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明进化的曲折艰难

俄罗斯历史始于东斯拉夫人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基辅罗斯。这是一个以基辅为首都，维京人奥列格建立的以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东欧君主制国家。

公元988年，替拜占庭帝国平定内乱的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来到君士坦丁堡，在圣索非亚大教堂接受为他举行的隆重洗礼。

当弗拉基米尔穿过精美的皇室之门，进入黄金与珐琅装饰的内厅后，在庄严的赞美诗中，衣着华丽的主祭手持福音书缓步走向圣坛，把象征耶稣基督身体和血的饼和酒分给大公。

罗斯受洗：俄罗斯选择东正教

受洗后的弗拉基米尔从一位异教徒转而成为虔诚的东正教教徒，并得以迎娶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的妹妹安娜公主。旋即，他就下令捣毁公国内所有异教神像，他曾经崇拜过的佩鲁恩神像，也被挂在马尾，拖进了第聂伯河。所有臣民都被赶进第聂伯河受洗，不参加者被严惩。

这就是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罗斯受洗”。弗拉基米尔为了巩固国家统一以及适应经济封建化的需要，决定改变多神崇拜的现象。

站在基督教、伊斯兰教与犹太教文明交叉口的基辅罗斯，最终选择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东翼，而非基督教文明在欧洲的前哨。

这固然是受到拜占庭文化长期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东正教圣徒等级制具有的关于统治和服从的“君权神授”理念，更符合弗拉基米尔统治的需求。

弗拉基米尔大公死后，基辅罗斯陷入内讧。蒙古、日耳曼骑士团和瑞典趁机从东、西、北三面侵入，最终，蒙古人成为罗斯境内绝大多数地区的霸主，建立了金帐汗国。

幸运的是，金帐汗国的统治者继承了成吉思汗宗教宽容的政策，甚至扶持东正教壮大，仅仅要求东正教徒为大汗的健康祈祷。

保留了东正教，就意味着俄罗斯保留了自己的文化精髓。在后来反抗蒙古统治的过程中，宗教就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

对此，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已经成为模糊的概念，而宗教却比任何东西都更能够把俄罗斯人联系在一起。”

新崛起的莫斯科大公伊凡一世也看到了这一点，他通过贿赂从金帐汗国获得了弗拉基米尔大公封号，拥有向其他罗斯公国收取贡献和税金的权力。他在莫斯科建立起第一座砖石结构的大教堂——圣母安息大教堂，并把东正教罗斯教区总主教驻地从弗拉基米尔迁到莫斯科，使莫斯科成为罗斯人的宗教中心，大大提高了莫斯科公国在全罗斯的主导地位。

作为回报，莫斯科教会出面处理与其他公国的关系，总主教阿列克谢还多次前往金帐汗国处理罗斯与蒙古人的关系。

就这样，莫斯科公国在东正教的扶持下不断地兼并其他公国，并开始实行摆脱金帐汗国统治的政策。

1480年，伊凡三世在乌格拉河对峙事件中迫使金帐汗国阿赫马特汗撤退，从而结束了蒙古对罗斯历时240年的统治。

就在罗斯寻求独立之时，1453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军队攻陷，拜占庭帝国灭亡。1472年，伊凡三世娶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帕列奥洛格为妻，以拜占庭国徽为莫斯科国徽，俨然成为拜占庭帝国的继承者。

1510年，莫斯科的叶利扎罗夫修道院院长费洛菲上书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他说：“旧罗马的教堂被不信神的异端攻陷了，第二个罗马——君士坦丁堡的教堂被阿加尔人（土耳其人）的战斧劈开。现在这里是新的第三罗马——由您统治的神圣使徒的教堂，使宇宙之内，普天之下，永远照耀着阳光……虔诚的沙皇！全部基督教将统一于您。两个罗马已经垮掉，第三罗马屹立着，而第四罗马永远不会有。”

1547年，在克里姆林宫的圣母升天大教堂举行的加冕礼上，伊凡四世被授予“沙皇”的称号。大主教马卡里在伊凡四世身上画了个十字，并将王冠戴在他头上，这象征着他的权力既来自于拜占庭帝国，又来自于上帝。

从此，拜占庭的双头鹰离开博斯普鲁斯海峡，飞翔在俄罗斯广袤的草原上。一个新的政教合一的专制国家就此诞生。

东正教与罗斯的化学反应

“冬季的漫漫长夜，夏季的漫长白日……北部和中部的沼泽……通常有磷火飞来飞去，农民们认为那是受苦的灵魂，在北部曙光将天空染成一片火红，这种火灾或是反应的颜色就像一种可怕的预兆。”

