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格买提：和不完美的自己和解
但我有时，分明感受得到，小时候那个怯生生的，极其内向的孩子，他并不是彻底消失了，而是被人为地压缩，揣到了内心深处的某个褶皱里。不然他怎么常常就会在一些关键时刻冒出尖儿来，提醒我，他才是我的本心。而舞台上的那个主持人，是后来按照大人们的意愿捏出来的而已，他可以肆意挥洒热情，他可以偶尔引吭高歌，他也可能总是面带笑容，但心里真正支配着他的，依然是小时候的那个自己。至今所有不自信，略自卑，掩饰不住脆弱的时候，都是他在心内作祟。
如小撒这样的人，他的热烈是由衷的，是骨子里的，他只需要拿出半分，就足以驾驭整个舞台。就算我不全然了解他，也大概能知道他从小就是这出挑的性格，是带着小伙伴闹闹事的孩子王，学校里抢着上讲台的小话痨，他天然就是外向型人格，不做律师就做主持人，当然他也有疲惫和低落的时候，但随时满血复活，血液里就是绽放的、打开的、爆发的基因。
坦白说，遇到这样性格的人，我天生畏惧，和他站在一起，我心里的那个“本我”就被激活了，整个人向里塌缩，不知所措。
连续几年一起录制的科普类节目《加油向未来》，对我是个考验。我指的不是动不动被按在水里、吊到空中、接上电线、挂上风车，也不是时不常被现场几十号科学小天才碾压智商，这些其实都不是事，也不足以让我紧张慌神。考验来自于和强者站在一起，我得使出比平时大得多的劲儿，才能立在那儿。遑论正常主持，仅仅是站在那儿张嘴说几句话，就得突破不小的心理障碍。这绝不是妄自菲薄，我只是陈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即便我从事主持人的工作十几年，我依然时常在跟自己的自卑感作斗争。
每当新一季的录制开始，我便又质问自己为什么又答应来这个节目。
我跟身边的伙伴们说，下一季如果再找我，你们一定要帮我记住今天说的话：
“不去。”
他们淡淡地说：“去年你也是这么说的。”
天旋地转。
还记得去年大概这个时候，刚经历了两三期的折磨，新一期录到一半时我会悄悄问自己，你怎么了，你倒是说话啊，这不是你，你可以很幽默，你可以有见地，你可以顺畅表达。但现实是，我像是被什么力量扼住喉咙，只会在一边傻笑。于是我反复使用老梗，使劲找各种点，但往往你的使劲儿会显而易见，你的努力会显得刻意。我想这是专属于我的一种心理障碍，姑且叫它“巨人恐惧症”吧。
简而言之，就是在自己的舒适区里如鱼得水，但遇见强大的伙伴就立刻手足无措。
无药可治，除非将自己投入火狱里锤炼。
这一季既然接了，既然开始了，那就竭尽全力。
直到第二期录完，我才稍稍找到了一点自己适合做的事情。
小撒很锋利，那我就保持柔软；他激发选手的斗志，那我便抚慰他们的痛处；他大步流星向前冲，我闲庭信步垫个背；我卸下负累丢开顾虑，不在意，也许能做得比过去好得多。
以前听陶喆的那首歌，《找自己》，从未想过这原来是人生最重要的命题之一。
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找自己，找位置。但自己究竟是谁？我们的位置在哪里？原来答案并不指向唯一。
我们在生命不同的时期，职业的各个阶段，都在面对不同的人。面对巨人，面对大众，面对强者，面对弱势……我们都是不同的人，不将自己约束在同一个形状的模具里，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位置不是别人给你的，而是需要自己去找到并安置的。他们确会给你一个初始位置或说起点，但将这把椅子搬到舞台的哪里，是中心？是侧幕条？是后台？还是观众席里？全靠我自己。找到了，哪怕在不起眼的角落，也能自己发光。
朱军哥曾跟我说：“不必在意舞台上的位置，如果你足够好，你在哪里，哪里就是舞台的中心。”
过去我曾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所有目光和关注都因你的强大而随你的移动而转移。但我现在觉得这句话更深的意味在于：没有谁是中心，运用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在最恰当的时间和地点，你就是舞台本身，你就是自己的中心。也许你自身并没有多么大的光彩，但你知道自己最恰当的位置，观众就能看到你，记住你，甚至认可你的工作。我心安处，便是舞台。
我逼着自己去享受这一过程，不断告诉自己，只有和他们并肩，你才能真正成长。有时候自信是要像气球一样吹起来的，不吹起来没办法，你正和他们站在同样的平台上，你得对得起旁人的期待。随着成长，随着经历，再不断地往气球里填东西，有一天，它就能殷殷实实地立在那儿，即便气球被扎破，也不会塌缩。我猜成长是有声音的，就像竹子，在万籁俱寂的夜里，它也许真的能听到自己细胞分裂的声音，那种声音很美妙，不知道你有否听到过自己的。
我也逐渐明白了，与其和那个不完美的自己做作斗争，不如适时地接受他，与之和解。接纳和拥抱，不去刻意掩盖它的存在。软弱和敏感，应该不是什么缺陷，它是你内心温柔的那一面，它就像一张弹簧床垫，让所有的沉重得以软着陆，让那些尖锐和晦涩被一一柔化。留心观察身边的那些强者，感受他们是如何带着脆弱一步步坚定起来的。每个人都有内心不愿面对的软弱和不堪，真正的强大，是了解自我，敢于正视，与之相处，并肩前行。
