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没有女性文学，我无法认识自己” | 当代文学女子图鉴

去年3月，73岁的上野千鹤子在东京大学的最后一课上如此说道。女性主义与女性思潮是越来越被热议的话题，也是SKP RENDEZ-VOUS于这个三月推出「与她同行，穿越内心的风景」女性主题书展（👈点击查看）的时代背景。在此次为期一周的书展上，展出了包括上野千鹤子这样声名远播的女性主义学者在内，关乎女性权益、生存状况与艺术创作的一系列著作。而今天，我们试图关注的，是文学。

很明显的，文学已经走至时代的分岔路口，而女性文学作为其中的一股力量，正在日渐得到正视。特别是女性小说的复兴，作家淡豹有一段话说的精妙：

“《聊天记录》这样的小说如二百年前《傲慢与偏见》出版时那样，说出又普通，又很少被讲述的经验。这个阶段是‘姐妹情谊’的建筑期，千万人在各自的觉醒中相互共情，我猜下一步会是更多新书让人能更意识到不同阶层、民族、地域女性之间的差异，其实那也是更深刻的共情的基础。”

在「与她同行，穿越内心的风景」女性主题书展中，我们既可以看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也能看到“火爆全网”的畅销书《我的天才女友》，以及《蒙马特遗书》等华语文坛的“冷门佳作”。它们代表了不同的文学艺术，展现出女作家们基于性别主体意识、或是超性别意识创作的具有人类命运普遍意义的文本，充分表达了独特的女性魅力。她们的文字中，那些呐喊、彷徨、轻浮、坚强，展现了社会各地域、各阶层的女性来自灵魂深处的独白，也在描述女性在日常生活与社会中遭遇的某种真相，并与当下的时代产生强烈的共振。

“那不勒斯四部曲”是当下炙手可热的女性主义文学，作者埃莱娜·费兰特因此系列的大获成功曾被《时代》周刊选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100人”。

尽管费兰特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1年至2014年，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了《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也就是风靡全球的“那不勒斯四部曲”。

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之前，几乎所有人都默认，世界文学中没有形成关于女性友谊的文学传统。故事里的女性主角总是以孤单女性出现，她们缺少女性朋友去依赖和倾诉。但“那不勒斯四部曲”中，两个本质截然不同的女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惺惺相惜的关系：

莱农和莉拉一同出生于二战后萧条破败的意大利，成长于南部城市那不勒斯的一个穷困社区。莱农通过读书和上学成为了知识分子并以此为傲，莉拉则被远远抛在了莱农身后，受困于底层生活的泥淖中。在时代的洪流中，两人各自经历了教育、阶级、暴力的考验，最终维系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

“那不勒斯四部曲”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莉拉和莱农各自的经历，极易引起读者的共鸣。这种共鸣一半来自作者与已故好友的真实经历，一半来自用词得当的文本里散发出来的真实。费兰特曾说：“文学的真实会溶于语言之中，直接和句子里散发的能量挂钩。假如获得了这种真实，那就会避免刻板、平庸，也会避免大众文学里那些常用的技法。”

该系列小说的阅读体验相当令人愉快，总能给人一种酣畅淋漓、停不下来的快感。因为故事中的情节有浪漫、有迷惑、有挣扎、有反抗，唯独没有沉溺和停滞。除了本书精彩的文学性，书中对意大利长达七十年的社会变局也进行了细致描绘，比如意大利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奇迹、六七十年代的社会革命与平权战争、八十年代左翼思想的坍塌和意大利政治状况的衰退。

在这些时代变局中，女性的地位也在发生着变化，人们会跟随莉拉和莱农的命运思考：

在复杂艰难的原生环境中，女性如何为自己的人生展开抗争？教育在其中起到多大的作用？

平权运动有多大程度作用于女性个体的命运？

如果女性一直停留在原地，屈服于社会的既定规则，这种逆来顺受的人生是否有自我解脱的可能？

——无论你想要了解费兰特的文学风格，还是意大利的女性主义发展，“那不勒斯四部曲”都能提供一个兼具文学与经验主义的参考，呈现意大利女性境况的生动图景。

珍妮特·温特森是当代最好也是最有争议性的作家之一。她出生于1959年英格兰的曼彻斯特，自小由坚信宗教的夫妇收养。19岁时，温特森与一个女孩相爱，离家出走。她在殡仪馆、精神病院等地留宿打工，但仍以全A的成绩考进牛津大学英语系。

