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聚编34丨反思怪的养成（三）：对外唯唯诺诺
在平定太平天国之战中，曾国藩以“扶持名教”自任，剿灭邪恶的异教分子，居功至伟。
儒学家们纷纷点赞，曾国藩干得真是太棒啦，就算给拉跨无能的大清再续几十年，也不能便宜那些暴徒啊。
钱穆说：“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失败了。”
冯友兰也说：“阻止中国的中世纪化，这是曾国藩的大功。”
儒学家们将自己的幻想沉迷在一种落后的精英文化中不可自拔，在世风变幻、国难当头的时候，又怎能关照到底层百姓的生死存亡？或许，正是寄居这样华而不实的窠臼，维持与普通人的距离，才使他们自顾自美，自怨自艾。
诚然，宗教并不是救亡图存该有的意识形态，甚至可以不客气的说，那就是封建迷信，搁现在也是，它理性不了。不然不会在疫情当道的今天，还组织成千上万的人聚集，一起哈利路亚。
但作为旧时代的底层民众，他们饱受官僚地主的压迫，试图组织起来去抗争自救，他们没有曾国藩们孔孟朱王的共识工具，宗教便成了一种简单有效的选择。
隔壁韩国人在经受日本人压迫的时候，就自觉接受了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后来渐渐与抗日图存的思想结合起来，带有点民族解放的色彩。
加上最后美国人扶持起了信仰基督教的李承晚当局，基督教就有了国教的地位，教民至今仍占总人口的三成。
所以说，当一个国家的精英文化不能有效下沉的时候，自然就会有外来文化进行充斥，而对公平的朴素追求，才是无论哪国文化都应该首先回响的问题。片面强调儒家文化的正统性和精英化，都是对儒家文化本身的背叛。
说实话，我们不能苛责曾国藩和他的同僚们能马上醒悟这样的道理，作为继林则徐之后第二代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他进步的一点在于看到了与洋人在武器技术上的差距，后来成了洋务派的领军人物。
倘若曾国藩在刺马案之前就告老还乡，或许世评会更好一些。但无情的现实并没有给予他这个生前的体面，曾国藩对意识形态领域的迟钝反应，最终让他晚节不保。
他不得不跟洋人打交道了——这就是著名的天津教案。
1870年6月，正值华北大旱，天津法国天主教堂望海楼下属的仁慈堂附近，被发现埋有大量婴儿尸体，已被野狗啃食得支零破碎。坊间纷纷传言，是教堂专门拐骗儿童，挖眼剜心，做制药的材料。
正巧当时发生一起现行的迷拐儿童案，犯罪嫌疑人被扭送到了官府。天津知府张光藻会同天津知县刘杰连夜突击审理，知悉两人迷拐儿童确是为雇主药用，但没说是教会。为了应付舆情，官府从重从快地执行了两人死刑，并向民众发布了案情告示。
此通报一出，证实了传言中有人剜心剖眼以作配药之用的存在，加剧了百姓对法国天主教堂的疑虑，恐慌情绪迅速扩散。
不久一个名叫武兰珍的嫌疑人在迷拐儿童时被乡民抓获，在拷问中供述是受教民王三的教唆干的。这下终于跟天主教堂牵扯上关系了。
于是天津官员押着武兰珍到法国天主教堂指认他所供述的犯罪地点和犯罪同伙，结果武兰珍完全不认识教堂的人，先前对交货地点的供述也与现实对不上。这就尴尬了，案情没办法继续查下去了，官员们只好打道回府。
但这一折腾，使得不知情的民众以为官府已经掌握实锤证据，包围了法国天主教堂和法国领事馆进行谩骂和抗议。
这下惹恼了法国领事丰大业，此人气势汹汹地冲到了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找晚清外交小天才崇厚讨说法，开口就是拔枪就射——可是崇厚再怎么擅长卖国吧也得通过嘴巴交涉，面对丰大业要命不要钱的架势，崇厚只好赶紧躲起来。
丰大业讨说法不成就往回走，路上碰到正在疏散聚集民众的知县刘杰，还是二话不说拔枪就射，当场打死了刘杰的侍从。这一幕让围观的民众再也忍无可忍，本来就怀疑你们洋人包藏祸心，现在竟敢当街杀人，于是一拥而上，打死了丰大业。
接着愤怒的民众彻底失控了，之前与外国教会积累的种种矛盾在此刻彻底爆发，人们冲进了天主教堂，除了法国的还有英国的、比利时的、俄罗斯的、意大利的，总共打死外国人20人，天主教堂也被一把火烧了。
天津教案惊诧了世界友邦。法国直接派军舰进入到了大沽口海面，扬言朝廷不给个满意答复就把天津夷为平地。
天津地面最大的官通商大臣崇厚自知自己外交天赋点满，不适合处理这种皮皮渣渣的事，上书朝廷另请高明。朝廷自然是再提一级，让崇厚的顶头上司直隶总督来处理，而此时的直隶总督，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此时身体出了大问题，右眼失明，还经常头晕目眩，刚向朝廷请了一个月的假。但他不能拒绝朝廷的指令，即使不是为了打消老佛爷的疑心，也不愿在自己成圣之路上再点上忤逆的小黑点。
这位期货圣人先是觐见了老佛爷，指出“教堂近年到处滋事，教民好欺不吃教的百姓，教士好庇护教民，领事馆好庇护教士。”这话其实很有水平，点出了矛盾的症结所在。中外矛盾，治理失序，是天津教案的大背景。
当时醇亲王奕譞也毫不避讳地说，“夷怕民，民怕官，官怕总，总怕夷”，“总”就是朝廷。为了躲避地方官府的盘剥，一些百姓投身洋人的教会，反而在民间有了不怕官的资本，愈发跋扈起来，致使与普通民众频频发生摩擦。而官府对教会抢夺劳役和税基的行为，也逐渐产生嫌隙，也定会朝着完全决裂的方向发展。