法国的俄罗斯史大师博立约在《帝俄和俄罗斯》中用很大篇幅发掘俄罗斯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永远过不完的灰色冬季和变幻莫测的大自然使神秘主义在俄罗斯人之间盛行；

俄罗斯的气候塑造了罗斯人忧郁多疑的性格，显出明显的非理性主义、极端主义和情绪化特征；寂寥无际的广大平原让罗斯人缺乏安全感，特别依赖村社，因此形成了古老的集体主义性格。

由于罗斯国家在建立过程中保留了很多氏族社会的影响，原始成员对首领的崇拜和对氏族的依赖也传承下来。这种观念与东正教中皇权高于教权的观念紧密结合，衍化为沙皇不仅要管理国家，而且要拯救人民大众的灵魂。

人民，尤其是农民对沙皇的崇拜、对皇权的敬畏和依赖便成为俄罗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身受残酷的剥削与压迫，却不怨恨沙皇，而认为那都是领主的罪恶。人民对救世主的期盼常常变成对好沙皇的期盼。这种将沙皇等同于宗教救世主的观念直到19世纪后半期才被逐渐打破，但是，对新的救世主——既具政治才能，又具高尚品德的领袖的期盼，并没有消除。这种长期积淀下来的民族心理，虽然不再以宗教形式表现出来，但在世俗形式中依然顽强地延续。

东正教正好迎合了俄罗斯人的精神需求，淬炼出俄罗斯人对苦难的忍耐和坚强的性格。人们从东正教中获得了贫苦生活中的心理慰藉和战胜生活磨难的精神力量。

对俄罗斯人来说，东正教信仰是精神救赎的必经之路，是整个民族思想的核心。

实际上，在“罗斯受洗”后，多数基辅居民接受东正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直到东正教信仰唤起了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它才真正占领了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

东正教的创世论、上帝万能论、原罪论、救世论、末日审判论、上帝拣选论等基本教义与罗斯人原有的圣母崇拜、大地崇拜、万物统一思想、神人统一思想等传统观念交织融合在一起，使得罗斯人相信，有圣母——大地保佑，俄罗斯民族可以幸福安康地世世代代生存下去，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和困难，都可以逢凶化吉，战无不胜。同时认为俄罗斯民族是上帝拣选的最优秀民族，他们不但能够使自己获得拯救，同时还肩负着拯救全人类的重任。

东正教改造俄罗斯人精神的同时，也逐渐融入了俄罗斯人的生活。东正教促进了俄语的诞生，将拜占庭文化引入俄罗斯，对俄罗斯的教育、文学、建筑、音乐、绘画等方面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改变了俄罗斯的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成为俄罗斯文化生成的一个重要基因。

当拜占庭帝国衰落以后，俄罗斯更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基督教的正统所在。尤其是长达240年的蒙古统治终结后，俄罗斯的国家实力迅速增长，民族意识急剧上升。莫斯科作为“第三罗马”，其东正教中心和拜占庭继承人身份，已无可替代。

俄罗斯与西方的历史死结

1054年，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牧首米海尔·凯鲁拉里乌斯和罗马教皇利奥九世因圣餐礼仪引发激烈冲突，两人互不相让。

当利奥九世的特使红衣主教洪贝尔抵达君士坦丁堡时，米海尔拒绝向他屈服。性情暴躁的洪贝尔径直闯入圣索非亚大教堂，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一份诅咒东方教会、革除牧首教职的教皇训谕放在圣桌上拂袖而去。

米海尔毫不示弱，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宗教会议，当众焚毁利奥九世的训谕，并大声宣布“教皇的使者及其随从人员像野猪一样来到圣城，玷污了真理”。罗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牧首互相开除对方的教籍。

从此，基督教世界一分为二，正式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

俄罗斯人对拜占庭的继承决定了这个国家未来的道路。但它同时也意味着俄罗斯孤立于罗马教廷之外，无法享受天主教提供的文明成果，更刺激了双方的怀疑和敌意。

尤其是当罗马教皇权力到达顶峰，为实现合并罗斯东正教会的梦想，积极支持罗斯西部的敌人，帮助利沃尼亚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筹划瑞典十字军入侵罗斯，对整个罗斯实施贸易封锁等等。

当蒙古人入侵时，俄罗斯人仍对教皇领导的十字军寄予期望。可是，教皇并没有向俄罗斯伸出援手。教皇英诺森四世曾信誓旦旦地向罗斯大公保证会与罗斯军民并肩抗击蒙古入侵，却派遣使者与蒙古人媾和，支持并授予在普鲁士、利沃尼亚作战的十字军特权，以攻击立陶宛人、罗斯人和其他多神教徒、分裂派教徒。自此，俄罗斯与天主教会结下血仇。