基于从前的种种真实经历，温特森创作了半自传体的处女作《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该书入选了《卫报》“死前必读的1000本小说”，并被改编成BBC热门剧集。

小说中，女主角珍妮特生长在一个信奉福音派新教的家庭里。母亲是一个偏执虔诚的教徒。随着她慢慢成长，珍妮特发现自己与小镇和母亲的偏执并不和谐。于是，当她爱上了另外一个女孩时，她离开了小镇和母亲，同时也带着这份决绝进入了她的成年。

作为作者的半自传小说，《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无疑是进入温特森文学世界的入口。书中，温特森通过神话和魔幻元素的交织使作品呈现一种歌剧咏叹调式的救赎，救赎与被救赎者都是女主角珍妮特。尽管作品无法完全等同于作家本人的真实经历，但毫无疑问，书中的女主角与作者一样战胜了她所出身的社群的狭隘。

温特森曾说，她想通过文学说服人们去体验存在于艺术中的无与伦比的释放力。她赋予女主角权利以释放真实的自我，并借她之口痛斥了男权社会对女性意识的剥夺、让女性话语权被迫“消音”，以及对“她史”的抹杀。

书中展现的这些对于女性不公地位的控诉，并非来自温特森对性别对立观点的支持，而是突出了个人努力在实现自由中的价值。温特森希望传递一种“始终向前移动”的人生哲学，一个人，即使身处无人支持的家庭、拥有性少数群体的身份、必须经历一个总也答不对题的人生，也须始终保持开放心态，通过奋斗实现自我救赎。

对于作家而言，年少成名着实是一件幸事，前有张爱玲，后有邱妙津。巧合的是，她们两人是“唯二”入选《纽约书评》“经典重现系列（NYRB Classics）”的华语作者——可惜，邱妙津在1995年于巴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二十六岁。

邱妙津于1969年生于台湾，曾留法学习心理学；上世纪90年代，邱妙津迎来了文学道路上的辉煌。她本人是同性恋，作品在台湾的同性恋文学中至关重要。女同被称为“拉拉”，就源于邱妙津的处女作《鳄鱼手记》里女主角的名字。

《蒙马特遗书》是邱妙津的遗作，收录了她写给同性爱人絮的二十一封信，在她离世后由友人整理出版。书信中的文字在她强烈的爱欲与痛苦的自我剖析之间碰撞、游离，犹如感性与理性的难解难分。感性来源于她炽热的情感，理性或许与她学习心理学的经验有关。感性与理性在文学的世界合流，爆发出令人措手不及的冲击感。

阅读此书，仿佛在邱妙津构建的西方艺术电影与经典文学的知识森林中，发现一条条走向爱与艺术的幽深小径。她在文字中展现了如此真实的自我，也许自三岛由纪夫之后，再没有其他作家能如此毫无怜悯地撕掉伪装的面具了。

对于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来说，邱妙津的文字提供的，不仅是经典的阅读对象，更是一个朝圣的坐标。当人们崇拜一个逝者，并由此得到生的力量时，无论对于作者或读者而言，都意义非凡。

萨莉·鲁尼生于1991年，是爱尔兰文学的新生力量。爱尔兰是一个无论面积还是人口规模都很小的国家，却诞生了斯威夫特、叶芝、萧伯纳、乔伊斯等杰出作家，为世界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伟大的作家从古老的凯尔特文化中继承了很多特质，包括对自然界的奥妙探索、夹杂了夸张和荒谬的叙事风格，以及讽刺的创作态度。

与前辈们不同的是，鲁尼的作品则具有出色的心理描写和温柔细腻的文笔。

《正常人》是鲁尼的第二部小说，曾获英国图书奖，并入选《卫报》“21世纪100部最佳图书”。书中叙写了一对在阶层差异与命运摇摆之间相互救赎的年轻恋人的故事：

康奈尔的母亲在玛丽安家做清洁阿姨，他们阶层悬殊。高中时，康奈尔备受欢迎，玛丽安则因独来独往被视为怪人。然而，两人在一次对话中怦然心动，关系开始深入，互相给予了彼此安慰，却也留下了很大的伤痛。

