的口号，追其源头，这些思想观念最初却是由儒家的创始人首先提出来的，而不是造反的农民发明的。所有的农民起义口号，都没有超出封建宗法制度的范畴。
中国历史上数千百次惨烈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带来基本制度上的突破和创新，没有为中国历史冲破循环状态提供任何可能。农民起义的目的，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进行调整和维护那样的制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保养，是一次升级，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创新。农民起义只是专制主义的释放矛盾的一种调节机制。农民起义如同越狱，而每一次越狱之后新建起来的牢狱，设计得就更为科学合理，抗爆性更强。农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比以前更严密的控制，更坚固的监狱，是更好的驯化，是国民性格上的进一步退化。从汉到清，这一规律至为明显。 ”
二、古代农民起义的影响
与其说农民起义“是推动中国历史车轮前进的主要动力，沉重打击了专制统治，部分调整了生产关系，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不如说农民起义与专制统治是维持“中国独特性”的互补两翼，是同一文化源头结出的孪生兄弟，它们互为补充，相互促进，同葆中国文化数千年一系，继继绳绳。 农民起义带给中国的，无非是以下功用：
一是消灭人口
减轻了这片土地上的人口压力，为新一轮人口增长提供空间。 中国的大型农民起义短则一二年，长则延续到一二十年。少则波及数省，多则席卷帝国。一处揭竿，举国蜂起。秦末、汉末、隋末、唐末、元末、明末农民起义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起义军人数都在百万直至数百万以上。每一次起义，都使官兵义军双方军队所过之处，残破殆尽，赤地千里，血流成河。大的农民起义之后，帝国人口往往下降一半。 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重要战区的户口数大都减少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冯翊（陕西大荔县）、西河、上郡（陕西延安县）、北地（甘肃环县）、朔方、定襄五郡的户口数则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和其后的军阀混战，使泱泱中华只剩下五百万人，比今天的上海市还要少一半以上。 隋末农民大起义和改朝换代混战持续了十八年。十八年间，三分之二的人民死于非命，人口从四千六百万锐减到一千六百万。在混战激烈的地区如中原、关中一带，人民幸存的不到十分之一。 太平天国起义只波及长江中下游和湘、桂、豫、冀的部分地区，但使大清减少了整整一亿人口。
由于繁殖力强，人口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致命问题。每个王朝建立不久，人口就会迅速增长，并于王朝中晚期达到在当时生产条件下土地承载力的极限。消灭人口，是农民起义的首要功能，而历朝大型农民起义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从而使汉民族这个繁殖力最强的民族不致因人口压力而毁灭。 每次大规模反抗之后，巨大的牺牲多少换来了一些发展自己物质和精神力量的有利条件，但由于他们根本没有西欧农民那种“地方性的团结和抵抗的手段”，付出重大牺牲换来的成果，一般总是在几十年之内即丧失殆尽，生活又回到原来的起点。
二是文明的毁灭和劣化
”关于农民起义对社会财富的破坏，只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就够了。刘邦即位那一年，竟然选不出四匹纯一色的马来拉御车，宰相只能坐牛车上朝。而中国史书有二十四史之多，每代王朝都竭帝国之力，建造辉煌富丽的皇宫，唯一没有被烧毁的，只有北京故宫一座，其原因是清朝并不是灭亡于农民起义。帝王将相遭遇如此，幸存下来的普通百姓的苦难由此可以想见一斑。贵族文化在大动荡中一次次受到毁灭性打击。
随着刘邦、朱温、朱元璋之类的底层人物一次次由社会最底层上升至社会最高层，以实用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底层文化不断扩散，并逐渐以“厚黑学”为面貌，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使中国政治越来越趋流氓化。
三是专制思维越来越强化
促进专制统治更加周密严谨，制度监狱更加牢不可破。
中国的正统文化当然包含了全部专制制度的意图和基因，然而它与底层文化的区别在于，它以王道和大同为面目，包装得比较得体，而底层文化却是对专制赤裸裸的欢呼和肯定。其实，农民从来不是专制统治的异己因素。他们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具皇权意识，更崇拜权威。他们甚至比上层社会的成员更认同于专制体制。或者说，农民们的专制性格往往比统治者还要鲜明和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