为逃避战乱，俄罗斯人不得不向偏远贫瘠的东北部转移。而在蒙古人统治下，俄罗斯与西方的联系被进一步割裂，出于对蒙古人的恐惧和仇视，西方人对其统治下的俄罗斯也投以更加不信任的眼光。所以，当继承大统的伊凡四世在后来宣称他领导的莫斯科公国就是“第三罗马”的时候，西方的吃惊可想而知。

针对这段历史，马克思曾指出：“惊惶的欧洲，几乎不知道夹在鞑靼人和立陶宛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莫斯科公国，这时看到一个庞大的帝国突然出现在它的东部边境而弄得目瞪口呆；甚至使欧洲发抖的土耳其苏丹巴耶济德本人，也破天荒第一次听到了这个莫斯科公国的傲慢的语言。”

在改革中崛起：从伊凡四世到彼得大帝

如同中国宫廷的顾命大臣一样，1533年，瓦西里三世去世，给年仅三岁的新皇伊凡四世留下了七位元老重臣与太后格林斯卡娅共同摄政，未来的许多年里，王党与后党便不断上演权斗大戏。

1543年，悄然成长的伊凡四世趁大贵族杜马开会之机，粉碎了王党专权，由舅舅格林斯基摄政。1547年1月6日，伊凡四世决定亲政，自称“沙皇”，沙皇俄国由此建立。次年，东正教君士坦丁堡牧首狄奥尼修斯二世和其他36位教区总主教承认了伊凡四世的沙皇称号，俄罗斯完成了“君权神授”，取得了“莫斯科是第三个罗马”的地位。

亲政后的伊凡四世开始用自己的方式统治俄罗斯，铁腕推行加强君主专制的改革。首先从军制入手，将分散的民兵武装统一为国家常备军，建立两个新兵种炮兵和射击军，射击军装备当时最先进的火器，驻扎首都莫斯科，直属沙皇。政治上，为改变大贵族领主尾大不掉的形势，推行沙皇特辖区制度，在辖区中小贵族中挑选青壮年组成沙皇禁军，行使司法权，仅向沙皇负责。凡是商业发达、土地肥沃之地都被划入特辖区，最多时占到全国面积的一半。

大贵族势力受到致命打击，约4000到10000名贵族被处死，古老的贵族世家仅九个幸存。1568年，伊凡四世又将反对他的莫斯科大主教菲利普投入监狱勒死，置教权于皇权之下。这些改革消除了领主政体，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沙皇专制。

在收权的同时，伊凡四世也没忘记扩张的传统。幸运的是，在其父辈的努力下，曾经笼罩在俄国头顶的乌云——金帐汗国，在此时已经解体为几个小的汗国，它们也立刻成为俄国首要的扩张目标。

1556年，伊凡四世攻灭喀山汗国，打开了俄罗斯翻过乌拉尔山向东方扩张的道路。1556年，阿斯特拉罕汗国被吞并。1557年，西伯利亚汗国臣服。1572年，俄罗斯粉碎了“奥斯曼土耳其之鞭”克里米亚汗国的进攻，遏制了奥斯曼帝国向东欧扩张的步伐。

1584年3月28日，伊凡四世在与人下棋时中风死去。一百多年后，另一个在俄罗斯历史上落下过重笔的沙皇彼得一世，又在沙皇权力争夺中脱颖而出。

亲政后的彼得一世，为对抗克里米亚汗国及其宗主国奥斯曼帝国，夺取黑海出海口，1697年隐姓埋名前往西欧各国游历，并派出庞大的代表团寻求各国支持。

正处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一切都让25岁的彼得觉得新鲜、震撼。回国后，彼得开始富国强兵的西化改革。军事上，解散射击军，建立职业化的陆海军，还授予自己海军中将军衔以表示对海权的重视。政治上，继续打击贵族势力，设立新的元老院、行政委员会，推行职级表以技术官僚代替贵族官僚；将全国分为若干省，以技术官僚辅佐总督。经济上，在强化农奴制的同时，鼓励兴办工厂，允许购买整村的农奴进入工厂做工。

彼得一世的改革为俄罗斯现代化打下了基础，提升了国力，帮助俄罗斯在长达21年的北方战争中击败瑞典，称霸波罗的海，并迁都以他名字命名、由他亲自设计的城市——圣彼得堡。

1721年，彼得一世废黜了东正教莫斯科及俄罗斯教区大牧首，设立宗教事务管理局，彻底将教权置于皇权之下，向他理想的“秩序良好的警察国家”又进一步。同一年，彼得一世抛弃沙皇称号，自称皇帝，俄罗斯帝国第一次有了自信，不再需要假借东罗马帝国继承者身份来标榜自己，而他的后人，则由此开始了让西方战栗的征伐历程。