一年后，两人都来到都柏林的圣三一大学念书，地位再次翻转：玛丽安成为了社交中心，康奈尔则因家境贫寒与其他校友格格不入。两人再次走到一起，彼此影响，在寻找生活的出口之中，探索共生的策略。

阅读《正常人》，你会产生一种记录当下的感受：日常的生活与对话隐藏着彼此的试探，连Facebook等社交软件都出现在人物的对话中。此外，微妙的阶层关系、原生家庭的挣扎、年少时的敏感和对工作的麻木……这些被当代青年反复讨论、思考的议题，在《正常人》里都成为某种真实生活的写照。

在信息超载的当下，人们敏感而疏离，很难信任一个人，很难维持这种信任。在《正常人》里，女主角玛丽安在人生的漫漫旅程中想要遇见一个产生共鸣的灵魂，她希望跨越各种世俗障碍，从不真实的社交中抽身，与康奈尔如同“一盆土中的两株植物，环绕彼此生长，为了腾出空间而长得歪歪扭扭，形成某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姿态”。

鲁尼的《正常人》呈现了“90后”用文学记录世界的方式，正如英国媒体所说，这是一本面向未来的书，展现的是当代年轻人的世界。

查蒂·史密斯（Zadie Smith）生于1975年，是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新生代作家之一。她在多族裔混居的北伦敦长大，曾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研读英语文学。1999年，24岁的史密斯出版小说《白牙》，一举成名。她的《白牙》就像林-曼努尔·米兰达的音乐剧《汉密尔顿》一样，凭借少数族裔的才华为英语世界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

《白牙》是一部关于现代英国的“狄更斯式”的史诗著作：

英国老兵阿吉30年的婚姻不幸以离婚告终。之后，他在一场混乱的派对中与牙买加籍的克拉拉结缘，两人孕育了混血女儿乔丽。几乎同时，阿吉战时的好友、孟加拉籍的萨马德夫妇也诞下双胞胎儿子迈勒特和马吉德。

萨马德在双胞胎十岁时，将弟弟马吉德送回孟加拉，哥哥迈勒特留在了英国。多年以后，身在孟加拉的马吉德成了十足的“英伦绅士”，哥哥迈勒特却成为英国本土的极端宗教信徒。此时，阿吉的女儿乔丽怀孕了，竟不知道胎儿的父亲是谁。在追寻真相的同时，本书向读者揭开了一场移民后代、混血儿、有色人种的宗教、道德及伦理的混战。

《白牙》体现了查蒂·史密斯轻松、跳脱的写作风格，将20世纪80-90年代不同种族的信仰与文化的交锋、几代人之间观念的断裂和错层，以及时代的流变和历史的荒诞，浓缩于北伦敦种族混杂的几个街区之间，刻画出一幅复杂深广的后殖民时代移民生活的图景，对于如今已拥有一位穆斯林市长的伦敦而言，仿佛是一场文学照进现实的写照。

在《白牙》中，阿吉的妻子克拉拉是小说中的主要女性角色。她坚定、聪明，有行动力，坚持在父权制的力量下寻找和展示自己的独立性、不甘于依附旁人，而是为供养家庭努力——所有这些都是在一个充满挑战、往往是性别歧视的现代世界的背景下进行的。

史密斯认为，即使在现代世界，争取女性独立也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艰苦战斗。在多元文化交汇的伦敦，少数族裔女性面对着地域、背景、性别歧视，不断寻找着保持自身独立的方法，最终的胜利昭示着这条探索之路虽然艰苦，但道路尽头，便是曙光。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女性作家访谈》是《巴黎评论》编辑部自2017年起推出的特辑，迄今为止已出版两辑。此次推出的《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篇目上有所调整，收录了玛格丽特·尤瑟纳尔、伊萨克·迪内森、希拉里·曼特尔、埃莱娜·费兰特等十六位女性作家的访谈。

作为《巴黎评论》出版史上第一个女性作家访谈特辑，本书的十六篇访谈也可以看作“对话中的散文”，既是极具水准的对写作技术的探讨，又涵盖了女性作家生活中那些细微却折射性格的细节：她何时确立写作的志向？她的文学启蒙是什么？在写作不同的写作阶段，她遇到的具体阻碍是什么？本书作为一扇了解当代重要女作家的窗口，带领读者重走作家们的写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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