有梦别说出来
小时候想做的事太多了，不像现在，如果有人问我，你不做主持人了会做什么？实话实说，这问题不是完全没有考虑过，常常问自己，若有一天这个舞台不再需要我了，咱还能干点什么？心里琢磨一番，比照成本，计算风险，估计会去开个餐厅吧，但多久能回本？那就经营一家咖啡馆，但利润是不是太低？什么金融投资就别想了，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写书码字，就我这水平，这病入膏肓的拖延症，长江的金社长都被我拖得没脾气了……
绞尽脑汁，居然连一个哪怕不太靠谱的梦想都说不出。
小时候做过的那些梦呢？那些面对这个问题时，眼睛发着光，脱口而出的答案呢？每一个孩子都有成堆的梦想——科学家、宇航员，医生警察售票员，每一个职业都是孩子心中的英雄，每一个职业你都有充足的理由去拥抱它。长大之后，我们不是应该拥有了更多的超能力、圆梦的机会和条件，更应该敢于做梦不是吗？怎么人一长大，反而没有童年时那么敢想了呢？一直都记得录制第一期《你好生活》时，在天台上关于《小王子》的对话：小时候那些简单的问题，长大之后为什么复杂了？一些单纯的认知明明充满美好的想象力，但多年以后，却变得世故而迂回。
那么你，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
我做的第一个梦应该是前文所说的音乐家，然后我就陷入了电子琴万劫不复的牢笼。后来想成为画家，代价是我荒废了休息日背上了沉重的画板。妈妈爱美，喜欢穿漂亮衣服，总找裁缝去做，我用我儿童画的功底给她设计了几件衣服，她当真拿到裁缝那儿，做出来有新意又时尚，妈妈到处夸海口说我将来能成设计师。
我是真敢想，他们是敢帮我圆梦。
就这点来说，我很幸福了，但毕竟追梦的代价有点大，我不大敢说了，全写进日记里。
日记写多了，居然做起小说家的梦来，我写的文章当然被嗅觉灵敏的父母发现，我隐隐感觉又一出戏即将上演。我的爸妈堪称两位戏精，许是当过演员的缘故，尤其是妈妈，特别善于放大情绪。
听我弹出第一个音符，她哭了；看我画的画拿了奖，她哭了；我去上海参加艺术节送我到车站，她哭了；我和老外用英语聊了几句，她远远看着，又哭了。
捧着我写的作文，她又泪流满面，接着给爸看，家里来客人了唤我出来念给他们听，我猜我们家客人的内心活动是：“不是头两年就展示展示画作吗？来两句英文我们也忍了，但让我们坐这儿不动，听二十分钟作文，有没有考虑过我们的感受？”
因为“圆”了太多梦，其中几个有幸中标，有了点成果。从上海回来后再没消停，又是北京又是云南，录节目、少代会、艺术节，大小舞台、电视广播，唱歌跳舞朗诵报幕，有那么几年好像就没闲下来过。厉害的是，爸妈也完全没让我的学习受到影响。逐渐地，我这履历就越来越长，慢慢被神话了，我这被制造出来的“神童”，在十一二岁时，已经声名在外。
那段时间，经常有电视台记者来我家采访，而我也竟真好意思接受采访。明明就是个被父母逼着学东学西的普通小孩，彼时却像滚雪球似地，不断被附加技能，让外人误以为这孩子真的已经优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到底有多少真本事，我心里还是很清楚，幸而没有飘飘然。
那时候的专题片采访风格我想电视看多了你也清楚，基本一个套路：记者进门拍两次，一次门外，一次门里，敲门开门欢迎欢迎，完全不去担心观众是否奇怪怎么有个摄影师在家里。再摆拍几个我画画的、写作业的、大声朗读英文书的画面，再到院儿里拍几个我背着书包去上学的背影，爸妈在旁辅导的身影，再把哥哥姐姐叫来，一家人乐乐呵呵地唱歌跳舞，欢聚一堂。导演看到墙上挂着一把都塔尔（维吾尔族传统乐器），说谁能弹一段？我们家没一个会弹的，导演说没事，就比划比划。我爸便拿着都塔尔，装模作样地假装弹了弹，好在那段儿插了背景音乐，弹棉花的声音，观众听不见。连续几个采访都这样，我们一家子演员倒也演得不亦乐乎。
再长大了一些，又有一次采访，导演让我在画板上写下梦想。我不知哪里来的火花，居然赫然写下七个大字：
“我想当个外交官。”
又是一个新的梦想。
那一年，突然在电视里看到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我被其中一个人，严格地说被一个职业深深吸引了：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我难以理解当时的心情，这个职业的什么吸引了年少的我？它和我此时这报幕员的工作又有几分共通？站在台上，面对人群，口若悬河，对答如流。还比报幕员的工作似乎看起来更“高级”一些，有了这个梦想，是不是还能督促我更努力地学好英语？发言人也是外交官，把环游世界变成工作，还有比这更逍遥的事吗？我对外交部发言人的认识，就到这里了，那个年龄，无法再深入。
那条采访的片子播出时，把我手写的那行字当做了标题。那几个字一个个蹦出来，就像我心里又一个新的梦想，发出了芽。
文章摘自《一夜长大》作者：尼格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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