从思想启蒙到暴力革命

1812年，俄罗斯战胜拿破仑，拯救了整个欧洲。

1814年3月31日，骑着白马的亚历山大一世率领50万俄军通过巴黎凯旋门，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实现了俄罗斯历代沙皇想都不敢想的无尚荣耀。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代表欧洲各国向亚历山大一世奉上尊号“神圣王、欧洲救世主”。俄罗斯人的救世意识高涨，他们由衷地相信，自己是神选的民族。

然而，百战疆场的俄国军队踏上归程时，带回帝国的除了光荣，还有震撼与愤懑。

见识了西欧“花花世界”的俄国贵族和知识分子开始觉醒，他们一面热情讴歌抒发爱国之情，一面决绝地批判并直面落后的现实，探求俄罗斯民族的未来。

就在这一年，年仅16岁的普希金发表了第一首爱国诗。普希金通过诗歌批判国家的专制与权贵的腐败堕落，以启蒙俄罗斯。他在《自由颂》中告诫沙皇：“无论是刑罚，还是褒奖/无论是血腥的囚牢，还是神坛/全不能作你们真正的屏障/请在法理可靠的荫蔽下/首先把你们的头低垂/如是，人民的自由和安宁/才是皇座的永远的守卫。”

1825年，率先觉醒的十二月党人发动武装起义，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尽管遭到残酷镇压，却使这个老大帝国从睡梦中苏醒。

更大的冲击即将来临，担负这一使命的是普希金的挚友恰达耶夫。这位曾长期担任沙皇近卫军军官并远征巴黎的诗人、哲学家，在探索俄罗斯未来的道路上走得比普希金更远、更激烈。

1836年，恰达耶夫在《望远镜》杂志发表《哲学书简》，“我们解放了整个欧洲，却单单把镣铐留给了自己”，恰达耶夫在《哲学书简》中对俄罗斯做了无情和尖锐的批判。俄罗斯的历史，“首先是野蛮的不开化，然后是愚蠢的蒙昧，接下来是残暴的、凌辱的异族统治。这一统治方式后来又为我们本民族的当权者所继承了——这便是我们的青春可悲的历史。”“我们不属于人类的任何一个大家庭；我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人类的普遍规律并不适用于我们。我们是世界最孤独的人们，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在我们的环境中，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不让自己花费力气去亲自想出什么东西，而在别人想出的东西中，我们却又只接受那欺骗的外表和无益的奢华。”他甚至主张放弃东正教，皈依天主教。

俄罗斯没有经历过欧洲的文艺复兴，没有发生过宗教改革运动，也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运动，恰达耶夫对俄罗斯历史文化这些强烈否定的痛切之言，立即在整个俄罗斯引起轩然大波，指责和斥骂声不绝于耳。

沙皇尼古拉一世读过此文后，认定这是一个十足疯子大胆的胡言乱语。官方最终宣布恰达耶夫为疯子，禁止他写作，定期派医生为他“看病”。《望远镜》杂志被查封，图书审查官被撤职，出版人遭流放。

而恰达耶夫关于俄罗斯不属于东方和西方的惊世之言，也分裂了俄罗斯的社会认识，开启了西方派和斯拉夫派关于俄罗斯发展道路旷日持久的争论。

与普希金、恰达耶夫一样，俄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出身贵族、担任公职，这一便利条件使他们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近距离观察帝国的运作，有机会接触西方文化。但也正是因此，他们远离底层社会，提出的改革主张多是空中楼阁。

由于这些天然缺陷，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争论不可能有任何结果，也注定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经典形象“多余人”正是他们的写照。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主人公奥涅金是“多余人”的鼻祖，赫尔岑《谁之罪》中的别尔托夫、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及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等多余人形象比比皆是。“他们虽有变革现实的抱负，但缺少实践。他们生活空虚，性格软弱，没有向贵族社会抗争的勇气，只是用忧郁、彷徨的态度对待生活，在社会上无所作为。”最终，如毕巧林般轻掷生命，在决斗中死去，普希金如此，莱蒙托夫也如此。

尽管这场争论没有任何结果，也影响不了政府决策，但在“多余人”的不断吶喊下，俄罗斯民族意识觉醒，以屠格涅夫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崛起，俄罗斯文学迎来了黄金时代，思想启蒙的时代来临。在此之后，知识分子对沙皇专制的无情批判，导致革命思潮兴起，后来继位的亚历山大二世为遏制危机爆发，尽管也推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但骨子里却是沙皇一脉相承的专制与保守，无数革命者、不同政见者被流放、处死，他也因此成为革命者的首要目标。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二世被民粹组织“人民意志”炸死在圣彼得堡大街上。至此，摆在这个拥有浓厚专制、保守传统的国家面前的，就唯有革命一条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