朝廷对曾国藩的表态是，“和局固宜保全，民心犹不可失”，就是说案件是非曲直并不重要，政治才是第一位的。最好局面当然与外部保持和平，但更重要的是内部稳定。“曾国藩总当体察人情向背，全局通筹，使民心允服，始能中外相安。沿江沿海各督抚，本日已有寄谕，令其严行戒备。...已令神机营饬令该提督（陈国瑞）赴津，听候曾国藩查问矣。”就是说为了收拢民心，朝廷甚至做好了开战的准备。
但曾国藩并不认可朝廷的路径，这位期货圣人，反思怪的鼻祖，此时露出了他的思想钢印。他一到天津，先写了一个《谕天津士民》的公开信，表示“出示弹压，但言奉命查办，决计不开兵端”，我是来镇压你们这群刁民的，是不会跟洋大人开战的。
这让天津百姓的心凉了一大截，原本以为朝廷调你个老功臣过来是给大家长脸的，想不到你还没开始办事就当了叛徒。朝廷的意思的确是不轻易跟洋人开战，百姓虽然“爱国过剩”吧，但也不是让你完全与舆情对着来啊。怎么说呢，理解不了老曾的脑回路。
接着曾国藩开始接手案件，大体情况其实已经很明朗，当然有些关键证据也已经完全灭失，毕竟法国教堂和领事馆也不是傻子等着你来查，曾国藩只能在现有的案卷中咬文嚼字。
最终上报朝廷的结果就是：“臣等细核此案，虽由谣言肇衅，而百姓之聚众滋事，实缘丰大业之对官放枪，仓猝致变。未经放枪以前，该领事怒责巡捕，趋赴商署，持械出入，百姓并皆让路，任令行走，初无伤害之心。若使丰大业不两次放枪，必可安然无事。迨至滋事以后，则众人汹汹，已成不可禁遏之势。该府、县等临时失于弹压，事后不能缉凶。揆其情势，虽亦不无可原，惟地方酿成如此大变，边衅几从此开，自非寻常因案被议者可比。”简单而言，就是整个案件是迷拐儿童的谣言引起社会关注，法国领事丰大业开枪击杀官员导致矛盾激化，但事后地方官员处置不力，最终酿成排外事件，引起友邦惊诧。
至于迷拐儿童的情况，因为主要的涉案人员都死了，证据也完全灭失了，所以曾国藩只能自己脑补，“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是事。天主教本系劝人为善，圣祖仁皇帝时久经允行。倘戕害民生若是之惨，岂能容于康熙之世？即仁慈堂之设，其初意亦与养婴堂、养济堂略同，专以收恤穷民为主。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他非常贴心的揣测，洋人都是大国的，人心肯定很善良，不会残杀儿童的。还应当抓等量的暴徒给洋人抵命。
曾国藩明白自己的这套说辞交代不了天津百姓，但又害怕民意裹挟了北京的朝廷，于是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朝廷昭示大信，不开兵端，此实天下生民之福。虽李鸿章兵力稍强，然以外国之穷年累世专讲战事者，尚属不逮。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惟万不得已而设备，乃取以善全和局，兵端决不可自我而开，以为保民之道，时时设备，以为立国之本，二者不可偏废。”
这下可好了，原本朝廷让曾国藩弹压天津的舆情，结果引燃了全国更大的愤慨。乃至各地督抚送到御前的折子，都是谴责曾国藩是个卖国贼。曾国藩老家的湖南会馆，干脆砸了曾国藩题词的牌匾，宣布开除曾国藩乡籍。
朝廷不得不换脑袋灵光点的李鸿章去善后此事，李鸿章以处理不当请示朝廷免除张光藻、刘杰的职务，发配充军；参与聚众滋事杀害洋人的16名主犯判处死刑，李鸿章私下沟通，将人放了安抚民情，然后拿16个死囚交代洋人；最后是让通商大臣崇厚到巴黎向法皇道歉。
令所有人惊讶的是，法国马上同意了这个处理结果。不是他们良心发现，主要是普法战争开打了。法皇拿破仑三世不久要到卡塞尔做客了。
我们对一百多年前的天津教案的是非曲直也无从知晓了，但去年的两个新闻却加深了我们的疑虑：2021年6月，加拿大的玛丽瓦尔寄宿学校旧址发现了215具印第安儿童的遗骸，被指控为种族灭绝的罪证；2021年11月，法国天主教120余名大主教、主教和神职人员下跪忏悔，承认过去70年性侵了21.6万名未成年人。这外国人跟我们一路从野蛮近代走到现在，难道他们的道德会还不如当年？
对国际局势不理不问、吃狗屎运还自以为神通广大的李鸿章得意洋洋地就这样取代了恩师，成了朝廷新的倚靠。在不久的未来，他会将自己所有的名誉一次次的被强行地摁在一张张的不平等条约之中，像他的恩师一般谤满天下。
曾国藩曾这样教导李鸿章，洋人“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此大者而怨其小者”；“英法两国，素重信义”，“米利坚人性质醇厚，其于中国这素称恭顺”；“咸丰三年刘丽川攻上海，至五年元旦克复，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犹交还七十余万与监督吴道。国藩尝叹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
或许正是缺乏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常识，才会得出如此之多荒谬幼稚的结论。国家岂是可以人格化的？涉及国家利益怎么能够拿道德品质来决策？与洋人或和或战，难道不应该理性考量一下彼之所欲，我之所求？
每每与洋人发生抵牾就是反思自己，恪守中立也是反思自己，反思个毛球。
