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动机与读者反映的不尽一致

在阅读许钧教授的《谈译论学录》一书中，他提到了就《红与黑》复译活动的探讨，其中记载了他在同读者对话时，读者提出的一些很有意思的看法。

对于文学复译活动对读者的影响来看，经典文学的复译活动：第一，有利于满足读者的多元化语言需求。不同译者产出的不同译本各有千秋，在语言、风格方面客观地照顾到了不同读者的审美习惯与需求，满足了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未成年人、大学生、不同职业的成年人、老年人等等）；第二，客观上促进了译文质量的提高。虽说受社会经济现实情况而引起的盲目的、操之过急的复译会带来例如抄袭、挪用译文的不良现象，但复译热潮提升了社会对某一经典文学作品的关注度，促进了更多译者参与该作品的翻译，产出了更多版本的译文，其中不乏由严肃谨慎的、追求高质量译文的译者，而此类译者的参与带来了较初代译文质量更高的版本，也更受读者欢迎，严肃的复译值得肯定。

第三点，也是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读者对《红与黑》译文的语言要求大多喜爱与原文结构贴近的译文。而译者的动机和追求与读者的反映也不尽一致，这一现象值得深思。

我阅读了芒迪的翻译学导论，了解到了许多许多前人的翻译理论，例如早期关注对等与等效的雅各布森语际翻译，语内翻译，符际翻译；尤金奈达的翻译“科学”，形式对等与动态对等；纽马克的交际翻译；还有后期的功能翻译理论学派的目的论、翻译行为理论；以及文化转换之后的多元系统理论等等。太多太多的翻译理论，从语言学视角以及文化、社会等层面对翻译产品、过程进行细致剖析，各有千秋，但这些讨论最终的都回到了这两个问题上：什么才是好的译文，以及如何产出好的译文。

而“译者的动机和追求与读者的反映不一致”这一问题引起了我的反思：译文好不好，到底谁说的算？

论专业技能与知识储备而言，译者、文学评论家等权威主体才有发言权，而这种译者为中心的观念也贯穿着许多翻译理论——即都从译者出发，关注译文与原文的关系以及译者对译文的“操纵”。我想刻在我们观念里的一个共识是：对专业问题的评判与解答，我们都会诉诸与专业人士。我们对专业知识及其权威的崇敬融入了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往往都不会就一个不属于自己专业领域的问题，妄下评论；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因为自己的专业知识储备，在相关领域享受到一定的发言权。因此，译者等权威主体在译文是否合格方面具有不容置疑的发言权。

但翻译的整个过程并不只有这一个主体，还包含着接受译文的读者，这也是翻译学科的特点之一——内容接受者与产出者的互动性。例如奈达等翻译理论家也提出要关注读者的反映，关注所谓的“等效”。从副文本理论的角度出发，读者的反映与评论属于外文本，对译作质量的评价也举足轻重。就常识而言，一个译文要出彩也必须要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可，而这大部分的人就是读者。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也引申出了一个矛盾：对译文质量的经验性评价与读者可接受性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什么是好的译文？是符合翻译批评理论要求的，专业人士们一致认可的高质量译文；还是由广大读者所欢迎的、主流的译文？

而矛盾双方有时能达成共识与妥协，即高质量的译文同时也是为广大读者所欢迎的译文，但事实并非总是这样。更复杂的是，翻译理论内部对翻译质量的评价标准也并没有完全一致的共识。

因此我想，也许我们对译文不能进行简单的价值性判断，译者虽然可以从篇章与语言等方面，采用缜密的理论对译文质量进行“学院派”的论证，抑或是在翻译过程中采用某些理论与技法产出所谓的“好译文”，但一个翻译产品最终还是要在实践中得到广大读者的检验，只有经过读者检验、受读者欢迎的文学作品才能成为经典，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